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黑市教师
说“背水一战”，一点也不为过。乌有书店连老板加在一起，上上下下有十余人，识“番书”的就是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文书。偶有老外游客迷路走进店来，被赶出去办“外交”的也是我这个文书。换句话说，所有洋务由我一手包办。
这种成败对我个人的自修过程影响甚大。在书店工作了两年多后，伯父得老板和另一朋友的投资开办英文书院。我也离开书店，到学校去当以钟点计酬的“黑市小学教员”。黑市教员是当时香港的特产，因为教育当局只承认香港地区、大英帝国及其联邦的学位和文凭。在求过于供的情形下，这种“官方认可”的教员身价百倍。黑市教员于是应运而生。
吃黑市饭的教员拿的多是“杂牌”文凭，种类繁多，不必细表。总之他们拿的薪酬与正统教员有天壤之别就是。
可怜我连一纸杂牌文凭都没有。好在伯父当校长，各事可以包涵。就能力论，我倒觉得游刃有余，因为我教的是“小狗跳、小猫叫”的小学英文，这比起我在书店办洋务时所需要的知识，简直是小儿科了。
可是这口饭也不易吃，心理压力特别大。原来黑市教员的地位，在官府看来与无牌小贩差不多，都是犯王法的买卖。香港市场中在路边谋生的小贩，一听说“差人来了”，就得“走鬼”作鸟兽散。无牌教员的命运也差不多，只是差人捉小贩是突击式的，而香港教育司的“视学官”毕竟是读书人，在来视察前一般都会事先打个招呼。
因此凡遇“督学”（视学员）“命驾出巡”那一天，像我这类无牌教师就得远避“天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可不是说着玩的，就我当时的环境说来，这是唯一的求生之道。
在伯父的学校打散工也有好处，让我有空余时间去念英文专科学校。从1955年至1956年，我每天早上上两个钟头的课。1956年春末应试，顺利拿到皇家认可的会考英文中学文凭。
1956年我入台大外文系就读。大一英文第一次测验，居然拿了九十九分。
这是我初一失学后到念大一前“勤工俭学”的一段经历。台大四年，靠侨委会的侨生津贴和稿费为生。1961年“两袖清风”来美国念研究生，其中酸楚均记在《吃马铃薯的日子》中，此处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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