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我才明白，"赌博"只是对父亲做生意的方式的一个比喻，我在经商的道路上，经常担心会重蹈父亲的覆辙。他的每次"毁灭"都是因为快速膨胀造成的，所以，我总是害怕自己的生意膨胀得太快。我并不是害怕风险的人，但是我有很强的自律性，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赌徒"。我每年有一个周末去萨拉托加，即便是下赌注输掉10元钱，心里都会翻江倒海似的难以平静。但是，我却愿意将100万美元压在一个新开的餐馆上。我甚至更乐于拿自己打赌，但前提是周围已经聚集了一群非常团结的、高素质的人才。而且，我甚至更自信自己控制人比控制马得心应手得多。相反，我父亲却从不觉得有必要让身边聚集一些在某些方面比他聪明的人才。父亲更需要感受到自己的重要，需要被人认同，需要别人把他当"国王"。所以，他将自己的公司命名为"恺撒"也不是什么巧合。而我则喜欢坐在领导的位子上，最大的快乐不在于能自行其是，而在于可以领导一个团队。"热情好客"就是一项团队"竞技"。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父母的婚姻中肯定有很多共同点维系着两人共同生活了25年，其中包括一些共同的兴趣，这些兴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我日后的商业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父母都热爱现代艺术，对收藏艺术品拥有敏锐的眼光。由于他们的精挑细选以及极富先见的购买，我从小到大一直能"近水楼台"，被各个大师的作品包围，其中有约瑟夫·阿尔伯斯、莫里斯·路易斯、贾斯伯·琼斯、亚历山大·考尔德、曼·雷、亨利·摩尔、乔尔·夏皮洛、塞·托姆布雷、海伦·弗兰肯塞勒、皮埃尔·阿彻斯格与格哈德·里希特等等。1968年，母亲与我们家的一个亲密友人琼·洛布开办了福塞思画廊（Forsyth Gallery），在圣路易，这样的当代艺术画廊可是有开创意义的。姐姐南希，弟弟汤米和我经常到画廊去，也经常参观各种博物馆，倾听各种有关绘画艺术的谈话，耳濡目染，受了不少熏陶。我们姐弟三人对绘画艺术世界逐渐变得了如指掌，懂得了如何欣赏，并且学会了如何将自己的热情与别人分享。
父母也让我们一起喜欢与痴迷上音乐。记得自己坐在书斋里时，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高保真音响在播放原声唱片，不放音乐的时候很少。随便列举几个音乐人吧，罗杰斯与汉默斯坦、哈特、弗兰克·罗瑟、勒纳与罗伊、纽利与布理裘斯、麦克德莫特、坎德尔与埃柏、斯蒂芬·桑德海姆、伯恩斯坦、格什温等等。除了这些人的唱片，父母还让我们听法兰克·辛纳区、芭芭拉·史翠珊、佩姬·李、现代爵士四重奏（the Modern Jazz Quartet）、奥斯卡·彼得森的音乐。圣路易的每个炎热而潮湿的夏季，家人都会去露天的芒尼歌剧院（Muny Opera）看音乐剧（对我来说最期待的，莫过于中场休息时能喝半品脱硬纸盒包装的柠檬水，真是凉爽极了）。冬天，父母会带我们到市区的美国剧院，观看百老汇的巡回演出。父亲尽管能熟记所有的歌词，却总是拿不准调子，为此母亲常和他争论。父亲一喝过头，就开始跑着调唱歌，还越唱越激动，声音越来越高。有时我觉得很有趣，但是过不了一会儿就感到没意思了，但父亲总是不会识趣地停下来。
还有就是旅游。父母每年至少单独出去度假两次，还会有3次带上我们仨。圣诞节和复活节我们一般在佛罗里达度过（有时在迈阿密市区，有时在其周边，父亲会待在海厄利亚或离湾流马场不远的地方，这样就能进行他的双赌法双赌法：一日内赌两场赛马中之优胜者的赌法。--译者注了）。每年夏天，我们家花3个星期出去度假。我6岁那年家人去了加州（丹麦城索尔万酒店的"安徒生豌豆汤"，渔人码头酒店的酵母面包和鲍鱼，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7岁那年家人去法国（早餐中的热巧克力很苦，得加两块方糖才能喝下去；发酵棍子面包；带酸味的鲜奶油；深黄色的咸味黄油……这一切都让我难忘）。我8岁时家人去新英格兰（伊普斯威奇的炸蛤、龙虾卷、奶油酱、金灿灿的印度布丁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