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以前，张爱玲领略到的真正有点严重性的不快似乎来自她的弟弟，虽然他弟弟是无辜的。旧式家庭中男孩子地位的尊贵是不言而喻的，她的弟弟比她小不了多少，而且长得漂亮，幼时自然是得宠的人物。不过纵使弟弟夺了她的宠，由她父母那里表现出来的偏爱想必也并非她一眼就能看出来，男尊女卑意识最重，最让她受气也最让她不能忍受的倒是底下的佣人：领她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女佣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张爱玲不服，常与张干争起来，张干常常就要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因为这个家将来是她弟弟的。张爱玲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后来半真半假地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张干也使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小说中一些处处揣摸主人心事、狐假虎威看其眼色行事，又满脑子可笑旧意识的佣人形象，比如《多少恨》中夏家的女仆。
从佣人那儿受的气使张爱玲发愿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弟弟。但是除了不能变成男孩子以外，要胜过弟弟也太容易了。她弟弟身体没她好，没她聪明，没她会说话，读书也没她强，张爱玲说她“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家中并无别的小孩，弟弟也常是她的玩伴，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她出主意，她的主意经常得自佣人给她说的故事，或是看《隋唐》一类说部得来的印象。她喜欢将两人设想成金家庄上两员“能征惯战的骁将”，一个使剑，一个使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这种时候她是喜欢弟弟的，喜欢他的秀美可爱，常忍不住要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也许她认真地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并不多。
不管怎么说，幼年在天津度过的岁月还是愉快的，她在回忆中不无留恋地提到这段生活，形容那个家里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八岁的时候，她们家又搬回到上海。是坐船走海路，第一次见到大海，张爱玲很兴奋，到了上海也还是沉浸在稚童式的对于搬家、换新环境的莫名兴奋中。这个家要比天津那个家闷气多了，是中等人家常住的那种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张爱玲的兴致并不因此稍减，她称对于她，“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只是一团高兴很快就蒙上了阴影——她父亲嗜毒成瘾，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不远了。这事给她很深的印象：“……他独自坐在阳台上，颈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两眼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张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他早先对张爱玲还是喜欢的，对张很小时就显露出写作才能也有几分得意，曾替张的少时戏作《摩登红楼梦》拟过颇为像样的回目：“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 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他在寂寞的时候也喜欢同女儿谈谈亲朋间的笑话、琐事。但他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
就在父亲命将不保之际，张爱玲的母亲从海外归来。她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头发不大黑，肤色不白，像拉丁人，张从小一直听人说她像外国人，也一直对母亲的血缘感到好奇。多年以后，这种好奇心促使她去大看人种学书，搜寻白种人史前在远东的踪迹。她母亲当然不是因为长相上的原因而天生对西洋有一种向往。这位黄家小姐是被迫与张家少爷结的婚，尽管古来不知有多少捆绑夫妻，但毕竟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了，旧家庭里的气氛也有所松动，她甚至可以在结婚以后选择出国这条路，离开丈夫、儿女，跨洲越洋去留学——当然也可借此暂时避开不幸的婚姻带来的烦恼。张爱玲两岁时她就同张的姑姑一道赴法国学美术。她决然丢下儿女，而又能够成行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张的父亲此时已在外面娶了姨太太，她或许更觉不堪忍受，而那位遗少因为方结新欢，心神不属，甚至会觉她碍事也说不定，所以也不加阻拦。事实上她前脚走那位姨太太后脚就搬进了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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