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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 》 楚國史 》
第七章 吳破郢與春秋末楚國的復興
魏昌 Wei Chang
一、楚靈王圖復霸業及其失敗
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十五年)鼕，楚康王、令尹子木(屈建)卒。第二年夏，葬楚康王時，魯、陳、鄭、許等國國君送葬，至郢都西門之外，各國大夫還送葬至墓地，可見葬禮是很隆重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楚康王子熊麇繼位，是為郟敖。康王弟王子圍為令尹。郟敖幼弱，軍政大權實為王子圍所掌握。
王子圍是一位野心勃勃、覬覦王權的人，故在公元前543年(郟敖二年)，一方面培植親信(如罷)，另一方面殺司馬掩而取其室，以去“令尹之偏(佐)”，斷“王之四體(手足)”(《左傳·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1年(郟敖四年)春，王子圍與晉趙武、齊、宋、衛、陳、蔡、鄭國大夫、許、曹國君盟於虢(鄭地，今河南鄭州市北)，以重溫宋蒙門盟之好。盟中，“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左傳·昭公元年》)，公然使用楚王的服飾設施，在各國面前，表明自己雖令尹，實楚君。這件事已引起各國的關註，認定王子圍篡位必不可免。王子圍為“行大事(篡位)”(同上)，命其弟公子黑肱(子晰)、太宰伯州犁去(今河南魯山東南)、櫟(今河南新蔡北)、郟(今河南郟縣)等地築城，以掃除障礙。這年鼕，王子圍去鄭國訪問，還未出境，聞郟敖有疾，立即返回，要伍舉一人去鄭。王子圍回來後，藉“入問王疾”(同上。)之機，以其冠纓絞殺郟敖，又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幹(公子比，王子圍二弟)出奔晉，子晰在外築城，聞訊後逃往鄭，伯州犁在郟地被殺。熊麇被葬在郟地，故稱為郟敖(《左傳·昭公元年》。楊伯峻《春秋左傳註》：“楚人於楚子麇不為謚，乃以其葬地稱之。《楚世傢》中號王為敖者四，熊儀為若敖，熊坎為霄敖，此二人在有謚法以前；而杜敖(即《天問》之堵敖)、郟敖則在有謚後。”)。王子圍於是即君位，是為楚靈王(前540-529年)。
楚靈王是一位立志興霸.奪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左傳·昭公十三年》說:
初，靈王卜曰：“餘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餘畀，餘必自取之。”
即位初任罷為令尹、啓疆為太宰，國內初安後，即選擇鄭為突破口，迅速北上爭霸。公元前539年(楚靈王二年)，楚靈王責鄭來楚朝新君，鄭進退兩難，遣罕虎至晉，朝或不朝，請晉定奪。晉執政韓宣子使叔嚮回答說：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左傳·昭公三年》。)
晉無可奈何，以宋蒙門之盟為重，允其朝楚。公元前538年(楚靈王三年)春，楚靈王遣伍舉赴晉，“願假寵以請於諸侯”(《左傳·昭公四年》)，想會諸侯為盟主，徵晉同意，晉平公很難堪，想不同意。司馬侯說：“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左傳·昭公四年》。)晉國又一次無可奈何地允其會諸侯，衹是表示“有社稷之事”(同上)，不得自往。晉對楚之如此忍讓妥協，其原因正如鄭子産所分析的那樣：“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名。”(同上。)夏，楚靈王會蔡、陳、鄭、許、徐、滕、鬍、瀋、小邾等國國君，以及宋世子佐、淮夷於申。魯、衛、曹、邾等國未來與會。申之會，是楚靈王圖謀復霸的一次嘗試，按伍舉的意見，楚靈王對諸侯應以禮相待，便於籠絡各國。但楚靈王急功近利，想乘申之會的聲勢，舉兵攻打東吳。會中，以徐國國君為吳女所生，對楚有二心，予以拘留。秋七月，楚靈王統領各國軍隊伐吳，先攻圍朱方(吳地，今江蘇鎮江北)，攻剋後，執殺齊慶封（公元前548年，齊崔抒殺齊莊公，自為右相，以慶封為左相。公元前545年，慶封被逐，奔吳，吳封其居地朱方)，滅其族。楚靈王還軍時，又滅賴(今湖北宜城南)。命人在賴築城，打算遷許於此。楚靈王復霸心願初步實現，所謂“召諸侯而來，戰國而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左傳·昭公四年》。）正當楚靈王東嚮取得進展時，吳國也不示弱，即於同年鼕，舉兵伐楚，攻入棘(今河南永城南)、櫟、麻(今安徽碭山東北)。楚瀋尹射奔赴夏[氵內]，[艹/]尹宜咎、啓疆分別在鐘離、巢、州來(今安徽鳳臺)等城築城，以加強戍守。
楚靈王為了改變被動局面，於其後兩年內，又兩度大規模地對吳用兵，結果還是無功而罷。
第一次，公元前537年(楚靈王四年)，楚靈王會蔡、陳、許、頓、瀋、徐、越等國軍隊伐吳，聞吳軍出動，楚啓疆率軍尾隨，企圖見機襲擊，卻不防吳軍反撲，敗楚軍於鵲岸(今安徽無為西南江岸)。楚靈王急忙乘[馬日](傳車)趕到羅[氵內](今河南羅山)。吳王夷末為緩和吳、楚緊張氣氛，並探聽楚軍虛實，派其弟蹶由前來犒師。楚靈王率軍自羅[氵內]東渡，進抵汝清(今江、淮間)，見吳早有防備，衹在坻箕山(今安徽巢縣南)檢閱軍隊，嚮吳軍示威而已，並未進攻。這次大規模行動就這樣因吳有備，不敢深入作戰，無功而還。為了不得罪吳國，被拘執的蹶由也釋放回國了。楚靈王害怕吳國來犯，派瀋尹射、啓疆分別在巢、雩婁(今安徽金寨東北)駐軍待命，以防不測(《左傳·昭公五年》。）。
第二次，公元前536年(楚靈王五年)，楚、吳衝突，由徐國(今江蘇泗洪東南)引起。這年秋，徐太子儀楚(此從楊伯峻《春秋左傳註》。杜註，以儀楚為“徐大夫”。參見《左傳·昭公五年》。)聘楚，楚靈王以徐親吳，拘執儀楚。儀楚逃歸後，楚靈王懼其叛楚，派[氵曳]伐徐，吳國聞訊後出兵來救。楚靈王於是命令尹子蕩領兵攻吳，駐軍豫章(今安徽霍丘、六安至湖北應山一帶)，進抵乾奚𠔌](今安徽亳縣東南)，在房鐘(今安徽蒙城西南)被吳軍打敗，宮[廣既]尹棄疾被俘。令尹子蕩歸罪於[氵曳]而把他殺掉，以推卸自己的責任(《左傳·昭公六年》。）楚又失敗而告終。楚靈王即位後，為瞭解除東吳的威脅，曾連續三次采取大的戰略行動，均因吳國已強，自己實力不支，無功而罷。
楚靈王是一位“汰侈已甚”(《左傳·昭公五年》。)、講究排場的國君。據《左傳·昭公七年》載：“楚子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及即位，為章華宮，納亡人以實之。”這裏說的是章華宮。該篇接着又載：“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這裏說的是章華臺。可見“宮”或“臺”是一大整體工程，所費時間甚長，耗資極大。《國語·楚語上》記伍舉語：“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疲)焉，財用盡焉，年𠔌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之，數年乃成。”《水經·沔水註》：“臺高十丈，廣十五丈。”公元前535年(楚靈王五年)，章華臺建成後，楚靈王欲與諸侯共慶落成，各國拒絶，唯魯昭公前來參加(《左傳·昭公七年》。《國語·楚語上》載：“靈王為章華之臺，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可見此項工程，不僅為楚國臣民所厭惡，也為他國所不齲
楚靈王東進無功，又伺機北上。公元前534年(楚靈王七年)，陳公室發生內亂。原來陳哀公欲廢太子偃師而立嬖子留，將留托付給公子招和公子過(兩人皆陳哀公弟)。公子招、過殺偃師，又逼陳哀公自縊，於是立公子留為國君。楚靈王聞陳亂，派公子棄疾以立偃師之子吳為由，出兵圍陳。同年十月，滅陳為縣，遣大夫穿封戌為縣公(陳公)(《左傳·昭公八年》。）第二年(公元前533年)春，楚靈王在陳地會見魯、宋、鄭、衛四國大夫，以加強在中原各國的地位。接着命然丹遷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之民於陳，公子棄疾遷許(當時在葉)之民於城父，然丹又遷方城外之民於許(葉)(《左傳·昭公九年》)，以其頻繁的遷徒，加強對北境各地人民的統治。
公元前531年(楚靈王十年)夏，楚靈王在申地，以重禮召見蔡靈侯。蔡大夫憂心忡忡地說：
“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恨)。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左傳·昭公十一年》。)蔡靈侯懼楚怒，還是應召而去。到申地後，蔡靈侯和隨從七十人果然被殺。楚靈王接着遣公子棄疾率軍圍蔡。蔡近楚，一直是楚之屬國，公元前533年陳之會不見蔡人來，可見楚靈王對蔡已有戒心，故此次對蔡采取行動，是蓄謀已久的北上圖霸的重大步驟。
楚滅陳圍蔡，晉國君臣震動。荀吳對執政韓宣子說：
(晉)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左傳·昭公十一年》。)
這年秋，晉會齊、宋、魯、衛、鄭、杞之使者於厥[來犬/心](其地不明)，謀救蔡。會後，各國並未出兵，晉僅派大夫狐父赴楚，請求楚靈王寬免蔡國，為楚靈王拒絶。厥[來犬/心]之會暴露了晉國的虛弱性，故這年鼕，楚靈王滅蔡為縣，殺蔡靈侯太子，把他作為犧牲祭祀岡山(同上。）公子棄疾被任為蔡公，並兼任陳公(原陳公穿封戌死)，是為“陳蔡侯(公)”(《史記·楚世傢》。）接着，楚在陳、蔡、不羹(西不羹，今河南襄城東南；東不羹，今舞陽北)築城，以加強威懾及在中原地區的力量。關於這點，楚靈王自己說得很明白：“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皆賦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北圖順利，滅蔡後第二年，即公元前530年(楚靈王十一年)，又揮師東進，鼕獵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領兵圍徐(吳與國)，以威脅吳國。楚靈王駐軍乾[奚𠔌](今安徽亳縣東南)，“以為之援”。這次出兵聲勢浩大，楚靈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豹舄”(以豹皮為衣履)，穿着華麗，威風凜凜，儼然以霸主自居。他在與右尹子革談話中，追及先王熊繹侍奉周天子，卻得不到寶器，受盡歧視，今應嚮周“求鼎以為分”；又謂“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也應索回(同上。）這些要求，雖衹是話題，但卻確實表達了楚靈王恢復霸業的意願。
楚靈王連年窮兵黷武、對外擴張不止，這次又遠離都城對吳用兵，時值寒鼕，雨雪連綿，軍民不穩。原來被楚靈王打擊或剝奪的大姓貴族及其他反對力量，乘機叛亂，奪取政權。據《左傳·昭公十三年》載，公元前529年(楚靈王十二年)，原“群喪職之族”氏、許圍、蔡洧、蔓成然(鬥成然)“啓”(唆使)越大夫常壽過(越大夫常壽過在申之會中受到侮辱，故怨恨楚靈王。這次本來是助楚伐吳的，卻被唆使，首先起來作亂。)發動叛亂，“圍固城，剋息舟，城而居之”。原被楚康王處死的觀起之子觀從，畏罪逃往蔡國，依附蔡大夫朝吳。楚滅蔡後，觀從又隨同朝吳侍奉蔡公棄疾。乾[奚𠔌]前綫亂起，觀從認為恢復蔡國報父仇時機已到，與朝吳謀劃，假藉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奔晉)、公子黑肱(奔鄭)至蔡郊，觀從以實情相告，並強與之盟，入襲蔡城。棄疾是一位較有作為的統治者，他治蔡時，“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艹/執]，不抽屋，不強[勹亡]”(《左傳·昭公六年》。），深得國內外好評。這時見楚靈王統治已動搖，即與公子比、公子黑肱盟於鄧(今河南漯河東南)，結成推翻楚靈王統治的政治、軍事同盟。盟會决定讓陳、蔡復國，以煽動陳人、蔡人起來反對楚靈王統治。鄧之盟後，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及蔓成然、蔡朝吳率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在氏、許圍、蔡洧、蔓成然等“喪職之族”的配合下，攻入楚國內地。當進入城郊時，陳、蔡打算築軍壘樹陳、蔡軍旗，公子棄疾知道後，立即對他們說：“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阻止了這一行動。公子棄疾派人先入郢都，串通“正僕人”(宮廷僕人之長)殺掉楚靈王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等三公子以長幼為序，分別即位為王(公子比)、令尹(公子黑肱)、司馬(公子棄疾)(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楚康王為長，楚靈王次之，其餘順序為比、黑肱、棄疾。）攻入楚內地軍隊駐於魚陂(今湖北天門西北)。公子棄疾一方面清除楚靈王親信，另一方面派觀從率軍奔赴乾[奚𠔌]，嚮楚靈王原率軍隊宣佈：“先歸復所(復其祿位、居室、田裏、資財)，後者劓。”楚靈王率軍回還，至訾梁(今河南信陽)，部衆潰散。又聞太子祿及公子罷敵被殺，悲痛得從車上摔下來。右尹子革建議楚靈王回到郢郊，聽候國人選擇處置，楚靈王說：“衆怒不可犯也。”未采納。子革又建議先入大都(縣)，然後嚮諸侯求救。楚靈王說：“皆叛楚矣。”子革最後建議先逃亡到諸侯國中去，以聽大國的處理。楚靈王說：“大福不再，祗取辱馬。”子革無望，衹得回去投奔公子棄疾。
楚靈王衆叛親離，想沿漢水而去鄢(楚別都，今湖北宜城西南)。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感楚靈王不殺己父之恩，就到處尋找楚靈王，遇王於棘圍(此從《左傳·昭公十三年》。《史記·楚世傢》：“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把他接回傢中。這年夏五月，楚靈王自縊身亡，申亥以其二女殉葬(此從《左傳·昭公十三年》。《國語·吳語》：“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室中。”)。
公子棄疾原為陳、蔡公，實力最強，這次又握有重兵，故楚靈王死後，就進而謀取王位。當時國人對楚靈王生死不明，每夜均驚呼楚靈王回來了，人心惶惶。公子棄疾利用這一形勢，派人於乙卯(五月十七日)夜，在都城各處大聲喊叫：“楚靈王到了!”國人驚恐。又派蔓成然對公子比、公子黑肱謊稱國人已殺司馬棄疾，“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按事先佈置，這時又傳來“衆至矣”的呼叫聲，公子比、公子黑肱被嚇得當場自殺。公子棄疾於是即王位，改名熊居，是為楚平王(前528-516年)。
楚平王即位後，任命子旗(蔓成然)為令尹，葬公子比於訾，稱訾敖。殺一囚犯，穿王衣，冒充楚靈王屍體，使其在漢水飄流，然後收屍埋葬，“以靖國人”。過幾年，芋尹申亥把楚靈王的靈柩如實上報，楚平王又予以改葬。楚靈王死後，原圍徐的楚軍回撤，在豫章被吳國打敗，楚蕩侯等五帥被俘。楚平王並未反擊。
楚靈王在位十二年，東伐吳，北圖霸，滅陳、蔡，在東、北各地多處築城，一時楚國霸主地位得到加強。但他好大喜功，大興土木，爭戰不停，“國人苦役”(《史記·楚世傢》)，終使自己走嚮敗亡，“一國棄之，如遺跡矣”(《國語·楚語下》。)成為一位引為歷史教訓的“人鑒(鏡)”(《國語·吳語》。)式的人物。
司馬遷說：“楚靈王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於申亥之傢，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史記·楚世傢》。)楚靈王繼楚共、康王霸勢轉衰後，力求重振霸業，並確有所建樹，“志小天下”，在春秋大國爭霸的歷史氛圍中，自無可非議；但他急功近利，不顧國內外客觀條件，盲目進取，又舉措暴衆，忽視人心的嚮背，“操行之不得”，確實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司馬遷的評論，客觀中肯，令人深思。
二、楚平王“息民五年”與伍子胥被迫奔吳
楚平王是在內亂中登上王位寶座的，對楚靈王的“失民”舉措，不得不引以為訓。所以，楚平王即位後，一反楚靈王之所為，對內“息民五年”(《左傳·昭公十四年》。)，註重“禮”治，對外務求“自完”、“以持其世”，“不求諸侯”(《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取得王位，依靠陳、蔡、許、葉等的幫助，所以在起兵時就答應恢復陳、蔡，公元前529年即位初，就馬上恢復陳、蔡兩國，使陳故太子偃師之子吳歸於陳，是為陳惠公；使蔡故太子有之子廬歸於蔡(新蔡，今河南新蔡)，是為蔡平侯。原被楚靈王遷於楚本土的許、鬍、瀋、道、房、申等，楚平王又讓其返回故地。對原追隨公子比、勸其殺自己的觀從，則召回任為卜尹。這些措施，即所謂“寬民”、“宥罪”(《左傳·昭公十三年》。），符合“禮”的標準。
當楚國內亂時，晉國認為時機已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同上。)。即謀“(召)會”，首先約會吳，吳王夷末鑒於楚、吳衝突未息，沒有同意。這年(公元前529年)七月，晉治兵於邾之南境，甲車四千乘，盛況空前，嚮諸侯示威。晉昭公接着會周卿士劉獻公及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之君於平丘(今河南封丘東)（《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晉因聽信邾、莒關於魯國經常攻打他們的控訴，故不許魯昭公入盟。）楚平王不敢過問，昔日楚靈王抑製晉之威勢盡失。
吳王夷末見楚平王初立，晉又大會諸侯，楚國孤立，即舉兵攻取州來(今安徽鳳臺)。楚令尹子期(子旗)請求反擊，楚平王以為“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傢，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左傳·昭公十三年》)，沒有同意。次年(公元前528年，楚平王元年)，楚平王為實行“禮”治，又遣然丹、屈罷選民檢閱，安撫國民，救濟貧乏，結好四鄰，息民五年。關於這一政策，《左傳·昭公十四年》作了詳細的記載：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熏力，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楚平王在“息民”的同時，對居功自傲、結黨營私的著姓權貴，也不惜以堅决打擊。就在這一年秋，令尹子旗與養氏相勾結，貪求無厭，楚平王果斷地殺子旗，滅養氏之族。為了不忘舊[熏力]，又使鬥旗之子鬥辛居鄖(鄖公)(《左傳·昭公十四年》。）從此可見楚平王實行“息民”政策是很認真的，既“撫其民”，“赦罪戾”，又“詰姦慝”，楚國政治因而一度是比較清明穩定的。楚平王一時不失為一位頭腦清醒、志在求實的君主。
公元前525年(楚平王四年)，晉以周、楚之間的陸渾之戎“甚睦於楚”、“以其二於楚也”(《左傳·昭公十七年》)，就藉故出兵攻伐，陸渾之戎毫無察覺，結果被攻滅，其君逃亡到楚國，部衆則逃亡到甘鹿(今河南宜陽東南)，多為周所俘獲。楚平王未出兵相救。這年鼕，吳公子光率舟師攻楚，戰於長岸(今安徽當塗西南)。楚軍先敗，司馬子魚戰死；繼而楚軍反擊，大敗吳軍，獲吳王乘舟餘皇(舟名)。吳公子光率部夜襲，又奪回餘皇(同上。）此役吳、楚各有勝負，但楚取守勢，是被迫還擊的。其後兩年中，楚平王為避免與晉發生衝突，使許自葉遷於析(白羽，今河南西峽)；使工尹赤遷陰地之戎於下陰(今湖北光化西)，使令尹子瑕在郟(今河南郟縣)築城。顯然，這都屬於防禦性措施，當時魯大夫叔孫昭子就評論說：“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世而已。”(《左傳·昭公十九年》。)“不在諸侯”，是楚平王“息民”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然楚平王在對外取守勢的同時，也並非毫不進取，如公元前526年(楚平王三年)，楚平王聞蠻氏(戎蠻，今河南汝陽東南、臨汝西南)內亂，又無信，就派然丹誘殺其君嘉，攻取其地，既而又復立其子(《左傳·昭公十六年》)，以緩和矛盾。
楚平王“息民五年”後，政局日趨穩定，國勢亦漸恢復，即可嚮外圖謀進取時，卻因貪戀女色，重用佞臣，從而把楚國引嚮歧途。據《左傳·昭公十九年》載，楚平王原為大夫聘蔡時，與蔡地[具阝]陽(今河南新蔡境)封人之女同居而生太子建。即王位後，使伍奢為建之師(傅)，費無極為少師。費無極不受太子建寵信，就轉而想讒害太子建與伍奢(費無極是楚國名聲狼藉的“讒人”，對楚國危害極大。公元前527年(楚平王二年)，楚大夫朝吳有功於楚平王，費無極恐其有寵，挑撥其與蔡人關係，朝吳被迫出奔。楚平王怒責費無極，費又說朝吳有異心，迫其出奔，“翦其翼”(《左傳·昭公十五年》)。太子建當知費無極之所為，故不被信任。）他嚮楚平王建議為太子建娶妻，楚平王同意，就為太子建娶秦女，並命費無極前往迎娶。費無極又轉而勸楚平王自娶。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六年)正月，楚平王果然自娶(秦女嬴氏)。這年夏，費無極對楚平王說：“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闢陋，若大城城父，而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同意，一方面使太子建居城父，以經營北方；另一方面自己親率舟師伐濮，以拓土南方。費無極這一建議與楚平王的立即付之實施，應該說是有助於楚國的重振霸業的，但可惜的是衹過半年，即於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費無極卻又誣陷太子建與其師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左傳·昭公二十年》。《史記·楚世傢》記，費無極“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有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可見費無極上述南北並進的建議，並非從楚國戰略利益出發，而是為了清除太子建、伍奢這一不利於自己取寵的異己勢力的。楚平王聽信費無極讒言，立即拘執伍奢，並命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奮揚知太子建蒙冤，先使人相告，太子建被迫奔宋。
伍奢子伍尚和伍員(字子胥)，都很有才幹。費無極不放心，又進一步陷害其子，說不殺伍尚兄弟兩人，將為楚患。楚平王以不殺伍奢為名，詐召伍尚、伍員。伍尚對伍員說：
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闢，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左傳·昭公二十年》。)
伍尚應召歸，結果伍奢、伍尚均被楚平王所殺。據《史記·伍子胥傳》、《呂氏春秋·異寶》、《戰國策·秦策》、《吳越春秋》等載，伍子胥歷盡艱難，先奔逃至宋，投太子建。適逢宋有華、嚮之亂，就與太子建奔至鄭。鄭國君臣對他們很友好。太子建至晉時，卻答應回鄭與晉裏應外合而滅鄭。謀泄，鄭定公與子産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子胥就與勝經鄭、許，然後出昭關(楚地，今安徽含山小峴山上)，夜行晝仗，膝行匍匐，“乞食於吳市”。至吳後，“耕於鄙”。
這一年鼕，蔡平侯死，太子朱立，但地位卑弱。次年(公元前521年)，朱被迫奔楚。費無極乘機勒索朱叔父東國的賄賂，然後對蔡人說：“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蔡人害怕，遂改立東國。朱嚮楚平王申訴，楚平王將討伐蔡國。費無極又讒朱對楚有二心，楚平王聽信，未出兵。
從上述記載可見，楚平王“息民五年”後，一反常態，忠姦不分，聽信佞臣費無極，殺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足智多謀、頗有才幹的伍子胥出逃，釀成我國歷史上一大冤案。對屬國問題又未妥善處理，這對後來與吳的爭奪都是不利的。
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秋，吳王僚見形勢對吳有利，遂出兵伐楚，攻打州來。楚令尹子瑕(陽[勹亡])、司馬越率楚、頓、鬍、瀋、蔡、陳、許等七國軍隊馳援，吳軍在鐘離(今安徽鳳陽東)抵禦。楚令尹子瑕卒於軍中，軍無鬥志。吳公子光對吳王僚說：
楚令尹死，其師。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鬍、瀋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吳王僚采納了這一建議，遂與楚等國軍隊戰於雞父(楚地，今河南固始東南)。吳以罪人進攻鬍、瀋、陳三國軍隊，三國軍隊見吳軍不整，爭先恐後地抓獲俘虜，軍隊大亂。吳軍主力乘勢攻擊，三國軍隊大敗，鬍、瀋之君與陳大夫被俘。接着又擊敗許、蔡、頓三國軍隊，於是楚軍大敗。十月，吳軍應太子建母之召，並親為之開城門，吳軍於是攻入蔡之[具阝]陽，取建母及其寶器而歸(太子建母為蔡女，楚平王娶秦女，建母歸蔡，居於[具阝]。）楚司馬越追趕，不及，畏罪自縊。其時，囊瓦(子常，子囊之孫)任令尹，懼吳，又“城郢”(杜註：“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復增修以自固。”(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對這件事，瀋尹戌評論說：“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據《史記·吳世傢》等史籍記載，公元前518年(楚平王十一年)，楚邊邑卑梁女與楚邊邑鐘離(卑梁當近此)女(一說小童)因養蠶而爭采桑葉，二女傢怨相滅，兩國邊邑長怒而相攻。吳王僚、楚平王得知，也發兵相攻。這年十月，楚平王率舟師攻入吳境，越公子倉與大夫壽夢率軍前來與楚軍會合，楚平王至圉陽(楚地，今安徽巢縣南)而還。吳軍尾隨楚軍，趁楚軍無備，遂破巢和鐘離而歸。至此，楚防吳前哨已被突破，楚國的安全已受到威脅。瀋尹戌指出：“亡郢之始於此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指守巢、鐘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但《左傳》無楚、吳邊邑女(小童)“爭桑”記載。)公元前517年(楚平王十二年)，楚平王為防備吳的進攻，遣射在州屈(今安徽鳳陽西)、丘皇(今河南信陽)築城，分別遷茄人、訾人居祝遣熊相[礻某]和季然分別在巢、(今河南葉縣南)築城郭。
次年(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三年)，楚平王卒。楚平王在位十三年，初期推行“息民”政策，有利於楚國的恢復與穩定。但在此同時，又奉行“不在諸侯”、“自完”方針，故其“息民”，衹是被動應付，不在積極進取，實際上並無多大成效。特別是當國勢稍趨恢復，就“奢侈縱欲，不能製下、檢民以德”(陸賈《新語·無為》)，又寵信佞臣費無極，殺害忠良，迫使太子建、伍子胥與勝等出逃，進一步加劇了楚國政局的動蕩不安。至後期，外爭吳失利，又頻頻築城擾民，“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給楚國帶來了嚴重的後患。楚平王治楚十三年，楚國的國勢進一步衰落下去。
三、吳人入郢
楚平王卒，子熊壬(熊軫，或作熊珍)立，是為楚昭王(前515椙?89年)。楚昭王年幼，軍政大權掌握在令尹子常手裏。
公元前515年(楚昭王元年)，吳王僚乘楚喪、楚昭王初立之機，遣其弟掩餘、燭庸率軍攻楚國六(今安徽六安東北)、潛(今安徽霍山北)等地。同時派季紮訪問“上國”(中原諸國)，先至晉，以觀察晉等國動嚮。楚莠尹然、王尹麇率軍救潛，瀋尹戌率軍在窮(今安徽霍丘西南)阻遏吳軍，令尹子常率舟師抵及沙(今安徽懷遠東北)而還，左尹[𠔌阝]宛、工尹壽率軍亦至潛，這樣楚軍先阻後截，吳軍在窮、潛間進退兩難，陷於睏境。
吳公子光以為自己是“王嗣”(吳王壽夢有四子：諸樊、餘祭、餘末、季紮。壽夢死後，諸樊、餘祭、餘末相繼為王。餘末死後，應傳位季紮，季紮“逃位”，於是立餘末子僚為王。公子光是諸樊之子(或謂餘末子，不同母)，故稱自己是“王嗣”，當立為王。），早有謀王位之志。伍子胥奔吳後，不久投靠公子光。知光欲謀王位，特求得勇士專諸引薦給光。
光見吳軍在外受睏，國內空虛，正是奪取王位的好時機，於是與專諸謀，在堀室(窟室)埋伏甲士，宴請吳王僚。專諸置劍於炙魚中以進刺死吳王僚，專諸則當場被吳王僚衛士所殺。公子光即位，即為吳王闔閭(闔廬)。季紮回來，“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闔閭又立專諸子為卿，政局很快穩定了下來。在前綫與楚軍對峙的吳公子掩餘、燭庸聞訊，分別逃往到徐與鐘吾(今江蘇宿遷北)。楚軍聞吳亂，亦還。當吳國政局穩定後，楚國又因楚昭王新立年幼，費無極乘機陷害[𠔌阝]宛，唆使令尹子常殺[𠔌阝]宛及其族、黨，迫伯氏之族出逃，釀成新的冤案，危害初安的政局。據《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載，左尹[𠔌阝]宛，“直而和，國人悅之”，費無極與其狠狽為姦的右領鄢將師視之為眼中釘，就在令尹子常面前誣陷[𠔌阝]宛要暗害子常，子常聽信，即令攻[𠔌阝]氏，並以火燒之。[𠔌阝]宛得知，被迫自殺。子常、鄢將師又殺了與[𠔌阝]宛相好的陽令終(中廄尹)與其弟完、佗，以及晉陳(楚大夫)及其子弟，盡滅[𠔌阝]氏之族、黨。此即“[𠔌阝]宛之難”。
晉陳之族不服，大呼道：“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國人對此不滿，議論紛紛。瀋尹戌嚮子常尖銳指出：“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衹得於這年(公元前515年)九月，殺了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悅於國”。在費無極誣陷[𠔌阝]宛及子常滅[𠔌阝]氏之族、黨時，與[𠔌阝]氏親善的伯氏之族被迫逃亡到吳國，後來伯[喜否]為吳太宰以謀楚”(《左傳·定公四年》。《史記·吳世傢》謂“楚誅州犁，其孫伯亡奔吳，吳以為大夫”)，楚國又增添了新的敵視力量。
令尹子常是一位“賄而信讒”(《左傳·昭公二十七年》。)的人。他信讒言，滅[𠔌阝]氏等三族，迫伯氏逃亡，摧毀了楚國的忠良。又貪利索賄，公然欺凌壓榨來訪之國。據《左傳·定公三年》載，公元前507年(楚昭王九年)，蔡昭侯朝楚，帶來兩佩(佩玉)兩裘，一佩一裘獻給楚昭王，留一佩一裘自用。子常想要，蔡昭侯未獻給他，子常竟粗暴地扣留他三年。唐成公朝楚，帶兩匹肅爽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肯，也被扣留三年。後唐人獻馬給子常，子常纔讓唐成公回國。蔡人仿效唐人，獻佩給子常，蔡昭侯得釋。蔡昭侯歸及漢時，投玉於水，發誓說：“餘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立即赴晉，以其子元與蔡大夫之子為質，請求伐楚。第二年(公元前506年)，晉應蔡請，即會宋、蔡、衛、陳、鄭、許、曹、莒、邾、頓、鬍、滕、杞、小邾等國國君及周、齊之大夫於召陵，謀伐楚。晉荀寅嚮蔡昭侯求賂，未得，就以“國傢方危，諸侯方二”、“棄盟取怨，無損於楚”(《左傳·定公四年》。)為由，勸範獻子(晉主卿)不要攻楚。晉國君臣權衡得失，就辭蔡昭侯而未輕易興兵。召陵之會，雖未伐楚，但與會國之衆，說明楚國失禮於蔡、唐，不得人心，各國不滿。
當楚國令尹子常為政，“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國語·楚語下》。)，對外又欺凌小國，陷於孤立被動之際，吳王闔閭則立志圖強立霸，即位後任伍子胥為行人(外交官，一說“將相”)、伯為大夫(一說太宰)，共謀國事。伍子胥嚮闔閭建議說，要興霸成王，“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稟，治兵庫”(《吳越春秋·闔廬內傳》。）又推薦避亂於吳的齊人孫武，闔閭任以為將。孫武主張改革圖強，與闔閭議論晉六卿強弱，認為趙氏田製，大其畝而輕其稅，可以成功(《孫子兵法·吳問》。）吳王闔閭在伍子胥、孫武、伯等輔助下，國力迅速強大了起來。
吳王闔閭經短期休整後，即於公元前512年(楚昭王四年，吳王闔閭三年)，要徐、鐘吾執拘公子掩餘與公子燭庸，以清除原吳王僚的勢力。兩公子逃奔到楚國，楚國將他們安置在養(今河南瀋丘東南)，“將以害吳”(《左傳·昭公三十年》。）吳王闔閭怒，執鐘吾之君，接着攻徐，引山水灌城(楊伯峻《春秋左傳註》：此為我國古代“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記載”)，遂滅徐。徐君奔楚，瀋尹戌領軍救徐，就滅夷(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把徐君安置在此(《左傳·昭公三十年》。）經此次戰役後，吳王闔閭為了進一步打擊楚國，就嚮伍子胥詢問攻楚的戰略戰術。伍子胥回答說：“楚執政衆而乖(多而不和)，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突然襲擊而又速退)焉，一師至(至楚境內)，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剋之。”(《左傳·昭公三十年》。)此即“子胥之謀”（《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王闔閭完全贊同。次年(公元前511年)，吳王闔閭即按伍子胥謀略行事，以一軍攻夷、潛、六，楚瀋尹戌率軍救潛，吳軍還。吳又用另一軍攻圍弦(今河南息縣南)，楚左司馬戌、右司馬稽率軍救弦，進抵豫章，吳軍又退。
公元前508年(楚昭王八年)夏，桐(古國，世屬於楚，今安徽桐城北)叛楚。吳王闔閭使舒鳩氏(桐之北，今安徽舒城)引誘楚軍出擊，秋，楚令尹子常果然領軍伐桐、吳，進抵豫章。吳潛師於巢，在豫章打敗楚軍。接着，剋巢，俘楚守巢大夫公子繁(《左傳·定公二年》。）《左傳·定公四年》載：“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可見除上述兩起重大軍事行動外，吳軍幾乎連年出動騷擾，楚國應接不暇，疲於奔命。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吳王闔閭以為大舉攻楚入郢的時機已經成熟，就徵求伍子胥與孫武的意見。伍子胥、孫武說：“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史記·吳世傢》。)前已指出，蔡、唐由於受到楚令尹子常的侮辱，耿耿於懷，决心報復。這年春召陵之會，晉等國雖未興兵伐楚，但同年夏，因瀋(楚之屬國)君不會召陵，晉支持蔡攻滅了瀋國。秋，楚國出兵包圍了蔡國，以懲罰蔡滅瀋之舉。伍子胥助蔡“謀楚”，蔡昭侯於是又“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左傳·定公四年》。）不久，吳王闔閭、蔡昭侯與唐成公達成協議，共同攻楚。
這年鼕，三國聯軍(唐小力弱，主要是吳、蔡軍隊)，在吳王闔閭、蔡昭侯、唐成公以及伍子胥、孫武、伯等率領下，對楚國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吳軍乘舟溯淮而上，在淮棄舟，改行陸路，會合蔡軍，西進至豫章與楚軍夾漢水對峙。在决戰時，左司馬戌對令尹子常說：“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阝厄]。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左傳·定公四年》。)按此部署，子常與吳軍在漢水周旋，左司馬戌率方城外軍隊毀吳舟，還塞三關(今豫鄂三關：九裏、武勝、平靖，古稱大隧、直轅、冥[阝厄]，為漢東險隘)；然後子常領軍渡漢水出擊，左司馬戌自後夾擊，使吳軍腹背受敵，一舉而殲之於漢東。子常無異議，就按這一謀略分頭行事。
子常雖高居令尹之職，在用兵上卻是一個無能之輩。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載，吳在舉兵伐楚時，“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公子結)為將，吾則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可見伍子胥所畏懼的是公子結，子常則並非對手。楚武城大夫黑以楚革車不如吳木車耐久，建議速戰。大夫史皇則挑撥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三隘道之統稱)而入，是獨剋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同上。)子常爭功，不顧先與左司馬戌商定的策略，就率軍先濟漢而陣，自小別至大別(二山皆在漢北、淮南)，三戰皆北。子常自知不能勝吳，想臨陣脫逃，史皇告其如致死以剋吳，尚可以免貪賄緻寇之罪，子常纔未逃跑。
十一月庚午日，楚、吳兩軍對陣於柏舉(今湖北麻城東北)。吳王闔閭弟夫概對闔閭說，子常不仁，其臣無死志，如率先出擊，楚軍必逃，繼而大軍進攻，吳必勝。闔閭沒有同意。夫概於是率其部五千人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逃，楚軍亂，吳軍進擊，大敗楚軍。子常逃到鄭國，史皇戰死，此即柏舉之戰。
柏舉戰後，吳軍追擊楚軍至清發(今漢水支流[氵員]水)。夫概認為睏獸猶鬥，建議待楚軍半濟而後攻擊，闔閭按此計，又大敗楚軍，此即清發之戰。吳軍窮追不捨，待楚軍做好飯正要吃時，吳軍又追來了，楚軍衹得棄食而逃。吳軍吃飽飯(楚軍做好的飯)，又繼續追擊，在雍[氵筮](今湖北京山西南)，再一次打敗楚軍。楚左司馬戌聞訊，自息(今河南息縣西南)而還，在雍[氵筮]打敗吳軍，但楚軍主力已失，左司馬戌孤軍作戰，幾經戰鬥，遍體鱗傷，自知將死，又恥為俘虜，自殺身亡。吳軍五戰五勝，直奔郢都。
吳軍兵臨城下，楚昭王攜其妹季芈畀我倉皇逃亡。渡睢水(沮水)後，命[釒鹹]尹固把點燃的火燧係於象尾，衝散吳軍。接着渡過長江，進入雲夢澤。楚昭王在此受到起義群衆的襲擊，又逃奔到鄖。鄖公鬥辛(蔓成然子)弟懷為報楚平王殺父之仇，要殺楚昭王，鄖公不允，與另一弟巢護送楚昭王至隨。吳軍跟蹤而來，以“漢陽之田，君實有之”(《左傳·定公四年》。)為條件，要隨人交出楚昭王。楚昭王兄子期(公子結)長相與楚昭王相似，穿着楚昭王衣服，要隨交給吳人。隨人占卜，不吉，就鄭重地對吳人說：
以隨之闢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安輯)楚境，敢不聽命?(同上。)
吳人詞窮理虧，就引兵而退。楚昭王免難，遂刺破子期的胸部，取血與隨人盟，以示感激與至誠。楚昭王在危難中化險為夷，是楚國對隨國歷來采取正確政策的結果。
當楚昭王逃難在隨時，子西偽為楚昭王車服，立國於脾[氵曳](今地不詳，《匯纂》以為在今江陵附近)(《左傳·定公五年》。)，以召集潰散之軍民。後得知楚昭王所在地方，又與楚昭王會合在一起。
吳人入郢，“以班處宮”(《左傳·定公四年》。“以班處宮”，《左傳·定公四年》記得很簡略。《𠔌梁傳》、《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等則記得很具體，其中不乏渲染之詞，並不足信。）杜註：“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楚國宮後及豪門之傢受到極大的侮辱。
吳軍破楚入郢，不僅使楚國統治集團蒙受凌辱與損失，而且也給楚國人民帶來災難。楚申包胥赴秦乞師，對秦哀公痛切陳辭：“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喻吳為蛇、豕，貪害楚國)，虐始於楚。”(《左傳·定公四年》。)次年，楚子期反擊，將焚吳軍居麇之地，子西說：“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左傳·定公五年》。)足見吳攻楚，楚國軍民承受着極大的痛苦。儘管楚國統治集團腐朽，特別是令尹子常索賄聚斂，殘害忠良，但在亡族滅國的關頭，全國軍民均以族國為重，起而反抗。原來楚國民衆反抗楚王室的鬥爭，立即轉變為反抗吳人入占與破壞的鬥爭。子西之所以能在敗亂中集結潰散軍民，軍民又隨從與保護楚昭王，就是軍民團结一致，不甘凌辱，起來反抗的例證。尤其是當楚昭王落難在隨時，申包胥不畏艱險，長途跋涉，赴秦乞師救楚。他依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七日勺水不進。秦哀公感動，為之賦《無衣》(詩)，申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不愧為楚國歷史上突出的愛國者。楚國軍民的奮起抗吳，必然迅速改變楚國在戰場上的不利形勢。同時，吳人入郢，各國震動。除了秦答應出兵相救外，歷來與楚親善的越國亦及時出兵攻吳，迫使“吳使別兵擊越”(《史記·吳世傢》)，有力地牽製着吳國。
據《左傳·定公五年》載，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夏，就在越軍攻入吳國時，秦亦派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隨申包胥入楚。子蒲因不知“吳道”(戰法)，由楚軍先與吳戰，子蒲則率軍在稷(今河南桐柏境)與楚軍會合，在沂(今河南正陽境)大敗夫概。在柏舉之戰中被吳俘虜的楚大夫射之子，主動收集楚散卒投奔子西，在子西指揮下，又敗吳軍於軍祥(今湖北隨縣西)。秋七月，楚子期、秦子蒲滅唐(今湖北棗陽東南)。
吳王闔閭腹背受敵，前有楚、秦聯軍，後有越軍，戰場形勢已嚮不利於吳國方向轉換。闔閭弟夫概乘機逃回吳國，自立為王(夫概王)。闔閭氣急敗壞，引兵攻擊，夫概兵敗奔楚，楚昭王封他在棠(今河南西平西)，是為棠氏。闔閭率吳軍與楚、秦聯軍再戰，先在雍打敗楚軍，隨後又被秦軍打敗。吳軍駐於麇(楊伯峻《春秋左傳註》以為在雍附近)，子期、子西以火攻，吳軍敗；接着又戰於公[地[胥]之(今湖北襄樊市東，參見揚伯峻《春秋左傳註》)，吳軍又大敗。
這年九月，吳王闔閭衹得引兵撤退，楚昭王返回郢都。楚昭王為了迅速恢復統治秩序，立即論功行賞。當時得到奬賞的有鬥辛、王孫由於、王孫圉、鐘建(逃亡途中負季芈)、鬥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鬥懷等九人。其中鬥懷(鬥辛弟)，初謀弒王，故子西主張取消對他奬賞。楚昭王說：“大德滅小怨，道也。”仍與其兄一樣給予奬賞。楚昭王奔隨渡臼水時，藍尹不與王舟，而渡其帑(妻)。至楚復國安定時，楚昭王要殺他，子西說：“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楚昭王頓時省悟，“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申包胥不肯受賞，說：“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此外，吳人入郢時，為楚國保存了“雞歡之典”的蒙𠔌，以及隨從和保護楚昭王有功的屠羊說，也拒絶受奬賞，前者“自棄於磨山之中”(《戰國策·楚策一》)，後者返其“屠羊之肆”(《莊子·讓王》)，也是我國歷史上一大佳話。楚昭王妹季芈主動要求嫁給鐘建，以報答逃亡途中背負之恩。楚昭王答應，並任仲建為樂尹。楚國經郢破之難後，楚昭王能以“德”為重，功則奬賞，過則不究，一時君臣團结，國傢穩定。
吳王闔閭攻楚破郢，是圖謀已久的行動。公元前506年對楚五戰五勝，最終進入郢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吳王闔閭本人，以及伍子胥、孫武、伯[喜否、夫概等在領軍作戰中，也表現出了卓越的指揮才能。伍子胥從政治上分析“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在軍事上提出“為三師以肄”，“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等戰略戰術，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前，能從政治、軍事作綜合分析考慮，無疑是軍事鬥爭中一大建樹。但吳入楚後，很快由勝轉敗，也是值得總結的。究其原因，一是從吳國總體力量看，是不可能獨吞楚國的，楚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經久不衰的大國強國；二是吳入楚後，面臨楚、秦、越等國的反攻與打擊，腹背受敵，當時外部條件也不允許吳再在楚國呆下去；三是吳國內部不和，如夫概有異志，入郢後又與子山(吳王子)爭處令尹之宮，竟鬧到火並程度。此事影響很大，鬥辛指出：“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左傳·定公五年》。)更主要的，吳攻楚入郢，畢竟是一場驚奪性戰爭，給楚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其非正義性質是很明顯的，故儘管有傑出的軍事傢在指揮，也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這點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
楚國在吳軍長驅直入、國都淪陷、楚昭王出逃情況下，全國軍民奮起反擊，完全是一場反掠奪與凌辱的正義自衛戰。所以，楚國之所以很快地反敗為勝，主要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形成軍民團结、上下一致，共同抗擊敵人的局面。《淮南子·泰族》說：“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緻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鬥。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緻其死，卻吳兵，復楚地。”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子西等集結潰散軍民捨身再戰，左司馬戌寧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軍民保護代死的場面，無一不閃爍着楚國軍民戀鄉愛國尊君愛族的思想光輝。
楚國是一個大國強國，竟敗在後起吳國之手，不能不是我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其教訓也是極其深刻的。其中重要教訓之一是楚平王後期忠姦不分，致使人才外流，國內動蕩，對外又“不在諸侯”，放棄進取，終日益陷於被動挨打局面，故楚平王後期已埋下失敗的禍根。楚平王死，楚昭王年幼即位，令尹子常主政，他不僅不認真檢討以往的過失，反而變本加厲，繼續迫害忠良，還貪欲索賄，欺凌小國，把楚國進一步引嚮歧途。因此，楚國敗在吳國腳下，楚平王、令尹子常的責任是無法推卸的。伍子胥、伯[喜否]雖受到陷害，被迫出走，在吳國的政治、軍事實踐中，也表現出突出的才幹，但他們助吳攻楚破郢，蹂躪故國，凌辱父老親戚，這種狹隘的復仇思想與行為，不能不是一個污點，亦應受到譴責。
四、楚昭王“遷郢於[]，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公元前505年吳王闔閭敗歸後，吳、楚之爭並未因此結束。特別是夫概兵敗奔楚，更是闔閭的心腹之患。所以，當吳國稍為休整後，即於次年(公元前504年)四月，又大舉攻楚。
吳王闔閭子終纍(此從《左傳·定公六年》。《史記·吳世傢》作夫差。終纍為夫差兄。)敗楚舟師(水軍)，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在此同時，又敗楚司馬子期所率的陵師(陸軍)於繁陽(今河南新蔡北)。楚國水陸兩軍失利，君臣不安，於是“遷郢於，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左傳·定公六年》。）吳迫楚遷都，這是對楚國的第二次重大打擊。看來這次打擊對楚國君臣來說，教訓更其深刻，“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認為人心可用，“喜曰：‘乃今可為矣。’”(同上。)在吳國嚴重威脅下，楚昭王、令尹子西首先做了兩件大事，一是遷郢於，二是接受教訓，改變政策，休養生息，加強治理。(今湖北宜城東南)，離江較遠，可以避免吳國強大水軍的威脅，又臨漢水，便於交通，發展生産。西鄰荊山，北接南陽盆地，進可取，退可守，而其時與秦盟好，與晉關係亦趨緩和，這一環境，正好提供了“改紀其政”的良好條件，有利於楚國休養生息，着力恢復。至於何時返郢，《漢書·地理志》說在楚昭王時期，具體時間不明確。據《左傳·哀公四年》(這年為楚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1年)載，楚國偽辭“吳將[氵斥](溯)江入郢，將奔命焉”、圖謀北進來看，其時已由復遷回郢(紀南城)了。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遷都，公元前491年前遷回，其間數年至十年左右，正好是集中精力進行整頓恢復時期，與“遷郢於，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的說法是相吻合的。在“改紀其政”取得成效後，楚國就轉守為攻，又積極嚮外進取了。
公元前496年(楚昭王二十年)春，頓(今河南項城境)君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楚、陳聯軍遂滅頓。夏，吳王闔閭乘越君允常卒、勾踐新立之機，興兵攻越，戰於[木雋李(今浙江嘉興南)，吳軍敗，闔閭受傷而死，子夫差繼立(《左傳·定公十四年》。）從此，吳、越關係進一步緊張，楚、吳關係則趨於緩和。
原鬍(今安徽阜陽)國國君乘吳入郢之機，盡俘與鬍近鄰的楚人，楚國安定後，又不事楚，楚國於是於公元前495年(楚昭王二十一年)，出兵滅鬍(《左傳·定公十五年》）。
公元前494年(楚昭王二十二年)春，楚昭王對蔡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報復行動。柏舉之戰，吳幾乎滅楚，蔡國起了重要作用。據《左傳·哀公元年》載，楚昭王這次伐蔡，是作了認真部署的。他首先組織了楚、陳、隨、許等國聯軍，這些國傢的國君都領兵隨同楚昭王一起前來，可見聲勢很浩大。然後圍蔡(新蔡，今河南新蔡)，離蔡都一裏處構築厚一丈、高二丈的堡壘，以防止蔡人出奔和吳軍來援。按令尹子西的預定計劃，屯駐九晝夜。蔡人窮睏，男女各係纍(繩索)而出降。楚欲遷蔡人於江、淮間，蔡昭侯偽聽命，各國軍隊於是撤退。然蔡昭侯與楚結怨太深，當楚等各國軍隊撤退後，又叛楚從吳，請求遷於吳國。次年(公元前493年)，吳軍入蔡，遷蔡於州來(下蔡，今安徽鳳臺)。蔡人“哭而遷墓”(《左傳·哀公二年》。杜註：“將遷，與先君辭，故哭。”)，怨恨蔡昭侯。過兩年，即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蔡昭侯將赴吳，蔡國大夫恐其又遷，殺蔡昭侯，立其子翔，是為蔡成侯(《左傳·哀公四年》、《史記·蔡世傢》。）蔡經楚打擊和此次內變後，力量已大為削弱，無力再與楚為敵。
正當楚國報柏舉之戰、逐步鞏固東方前哨時，吳、越大戰再起，結果吳敗越於夫椒(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野心勃勃，企圖北上爭霸。晉則內亂不已，公元前493年(楚昭王二十三年)，晉國范氏、中行氏在鄭、齊等國支持下，與趙、韓、魏戰於戚鐵(今河南濮陽西北)，趙鞅臨陣誓師，宣佈廢止舊的奴隸製，采取發展新興的封建生産關係政策(《左傳·哀公二年》記趙鞅誓曰：“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結果打敗了范氏、中行氏與鄭國軍隊，並獲齊助范氏之粟千車(《左偉·哀公二年》。）因此，晉其時已無力外爭，霸權已名存實亡。楚昭王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即轉而圖謀北方。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夏，楚在攻剋夷虎(蠻夷叛楚者)後，一方面宣言“吳將[氵斥]江入郢”，一方面命左司馬皈、申公壽餘、葉公諸梁徵集蔡(上蔡)、方城外之兵民，攻打蠻氏(戎蠻)，襲其邑梁、霍(皆今河南臨汝西)，單浮餘則圍攻蠻氏(今河南汝陽東南)，蠻氏潰散，蠻子赤逃亡到晉國的陰地(今河南盧氏東北)。楚司馬又徵集豐、析(今河南淅川、西峽、內鄉一帶)與戎狄之民為兵，逼近上雒(今陝西商縣)。楚左路軍進駐菟和(今商縣東)、右路軍進駐倉野(今商縣東南)，然後對晉陰地命大夫(陰地為晉東南之要地，此地如失守，晉都新絳門戶洞開，故晉君親命之大夫守衛，以示重要)士衊威脅說：“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少習山在今商縣境)以聽命。”(《左傳·哀公四年》。)少習山地位重要，如打通它，即可西與秦聯盟，東取陰地，渡河以逼晉都。士衊驚恐，請示晉執政趙鞅，趙鞅回答說：
“晉國未寧(指范氏、中行氏之難)，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同上。）士衊於是召集九州之戎，詐稱給其地並為之築城，誘執蠻子赤及其五大夫，在三戶(今河南淅川境)交給楚國。楚司馬又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子，盡俘蠻氏遺民以歸。晉為進一步嚮楚表示友好，晉定公還嫁女給楚(《左傳·哀公四年》。楊伯峻《春秋左傳註》記：“楊樹達先生《讀左傳》曰：‘時晉不競，畏楚殊甚，故有此事。金丈有晉公，乃晉定公嫁女於楚事，以此文合勘，知嫁女所以求歡於楚。’”)。由此可見楚昭王“改紀其政”，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據《左傳·哀公元年》載，吳軍攻入楚國時，吳王闔閭曾使人召陳懷公。陳懷公為難，嚮國人徵求意見。逢滑以為吳、楚勝負未定，“楚未可棄，吳未可從”，陳懷公於是不應召。公元前494年(楚昭王二十二年，陳閔公八年)秋，吳王夫差敗越後，“乃修先君之怨”，乘勝伐陳，進行報復。過五年，即公元前489年(楚昭王二十七年)春，吳王夫差又“復修舊怨”(《左傳·哀公六年》)，再次攻打陳國。楚昭王說：“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同上。)乃親自領軍前往救援，駐軍於城父。秋七月，楚昭王將出戰，卻身染重玻他自感不支，先後把王位讓給公子申(子西)、公子結(子期)，均不肯接受。後又讓位給公子啓(子閭)，啓五次推辭，然後纔受命。楚昭王不顧病重，領軍進攻大冥(今河南項城境)，終勞累過度，病情加劇，卒於城父。子閭說：“君王捨其子而讓(公子申等三人均為楚昭王弟)，群臣敢忘君乎?以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同上)與子西、子期商議，秘密轉移軍隊，封鎖消息，迎立楚昭王子熊章(越王勾踐女所生)為王，是為楚惠王(前488-?32年)，然後從容撤軍回國，安葬楚昭王。
楚昭王年幼即位，在位二十七年，正當青年有為時期。他接受郢亡的沉痛教訓，重用子西、子期、子閭等人，改革政治，與民休息，發展生産，使楚國得以迅速復蘇，重又步上爭霸行列，東卻吳，北抑晉，楚國又以大國強國的姿態屹立於江漢與江淮間。這就是為什麽中國歷史進入戰國時期後，楚國仍為南方泱泱大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的重要原因之一。楚昭王不失為楚國歷史上一有作為有貢獻的君主之一。孔子說：“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左傳·哀公六年》。)所謂“知大道”，即指楚昭王深諳國內外形勢，認真而又謹慎地治國；所謂“不失國”，當指楚國經吳破郢大難後，又漸復蘇，仍保住大國地位不變。孔子的這一評價，確是十分中肯而貼切的。
五、白公勝奪權鬥爭的失敗與楚惠王的繼續對外擴張
楚惠王即位後，各國形勢繼續出現新的變化。吳王夫差擊敗越王勾踐後，輕視越、楚，全力北上爭霸。為伐齊、晉，於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組織民力，築城於邗(今江蘇揚州市境)，鑿邗江(邗溝)，南引江水，北過高郵西，折東北入射陽湖，至今淮安北入淮，以通漕運，然後揮師北上，在兩次打敗齊國、並迫使伍子胥自殺(《左傳·哀公十一年》載，伍子胥以為越王勾踐為心腹大患，主張釋齊而伐越。夫差不聽，命其出使於齊。及公元前484年吳王夫差敗齊後，賜劍使伍子胥自刎。)後，公元前482年大會諸侯於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與晉定公爭先歃血(爭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踐經整頓休息後，國力已漸恢復，趁夫差北上、國內空虛之機，出兵襲吳，攻破吳都姑蘇。夫差聞訊，倉皇回軍，但已無能為力，衹得以厚禮請和，越王勾踐自度一時不能滅吳，就允其和。從此，吳讓位於越，已無力再與楚爭戰(《左傳·哀公十五年》載，公元前480年(楚惠王九年)，楚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乘吳被越打敗之機，率兵攻吳，進軍至桐(桐水入丹陽湖處，今江蘇高淳南)。吳國無力還擊)，楚國長期受纍於東吳的局面，即告結束。
中原諸國，特別是長期與楚爭霸的晉國，自春秋中後期以來，公室早已日漸卑弱，新興的地主階級展開了長期的奪權鬥爭，沒落的奴隸製逐步解體。公元前493年，趙、韓、魏聯合戰勝了范氏、中行氏後，進一步加速了封建生産關係的發展。在此同時，魯國“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齊國則政歸田(陳)氏，都是新興封建勢力與舊勢力長期鬥爭的結果。其他如鄭、宋等一直是楚之與國盟國，也都發生過奪權的嘗試，並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這些國傢或地區長期的、轟轟烈烈的奪權鬥爭，不能不産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楚國一直是實行以王為首、貴族、官僚三位一體的奴隸主貴族專政，其統治一直是比較穩定的。但是，在晉、魯、齊，以及鄰近鄭、宋各國新舊鬥爭的影響下，也出現了公開嚮王權挑戰的事件棗白公勝奪權鬥爭。
白公勝，楚廢太子建之子，楚平王之孫。太子建被鄭人殺後，勝逃奔到吳國。據《史記·楚世傢》載，公元前487年(楚惠王二年)，令尹子西召勝回國，“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巢已被吳占，故勝邑不在巢。《左傳·哀公十六年》謂“使處吳境(楚、吳邊境處)，為白公”，據杜註，此白縣邑，在今河南息縣東，恰臨吳處。
白公勝回國後，仿效中原諸國新興勢力爭取民心措施，亦積極爭取民衆，準備奪權。《淮南子·人間訓》載：“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傢無[竹/完]龠之信，關楗之固。大鬥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白公勝的這種禮賢下士、大鬥斛出、輕斤兩入的舉措，正是當時中原諸國新興勢力奪權鬥爭取得勝利的有效經驗，反映了社會關係的深刻變化。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六月，吳國攻打楚邑慎(今安徽穎上北)，被白公勝打敗。勝於是以獻吳捷(戰利品)為名，領兵入郢，“遂作亂”(《左傳·哀公十六年》。）七月，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劫惠王。白公勝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從，亦被殺。接着置楚惠王於高府，楚大夫圉公陽鑿宮墻而入，把楚惠王背到昭夫人處(惠王母)躲避(此從《左傳·哀公十六年》。《史記·楚世傢》則記，楚惠王被劫持高府，勝“欲弒之”。楚惠王被救至昭夫人宮後，“白公勝自立為王”。）葉公子高(瀋諸梁)時在蔡(州來，今安徽鳳臺)，聞白公勝發難後，遂率方城外之軍前來鎮壓。他由都城北門而入，得到箴尹固和國人的協助，打敗了白公勝。白公勝逃到山中，自縊而死。石乞被俘，拒絶告知白公勝屍體所在，被烹死。白公勝弟王孫燕逃奔到黃氏(吳地，今安徽宣城境)。
葉公子高兼任令尹、司馬。穩定後，子西之子寧(子國)為令尹，子期之子寬(公孫寬)為司馬。葉公子高告老於葉(今河南葉縣)(《左傳·哀公十六年》。）白公勝的奪權鬥爭，歷來稱為“白公之亂”(《左傳》哀公十六年、十七年及《國語·楚語下》等均謂“白公之亂”、“白公為亂”、“白公作亂”)，近人亦多持此說。郭沫若在其《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及其主編的《中國史稿》中，則指出是春秋時代楚國新興勢力發動的“一次革命”。白公勝是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因父在楚受讒，逃至鄭又被鄭人所殺，故對楚王室和鄭國懷有復仇心理，回國後即請求令尹子西討伐鄭國，子西從楚、鄭戰略利益考慮，不理會白公勝要求，而和鄭結盟(《左傳·哀公十六年》。）。白公勝難以容忍，發難後即殺子西、子期，並劫持楚惠王，子閭不肯接受王位，又殺子閭，狹隘的復仇心理和殘忍濫殺面目，暴露無遺。子西等對楚國的復蘇是有功勞的，且召勝回，又完全是楚惠王、子西等所為，故白公勝恩將仇報，為後人視為“上逼君，下亂治”(《韓非子·說疑》。)的叛逆之臣。但是，如從春秋時代大背景着眼，當時各國(包括楚國)奴隸大衆暴動、新興地主階級起而奪權，風起雲涌，連綿不息，在王室專政、公子輔政的楚國，白公勝這次發難，又不能不具有嚮舊勢力的代表棗楚王室展開奪權的性質。白公勝在鬥爭中采勸大鬥斛以出，輕斤兩以內”、“卑身下士、不敢驕賢”的政策，正是春秋社會階級關係大變動的産物，反映了在楚國這一古老的大國裏，也出現了新的鬥爭內容，因而白公勝事件，在“作亂”的形式下，卻賦有新的時代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新興勢力要求衝决舊的奴隸製生産關係的願望。
白公勝奪權鬥爭之所以失敗，最主要原因是楚國以王為首、公子輔政的奴隸主專政的體製還很牢固，楚國新興的封建生産關係還很幼弱，無法衝决舊勢力的牢籠。白公勝雖然提出了一些開明政策，但在行動中不講究策略，一開始就把鬥爭矛頭對準在楚國國人中頗孚衆望的子西、子期、子閭，使自己很快陷於孤立和被動。同時，白公勝又畢竟是王族出身，懷有極端狹隘的復仇思想，故其舉措是不明智的，一開始就喪失人心。在關鍵時刻，又猶豫不定，未采納“焚庫、弒王”(《左傳·哀公十六年》。)的建議，延誤時機，導致速敗。
白公勝奪權鬥爭的失敗，影響是很深遠的。楚國一方面雖仍以大國強國加入爭雄行列，另一方面則內部深藴危機，舊貴族勢力始終很強大，缺乏生氣，楚國也就逐步衰弱下去。
白公勝失敗後，楚惠王繼續嚮外擴張。陳原乘楚國發生白公勝事件時，“恃其聚”(《左傳·哀公十七年》。)(積聚糧食)而攻楚，楚安定後，楚惠王即於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命武城尹公孫朝(子西子)率軍奪勸陳麥”(同上。）陳國抵抗失敗，這年秋七月，遂滅陳為縣。
公元前477年(楚惠王十二年)，巴人攻楚，圍(今湖北襄樊市東北)。楚令尹公孫寧、寢尹吳由於、工尹固(一作屈固)率軍迎擊，在大敗巴軍，封子國(公孫寧)於析(今河南淅川西北)(《左傳·哀公十八年》)，開楚國封君之先例。
公元前476年(楚惠王十三年)春，越國為了麻痹吳國，發兵攻楚，挑起與楚國的衝突。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擊越軍，至冥(越地，今浙江長興西南)，不及，乃還。秋，楚瀋諸梁(葉公子高)為報復越國，率軍攻打東夷。三夷(今浙江寧波、臺州、溫州一帶)與楚盟於敖(東夷之地，亦今浙江濱海處)(《左傳·哀公十九年》)，楚國勢力已東及海。
稍後，越滅吳，盡收吳地。越王勾踐循着吳人足跡北上爭霸，但此衹是春秋大國爭霸的尾聲，春秋時代已經結束，更加劇烈的戰國封建兼併戰爭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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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弁言 | 敘言 | |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歷史與文化 | 第二章 商周時期楚國的建立與發展 | | 第三章 春秋時期楚國的崛起 | 第四章 楚成、穆王爭霸中原 | | 第五章 楚莊王立威定霸 | 第六章 晉、楚並霸與弭兵 | | 第七章 吳破郢與春秋末楚國的復興 | 第八章 春秋時期楚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生産關係的産生 | | 第九章 春秋時期楚國文化的發展 | 第十章 戰國初楚國的內外形勢與吳起變法 | | 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統治時期楚國的鼎盛 | 第十二章 戰國中後期楚國的逐步衰落 | | 第十三章 楚國的敗亡 | 第十四章 戰國時期楚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 | 第十五章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的重大成就 | 第十六章 楚國民族關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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