鸳鸯蝴蝶 》 春明外史   》 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      张恨水 Zhang Henshui 　　——代后记 　　张友鸾 　　一 　　张恨水（1895—1967）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师。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干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禁书”。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 　　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 　　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未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 　　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则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合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三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 　　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官》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间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昔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汽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仿煌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 　　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申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纤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于惋借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如《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 　　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画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低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调情，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 　　《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金”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秘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席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若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 　　《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画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一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 　　《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话，迷离倘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 　　《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帐，《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吓，原来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钱十万，可以“通神”；这样大的官儿传话，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来，忿忿写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曾经会见过《新民报》编辑部同仁。周总理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这些话对他发生莫大的鼓励作用。可是，反动派终于没有放过《八十一梦》。小说竟也遭到“腰斩”，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闻。由于是“暗害”，杀人不见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单行本不久就印出来了，发行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张腰斩的那个炙手可热的人，这时已经下了台。 　　使他感到亲切和光荣的，乃是延安及时翻印了这部小说。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四 　　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像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而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赝品”，尽管是从善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支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支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站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也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他的一生，就是写小说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世间事业是没有幸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早期被老先生们说成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后来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给他戴上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异教徒”。他不为这些讥评而有丝毫动摇。坚持写他的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长篇，就从高压的石头缝中窜出来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的尊敬和学习吗？ 　　五 　　对于张恨水的小说，从来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误解。 　　其一是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黄色小说。 　　黄色小说，意味着作品诲淫诲盗，荒诞绝伦。张恨水生平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里，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倒的确是黄色小说。我们不能把“假张恨水”的黑锅叫“真张恨水”去背。五十年代，文化部曾发出内部通报，说张恨水的小说属于一般社会言情小说，不是淫秽、荒诞的作品。当然不是黄色小说。这是强有力的辩诬。 　　其二是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那些作家，专写才子佳人，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自命为“衷感顽艳”的作品。一般应用文言文，杂以诗词。那个流派，意志消沉，脱离实际，是文学史上一股逆流。不幸的是，张恨水也被某些人纳入那个流派。无庸讳言，张恨水初期习作，确实是走的这条路子。我们虽然没有见到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的题目却把信息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也承认，“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说他属于那个流派，这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当初他走这条路子并没有走通，从正式发表长篇连载起，着眼于对旧社会的讽刺、谴责，就和那个流派分道扬镳了。我们现在读到的他的作品，没有一部是符合那个流派的特征的。当然，他的作品中，传奇性的爱情故事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也应指出，他写这些故事，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揭露和批判封建、半封建的罪恶。我们决不能说，凡是写爱情的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那样，就会在文学批评史上造成一片混乱了。他生前不服这样的“裁决”，曾经提出抗议：“‘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太腐化，为什么甘心作鸳鸯蝴蝶派？而我对于这个，也没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实最为雄辩，让事实来答复这些吧？”是的，作品具在，不难覆案。把这顶帽子强加于张恨水，不足贬低张恨水，倒是抬高了鸳鸯蝴蝶派了。 　　第三是说，张恨水是礼拜六派。 　　《礼拜六》是在上海发行的一种文艺周刊，泛滥于二十年代。这个刊物所刊登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杂一些毫无意义的所谓“游戏文章”，趣味低级。文字规格，是旧体裁、旧形式。它的作者主要在江浙一带，成为一个无形的集团，当时视为“海派”。那时正当新文艺萌芽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之后另一股逆流，阻碍着新生事物的成长。后来人们便把那一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称之为“礼拜六派”。有些人认为，张恨水也就是礼拜六派。我们知道：他人在北京，写小说是“单干户”，不是靠别人吹捧成名的；他从来没有写像《礼拜六》上刊登的那些无聊作品；他大量发表作品，是在礼拜六派已经衰歇之后。用这些来说明他不是礼拜六派，自然是不够的，辨认一位作家属于哪个流派，还得看他的作品形式和思想内容，主要并不在这些人事关系上。古之人，论流派不是往往把一些作家论定属于前几世纪的某一流派吗？那么，我们检查一下张恨水的作品。 　　张恨水是章回小说作家。作为通俗文艺，必然采用习惯的大众口语，组织结构，一切服从于传统的旧体裁、旧形式。在这方面，他和礼拜六派的作品、包括那些小说在内，是近似的，或者说简直相同。不同之处，仅仅是艺术技巧，有高低之别罢了。只根据这一点，辨认他是不是礼拜六派，容易模糊了眼睛，陷入了形式主义。我们应该说，礼拜六派利用了旧体裁、旧形式；却不应该说，利用旧体裁、旧形式的都是礼拜六派。 　　有人也许会问；从新文艺萌芽直到成熟、壮大，为什么张恨水不用新体裁、新形式写作，却偏要和礼拜六派走同一的旧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个明确答复。1944年，他五十岁生日，在重庆，许多朋友祝贺他创作生活三十年。事后，他写了一篇《总答谢》，其中说道： 　　……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个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它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见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来试一试。 　　这是他的抱负。一些作家薄章回小说而不为，市民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捡起了这个武器，被人指斥为“异端”而不辞。他拥有广大读者。从他创作的动机和取得的效果而言，应该被承认是一致的。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老母亲就爱看张恨水的小说，他不止一次用高价去买张恨水的作品。老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看呢？”这是文艺界流传的很有趣的故事。难道说那位大作家的作品不如张恨水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引出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进步作品的新体裁、新形式，在当时只能适合于知识分子，而为市民层所不能接受。所以1930年“左联”成立时，就有“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号召。鲁迅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人家能懂爱看。”冯雪峰（洛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创造大众文艺。”瞿秋白（史铁儿）说：“所以普洛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尽管张恨水对于这些要求还有距离，但我们却可以了解到，用旧体裁、旧形式写的章回小说，没有非列为礼拜六派不可的必要。 　　评论一位作家之属于某一流派，不能只讲作品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从这方面看，张恨水的作品究竟如何呢？周总理说，他是“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真是“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虽然当时是针对《八十一梦》而言，事实上他每一部小说，都是在“同反动派作斗争”，只因写作时期有先后，矛头主要指向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四部代表作：《春明外史》指向整个封建社会，《金粉世家》指向贵族官僚，《啼笑因缘》指向北洋军阀，《八十一梦》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很明确的，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富有斗争性的，是进步的。为了祝贺张恨水五十生日，1944年5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了题为《精进不已》的文章，就曾指出，张恨水的作品，有“明确的进步立场”。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一篇短评，其中说道： 　　恨水先生的作品，虽然还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和旧型的章国体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于现实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义感与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母题”。正由于此，他的作品，得到广大的读者所欢迎；也正由于此，恨水先生的正义的道路更把他引向现实主义。 　　也正由于此，可以肯定说，张恨水不属于礼拜六派，因为礼拜六派没有向反动派进行斗争，不具有进步立场，更不可能是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的。 　　以上意在说明：张恨水的作品，不但不是黄色小说，也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他自成一家。凭他的百来部小说，实在要列为流派，看来就叫做“张恨水派”，倒未尝不可。张恨水的作品，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他是自由职业者：终身从事写作，多年的新闻记者。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生向往自由民主，爱国从不后人。对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非常厌恶。然而，他信守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信条”，极端“自由主义”，所谓“中立”的政治立场，这就导致他只能成为改良主义或民主主义作家，而不是革命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读者自会发现，他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在许多地方，我们今天不能表示同意。这是由于，他的作品写作于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虽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好像去今未远，只因这个时期以内，我们经过翻天覆地的变革，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谁的思想也不会停留在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了。我们今天对于事物的看法，和当时张恨水的看法，不可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时代的局限性就是这么严峻！不过从总的方面说来，他的作品，究竟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应该予以肯定的。尤其是，以作品创作数量之多，发行方面之广，影响范围之大，无论如何，章回小说大师的地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他是占有现代小说史上应有的篇幅的。最公正最权威的裁判属于广大的读者，希望能够看到全面分析研究张恨水的作品的文章！ 　　1981．9．12于北京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前一章回

是野史（重版代序） 前序 后序 续序 第一回　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　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 第二回　佳话遍春城高谈婚变　啼声喧粉窟混战情魔 第三回　消息雨声中惊雷倚客　风光花落后煮茗劳僧 第四回　勤苦捉刀人遥期白首　娇羞知己语暗约黄昏 第五回　选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销魂花下遗恨已千秋 第六回　萍水约双栖非鸡非鹜　钗光惊一瞥疑雨疑云 第七回　寂静禅关奇逢讶姹女　萧条客馆重币感花卿 第八回　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　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 第九回　事出有因双妹通谜语　客来不速一笑蹴帘波 第十回　我见犹怜孤灯照断雁　谁能遣此深夜送飘茵 第十一回　窥影到朱门高堂小宴　听歌怜翠袖隔座分香 第十二回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赎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倾 第十三回　设筵开场歌台真灿烂　典衣终曲舞袖太郎当 第十四回　绮语道温存闻香止步　晚妆悲薄价泣粉成痕 第十五回　沦落相逢沾泥同惜絮　缠绵示意解渴暗分柑 第十六回　欲壑空填花丛迷老吏　坠欢难拾宦境困英雌 第十七回　目送飞鸿名花原有主　人成逐客覆水不堪收 第十八回　私语腻闲人情何绵密　良宵留荡子乡本温柔 第十九回　垂泪还珠归程添怅惘　忍心碎柬好梦渐阑珊 第二十回　纸醉金迷华堂舞魅影　水流花谢情海咏归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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