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外國讀者對中國過去的四十年歷史不熟悉，那麽本人恐怕也很難使其懂得，在那四十個災害頻仍、國傢動蕩的歲月裏，身為掌舵之人的皇太後陛下應該需要怎樣的政治傢風範、膽略、耐心、意志和政治智慧纔足以駕馭大清帝國這艘龐大的竜舟？本人在此稍舉以下一事，通過此事讀者足以對皇太後陛下的偉業做一個管中窺豹的瞭解。1861年，當皇太後陛下與已故的東宮慈安太後一道（衆所周知，後者沒怎麽承擔實際的治國工作）為輔佐同治皇帝陛下而垂簾聽政的時候，帝國統轄的內地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個省份正慘遭叛亂的太平軍與捻軍的蹂躪。皇太後陛下既具備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又擁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識，她知人善任，並以此激發禦下大臣的忠勇之心，使其鞠躬盡瘁，盡效犬馬之勞。同時，她還喚醒了舉國鄉紳的勇武精神。為了輔助她這個照顧着幼主的可憐寡婦，湖南和其他省份的各級鄉紳們在曾國藩侯爵的率領下，以其拳拳赤子之心和抑悲之調哭喊着：“Moriamur pro rege，regina！”（太後，臣等願肝腦塗地，以報聖恩！）最終，皇太後陛下得以消弭可怕的叛亂，使整個國傢逐漸恢復到往日正常與和平的狀態，實現了所謂的“同治中興”。
在前文中我已經談過“維新變法運動”的興起。我曾闡明，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統治階層以及士大夫們因憂心國事而産生了極度的恥辱感和絶望感，這是維新變法運動興起的源頭。從這場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到它突然急劇泛濫，正如我曾說的那樣，其中包含了許多思想傾嚮和形形色色的論調，在中國統治階層中，甚至還一度存在過因不同派係之間互相傾軋而幾乎導致政府崩潰、帝國瓦解的危險。讓人稱奇的是，正如在所有國傢都發生過的政治危機中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在中國，以帝師翁同龢為代表的偏執頑固的極端保守派（或稱法利賽派，典出《聖經》），出於徹底的絶望，悍然加入到——更確切地說，是任用了——肆無忌憚的“過激派”（或稱“稅吏和罪人派”，與“法利賽派”一樣，典出《聖經》）中去了。所謂的“過激派”人士則把大清帝國這架精密的國傢機器和行政管理工具搞得一團糟。皇太後陛下獲悉這一情況後，不得不放棄多年來一直為她所渴望且極其需要的退隱的休養生活，站出來幫助皇帝陛下收拾殘局，重新料理國政。現在，人們都可以看到她是如何應付風雨如磐之時局的：皇太後陛下是一個天賦異秉的老練的政治傢，她憑着自己那明晰和敏銳的洞察力一眼就探知，在現存所有的政治危機中，兩大派別中對於國傢有最大之危害的，在於那些極端的偏激狂。因此，她毫不猶豫地出手，給兩種極端的偏激派——極端保守派和過激派的首領以迅速、嚴厲而果斷的打擊。她褫奪了翁同龢的一切頭銜，不過，總的說來，皇太後陛下對其所做的處置還算寬大——這與其說是她仔細掂量的結果，還不如說是出於同情朝廷老臣的惻隱之心。她將翁同龢開缺回籍，申明朝廷對其將永不敘用。至於寡廉鮮恥的“過激派”的年輕頭目康有為及其黨徒，皇太後陛下認為對這些過激分子中表現最為惡劣的人要大加刑戮，以儆效尤，事實證明她這麽做是有必要的。此外，皇太後陛下還通令全國，追捕餘下的在逃犯。因此，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她就控製住了局勢，重新成為帝國的女主人，使國傢渡過了危機。
自從這場我所努力描述的危機過去之後，皇太後陛下已經避開了一切極端的道路，她明智且始終如一地堅持其穩健和通權達變的執政風格，在中國的統治哲學中，這叫做“允執厥中”之道。作為帝國政府的最高首腦，她懂得自己應對國傢的長治久安負責，所以無論她在個人情感上可能同情哪一方，都宣佈不許結黨營私，即她既不排外也不會媚外，既不反動也不進步。如果非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的話，歸根到底，我倒傾嚮於認為她的思想更接近主張“進步”的一方。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任何一張有關各省高級官員任用狀況的名錄上推斷出來：在選用朝廷和地方官員方面，她按照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結果而因材施用。因此，像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大人與袁世凱這樣的洋務辦理者，以及保守的徐桐、李秉衡、剛毅、趙舒翹等人，儘管他們的政治觀點和思想傾嚮是冰炭不同器，但在皇太後陛下的指揮棒下卻都能人盡其纔，各得其所。僅此一點，便可表明皇太後陛下的統治手段是多麽靈活，其心胸是多麽寬廣，她在事情的判斷和策略的使用上又是多麽老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