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我的画室(2)
每回告别一次性“画室”,我都默然四顾,不知下一回能在哪里画大画。1980年去拉萨,我缩在妻子的七平方米的宿舍里弄毕业创作,画纸搁在椅背上,挪到房门口就着过道的天光画。那是藏剧团的小院子,记得有一口用杠杆打水的井,井口碗一般大。黄昏,院墙远处的山峰被夕阳照得像烧红的生铁,我趁着余晖到院子里退远了审视自己的画。
“画室”一词译得太雅。比较接近英文“Studio”的是“作坊”,用白话说就是“干活的地方”——来到纽约,我在不同寓所的窗下摊开家伙将就画了十年,倒也没什么:我从小就习惯干活不一定非得有条件齐全的“干活的地方”。但终于我想画大画(青少年时画惯大画的旧习居然潜伏到中年),草图出来了,“想法”接踵而来,自己的寓所是断乎画不了的,干活的地方在哪儿?“Loft”,是做梦,带天窗的画室更是妄想。回井冈山?去拉萨?
后来是原浙江美院的郑胜天先生赏给我干活的地方。1991年夏他假加州圣地亚哥艺术学院办了一期暑季艺术活动,招集一群中国艺术家,我也算一个。可第三套双联画才铺开,学院开学,学生返校,我们撤出。住在洛杉矶的老哥阿城接我过去,四米长的大画正好同他家大厨房西墙的尺寸相当。窗外的柚子树雨后落一地果子,阿城特意买来两盏白炽灯方便我连夜作画。那些日子我想起在国中打游击似的作案地点——到美国情形还是一样。大画运回到纽约也没处搁呀,索性存在阿城的院子里。没画室,画也没个自己的家。
纽约是房屋的丛林(有理无钱莫进来),是一片难以测知深浅的生态场:各种人,各种生活方式,各种可能性,包括各类租金。总之,1991年底我的美国画友奥尔告诉我时代广场第七、第八大道之间有一所住满艺术家的大楼,每一画室月租金才三五百元。他独用一间,大半时间要去打工,空着也是空着,他频频催我过去。知青生涯留给我的后遗症(或良药?)可能是对一切不抱奢望。所以有些我以为很难的事忽然如愿以偿,半是机缘,半是有人推一把。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233号501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儿一样年轻,这是我平生第一间自己的画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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