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大弟打来电话，告诉我老屋卖了，一万元卖给了采石厂。理由是原来五户人家只剩了他一家，电线杆倒了都换不起。更糟糕的是附近山头开了采石厂，放炮崩的石子时不时飞进院子，一颗大的竟砸穿了屋顶，差点儿砸着人。
我不由得把听筒从耳朵移开，愣愣看听筒看了许久，好像听筒是弟弟或老屋。我能说什么呢？
其实，若非我一再劝阻，老屋早就卖了。我不可能回去居住，这是明摆着的事，坐待升值良机更谈不上。我所以横竖不让弟弟脱手，是因为老屋既是老屋又不是老屋。
老屋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爷爷一块石头一把泥砌起来的，坐落在三面环山的小山沟的西山坡上。房前屋后和山坡空地被爷爷左一棵右一棵栽了杏树、李树、海棠树和山楂树。春天花开的时候，粉红的杏花，雪白的李花，白里透红的海棠花，成团成片，蒸蒸腾腾，把老屋里三层外三层围拢起来，从远处只能望见羊角辫似的一角草拧的房脊。那时我已约略懂得杏花春雨的诗情画意了，放学回来路上一瞧见那片花坞心里就一阵欢喜。奶奶呢？奶奶多少有点半身不遂，走路一条腿抬不利索，自己鼓鼓捣捣在前后篱笆根下种了黄瓜、葫芦瓜、牵牛花。很快，黄瓜花开了，嫩黄嫩黄的，花下长满小刺刺的黄瓜纽害羞似的躲躲闪闪。葫芦花要大得多，白白的薄薄的，风一吹，像立不稳的白蝴蝶一样摇摇颤颤。最鲜艳的是牵牛花了，紫色的、粉色的、白紫相间的，迎着晨光，噙着露珠，娇滴滴，轻盈盈，水灵灵，玲珑剔透，楚楚动人。离院子不远，有一棵歪脖子柳树，树下有一口井，无数鞭梢一般下垂的枝条一直垂到井口。盛夏，我和弟弟常把黄瓜和西瓜扔进井里，过一两个时辰再捞出来分享，凉丝丝的，一直凉到脑门。山 坡稍往上一点就是柞树林和松树林了，秋天钻进去摘“山里红”的小果果，采蘑菇，捉蝈蝈……
小山沟很多年月里没电，冬天有时回家晚了，远远望见老屋那如豆的灯光，我就知道母亲仍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等我归来，心里顿时充满温暖。夏日的夜晚，时常开窗睡觉。睡不着的时候，每每望着树梢或云隙间的半轮明月，任凭思绪跑得很远很远。在务农的艰苦岁月里，我又常在屋前月下吹着竹笛倾诉心中的苦闷和忧伤。
而这样的老屋以区区一万元钱脱手了，失去了，连同祖父提一袋熟透的李子送我远行的曾经的脚步，连同祖母为我从火盆中扒出烫手的烧土豆的曾经的慈爱，连同母亲印在糊纸土墙上的纳鞋底的身影，连同看书时烧焦我额前头发的油灯火苗和乡间少年无奈的笛声。回想起来，我的老屋、我的故乡早就开始失去了。三十年前失去了灌木丛中扑棱棱惊飞的野鸡和鹌鹑，二十年前失去了树枝绿叶间躲藏的一串串山葡萄，十年前失去了飞进堂屋在梁上筑巢的春燕、在杏树枝头摇头摆尾的喜鹊，甚至麻雀也因农药而绝迹了。如今采石厂的石子又砸穿了老屋可怜的屋顶，砸碎了装满记忆珠子的旧青花瓷罐，砸在了我的心头……
我也曾去祖籍蓬莱寻找更古老的老屋，寻找更久远的故乡，去了好几次。然而，早已无人可问无迹可寻了。县城也与想像中的相去甚远了。没有青砖灰瓦，没有古寺旧祠，没有一街老铺，没有满树夕阳。满眼是不入流的所谓现代化建筑和花哨的商业招牌，满耳是呼啸而去的摩托车声和声嘶力竭的叫卖声。黄昏时分，我几次怅怅地登上蓬莱阁。举目南望，但见暮霭迷蒙，四野苍茫；放眼西北，惟有水天一色，渺无所见。浮上心头的只有那两句古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如此这般，作为祖籍的故乡早已失去，生身的故乡又随着老屋的失去而彻底失去。是的，老屋的失去，使我失去了故乡，因而失去了根据，失去了身份。原本我的身份就迷失了一半，在乡下我是城里人，在城里我是乡下人。现在又成了城里迷失故乡的乡下人，由此走上不断追问乡关何处的人生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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