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入周之后,周襄王面对齐桓公咄咄逼人之势,冒着王位不保的危险,竟然顶住压力,没有向对方做丝毫让步,始终未宣布赦免子带。
周襄王在齐桓公健在时始终没有宽免子带,直到齐桓公死后多年才将其赦免,允许他回朝,这说明东周与齐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齐桓公生前一直没有改变。齐桓公在周襄王强硬的立场面前没能实现自己的图谋,控制周室的战略大计到此刻为止实际已经失败。
王子带之乱,直接的结果就是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齐桓公与周王室的矛盾,表明了齐桓王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对手,特别是楚国两次利用机会攻灭齐国的盟国,彻底翦除了侧翼威胁,给予齐桓公巨大打击。更糟糕的是北方的晋国也在这个时候雄起,晋惠公不失时机的利用这次王子带之乱及群戎攻周的机会向东周靠拢,显示了晋国的存在与影响。后来晋文公保护周襄王回都复位,并杀王子带于隰城,靖难之功最终落到了晋文公的头上。这当然是齐桓公看不到了的事。
面对晋文公的雄霸之势,周襄王也显露出自己的个性。王子带之乱平息后,晋文公入觐天子,顺便提起希望死后能够用"隧葬"之礼下葬,但周襄王没有答应。因为"隧葬"是天子之葬礼,襄王说:"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指晋文公)之所恶也。"坚持君臣有别,果断地拒绝了晋文公的无礼要求。《国语晋语》也载有此事,并说周襄王一番义正辞严的话说得晋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从中可以看出周襄王的不凡气度。只是无奈,此时即便是周王室也不得不承认"周德虽衰",周襄王的努力没能改变诸侯继续坐大的局面。
然而,我们细心读《左传》,却发现,《左传》作者在对周襄王的评价上却是另一种态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王子带之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王位,虽然历经十年逃难,王子带仍然醉心于以不义手段夺取王位,甚至勾结狄人引狼入室,终至引起了诸侯的愤怒,被诸侯所杀。可是《左传》作者并没有突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王子带,相反,多次借他人之口来责备周襄王。一是僖公二十四年,郑伯"怨襄王",由此引起襄王之怒,欲以狄人伐郑,并由此引出了富辰话里有话的劝谏。富辰是这么说的:"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华,鄂不 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既聋、从昧、与玩、用嚚,奸之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富辰这么反复强调"亲亲",其实是说周襄王弃德。但襄王不听。紧接着《左传》又记载了襄王的一个"不听"。即襄人以狄人伐郑后,欲纳狄女为后,富辰谏,不听。两相对照,《左传》作者之意明显地表露出对襄王内外不分、亲疏不分的批评,鲜明地传达出《左传》作者那种"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的经世治民思想,也是对周襄王失败原因的深刻总结。
大夫干政
那么,为什么,终春秋一世,周王室会如此频繁地发生王子之乱呢?
如果说前三次的王子之乱与周天子自身有着重要关系的话,那么,发生在鲁昭公时期的周王子朝之乱,更是扑朔迷离。
据《史记周本纪》,"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早卒。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
这里明说王子朝是在景王生前喜爱的儿子,未来得及立为太子,景王猝死之后,就引发了二子争位的故事。
历史上对"王子朝之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罪在王子朝;一种看法认为罪在单氏诸人。
我以为,要分清个中是非,必先来了解以下几个关节:
一是内乱究竟是谁挑起的?
如《史记》所载,挑起王位之争的是子丐及其党羽;结果立的却是子猛。司马迁说子猛是"国人"所立,那么"国人"又是指谁呢?《史记》没有明说,但其实是晋国及诸侯。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局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奔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子周。"
二是究竟谁才有资格争位?
这一次内乱与前三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周景王猝死后,法定王位继承人空缺。那么,根据周代礼制,立嫡以长。问题是周景王本身有太子,只是早夭了。这个太子应该就是嫡长子。那么嫡长子死后,由谁来继承王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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