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丰盛胡同居住时，老舍常常带着小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到了那里，老舍组织他们排好队，向开放着的花脱帽鞠躬。老舍这么做，应该不光因为满族人在自己的黑水白山老家，把山、石、树奉作神灵，或是想要在孩子们身上复活古时的拜物教。
老舍小的时候，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儿和帮佣来养活老舍。老舍除了有几个扣泥饽饽的小模子和涂了红颜色的羊拐之外，最喜欢的玩意儿就是夏日里，由老槐树上吐丝而下的“吊死鬼”（槐虫）。这些不用花钱就能得到的好东西，使老舍对自然万物有了不能舍弃的情谊。
这些天地自然生成的事物，给老舍廉价但真诚的同情，待他懂事、成年之后，他理所当然会给它们热切的回报。只是，他每次对儿童世界的向往和追随，都更像是为自己已经霉烂的童年再洒上一捧祭奠的黄土。而那个不甘于在老舍灵魂深处死去的孩子，仍然不时反复尖叫着刺破他成年后的耳膜，直到把他的汗、泪甚至是血吵嚷出来才罢休。
这根把脸扭得全是褶子和疙瘩的苦瓜，结在旧社会又细又枯的藤蒂上。“走出来，并无可欣喜；想起来，却在悲苦之稍微有一点爱恋”，老舍凭着那一点“爱恋”薄弱的温暖，奋力避免掉到地上一摔两半的厄运。于是他打掉牙齿和血吞，悲痛之至就当喜极而泣。他的笑不是从俗世超脱出来之后的大逍遥和大快活，他的笑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冷嘲热讽。既然不能和死亡的绝望肃杀划清界限，老舍就索性与死亡融为一体。
六
在英文中，作家被称呼为“writer”，老舍将其直译过来以自称“写家”，这个名号使得这位“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和满大街跑的车夫、街坊上的木匠具有了平等的身份。他和他们一样，各自小心翼翼地捧着谋生的饭碗，除非病到爬不下床，每日必像上了碾的驴子一般辛勤工作，决不懈怠。
老舍曾生过危及性命的大病，身体一直不好，写《猫城记》的时候，正好赶上济南奇热无比的天气，老舍本应休息，可他非得左手拿着蒲扇右手握着笔，汗水顺着指背往纸上流；写《四世同堂》的时候，打摆子、贫血、头昏，统统找上了老舍，他没钱买补药，每每烦躁难受得狂喊几声都不解恨，可他硬在“我完了”的境地里写了五年，拉着一趟近百万字的大犁走到了新中国。
老舍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北京满大街的老百姓都身穿干部服、列宁装，戴八角帽。而老舍“没钱作新的，只好穿旧的”：身穿一套洋西装，脚蹬一双尖头皮鞋，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外人大概觉得他和这个新世界不可融合的，但只有老舍心里最清楚，他和这个新政权是“一伙儿的”，他就是一穷人，现在，他所心疼的、喜爱的、亲如手足的穷人翻身做了当家的主人，他和他的手足也终于有了一个家。
老舍因为“人民艺术家”的奖状、“贫民”的出身和多以“无产阶级”为习作素材的作品，躲过了最初的几次政治风暴和反右派运动，他还自信满满地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然而，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扫帚高高抡起时，老舍知道自己已是该被清扫掉的东西了。
1966年8月23日，北京戏曲学院的学生觉得自己历年来练过很多旧戏，应当在扫四旧的运动中表现出比旁人高出几倍的积极性来才行，他们将从前披在牛鬼蛇神身上的几十箱精工绣成的“兽皮”堆在文庙的空地上，旁边蹲着、跪着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们。老舍本来不应该在其中的，不久前，他因为半夜吐血被送入医院抢救，那天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恰好看见萧军和另外三十多人正被摁进车里。老舍边叫边从人群中挤出去，一位在现场任总指挥的北大女学生马上认出老舍：“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一帮人被带到了文庙，看着京剧戏装烧起冲天的火光，看着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一下下扬起来又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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