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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亦新亦舊的一代 》
從處變自強說起
南懷瑾 Na Huaijin
這一代的後起之秀,缺乏歷史文化精神的學養,更沒有遭逢歷史變故的經驗,因此而沒有定力和遠見。可喜的是,他們已經從時代環境的驕寵和頽唐中振奮起來,走上自覺更新的道路。但是慷慨赴義易,從容適變難。因為激於一時的氣憤,慷慨赴義,猶如莊子所說的“决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至於從容適變,必須厚積風力,然後“培風”而起飛,才能轉危為安,措天下於裧席之上,救亡圖強,在於才智,而才智的養成,需要深厚的學術與精微思想的“風力”。我們基於“溫故而知新”、“鑒往而知來”的觀念,需要將近代和現在有關救亡圖強等學術思想的演變史,作一溯往的啓導,使大傢由此而窺見它錯綜復雜的前因與後果,知道應當如何去振興奮發。
救亡圖強的思想與歷史
從歷史哲學的立場來看,人類真是可憐的一群,雖然纍積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多少人的才智與能力,如何如何地為某一地、某一國,甚之全世界的和平康樂,竭盡心力去努力。但是人類的歷史,始終還是在擾攘和變亂之中,好像除了擾攘變亂以外,便無歷史的內容似的。可是,也正因為如此,纔不斷地産生了東方的聖人、西方的哲人,隨時隨地,在種種艱睏的環境中,為人類、為國傢、為民族而尋求學術思想的方案。地不分南北,人不論東西,大致都不外於此例。
我們現在從明末清初近三百年來的學術思想,舉其犖犖大者來講,便可知道我們近代和現代的學術思想,一直沒有離開為救亡圖強與國計民生的大計之關係。在明代末期,作為中國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傢理學的學術思想,隨着歷史的演變,和滿清的入關,就強烈地促發為國傢民族救亡圖強而産生的革新思潮。再由十九世紀末期而到現階段,時移世易,雖然是處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撞激的時期,但無論新的思想和舊的學術,仍然都是為救亡圖強而努力。即如現代青年思想的矛盾,與情緒煩悶的情況,從大的方向來說,也都與此有關,並不例外。
明清之間的諸大儒
自明末清初來講,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大儒,便有黃梨洲、顧亭林、顔習齋、李二麯、王船山等人。他們都身受國破傢亡的痛苦,鑒於明末學術思想的頽喪,和朝野社會風氣的腐敗,深切地體會到救亡圖強與國計民生等根本大計,必須以重振學術思想、敦正人心,為第一要務。因此他們的學術思想,似乎都是一循舊貫,為辨別發明宋、明儒傢理學某些思想的觀念。但在實質上,都為鼓吹民族正義、反清復明而努力,以為經世之學的闡揚。可是清初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父子三代,都是不世的英才,他們也深知這個道理,因此極力註重文事與武功的作為上,竭盡所能地吸收清初諸儒學術思想的精華,作為勵精圖治的張本。孟子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明、清之際諸大儒的千秋事業,恰恰遭逢康熙三代父子的時勢,就被他們所吸收利用而成為一代的事功。其中顧亭林與王船山二人的學術思想,卻一直籠罩了三百年而影響到六十年代的現世。此中的前因後果,牽涉太廣,所以暫略而不談。
乾嘉以後與龔定盦思想的關係
到了乾(隆)、嘉(慶)以後,清廷統治的事功,已非康熙父子三代的全盛情形,時代刺激了青年,便有龔自珍(定盦)的學術思想,應時而起。龔定盦與金聖嘆、王仲瞿,都是清代的怪人。但龔的才智,又遠非金聖嘆、王仲瞿可比。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影響道(光)、鹹(豐)以後而到民國初年。同(治)、光(緒)以來,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的學術思想,大致說來,雖有時代觀念的不同,但都是承受龔定盦的影響而啓發其新知。龔定盦著作的《平均篇》與《乙丙之際塾議》等,關於救亡圖強思想的影響,更為有力。至於鹹(豐)、同(治)之間曾國藩的學術,是靠他的事功陪襯出理學的思想,又另當別論。
有關現代的學術思想
到了清末民初之際,我們的歷史時代,又遭遇一個新的巨變,而西方文化的東來,是激起歷史巨變最為有力的因素。因此,融合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為救亡圖強而努力的風氣,也隨世變而波瀾壯闊。其中影響最大而見之於締造中華民國的事功者,當然是首推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但是追溯學術思想的演變史實,和到達現在情況的前因後果,那麽,便須對於有關這一時代的多方關係,稍加列述,可使青年同學們,略知梗概。
(一)距今三十年前的
甲:有關救亡圖強的學術思想,影響三十年前的朝野社會最為有力的,便有:康有為(《大同書》、《禮運註敘》、《上清帝第二書》等)、梁啓超(《飲冰室文集》等)、譚嗣同(《仁學》等篇)、張之洞(《勸學》等篇)、嚴復(譯《天演論》及其自序、《原強》、《闢韓》等篇)等人。
乙:有關純粹思想,影響學術思想界最有力量的,便有:楊仁山(佛學)、歐陽竟無(佛學)、馬一浮(儒學、佛學)、熊十力(佛學、儒學)等人。
丙:介乎經世實用與學術之間,亦足影響的,便有:章太炎、劉師培、梁漱溟等人。
丁:有關文學藝術,影響三十年前新舊社會之間,而風靡一時的,便有:樊樊山、陳三立、易順鼎、蘇曼殊、弘一上人(李叔同)、林琴南(意譯西洋小說)、辜鴻銘、王國維,以及南社諸人與溥儒、齊白石等人。
(二)屬於近四十年的
甲:有關學術思想,立意為救亡圖強而努力的,便有:鬍適、張君勱、顧頡剛、馬敘倫、馬寅初、馮友蘭、柳詒徵等人。
乙:有關純粹思想,亦足以影響學術思想界的,便有:謝無量(佛學文學)、湯用彤(佛學)、蔣維喬(佛學)等人。
此外,有關正派或反派的學術思想,也和以上所列舉的一樣。其中又有正中偏與偏中正之分,而且都能影響三十年前的時代思想的,還有許多人物,一時記憶不詳,礙難一一具列。至於介乎學術與政治之間,雖然名重當時,而如煙雲過眼、曇花一現的,又當別論。
至於有關自然科學的新知方面,除了詹天佑以外,其餘都無藉藉之名,亦少見其有創見的發明者,如沒有人即起編列史料,則恐此類“名湮沒不彰”,亦勢所難免。
丙:三民主義的學術思想:是以三民主義以次的體係學說而言,一概見於國民黨黨史的,自有專著,不在本題範圍之內。
丁:共産主義的學術思想:是指接受或譯述西方文化中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思想,力足以影響三十年前的思想和社會。包括前期的左派文人的著作和思想。此輩中人,便有:陳獨秀、陳啓、馬哲民、侯外廬、陳望道、施存統、張聞天、羅隆基、陳禹、周作人、周樹人(魯迅)、瀋雁冰、鬱達夫、李芾甘(巴金)、萬傢寶(曹禺)等人。
戊:有關文學與小說的寫作,風行一時,亦足以影響人心的,便有:朱自清、徐志摩、舒捨予(老捨)、張恨水等人。我們簡略地追溯過去六、七十年來有關救亡圖強的學術思想與人物,雖然在時間上衹有短短的幾十年,有如一瞬;專搞學術思想而有影響的人物,也衹有幾十位,人數不太多,但是他們的思想,卻已影響了上一輩的青年約達六十年之久。雖然在今天的青年心目中,因為學力的不足,思想的散漫,並不占有太重要的地位,但仍然還有他們精神上的影響,衹是在歷史的事實上,卻似成為過去,正如清儒趙翼所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情形,我們可以由此而知在這六十年之間,這些著名學人的學術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如我們的現實歷史一樣,都為國傢民族的救亡圖強而努力,各自發揮他的一得之見,構成一傢之言,成為文化歷史的精神資料。
萬木無聲知雨來的思想界
根據以上所講這一世紀中,我們七十年來學術思想的大勢,便知我們的上一代,生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青年,為國傢、為民族、為世界人類,腦子裏裝滿了這許許多多古今中外的異同思想,已有不勝矛盾之感。而同時又遭遇到史無前例的抗日戰爭,在心理和感情上,又加上無比悲憤,和無比痛苦的負擔。我們如果拿文學的境界來做比喻,可以說三、四十年前的知識青年們,大有“江山起伏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的感慨。而我們現在這一代的安定,卻有“萬木無聲知雨來”的境況。
現在我們的教育,愈來愈普及,知識的範圍也愈來愈普遍,實非前三十年可比。但是我們青少年們的學術思想,以及“見義勇為”、挺身而起“救亡圖強”的精神和心理,卻遠不及上一輩的老少年們。因為我們模仿物質文明的進步,促使求安於現實生活的享受逸樂之中,已經心無旁騖。窮追工商業的發達,以爭取經濟的富裕,在寶貴而緊張的時間潮流中,更無餘力去好學深思。因此養成社會風氣,盲目地重視自然科學的技能,對於人文思想的研究,幾乎視為是奢侈、浪費。大傢卻沒有看到未來世界的局勢,由於自然科學畸形的發達而更發達,進步而更進步的後果,它將會促成人文文化的“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的悲慘局面。
我們要想努力為國傢、為世界追求新的思想的前途,首先就必須要瞭解現代世界局勢的戰爭,歸根究底,它是一個文化思想的戰爭。無論是西方或東方;無論是工商業進步或落後的地區,總而言之,仍如過去歷史一樣,依然為了物質的現實生活,與精神的出路而睏擾。換言之,就是為人類經濟生活的平均與分配問題,以及人們心理的安詳與精神的歸宿問題而煩惱。因此我們現代的知識青年,讀書求學,除了為學習基本的謀生技能,以及為救亡圖強以外,現在和未來,便有兩大課題,急需産生新的千秋人物來完成繳捲的:
一、是如何為全人類着想,建立新的經濟哲學思想。
二、是如何溝通精神與物質文明的綜合科學的思想。
同時,更需要瞭解,這種屬於人文思想的事業,是一個人的千秋事業,需要好學深思,由博返約去努力。絶不是急功好利,衹圖一時之快的工作。也許這與現實的環境有一大段很長的距離,但是“功名畢竟屬書生”。拿這句話來針對這種從事人文文化學術思想的千秋大業而言,應該可以令人深省。如果衹圖目前個人的出路與個人現實生活的需要,歷史上有無數當前的榮耀,也都成為過去了。以眼前的現實,換取永遠的現實;以個人的生命,換取歷史的生命。這在現代青少年的觀念中,實在需要有重新的估價。我們不能讓六十年後的學術思想史上,留下一頁真空的白紙,貽笑於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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