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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类 》 原本大學微言 》
第八篇 儒學演化與國傢發展
南懷瑾 Na Huaijin
五二、宋儒程明道《定性書》點滴
在東方的中國文化，從秦漢以後，學術思想的主流，從表面上看，雖然都一概歸到儒傢，但實際上，是以陰陽、儒、墨、道、法各傢雜用，而又不太有明確的界別。漢末、魏、晉開始，便有道傢的神仙“丹道”學派興盛，他們的“修為”基礎，都是以“守靜”為中心。那是根據老子的“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的說法而來。
從佛教傳入到理學的興起
但自漢末到兩晉時期。由印度傳入的佛傢。它的修行實證方法，是以“戒、定、慧”三學中的小乘禪觀，和“四禪八定”的定學為中心，出戒行的嚴密自律而得定，由定而生慧，由定慧而得解脫，完成“解脫知見”而進到“涅槃”寂靜的境界，證得“阿羅漢”果位為最高的成就。
因此以定、靜為修成仙佛之道共通的根基，就成為中國文化學養中的普遍意識。況且靜態必須由不動的定境而生，定境必然由靜態而成，這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互為因果，不可或分的效應。
尤其在隋、唐的初期，由天台山的智顗大師，開創了中國佛教特色的天台宗，以修止觀而得“中觀正見”為目標。於是，以打坐修行，修止修觀的禪修法門，便大行其道。因此，影響了中國各階層社會，朝野上下，都知道定靜為修養的必要工夫，已成普遍的知識。
印度佛法中禪宗大師達摩祖師東來，早在蕭梁政權的初期，已經在中土傳授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到了初唐，歷中唐、晚唐，禪宗的“無門為法門”，已普及中國，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明點。尤其在殘唐五代時期，禪宗的五傢宗派鼎盛，幾手涵蓋了儒道，乃至神仙丹道和佛教諸大派係的修證內容。當然也掩蓋了天台止觀禪修的聲光。但禪宗雖然以“真指見性”為標榜，而在實際的修為實證上，仍然也離不開以禪定為基本入門的功夫。至於“參禪”的名詞，是從宋元以後所興起，那已是禪宗從馳騁中原和大江南北，終將走嚮小徑的尾聲了！
先要瞭解了中國中古文化衍變的趨勢，然後進而研究由北宋開始，當時中國的讀書人知識分子，承襲五代的提倡儒傢經學，吸收了自南北朝、隋唐以來佛道兩傢的學說修養，轉而“反求諸已”，便以標榜孔孟的儒傢之學為固有文化的“宗主”意識，別自成傢，纔形成了以祖述儒學為宗，左反神仙的道學，右反禪修的佛學，從形式和內容上，就自成為新興儒傢的理學，與佛、道兩傢互爭勝場。理學的“理”，是襲取佛學華嚴宗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配合《易經·說卦傳》的“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宗旨，采取了韓愈的《原道》主張，和李翺《復性書》的理念，作為信守的主題。但又學習禪宗傳習語錄的方式，統用通俗的語文來傳道、授業，以去惡務善達到聖賢的地位，必須要學問修養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境界。因此，便從《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等的“慎獨”工夫起步，與《中庸》的“誠”、“敬”會同，由此而完成“明德”以後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這樣，纔是成聖成賢的正途。所謂道佛各傢的行為學說，“遺世而獨立”，都被當作是旁門左道的一偏之見而已。
但從北宋開始，被後世推為“儒宗”、“道學”的大儒．如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並及邵雍（康節）等為五大“儒宗”。接着南宋程門再傳弟子朱熹，極力推祟師說，自以“道問學”為主導，註解四書，分為章句，因此而使孔子、孟子的儒學，都須限於朱註的章句見解範圍，歷八九百年之久。但如從宋儒的傳道講學，高談“心性微言”的造詣來說，最為扼要簡潔，足與佛道兩傢媲美的，莫過於程明道的《定性書》，實亦“言中有物”，並非都是托空妄語。可是他的內容實質，又都是汲取了佛道兩傢的精華，融會於心而著述其“理”，批駁一般人所認為的“修定”而求“明心見性”，或妄求達到“清靜無為”之道的誤解。現在我們特別為他“認祖歸宗”，指出他本來的出處，不必避諱他本來是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因襲手法了。
康熙善學《定性書》
《定性書》雲：“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他的開頭兩句，便說動靜都是本來在定，不必另行起心求定。這是他心得了禪宗所尊重的《楞嚴經》中“觀音圓通法門”中所說的“動靜二相，瞭然不生”兩句而來的。
“無將迎”一句，是襲用《莊子·應帝王》篇中的“至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至於《莊子》所說的“將迎”，等於佛學所說的“有覺有觀”、“有尋有伺”是同一內涵。“將”是“停心一處”。“迎”是從起念處觀照。
“無內外”一句，也是汲取《楞嚴經》的心不在身的內外中間，以及竜樹菩薩所作《大智度論》的“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亦不依，是謂宴坐”而來的。這真可說他是善於讀書求學，字字句句，都能會之於心的實學了。
程明道《定性書》所說“修定”之學的中心要點，就是上面所講起初“破題”的四句話。實際上，都是佛道兩傢的傢當，但他卻一藉不還，概不認賬。以下的文章，都是對於這四句的根本而發揮，但其內容，大部分都是從《楞嚴經》的說“心”，禪宗的談“性”而來。可是除了首先提出這四句特別高明的警句以外，跟着而來的結語，卻又含混不清，並未說明所謂內和外的界別，是指身和心或心和物。如說：“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佛說《楞嚴經》是指“心物一元”的“心”，如經說：“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鹹是妙明真心中物。”“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至於意識的思想、感覺、知覺，統是物理世界形成以後的作用，並非真實的存在。但凡夫之人，妄自分別身心、心物，認為有內外的界別，因此而個能證入“楞嚴大定”的如來境界了。
如果《定性書》也有如《楞嚴經》一樣的交代明白，那麽，他所說的“定性”之定，本無一定點之定可言，不必再假藉“修持”的方便，錯認禪觀的“定境”或“清淨無為”的“靜態”為本來自性。那他就確實對於《易經·係傳》所說“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及《詩經·大雅·文王之什》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等的奧義，就真的有其見地了！
很可惜，他在下文的發揮《定性書》的道理，卻又急切於有心用世，坐而論道，用來和“明德”外用的“治國平天下”之道合拍，反而又迷離倘恍，言不歸宗，恰如禪師們的說法，“扇子哱跳，撞着三十三天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始終沒有說明“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有關定慧之間的妙用，甚為可惜。
《定性書》的最後結論，把“性”和“情”的作用，隱約作為內外的關鍵，提出“製怒”的修養最為重要。總算流傳了四五百年以後，得到一個好學生，那就是清初的康熙，他從程明道的《定性書》中學到了唯一的要訣，就是“製怒”。他親自書寫“製怒”二字為座右銘，因此而使他年少成功，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總之，程明道的《定性書》，雖然對於定學，語焉不詳，但比起他的再傳弟子朱熹的學養，就大有高明之處。希望你們年輕人“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當善於探討，取其精華，捨其糟粕，必定有利於心性修養，大有用處，照此學以致用，“雖不中，亦不遠矣”！不可因噎廢食，隨便輕聽我的話，視古人的成就，都不值得一顧，那就不對了。
附程明道《定性書》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
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鑒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纍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製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五三、“四書”、“五經”和中國文化
大傢都知道西洋歐美的文化和精神文明，他的主要中心，從古至今，直到現在為止，仍然還是以基督教的《聖經》（《舊約》和《新約》）為主流。同樣的，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紀為止，似乎還仍然以儒傢“四書”、“五經”為中心。事實上，東西文化，都正處於轉型變態的狀況中，西方信奉宗教的文化正在蛻化。東方文明，尤其以中國的文化來說，也隨時代的巨輪在轉變中，支離破碎。主張重“人道倫理”的儒傢學說，也正處於遊魂、歸魂的卦變之中。現在美國，有人正在斷言未來的世界是“文化戰爭”的時代，尤其指明中國的儒傢文化，是與西方文化對抗的大敵。看來未免可笑，但也深為可慮。天下事往住誤於膚淺粗暴的見解，因此，我們自己，也應當“反求請己”，需要“溫故而知新”了！
如果說，“五經”是中國上古文化傳統的總匯，這是比較準確的答案。“四書”呢？它從北宋時代開始，到南宋時期，纔漸漸盛行，取代“五經”文化的地位。它是專屬於孔孟之教的學術思想，而且被宋儒理學家朱熹所作的“章句”註解所壟斷的儒學，並不足以概括中國文化的大全。
五經，就是《周易》、《尚書》、《禮記》、《詩經》，以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演繹闡釋《春秋》內容的，有《左傳》、《公羊》、《𠔌梁》等“三傳”。《春秋》一書是孔子在春秋後期，即公元前四八○年間的絶筆之作。
這個時期，在西方的歷史上，正當羅馬改行共和政治，開始纔有信史可徵。斯巴達組織伯羅奔尼撤聯盟。印度難陀王朝興起，佛教徒第一次大結集佛經。波斯先後連續三四次遠征希臘。雅典取代斯巴達為希臘霸主。西方所謂史學之祖希羅多德（公元前四八四年至前四二四年）山生。蘇格拉底（公元前四七○年至前三九九年）出生。這個時期，也正是希臘文化在西方興盛的時期。
大傢都知道孔子晚年，極一生的精力，“刪詩書、訂禮樂”而自著《春秋》。他是以極度客觀的角度，把中國上古的歷史文化，裁定從有文書資料信史可徵的唐堯（甲辰年）登位時期開始，也就是公元前二三五七年。他避開中國遠古史的時代，即從神農到黃帝（軒轅）之間的史跡（即公元前三○○○年以前，與埃及金字塔王朝，以及巴比倫建國同期，這是東西方開始人文文化發展的初期）。他以“多聞闕疑”的態度，“存而不論”。因此，後來司馬遷著《史記》，不好明說要補孔子“刪書”的不足，便在《帝王本紀》上，首先提出—篇《五帝本紀》，歷述唐堯為黃帝之後，追溯上推中國文化的年代。到了南宋孝宗時代，學者羅泌又另著《路史》一書，采用道傢等遺書的說法，再上溯高推舊史所稱“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文章華麗而亦富於考證，言之成理，書名《路史》，意思是說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史”之意。從他的著作宗旨看來，也是深惜孔子“刪書”斷自唐堯，忽略遠古史的傳統。等於現代有人將中國的歷史年代，由黃帝紀元開始，到今年（公元一九九七）為止，共計有四千七百三十一年的意義相似。不過，我們衹是順便一提，不是要講中國遠古和上古文化史的專題，到此為止就可以了。
總之，孔子的刪訂“六經”，是把唐堯、虞舜以來，直到周朝開國以後的文化文明，尤其是由周公姬旦所整理過的中國上古文化，匯為總類付予後來的人們，做為先民遺留給後代“承先啓後”的無價資産。當時對學者稱為“儒士”或“儒生”，並非如漢代以後的儒傢，是專指治孔孟之學纔稱“儒者”的。
到了秦始皇滅掉六國諸侯以後，改變了周朝分封諸侯建國的政體，統一中國，劃分郡縣，開始創製學者的專職官稱叫“博士”，但並不限於專學“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經”的範圍纔叫“博士”。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二一三、二一二（戊子、己醜）年之間的焚書坑儒，也並沒有明令坑掉了“博士”。所坑的大都是“處士橫議”的非“博士員”的儒生。
五經博士的開始
後來到了西漢初期漢武帝劉徹（建元乙巳的時代，公元前一三六年），設置“五經博士”，纔是以專治儒學為主的開始。那時，距離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期，已過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時間了。當然，在這一百多年以前，由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啓，在政治作為上的主要文化思想，是以道傢“黃（帝）老（子）”之學為主導，但也並非完全不重視儒、法等各傢的學說。文景時代，認為自秦漢以前，以及楚漢爭戰的長期戰亂，社會人民，殘破痛苦不堪，人們所需要的，便是“休養生息”，使全民得到“安居樂業”，重新建立社會人民的秩序，所以省事節約為主要。
可是傳到漢武帝的時代，卻是重視以董仲舒為主的儒傢學說。實際上董仲舒的儒學，已摻雜用陰陽傢的思想以治《春秋》，從此便形成了兩漢以後讖緯符（預言）之學的風氣，影響中國文化的迷茫色彩很大，直到現在不衰。如果說純粹以“五經”等為主的漢儒的漢學，實在是由漢元帝劉奭時代（公元前四八年）開始，纔特別重視儒傢。因此，使漢代的儒者，註重對經學的訓詁考訂的學問，延續到東漢之間，約兩百多年之久。古人譏謂“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的讀書人，都畢生埋首在“經義”和文字學的故紙堆中。
在這個時期的變動，在史學上叫做“前漢”和“後漢”，也有慣稱為“西漢”與“東漢”的，它的界別，就是從王莽篡位，改朝換代，自稱為“新朝”的階段，正當公元紀元開始的第八年底，也就是耶穌出生十二年間的大事。但使漢室重光，稱為“東漢之主”的光武帝劉秀，他也是從小習讀《詩經》出身的農民學者。因為他的影響，使東漢以後的文章和學術風氣，與西漢比較，便各有不同的風格。古人評論說：“西漢重功名，希世取寵，不尚清操。東漢重名節，取義成仁，至死不顧。”
玄學和玄談的時代
兩漢的經學，長期睏守在訓詁考證的沉悶風氣的範圍，所以一到漢末魏晉時期，便由何晏、王弼等青年後進學者開始，認為儒傢的“六經”都是糟粕。他們衹從事清談，註重“三玄”之學的探討，文化和政治同步解放思想。所謂“三玄”之學，便是從《老子》、《莊子》、《周易》這三部書中探討人生和宇宙的哲學思想。因此形成魏晉以來的文人政府中的門閥子弟，和一般讀書的知識分子，都傾嚮於逍遙解脫，不拘形跡而風流瀟灑的作風。這等於是十八世紀以來，西方所說的“自由”思想和“浪漫”的情態，在上流社會的階層中，尤其散漫放誕。跟着便是東晉南渡以後，歷史的年代，轉入了南北朝的階段，佛學正好在這個時期，如雲如雨一般地傾註東來，彌漫於朝野上下各階層社會。這—個歷史歷程，經過四百多年之久（即公元二○○年間開始，到六二○年之間），是中國文化思想探究宇宙和人生的哲學輝煌時代，但從政治和社會立場來看，也是最衰敗墮落的時代。
唐代文藝輝煌的風朗
到了李世民父子開國，建立唐朝的政權以後，纔有轉變。但在這個歷史文化的時期中，所謂自漢代以來的儒傢經學，已經“此調不彈（談）久矣”，還沒有特別重視《大學》、《中庸》等“四書”的風氣。可是不要忘了，“五經”等學問，仍然還是中國民間和政府人士基本的文化思想，個過並不像漢儒和宋儒那樣特別註重而已。唐太宗曾授命園子祭酒（等於現代唯一國立的大學校長）孔穎達，撰著《五經正義》，後世稱為“五經註疏”的便是此書。
在這階段中，有關西方歐洲文化的情形呢？他從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開始，到第十世紀階段，新國迭相興起，戰爭不止，人民生活困苦，文化低落，正處於西方歷史學家所謂的“黑暗時期”。所以東方唐人的聲威，在那個時候，就較為有聲有色，鼎盛一時了。
現代人所謂的西北絲綢之路，和南海廣東的絲綢之路，以及日本、朝鮮、琉球等地，派人列長安留學的唐風，吹遍了東西兩半球，尤其在中唐時代，中國經濟、貿易重鎮的揚州，更是不可一世，古人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場州”，便是唐風的炫耀，比起二十世紀末期的香港，更加芬芳有緻。
任何一代的文化，都離不開“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人事關係。唐代的文化，首先不能不歸功於李世民的雄纔大略，以及他在文治、武功上的天才成就。但絶對不可用《大學》的“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八個條目來做深入的要求；同時，也不可衹以《貞觀政要》一書而以偏概全，掩蓋了對歷史偉人的是非評價。如從他的身世背景，和他天生稟賦的資質來看，他先天具有權門子弟的傢世習性，同時又兼有緑林豪俠的資質。再從另一面深入來講，他有齊桓公（公子小白）的壞習氣，同時也有曹孟德（操）的文學才思。既有漢武帝（劉徹）相似的雄纔，但又有漢光武（劉秀）類同的渾厚。因此，而使初唐開國在歷史上的光輝，幾乎有超過漢代的功績。尤其當他還在做秦王的少年階段，在他幕府中的得力助手“智囊團”中，如劉靜、虞世南、杜如晦、房玄齡等纔俊之士，都是當時一代的傑出之選。起義以後，用的將帥人才，大部分都是在亂世從緑林中磨煉出來的英雄好漢，而且開始還多半是他的敵對人物，如徐世勣、程咬金、李靖，當然還包括了魏徵。
李世民，因為他生來接受了隋朝首先統一了二百年來南北朝的政製和文風的薫陶，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也大有過人之處。例如我們大傢所最欣賞的唐代的詩和文章，乃至中國的書法，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唐太宗（李世民）是此中高手，因此而造成了劃時代的風氣。他的詩，自從虞世南死後，便很少寫作，他說已經沒有知己了。他的字，極力學習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臨死還要將它帶進棺材裏去。我平常總喜歡對人說，要學唐人書法，先要讀看唐太宗所寫的《晉祠銘並序》然後再讀柳公權、歐陽詢、顔真卿、裴休等的法帖，便可稍能有會於心了。現在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討論唐太宗一生的是非得失，須急轉直下略說唐代的文化思想和儒傢的關鍵所在。
儒佛道禪與唐代文化
唐朝開國之初，還在李淵稱兵起義的時候，首先提出改革自南朝五代以來的文學風氣，不許再用華麗詞章來寫政府公文。然後到了李世民登基以後，貞觀十一年，規定以同宗祖先李老君（老子）為教主的道教位列先班（上朝的禮儀次序），佛教序列第二，但並沒有什麽儒教或儒學在後的意思。因為朝廷政府的全體臣工，都是從讀儒書出身的儒生。雖然後來建立了以考試取士的考試制度，但根本沒有要考“四書章句”出身，作八股文章的進士。到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後，由太子李治即位為唐高宗，纔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用以尊重儒學。
唐初在宗教信仰方面，也非常自由，不但大量修建佛寺，而且准許在長安建立了大秦寺，以及基督教另一派的景教。後來又有由波斯傳入的祅教（拜火教）和摩尼教等寺廟，一切都讓人民信仰自由不加干涉。唐太宗貞觀四年，即公元六三○年，也正當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徵服了麥加，稱霸於阿拉伯的同時。到了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正當玄奘法師由印度取經回國，便要他在新建的宏福寺開始譯經，並派宰相房玄齡主管其事。玄奘法師不但對佛學有淵深精緻的造詣，而且又兼通儒道等世俗學問。他在翻譯佛經的同時，也把中國的《老子》（道德經）譯成梵文，反饋印度，可惜後世失傳，這對於古代溝通東西文化的歷史作用來說，實在是一大損失！
至於唐太宗本人，因受奘師學識修養的感召，一嚮傾心佛理，同時，又希望玄奘法師還俗，做他的宰輔，但都被奘師婉轉辭謝，衹好親自動筆。為玄奘法師所譯的佛經，做了一篇《大唐三藏聖教序》的宏文，的確是唐文中的翹楚，果然不同凡響。因此而使初唐的中國佛教和佛學，盛極一時，朝野上下，普遍流行。所謂中國佛教特色的“十宗”，便從初唐開始，聲光普耀，遠及東亞，如日本、朝鮮等各地。尤其是從南朝梁武帝時代就由印度東來的達摩祖師所傳佛法心宗的禪宗，這時漸漸普及流傳各個階層社會，甚至還轉而反饋了印度後期佛教新興的秘密宗乘，和密乘的持明〔真言咒語〕、曼陀羅（總持壇場）、願行等相結合。到了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又有由印度東來，專傳密宗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等人，世稱“開元三大士”，大弘密宗的修為法門。中國佛教的“十宗”佛法，由此更加盛行於東方各地的國土。例如鑒真法師受日本的邀請而東渡弘法，日本的空海法師入唐求學等等事跡，都是唐代文化和宗教史，和中日文化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
總之，由唐朝開國以後，經唐太宗、高宗父子，以及武則天做皇帝的三朝七八十年之間，佛教和道教乃至禪宗的自由發展，使儒、佛、道三教匯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大主流形勢，便在這個時期中確定了地位。尤其禪宗以“不立文字”、“即心即佛”、“心佛衆生，三元差別”、“非心非物”等的教法，普及於朝野上下，而且在下層民間的僧俗社會裏，更所歡喜信受。所謂“南宗尚許通方便（由禪宗六祖廣東慧能大師開始稱南宗），何事心中更念經。好去比丘（和尚）雲水畔，何山鬆竹不青青”。我們衹要翻開初唐以後的名人詩文集來看，所有詩詞的名著，幾乎十之八九，都離不開和禪與道息息相關的大作，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劉禹錫等等，實在不勝枚舉。
百丈禪師與呂純陽的深遠影響
在唐玄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當封楊玉環為貴記以後（約在公元七五○年之間，中國所發明的造紙方法，使開始傳入歐洲），禪宗的大師馬祖（道一）禪師，和他的弟子百丈（懷海）禪師，便在江西開創中國佛教特色的“叢林制度”，不顧原始佛教不事生産的戒律，提倡以集體修行、集體耕作、生活平等、勞逸平均的原則，製定了“百丈清規”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適合時地相宜的信守。而且百丈禪師，年過九十，還以身作則，天天領衆勞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風範。當時百丈、馬祖師徒的作風，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衆，駡為“破戒比丘”。可是從此以後，禪門叢林風規便大行其道，大多數的佛教僧衆寺院，都以“叢林”相標榜，而額稱為“禪寺”或“禪林”的，甚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立腳，並且為後世歷代的社會福利慈善事業，有形無形地做了許多功德。因為“叢林寺院”，兼收並蓄了“鰥、寡、孤、獨，老無所歸，幼無所養，貧無所依”的人們。可以說百丈師徒是中國宗教革命的先驅。我在三四十年以前，便有一本討論中國特殊社會“叢林制度”的小書，可做參考。在這個時期，歐洲方面的西方文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權威進到顛峰的時期。
不過講到佛教的宗教革命，在這裏，順便提出晚唐懿宗鹹通的時代，約當公元八六○年之間，道教出了一位特殊人物，他便是相傳在邯鄲旅邸中，“夢醒黃粱”，不求功名而去修道的呂嵒（字洞賓，“嵒”一作“岩”），號稱“呂純陽”的道土。他是融會儒、佛、道三教的神仙，也可以說他是從東漢魏伯陽、晉朝葛洪（抱樸子）、梁朝陶弘景以後道教的宗教革命者。從他開始，在中國的民間社會上，提起道教，大傢都會知道呂純陽。但很少有人知道魏伯陽、葛洪、陶弘景等人了。
《原道》與《復性書》的出現
由於禪與道在初唐、中唐兩三百年之間的風頭太健，太過煊赫，所以到了唐憲宗李純的時代，也就是吐蕃求和，歐洲法國的查理大帝死去，由兒子路易即位的時期公元八一○年前後，名儒韓愈（昌黎）倡導古文藝的復興，重視從事文學改革，而且不甘坐視唐室宮廷迷信佛教的作風，為了《諫迎佛骨表》這一道表章，就被貶到潮州去做刺史。他同時感慨道佛兩傢的文化太過流行，特別提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應該是以儒傢為主，因此奮筆作了一篇《原道》的大文章，說明真正大道的道統，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一綫傳承．這纔是真正的人倫大道。他並且特別提出《大學》的“明明德”到“先誠其意”的一段，批駁道佛兩傢的出傢修道，是對父母國傢的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但他在引用原文中，也沒有指明這是曾子所著的《大學》上的話，衹說“傳曰”兩字，也不說“禮雲”。其實，《大學》是在《禮記》中的一篇，而韓愈卻不提起它的來源，衹說是儒傢傳統的說法，但引來作為證明的說辭而已。
韓愈被貶到潮州以後，心有不安，又嚮禪宗的大顛禪師問道，略有心得，這在禪門中的實錄，另有傳記。不過，他問不問禪，並不重要。衹可惜他的—篇《原道》大論，批駁道佛的見解，並不高明，實在還是外行。如果說是一篇批評道士、和尚們不可隨便出傢的文章，那就另當別論了。猶如他寫的《諫迎佛骨表》，同樣是不大得體的文章，所以會惹得唐憲宗發了脾氣。但《原道》一文，劈頭就提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然後便說“仁與義是定名，道與德是虛位”等等，氣勢不小。因此，後世的儒者大多認孔子所說的“仁”，就是“博愛之謂仁”了！殊不知“博愛”是墨子主張的精義。“行而宜之之謂義”，也正是墨子的學說的精神。韓愈是對墨子之學極有研究的學者，所以《原道》一文的開頭，便引“墨”入儒，致使後世的學者們，卻被他的健筆宏文輕易地瞞過去了。
對不起，我是開門沒遮攔，提到韓愈韓文公的《原道》，目的是說明宋儒倡說理學的根源，是由《原道》一篇大論所啓發。同時又因韓愈的門人李翺，從藥山禪師問道以後，作了一篇《復性書》的高論，因此而使宋儒理學家們，憑據《大學》、《中庸》而大談其“心性微言”的性理。所以我便對《原道》一文，多講了幾句，好像是在講國文的課一樣，反而耽擱了不少時間，到此再也不敢再牽引到李翺《復性書》的原文，不然，就離題更遠了。因此，衹是略說李翺所提出“復性”觀念的來由而已。
如果說我妄加評語，李翺的《復性書》所講的性命之說，比起他老師韓愈《原道》的立論，就深刻得太多了。那麽，李翺的儒學，又怎麽能有“超師之見”的造詣呢？事實上，他是得力於禪門的啓悟。所以便引禪入儒，果然就不問凡響了！可是他仍然同一般的儒門學者一樣，不敢違背士林的現實。終於故作托辭而已。至於他的參禪故事，在我過去所講禪學的書上已經提過，在這裏不必再來畫竜點睛吧！但順便告訴大傢，現代已經逝世的儒宗禪學的大師馬一浮先生，他也是我忘年之交，師友之間的老前輩，他所取個人自由講學“復性書院”的名稱，便是取用《復性書》而來的意義。
五四、儒傢經學與李唐五代
前面已經大略講過唐代二百年來的文化，由公元六一八至九○○年之間儒、佛、道、禪的文採風流，飄逸瀟灑的風格。但是，好像都是象徵了開國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外在的形象一樣。至於李唐三百年來帝王宮廷的內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以及“修身、齊傢、治國”的“外王（用）”之道，可以說，並不見得比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更有什麽特別高明之處。
總之，從李世民起義之初的動心用意，已經深深埋下了不良的前因。他在說動其父李淵起兵的佈局，是設計用酒灌醉了李淵，使他在昏味之中姦污了隋場帝在晉陽的兩個妃子，因此迫使他的父親，不得不聽從他的主意而起兵。所以就由武則天的奪權做皇帝開始，使李唐一代後世的子孫帝王們，始終都在受內宮夫婦男女之間的“女禍”所睏擾，甚至還要受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官”（太監）隨便擺布。因此，造成晚唐時期軍閥專權的藩鎮之亂，終至國亡傢破，以了卻前因後果的一筆濫賬。至於李世民在登位之初，弒兄殺弟、霸占兄嫂等行為，遺禍到唐肅宗李亨以後四代之間的兄弟宗室的權位之爭。如果不是介乎禪道之間的同宗名臣李泌，不避嫌疑的斡旋其間，恐怕在中晚唐的階段，早就失鹿中原，移鼎他人了！
因此，我在前面說過李世民的內在個性，具備了齊桓公（小白）所有的壞處，衹是初唐時代的貞觀政治，能夠聽信魏徵等意見的作為，作風比較開明，實在大有值得後代當傢治國做領導的老闆們效法之處，我們民族的個性，是最喜歡崇拜個人英雄人物，尤其是比較豪邁爽朗的英雄人物，縱使他們有很多的缺失，也都能麯予寬恕，衹看他的光明一面，撇開他的陰暗一面不談。中國的民情如此，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也是情有獨鐘的多，因此在歷史上，李世民就成為中國帝王中的曠代一人了。
至於晚唐時期末代李傢子孫的皇帝們，外受藩鎮（據地擁兵的軍閥）的壓力，內受“宦寺”（太監）的專權蒙蔽，已是由來已久的事實。這些歷代在最高領導人皇帝身邊的太監們，都是生殖器被閹割，不男不女心理變態的傢夥，因為生理不正常的影響，頭腦思維有時更加偏仄和細密。我們讀歷史上的記載，衹要細想在唐武宗李炎時代一個太監頭子仇士良的話，實在是古今中外，包圍蒙蔽上司領導人的薪傳口訣。講到這裏，好像骨鯁在喉，不得不一吐為快。我是希望一般做老闆和那些做“長”的、“員”的所有人們，都應明白其中的道理，才能“好自為之”，“善自為之”。
唐武宗也算是一個“少有纔，而末聞君子之大道”的皇帝，他做了皇帝以後，心裏討厭宦官們跋扈專權的壞處，想要設法疏遠處置。仇士良正是當時宦官的首領，他很聰明，已經看出了苗頭不對，就趕快首先提出辭職，告老還鄉不幹了。唐武宗也就馬上照準。因此，在宮裏一批大大小小的徒子徒孫太監們，都來為他送行，並且請示他怎樣抓權“拍馬屁”的錦囊妙計。仇士良便說；“天子不可令閑（你要設法，使做領導的皇帝，一天到晚沒有空閑約時間）。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當然包括現代人為吃喝玩樂等等）。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優懼，則吾輩疏斥矣。”他傳完了秘决，那些徒子徒孫的太監們，都明白了這種道理，所以歷史上記載說：“其黨拜謝而去。”你看，這有多麽的深刻可怕啊！小心啊，小心！
現代和將文，當然不會再有閹割了的太監，但是具有太監類型心理變態的小智小慧、小忠小勤的習氣，並非沒有。除非真能讀書明理，達到《大學》“明明德”的學養纔好啊！而且時代不同，過去要包圍生在深宮內院，長在婦人女子“宦寺”們手中的“太子”，生來就是要做職業皇帝的人，便要使他忙於玩樂，不可有太多閑暇的時間，懂得讀書明理。現在民主時代的老闆們，就完全不同，所以要使他們忙於應酬會客，日理萬機，再也沒有精力得以靜思深慮。下面的人，就可推、拖、抗、扯，欺上瞞下，陽奉陰違，搞他自己鬍作非為的主意，然後多開一些以自我為中心的會議，就強加在這是民意民主的形式主義上，實在是與古人有同樣可怕的歪風，所以《大學》便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是最為重要的了。
五代是第二次南北朝的開始
現在我們再看唐末五代六七十年間亂世文化的轉變，這一階段正當儒傢文化和“四書”、“五經”文化連綿續絶的時期。然後便可再進入宋代，討論“儒林”道學理學家們的天下。
古人有言：“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研究歷史．每一朝、每一代的末期，引發政權帝室變革的情況，大體歸納來說，衹用“民不聊生”四個子，便可代表了一切衰敗的禍因。其實，所謂“民不聊生”的內在因素，以及時代社會演變的外界趨勢，它的前因後果，太過復雜，包括有政治、經濟、財政，尤其是賦稅和基層社會吏治（幹部）的敗壞等等，因此而造成歷史小說上的一句名言，就是“官逼民反”的結果了。人性是“重苟安而惡動亂”，大至國傢社會，小到個人家庭，人人所最寶貴的，就是性命。如果可以“順時安命”，人們是絶對不肯起而革命的。“革命”一詞，是來自《易經》的鼎卦的象辭以及艾辭，所謂：“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耳革，失其義也。”社會人民，碰到了“木上有火”，火上加油的苦難時代，就不得不起而拼命了。我們現在不是講歷史、政治哲學的課，衹是略一涉及有關的問題，提起註意而已。
李唐的時代，到了唐僖宗李儇，公元八八○年之間，已經進入“民不聊生”的時代，因此而有王仙芝、黃巢等的起義造反。黃巢曾經攻進長安，自稱“齊帝”。可是一個經歷兩百多年皇室集團的政權，到底還是具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頑固力量，在它外圍“擁兵自衛”的藩鎮霸權，也絶不會讓現成既得的利益，隨便拱手讓人的。所以黃巢的失敗，也是事所必至，理所固然的結果。不過，由此而使李唐王權統治的結束，在歷史上，展開“五代”的一幕，這是由唐朝皇帝的部下們展開序幕的。到了公元八九○年，正當末代唐昭宗李曄的時代，在五六十年之間，全國地方藩鎮（軍閥）據地稱王的強霸勢力，就有十三處之多。可是在歷史上習慣性地稱呼這個階段的中國史，叫做“五代”。事實上，這都是古代讀書人，自號為聖人孔夫子傳人的思想，學習夫子著《春秋》尊王的精神，把“五代”五六十年間，能夠在中原（長安洛陽一帶）搶得李唐覆滅之後的王位的，纔認為是“繼統”的王朝，因此撇開當時全國各地的稱王稱帝的都不入格，衹以在河洛稱帝的為繼統，所以就叫它為“五代”了。即使如歐陽修、朱熹他們，號稱自己為公正嚴明的大文豪、大史筆者，也仍然難以去掉這種盲點。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的《紫陽綱目》，何嘗不是如此呢？
俗話說得好，“習慣成自然”，那麽，我們就照這個自然的習慣，大約介紹一下“五代”王朝那些稱帝稱王的亂世英雄吧！
開始第一代的“後梁”太祖朱溫，在唐僖宗的時代，賜名為“朱全忠”，他的本名叫“朱三”。他是跟黃巢起兵造反的人。黃巢兵敗，他就見風轉舵，投降唐朝，又改名字叫“朱晃”（字匡聖），結果謀殺唐昭宗，廢了唐哀帝李柷，自稱“梁帝”。在位六年，被兒了友珪所弒。男一個兒子友貞即位十年，史稱後梁末帝。
接着，便是後唐李存勖，沙陀郡（新疆境內）人，史稱為鬍人。實際上，他的祖先早已是歸化漢族的西北邊區民族。他襲其父李剋用的“晉王”爵位，號召為李唐復仇，滅了朱梁而自稱皇帝，叫做“後唐莊宗”。開始很英雄，做了三年皇帝，又死在伶人（戲子）手裏了事。清初的名詩人嚴遂成，有一首詠李剋用的名詩，很少有人有此手筆：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衹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五擁晉山河。
風雲帳下奇兒（指李存勖）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瑟三垂崗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李嗣源的嚮天禱祝
繼他而起的後唐明宗李嗣源，真還不錯，比較老實可敬。他是李剋用的養子，也是西北邊區歸化漢族的代北人。因後唐的變亂，被大傢所推舉，立為皇帝，在位八年。在他登位的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的契丹，也已經開始稱王稱帝了。李嗣源做皇帝，不太作怪。突出的有三件事，值得為他褒揚。
一、當他在位的第七年，命令國子監（等於國立大學），校正“九經”（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論語、孟了），刻版印賣，時在公元九三二年。這是歷史上在唐代以後，提倡儒傢學術的第一次盛舉。
二、他的兒子秦王（從榮）喜歡作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矝伐（經常聚集一些華而不實的浮誇子弟，如高輦等人，互相吟詩唱和，而又還自認為很高明，很了不起）。”李嗣源便對他說：“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我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喜歡聽那些讀書儒生講五經的道理，實在可以開豁人的智慧和思想）。吾見莊宗（李存勖）好為詩，將傢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以前我看莊宗喜歡作詩。其實，我們都是將門之後的子弟，詩文素來不是專長。會被別人背後偷偷的笑話，你切不可學樣啊）！”他有此見解，的確高明可惜有些人偏要舞文弄墨，真不及李嗣源有自知之明。宋初在趙匡胤手裏，滅了南唐，俘虜了李後主李煜，趙匡胤便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心思用來治國，哪裏會這樣輕易被我俘虜呢！”
三、歷史記載李嗣源在做皇帝的幾年中，“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我李嗣源）鬍人，因亂為衆所推（因為亂世，被大傢推舉，不得已做了皇帝）。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過去歷史學家相信因為他的誠心感應，所以宋太祖趙匡胤，就在這個時期，出生在“甲馬營”中。是不是迷信，姑且不論。但是李嗣源的這種用心，就不能不說是他的“誠意、正心”之德了！不要說五代時期所有別的英雄帝王們，沒有如他的真誠和謙讓之情，恐怕千古以來，能夠肯自嚮天祝告，說出此話的，還找不出第二人呢！每讀歷史到此，常為他真誠的為國為民之心所感動，必然低眉敬禮，這也實在是很感人的歷史故事啊！有這種存心的人，還可對他有民族歧視之見嗎？但從李存勖開始稱帝的後唐，經李嗣源繼位稱“明宗”，先後衹有十一年的時間。李嗣源死後，不到三年，後唐也就亡了。
跟着稱帝的，就是歷史上第一個做為契丹傀儡皇帝的石敬瑭，號稱後晉。他也就是割讓燕雲十六州地區奉獻給契丹的兒皇帝。因此而開創了宋朝開國以來，黃河以北成為遼、金、元三朝的根據地，形成中國歷史第二次“南北朝”的三百年局面。但石敬瑭的後晉，也衹有十二年的時間，就轉入他的部將劉知遠的手中稱帝，改國號為後漢，做了一年皇帝便死了。由他的兒子劉承佑即位稱“隱帝”，也衹多了三年就完了。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三代，都是沙陀人，衹是氏族不同而已，所以在舊史上叫他們為“沙陀”三大族的“鬍人”。
接着由後漢的部將郭威，篡位稱帝，改國號為“後周”，做了三年的皇帝也死了。他沒有兒子，就由他的養子，也便是他妻子（皇后）的內侄柴榮接位，稱為“世宗”，精明果敢，頗有英氣，在位六年，在出兵伐遼的途中死亡。當時由他三歲小兒宗訓即位為“恭帝”，提升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相當於現在的陸軍總司令），要他出兵徵河東，剛剛出發到陳橋驛的一天晚上，就鬧兵變，據說將士們把預先做好的皇帝穿的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然後就迫他做了宋朝開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周傢柴氏的孤兒寡婦，也就衹好拱手讓位。所以後世有愛管閑事的詩人，便作了一首詩說：
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兒；
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
最後一句是說南宋亡國以後，末代的小皇帝恭帝趙晃和皇太後，也被元朝的大將伯顔所俘虜走了，世事的輪轉迴旋，猶如原版重翻，非常奇妙而可嘆。不過，後周的郭威和柴榮兩代，並非鬍族，不必老是鬍說，把“五代”都說是“鬍人”在作亂。
根據歷史記載，“五代”雖為“亂世”。但對宋朝開國以後重興儒傢學說的關係，極為重要。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後唐明宗李嗣源時代，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版印賣。時在公元九三二年。這個新疆老鄉李嗣源，真有現代出版商的頭腦，同時也替中國文化首先做了一件大好多。但到了後周廣順三年（公元九五三年），也就是郭威稱帝的末年，“九經”版纔雕刻完成，先後歷時二十一年。同時，在四川“後蜀”的孟昶，也同意四川刻版印“九經”。
史載：“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版印賣，至是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毋昭裔（人名，蜀之僕射，等於輔相）亦出私財百萬貫營學館（辦學校），且請刻版印幾經，蜀主孟昶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可是我還記得讀過一本歷史的書，說五代時代的刻“九經”版，馮道也有鼓動之功，可惜臨時想不起在哪本書上，又懶得去查。衹是順便一提，將來你們發現了再說吧！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如五代這樣一個亂七八糟的時代，你爭王，我爭霸，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但無論是漢、鬍等族，以及後來的遼、金、元，對於保存中華文化的傳統，大傢都是一致的同心同德。這就足以說明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特點啊！
五五、兩宋守文弱主的由來
南北宋三百年來的趙傢天下，先由黃袍加身的宋太祖趙匡胤開始，根本就沒有想一統中華，所以玉斧一揮，割掉中國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就讓它自己成長，形成後來的遼、金、元朝。對於南方雲南的大理，也無力統一。他衹想暫時安定，努力儉省節用，收集財貨，用金錢攻勢，買回北方的一統。五代七八十年的戰亂，人民社會困苦不堪。但經他的提倡儉約，宋初不到十五六年之間，洛陽近郊的民間，先行富有，甚至挂簾子用的裝飾，就有銀鈎亮相了。他平常對人說：“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尤其到了他的兄弟趙光義即位做了宋太宗皇帝，喜歡讀書學問，並民繼承他哥哥趙醫胤的政策，避免軍人的將領幹政，更加重文輕武，起用文人來管地方軍政，授以大權。從此便養成以後三百年來的趙傢子孫皇帝，都會遵守一個原則，所謂“守文弱主”而已。
但話說回來，在中國的歷史上，趙宋三百年的天下，“齊傢、治國”比較特殊的規範，約有三點，稍作補充。
第一，趙匡胤兄弟，雖自軍人的子弟出身，但生性也比較孝順，尊重母教，比起歷史上的帝王宮廷來說，幾乎就沒有皇后或皇太後把持朝政，造成一般人所說女人為禍水的“女禍”故事。宋太祖、太宗兄弟等，都是由他們的母親杜太後母教長成的子弟。杜太後算是一位賢母的典型，所以在北宋之世，就先後有過幾位賢母型的太後，可為典範。從“齊傢、治國”的原則來講，宋代應可及格。當然首先還應歸功於杜太後的母教而來。
第二，趙傢兄弟，自小就出生在軍眷的家庭環境中，趙匡胤出生在甲馬營中。他們兄弟，都是將門之後，長大以後，也照例是做職業軍人，並且追隨周世宗南徵北戰，因軍功而升遷到殿前都點檢的位置，得來並非偶然。所以在他們的本身經歷上，是極其知道戰爭的禍害和悲慘，同時也知道戰爭會為人民帶來太多的痛苦。因此，厭武重文的心理，也比較強烈。世界上有很多文人，最喜歡談兵，他們實在沒有當過軍人打過仗，往往會把戰場當作考試場一樣的緊張好玩。趙匡胤是從戰爭中勇於作戰而成名的，他當然瞭解戰鬥是並非好玩的事。所以他在登上皇帝的寶座以後，就要考慮是否必要以武力統一天下，或是另謀其他的方略。他所以毅然斷然在“輿圖”上，手把“玉斧一揮”，暫且割開“燕雲十六州”和雲南一帶的“大理”而不顧，固然不是勇者的所為，但也情有可原。而且他認為當時北鄙的契丹等鬍人，進攻中原，其志衹在財貨的掠奪，人如衹要富貴，就可用金錢攻勢，買回失地。這就是趙傢三百年來由太祖內定戰略失策的致命傷。
第二，繼趙匡胤做皇帝的宋太宗趙光義，也如他哥哥一樣，跟着在軍旅生活中長大，但他比哥哥還愛好讀書與學問，所以歷史上記載：他在“兵間二十年，手不釋捲”。出兵打仗，後勤還有十幾匹馬，是馱着書本從徵的。因此，在中國文化中，有兩句最有名的成語，都是由他說出來的。“開捲有益”，這是他贊嘆讀書有好處的一句名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也是他視學識為最重要的名言。還有—句，是和春秋時期衛國大夫蘧伯玉相同的話，“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這也是他做了皇帝以後，更加知道實踐的經驗，和修養知識相結合的重要，而且是心有所感的嘆息。
杜太後“母儀可風”
有關趙匡胤的傢教和母教的事，結合正史和宋人其他史料筆記來說，還有這樣一些故事。當趙匡胤已經知道大傢都已計劃好了要臨時兵變，“黃袍加身”，擁護他做皇帝，但不免也有“既喜巳懼”的心理，成功與失敗，兩者都不是兒戲的事。他就悄悄回到傢裏，想告訴母親一聲，好嚮母親請教。一進門，他的母親和他所最敬重的姊姊，正在廚房裏做飯。他就正好對母親和姊姊講了這件事。他母親聽了還沒有說話，他的姊姊就大聲地說：男子漢，大丈夫，要做什麽大事，就要自己心裏有决斷，還跑到廚房裏問我們做什麽！一邊說，一邊就把手裏拿的擀面棒舉得高高的，把他用力地推出去。趙匡胤聽了姊姊的責駡，心中踏實了，立即轉身，回部隊去了。到了晚上，就鬧兵變，“黃袍加身”做了皇帝。所以他終身對這個姊姊，敬畏有加，不敢怠慢。
而在正史上怎樣說呢？
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後。後，定州（河北省定州縣）安喜人，治傢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後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又尊為皇太後，宋主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後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鬍為不樂？”後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老百姓）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失其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這一段話，歷史學家也並沒有過譽其辭，同時，也是說明趙匡胤的成功，的確是得力於母教。趙宋開國的老祖母，真是“母儀可風”啊！
杜太後被尊為皇太後的第二年，就死了。她在臨危的時候，皇帝趙匡胤隨時侍候在她的身邊，她就叫趙匡胤召最親信的輔相趙普進來，並且問趙匡胤說，你知道你為什麽這樣容易得天下、當上皇帝的道理嗎？趙匡胤說，那都是靠祖先的陰功積德，和母親您的教誨啊！太後說，不對。是因為柴傢（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所以你占了便宜又賣乖了。假使後周有年紀老成的後代做皇帝，你哪裏有這樣容易。所以我要吩咐你，假如你死後，應該傳位給弟弟光義做皇帝。光義過後，應該傳位你的三弟光美。光美過後，再傳位給你（趙匡胤）的兒子德昭。你要知道國傢天下之大，能夠有一個比較老成的人來即位做皇帝，那就是社稷之福了！趙匡胤聽了，哭着說：“敢不如教。”兒子不敢不聽媽媽您的盼咐。這時。太後又對趙普說，你是一起聽到我的吩咐，同時做好記錄，將來不可以違背了我的主意。趙普聽了作好記錄，並且在末後一行簽了字“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燭影斧聲”的疑案
趙匡胤開國稱宋，衹做了十六年的皇帝，在曹彬滅了南唐李後主的第二年就死了。他的死，也是宋朝開國之初一件重大的疑案，所謂“燭影斧聲”，便是說他在臨死之前，和弟弟光義，為了傳位的事，是有所爭執的。也有人懷疑趙匡胤在臨死時，是被弟弟光義逼死或氣死的。如雲：
太祖不豫（快要死了，很難過），夜召晉王光義，囑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戮地，大聲謂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
趙光義即位，史稱宋太宗，做了二十二年皇帝，並沒有遵照他母親杜太後的遺囑，把帝位傳給兄弟，再傳侄子，而且早已把兄弟光美和侄子德昭，因犯錯誤而處置了，最後還是傳位給他自己的第三個兒子趙恆（宋真宗）。據說，他不遵守杜太後的遺囑，傳位給自己的兒子，也是經過和趙普商量而决定的。趙普告訴他，太祖趙匡胤聽信皇太後的吩咐，已經做錯了，你可不要再錯。因此就傳皇帝之位給自己本支的子孫，直到徽宗、欽宗，被金人所俘虜，康王南渡浙江為南宋高宗以後，因為沒有兒子，纔找出趙匡胤一支後代七世的孫子趙眘（讀“慎”）過房做他的兒子而繼承大統，後來因他對高宗比親生的兒子還要孝順，所以歷史上的謚號，便稱他為“孝宗”了。
我們為什麽費了那麽多的時間，說明宋初開國這一段的歷史內幕呢？因為兩宋的政治中心，在表面上，是尊重儒傢的孔孟之教的學術思想為中心。儒學重“聖人以孝弟治天下”。從“齊傢、治國”之道立論，對於兄弟的友愛情誼，自宋太宗開始，已違背他母親的教誨和本身的初衷，而且犯了儒傢“倫常乖舛”的大忌。宋人筆記史料，還記載趙普在臨死的時候，因有負杜太後的囑咐，白日見鬼，嚇得請僧道來做佛事以求懺侮，並且親自寫悔過書燒化，嚮杜太後祈求饒恕。不過，這是過於迷信鬼神之說，所以正史便不采錄。到了清初，名儒查慎行（初白）有一首詩，專指宋初開國的這一樁公案，最為精彩。
梁宋遺墟指汴京（開封府），紛紛禪代事何輕（由五代後周等變宋的禪讓）。
也知光義難為弟（故事如前面所講的便是），不及朱三尚有兄（後梁太祖全忠與宗戚飲酒酣醉，其兄全昱視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奈何一旦滅唐傢三百年社稷！”）。
將帥權傾皆易姓（針對趙匡胤的事，言將帥權傾人主者，皆欲篡位也），英雄時至忽成名。
千秋疑案陳橋驛，一着黃袍便罷兵。
宋真宗神道設教的愚民政策
宋太宗即位做了二十二年的皇帝，傳位給真宗趙恆，趙宋自開國到此，還不到四十年的時間。但在黃河以北的契丹，國勢兵力，坐以強大，便在真宗即位的第七年出兵南犯，同時又派人來談和，宋朝也派曹利用代表和談。但契丹攻勢，由河北的德清，直逼冀州（真定），到達澶州（大名府開州），軍書告急，一夕五至。
當時的宰相“平章事”寇準，對於邊防告急的公文，一概不理，“飲笑自如”。真宗知道，嚇壞了。追問寇準，他便說，“欲了此事，不過五日耳”，但陛下你一定要親自到澶州的前方去一趟。真宗聽了很為難，其實是真不敢去，就想回宮去了。寇準攔住他說，你一回宮，我就見不到你了，“大事去矣”。另一位宰相畢士安便極力勸真宗要采用寇準的建議。因此真宗衹好召開御前會議，商量御驾親徵的事。有些大臣們聽到了契丹入寇，嚇死了，王欽若建議遷都南京，也有建議遷都成都的。真宗便再問寇準的意見，寇準假裝不知道是哪個人的提議，便說：“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他就詳細為真宗講明戰略上的勝算，因此真宗纔决定了御驾親徵。但他到了澶州以後，還是膽小不敢過河，寇準再三鼓勵，而且說：“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跟在真宗旁邊的“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也極力贊成寇準的戰略，就命令禦林軍的衛士們，快推皇帝所坐的鑾駕過河。前方的戰士們，看到了皇帝果然親到前方，便士氣百倍，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裏。對方的敵人契丹也被嚇住了，趕緊用數千騎兵來進攻，但被宋軍打敗。
真宗回到行宮，悄悄派人去看寇準在做什麽。回報便說，寇準正和皇帝的秘書長楊億在喝酒打脾，說笑唱歌呢！真宗聽了便說：“寇準如是，吾復何憂。”但是到了最後關頭，這位趙宋的皇帝真宗，還是决定和談，幾次往返，仍然由曹利用做代表。甚至願意每年出百萬兩銀子給契丹，互稱兄弟同盟。同時有人在造謠挑撥“寇準幸兵以自取重”。因此，寇準對這樣一個老闆，實在也無能為力。但他特別吩咐曹利用，“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議和到了最後的定案，每年給契丹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稱宋朝為兄，契丹纔引兵北去。這便是兩宋兩百餘年來，由宋真宗開始，對遼、金、元等，都自低首自卑，衹用金錢外交的弱國政策。但宋真宗卻又自作掩飾地說：“數十年後，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睏，姑聽其和可也。”其實，他是真的嚇破了膽。加上寇準的政敵王欽若的讒言，衹是輕輕說他一句，“寇準好賭”。澶州之役，他是拿你皇上的生命做賭註。從此寇準富國強兵的統一思想，就永無出路，而且也被免了宰相的職權，下放做地方官去了！
可是，宋初全國人心，仍然希望這個國傢，能夠做到華夏一體的統一局面。那又怎麽來對付這種政治趨勢呢？因此便由王欽若出個鬼主意，假造“天書”，造成真宗皇帝領導全國軍民都信奉道教，“敬事上天”，衹要太平安定，就不要隨便談兵，輕舉妄動。因此宋朝代代相傳這個統治秘訣，用了一百多年，到了宋徽宗趙佶“道君皇帝”手上，就和他的兒子欽宗趙桓，一起當了金人的俘虜，受苦受難，老死在東北的“五國城”了。
可是宋真宗想用宗教信仰的“愚民政策”，淡化一統中國江山的全民思想，也並不如此簡單。首先需要得到政府人民所依賴的宰相王旦的意願。因為宋朝的制度，比較歷代帝王最尊重相權，而且對朝廷中的文臣，也特別尊重。宰相是文臣的領袖，也是全國民意的象徵，所以他必須先要使王旦默認這個不可公開的政策纔行。但王旦對於這個措施，始終不肯表態。宋真宗沒有辦法，衹好嚮王旦府上，多送名貴重禮。這是歷史上皇帝嚮宰相行賄的第一次舉動。王旦心裏有數，天下是趙傢的，政府是趙傢的朝廷，皇帝已經低聲下氣，要求宰相同意他的辦法，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他就把皇帝送來的禮物封存起來。“歸傢或不去冠帶（上朝回來，有時連禮服都不脫掉），入靜室獨坐。”他是在打坐參禪呢？或是無言的抗議呢？他平常就是“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因此誰也無法窺測他的心境了。
可是到王旦臨死的時候，便遺命傢人，不許用官服來埋葬他，衹準用和尚的身份收殮。史載：“旦遺令削發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命，楊億以為不可，乃止。”他是懺悔呢？或是遺恨呢？就不得而知了。同時也記載他對於當時用道教做愚民政策的事，也早有後悔，再想極力反對，又覺得“業已同之（已經表示同意了）。欲去（辭而不幹了），則上遇之厚（但皇帝對他太尊重，太好了，不忍心捨他而去）。”雖然有當時擔任宋真宗皇帝的樞密副使（中央政府副秘書長）馬知節，也曾經對宋真宗說過：“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僅他自己到底沒有懇切地表示這個意見．所以臨死還不心安。
宋真宋也曾經在他病危的時候問過他，假如你過世了，誰做宰相最好，他就毫不遲疑地說寇準最好，除此以外，“臣所不知也”。讀《宋史》，必須先要瞭解宋初真宗的這一段事實的大關鍵處，就可知道兩宋三百年來的趙傢天下，為什麽會成為中國歷史第二個“南北朝”的由來了。清人王仲瞿有題《漢武帝茂陵》的詩中說：
和議終非中國計，窮兵纔是帝王纔
守文弱主書生見，難與英雄靖九垓
王仲瞿這四句話，雖然言重一點，過於偏激，但對於治國當傢者，實在是值得警惕的名言啊！孔子答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並非是必要發動戰爭才能解决問題啊！
五六、宋初文運和宋儒理學
我們為了說明傳統文化中儒傢經學在歷史上的衍變，以及宋初文運的昌盛，乃至形成宋儒理學家的因由，因此，花了不少時間介紹趙宋開國的重文輕武政策，恰為宋儒理學成長的助緣。由此而使《大學》、《中庸》在儒學“十三經”中的突出，和《論語》、《孟子》共稱為“四書”的經學，主導中國文化教育，配合元、明、清考試取士、讀書做官的政策，千年以來，牢籠天下的才智之士，都陷於功名泥淖之中，難得自拔。但不要因為我的這一說法，便誤解了儒傢“四書”害了中國文明，或耽誤了中國文明的發展。其實，儒傢的“四書”，並沒有妨礙了中國，衹是南宋以後的有些學者，過於迂麯誤解了“四書”，反而妨害了傳統儒學對民族文明發展的重要。
如果從人類學的觀點來說，對比東西文化的演變，而且以中國文化史的立場來講，就像太陽運行東西兩半球的一晝夜之間，西歐和東亞的中國，明暗代謝，幾乎似有類同，而又有大不相同的差別情況。我衹是首先提出大傢的註意，希望青年後生，可以做多方的研究探討。
例如西方的歐洲文化，自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到第十世紀，戰爭相尋不息，新國互有興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低落，正是歐洲文化史上所謂的“黑暗時代”。這時猶如日出東方，西方正處於長夜漫漫之中。但在中國，恰是由南北朝經唐朝、五代，到宋朝開國初期的階段。雖如旭日東升，朝陽豔麗，有時也是陰雲密佈，陽光黯然失色。西方文化從公元第九世紀開始，由黑暗時代進入基督教的經院哲學時期，長達六個世紀之久，到十五世紀，纔漸漸有了轉變。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西方文明和文化，纔換了一個嶄新的面目。
所謂“經院哲學”，就是專門研究基督教的神學，它在研究怎樣認識神與實在存在的關係。思辨精密，論證迂回，煩瑣麯折萬分。所以後世學者，又有稱它是“煩瑣哲學”的。但非常巧合的，中國在第十世紀開始，便是宋朝建國，到十一世紀中間，宋儒的理學、道學也開始興盛，二程（程顥、程頤）一係傳承的朱子（朱熹）學派建立權威。“四書”的朱著章句之學，也迂麯了周公、孔子以來的儒傢“經義”之學，長達八個世紀之久，到二十世紀的初期，遺風漸息。在這樣一個長期的黯淡狀況中，猶如在東方的日麗中天過後，陰霾四合，完全是一片“萬木無聲知雨來”的現象，所以纔有二十世紀中苦難的中國，不得不重新革命，重新建立中華。
我們必須先要瞭解了前面所講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比，然後回轉來探討儒傢學說的演變，就可啓發大傢的反思，運用“正思維”來尋求答案，然後再來重估傳統儒學對人類的“人道”文明的價值了。
文運鼎盛的前因
現在要講宋初的文運之先，必須要註意由盛唐到五代，帝王政權的興替，與中國文化儒、佛、道三傢之學的盛行，並無多大影響。甚至反使當時的聰明才智之士，厭惡亂世，逃避現實，去參禪學佛，或修煉神仙道學的，更為多數。宋朝初建，禪宗的“五傢宗派”，正是盛極一時。道傢和道教經過宋真宗的提倡，也是有聲有色。例如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一○○四年，就有禪僧道原首先匯集禪宗公案的《景德傳燈錄》著作面世，而且有當時的名臣楊億為它作序推薦，這是後世研究禪宗第一都重要的寶典，《五燈會元》等書，都是後來居上的續成之作。在道教方面，也有張京房召集道士所集《雲笈七簽》大部著作的完成，為後世編集《道藏》，開其先河。稍後，有張紫陽（伯端）《悟真篇》問世，融會禪佛儒行的精華，是開創道傢“神仙丹訣”、“南宗”的寶典。
但不要忘了，前面已經說過由五代唐明宗李嗣源時代開始的雕刻傳統儒學“九經”出售，以及周世宗（柴榮）時代“九經”的刻版完成，和西蜀四川“九經”的流通，都是促使宋初讀書士子學習儒學更加方便有利的條件，也是使儒學更為廣泛傳布的原因。因此，宋初文運的鼎盛，並非出於偶然，實在是有它的前因。同時，也需要瞭解，在唐宋的階段，中國的學術文化的重鎮，大多還在關中（陝西、山西）及河洛（洛陽、開封）等黃河流域等地為盛。唐宋的名儒學者，也是這個區域範圍的人物占多數。過去所謂的“華夏文化”、“中原文化”，或“中原人物”大多也是這一區域的人。
到了宋朝開始，由讀書學儒而考取功名，漸至躍登為朝廷的政要，功顯當時，名留千古的一大群人物，大多都由平民、貧民出身的寒士，正如古人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或如說，“一舉名登竜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等頌辭，便是從宋初開始，考試制度最為成功特出的現象。
但是，同時還有一些讀書學儒有成的學者，淡泊名利，志行高尚的人，始終不求功名，以耕讀自娛，終身以學問為重，雖然名重當時，但又隱居不出的處士也不少。所謂“處士”的意義，就是善於自處，不求聞達於當時的清高代號。這在唐代的習慣上，稱為
“高士”，再早一點，便叫“隱士”，都是同一涵義的名稱。這一類人，在中國歷代的歷史上，關係也很重要。甚至每使歷代的帝王或朝廷，隱隱約約都在註意他們的言行舉動，心存顧忌。那些帝王將相，生怕被他們看不起，便會覺得自己很不安心。這也是中國歷史文化上的特色人物。如果比照西方文化，從西洋的政治學說上，勉強的比類，便是屬於保留“不同意”的主張，或“不合作”的態度的人。不過，這種比方也很勉強，中國文化中的隱士、高士們，是屬於道傢一流的人物。他們絶對不肯衹為自己而鳴高，有時為了國傢天下人民的利益，也會婉轉設法，提出很有影響力的主意，幫助社會的安定，然後即所謂“功成而弗居”、“沒世而無聞”而已。
宋初開國的第二十四年，也就是宋太宗趙光義即位的第十四年，年號“雍熙”開始，就召請當時在華山的隱土陳摶入朝，在名義上是皇帝嚮他請教道術。究竟他們所談的真實內容是什麽，就不得而知了。歷史所載，都屬於官府公告式的官話，就不必討論了。陳摶當然不會久留朝廷，立即請辭還山歸隱。但在這一年內，太宗就頒發詔令，要求民間提供遺書。所謂“遺書”，就是有些人的著作，還沒有公開問世，被社會上所不知道的書稿。過了四年，改年號為“端拱”元年，就免了共同起事的布衣之交趙普的宰相職位，正式發佈呂蒙正為“同平章事”（事實上，就是宋朝對宰相的官銜名稱）。
錢若水一番有骨氣的話
呂蒙正，我想大傢大概都會知道，他是宋初最貧寒家庭出身的子弟。少年的時候。一邊上山砍柴謀生，一邊苦志讀書，經常會在山上勞動中，碰上大雨，肚了餓了，就將鬥笠中的雨水泡冷飯吃。他讀書有成，功名得志，結果當了宋太宗的宰相。我們現在特別提出呂蒙正來，就是說明由他開始，宋初百年之間，造成文治的文人政府的朝廷中，大半都是由貧寒出身的儒學之士。尤其在呂蒙正以後三十年左右，便有從最貧苦出身的范仲淹出仕，古人歌頌他是出將入相，英雄而兼聖賢的人物，也是開創宋代文運最有貢獻的大賢。我們衹要翻開《宋史》，讀了呂蒙正當宰相前後時期的“翰林學士”錢若水答宋太宗的對話，便可知道宋初開始形成文人政府的風格，實在大有不同於歷代帝王政體的特點。史載：
宋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他說自己也很想做翰林學士）。”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宋朝的官服形色），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如果衹是為了做官就算光榮，因此便表示對你皇帝盡忠的，這都是那些中等以下的人所做的事，還有什麽好說的呢）。”
錢若水的一番話，也代表了宋朝開始，由宋太宗到真宗、仁宗數十年間，如呂蒙正、王旦、呂端、王曾、寇準一輩儒者的正義和作風，實在足為有志從政者的針砭名言。
到了宋真宗時期，又徵召終南山的隱士種放入朝，結果種放還是不來。又因澶州之役過後，極力提倡“神道設教”的政策，便賜封信州（江西）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為他建上清院及授籙院。這就是後世江西竜虎山張天師的起源。
我們先要瞭解宋初的文運，有關儒、佛、道三教鼎足並茂的情形，然後再來瞭解宋初開國六十多年以後，到了宋仁宗趙禎在位的四十多年之間，公元一○二三至一○六三年，纔出現一群名儒賢相，先後相繼執政的鼎盛時期。也是宋儒的儒林和道學（理學）的開始。
宋仁宗登位前十年，還由劉太後主政，仁宗衹是備位而已。劉太後死後，也正是宋仁宗二十四歲的時候，纔由他自己當傢，纔算是真有實權在手的趙傢天子。但當他自己親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修造道觀和佛寺，不用內侍（太監）羅祟勳。立即召范仲淹為“右諫議”，以備咨詢。這也等於說明由宋仁宗開始的宋朝文運，好像演電視劇一樣，首先就由范仲淹登場亮相，也並非是偶然的事。當宋仁宗慶歷前後，即公元一○四一年間，宋儒理學家的興起，大部分是受范仲淹的影響，或經他的培養推重而成名的。而且在仁宗慶歷三年前後開始，名儒而兼名臣的，就有晏殊、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蔡襄等人。稍後，便有司馬光、蘇軾（東坡）三蘇父子兄弟、王安石一輩人物。
因范仲淹的關係，影響一代的大儒，如鬍瑗（安定先生）、孫明復（泰山先生），以及後世稱為“五大儒宗”的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邵雍（康節）等，直接或間接，都與範仲掩先後有關。我們大傢都知道他的名文《嶽陽樓記》中所說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不是他衹為寫作文字上的空言，而是他一生實踐行履的守則。
范仲淹是真正的儒宗悟行
講到範文正公范仲淹（希文），我們大傢都是知道的。但是我覺得應該為將來的後起之秀提起註意，所以再來簡單介紹。范仲淹出生在蘇州的吳縣，兩歲的時候，生父便死了，傢境很貧寒，他的母親實在沒有辦法撐持這樣一個孤兒寡婦的家庭，就帶着他改嫁了一個姓朱的人。他因此也被改了姓名。可是他從幼童開始，自己就很有主張、有志氣。他明白了家庭關係和母親的苦衷，就嚮他媽媽痛哭一場，不願再留在朱傢。他到了南京，依靠親戚傢的微少幫助，努力讀書求學。因為太窮，有時煮了一鍋粥，涼了分做三塊，每餐吃一塊充饑。這樣晝夜不息地讀書求學，到了鼕天，穿的衣服破了不夠保暖，感覺太疲勞了，就拿冷水澆面，勉強提起精神來苦讀。
有志竟成，他終於考取了進士，得到一個官位，為“廣德軍司理參軍”，等於現在的一個軍區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兼管軍法。這樣，他總算有了薪俸的待遇，就去接母親回到本傢，恢復本性。後來又調為“大理寺丞”，等於現在的最高法院院長，再後又調職務，管過糧食工作。因母親死了，就回傢守喪三年，一邊教授學生，他可沒有一點埋怨或不滿母親的心理，完全恪守“儒行”的孝道。三年過後，經由推薦，出任過“秘閣校理”，等於現在中央辦公廳的主任。跟着就出去做地方行政首長等職。
宋仁宗久聞他的人品和學問，所以在皇太後一死，自己親政的第一年，就召他擔任了“右諫議”。仁宗並不是劉太後親生的兒子，因此，很多人趁太後死了，就有許多批評太後的話發生了。范仲淹身任諫官，是可以對皇帝講不同意見的話。因此他就對仁宗說，先帝宋真宗死後，太後調護陛下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聽了，便說，我也很不忍心聽這些閑話。就下命令宮內宮外，不準再講皇太後垂簾聽政這十多年的往事。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調和皇帝和養母之間的心結，促進宮廷政府之間的安定。他“要言不煩”，衹提起皇帝的註意，你母親也養你且幫忙你那麽多年了，就是有些不對，現在更不能舊事重提了。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當仁宗還未親政，在天聖五年的時期，宰相晏殊開始提倡興建學校，做為各州各縣的標準，並且延聘范仲淹做教師。范仲淹教授學生的作風，首先是重視養成一個人的品格，所謂“敦尚風節”，最為主要。同時要關心天下事，不能衹為自己着想。晏殊對他的教育方針，和他本身的行為，非常器重，而且認為范仲淹的將來，一定會成為國傢社會的“大器”。晏殊是宋初才子型的宰相，人們最喜歡的名詞如：
一麯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浣溪沙）
這便是他的流傳千古的名作。文化最基本的影響力，就是文學，也叫文藝。你衹要翻開《宋詞》，首當第一位的，便是他的《珠玉詞》。至於他的文集有二百四十餘捲之多，就很少有人去摸它了。古人所謂“但得留傳不在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這個道理。權勢地位，衹可以煊赫一時，並不能左右後人的愛憎。它和領導政治的成果一樣，好壞永在人心。
晏殊對范仲淹的人品學問，非常贊賞，同時也很欣賞范仲淹的文學才華。學問人品的基本，固然有關於天然的稟賦，但也是由道德修養而來。文學辭章就不同了，幾乎百分之七十，完全由於天才。雖然勤力學習，沒有生有自來的才情，始終難得有文藝上的絶妙境界。所以清人趙翼論詩，便有“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的感慨了。尤其是身兼文武韜略，出將入相的人物，大多是富於才華，富於情感的人。古今的名將，具有軍事天才的人，也是如此。衹是一般人沒有真正置身軍旅，並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換言之，
軍事上的戰略、戰術和戰鬥，統是戰爭的藝術，也是智力和情操的結晶。兵法即藝術，藝術即兵法、衹是普通的人，不瞭解真正的武學，看列軍人就伯，認為統是老粗，實在非常遺憾。
範衝淹奉命防禦西夏，鎮守邊疆，號令嚴明，愛撫士卒。甚至敵人所屬少數民族的羌兵，都互們警告，“大範老子，胸中有數十萬甲兵”，不可輕觸其鋒，因此相率投降來歸的很多。宋仁宗的時期，因他而得邊疆安靖，所以歐陽修便有“萬馬無聲聽號令，八方無事諫書稀”之作，就是這個時期的寫照。歐陽修極力奏請要用范仲淹做宰相，但范仲淹懇辭不幹。可是范仲淹在前綫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且看他的：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傢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徵夫淚。（漁傢傲）
另如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蘇幕遮）
這兩首詞，都是他在防禦西北邊疆前綫上的作品，眼淚是真的眼淚，為國傢民族的心，也是真的耿耿忠心，情感和理智，並無什麽矛盾的衝突，他是分得很清楚的。至於他的名文，如《嶽陽樓記》等等，大傢都知道，不必多說了。
栽培宋初一代大儒
現在要講的，是范仲淹在有官位、權力在手的時候，仍然念念不忘文化教育的大業，極力鼓勵後生青年，首先要立志學問。我們大略講兩三則有關他的小故事，也都是影響宋朝文運的大事。
前面講到晏殊對他的贊賞和信任。有一天，宰相晏殊想為自己的女兒選擇一個好女婿，就來問范仲淹，在他所教的學生中，有哪個人最好。他就推薦了富弼。晏殊終於選擇富弼做女婿。後來富弼果然不負所望，成為宋代的名臣名相，同時也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外交官，年八十而卒。“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名句，就是他自己寫在屏風上的一生守則。當富弼還在做學生的時候，考試沒有通過，就要回傢去了。范仲淹知道了還有一次考試的機會，就親自去追他回來，因此富弼“遂舉茂纔異等”，猶如現代國傢特別考試錄取的人選。這就是范仲淹愛護後進子弟，極力造就有為青年的行為。
至於宋初一代儒宗的鬍瑗（安定先生）、孫明復（泰山先生）、張載（橫渠先生），也都是他所培養出來的大儒。
如史料所載：鬍瑗，字翼之。十三（歲）即通“五經”。傢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介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范仲淹愛而敬之，聘為蘇州教授，諸子從學。後來又推薦先生，以白衣（沒有功名的普通人）對崇政殿（和皇帝對話），授試秘書省校書郎。後又屢遷，擢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專管太學，卒年六十七。出其門者不下數千人，從政者也不少，影響宋初文人政府的風範很大。他便是由范仲淹首先推薦的第一人。所以清初黃梨洲比照禪宗公案匯書《景德傳燈錄》等的辦法，初編《宋元學案》，便以“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開始，標明都是高平講友。所謂“高平學案”就是范仲淹本身一係的學案。
孫明復，晉州平陽人（山西），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沒有考取進士），退居泰山。後來因石介（徂徠先生）的推薦，經范仲淹、富弼的進言，纔名顯朝廷，擢為國子監直講，年六十六卒，學者尊稱為“泰山先生”。但他和范仲淹本來就有關係，而範文正公卻早已置之度外，並不知道後來學養成名，以師道自居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他所培植的人呢！因為范仲淹當初在睢陽（河南境內）掌管講學職務的時候，有一個孫秀纔，要求遊學他方的費用，范仲淹便自己送他一千文。明年，又來了，又送他一千文。可是范仲淹就問他，為什麽要到處遊學，奔波於道路呢？孫秀纔聽了，就很痛苦地說：“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孝養母親的生活費就夠了）。”范仲淹便說：“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兩年僕僕（風塵），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給你一個學生的名額），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第二年，范仲淹離開了睢陽，孫生也就辭別他去了。十年以後，範衝淹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他就和富弼協助石介，共同嚮皇帝推薦。卻想不到在朝廷上見面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嚮他要遊學費用的孫秀纔。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以及他愛纔的度量和德行，能夠大公無私地鼓勵培養出一個學者宗師的盛德。
至於范仲淹和張橫渠先生的故事，就又不同了。“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河南開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四川涪陵），卒官（他父親在任上死了）。諸孤皆幼，不剋歸（同胞兄弟姊妹們都很小，沒有能力回到故鄉開封）。以僑寓鳳翔郡橫渠鎮（陝西眉縣東）”。但他雖然是個孤兒，可是很自立，志氣不群，尤其喜歡談兵。當康定（仁宗年號）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聯合一批志願軍）取洮西（甘肅境內）之地。因此，上書謁範文正公。范仲淹接見他，知道他是大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便順手拿了一本《中庸》給他。他總算一點就透，聽了範文正公的話，就不投軍，立刻回去，返求“六經”。又與二程夫子交往，後來，考取進士，仕於朝廷，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但他的學養，卻開啓關中的風氣，成為一代宗師。尤其是他平常所講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句名言，與範文正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成為北宋以後中華文化學者立志的典範，長垂不朽，永為後生所景仰。
總之，如果由周公、孔子以後看傳統文化中“儒者之學”，充竟是什麽樣的內涵和定義？其實，你衹要仔細一讀《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大文章，就可明白秦、漢以前所謂“儒者”的規模了。“五經”是中華傳統文化儲藏庫，要想完全通達，頗不容易。“四書”是儒傢實習經驗，也可以說猶如《學記》和《儒行》的續編。宋初從仁宗開始，儒學昌盛，但在“五大儒”之先，足以代表真正的儒宗儒行者，應當是范仲淹。他對儒學的造詣，是《易經》和《春秋》，志存經世致用，絶少如後起的“五大儒”中的二程夫子（程顥、程頤）等人，自稱為“出入佛老”，反求“六經”，而道在是矣；然後再來高談心性之學的微言，以自標榜為繼孔孟的絶學。他衹以實事求是的作風，力行所知所學，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傢“誠意”，“正心”做實事，但求盡其在我，無負初心而已，這纔是真儒實學的標準。他的一生，“內剛外和，泛愛衆而親仁，樂善好施（博愛他人，愛做好事，肯布施），置義莊裏中，以贍族人（為故鄉地方族人買田，首先創辦祙會慈善福利的産業）”。但在他死後，傢裏沒有太多積蓄，仍然保持兩袖清風，書生本色。他的四個兒子，也都學有所成，而且智勇俱備，公正廉明，猶如其父。古今學者，能纔兼文武，德行純粹如範文正公仲淹者，便可以無愧於“儒行”了。
北宋後期儒林道學的現象
北宋的政權，由宋仁宗親政，正在公元一○三三年開始，接着就是英宗趙曙、神宗趙瑣、哲宗趙煦三朝，前後六十年之間，可以算是文運鼎盛，名儒輩出，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尊重相權，最尊重文人學者的時代。但由神宗到哲宗的三十年間，也是學者大臣各自固執我見，因意識主張的異同，互相爭執，互相對立，終於形成宋朝的“黨禍”，和真偽道學之辨的悲劇。
在神宗的時代，由“拗相公”王安石的執政時期，想要恢復王道的井田制度、實行管仲治齊的軍政管理、建立“保甲”等制度、整頓經濟財政的田賦稅收，便大力推行新政，不惜排除平時文章意氣相投的名儒大臣們的反對意見。漸漸演變，就明顯成為派係的鬥爭。到了最激烈的時候，就認定以司馬光為首的為“洛黨”，以蘇東坡兄弟為首的為“蜀黨”，極力加以打擊。因此使文名最盛，才華畢露的蘇軾（東坡）先後被放遠兩三次。這使他與廣東、瓊州（海南島）等地，在文化歷史上結了不解之緣。同時，在這個時期，如自相標榜為繼孔孟絶學，高談心性微言的二程兄弟，程顥（明道）、程頤（伊川），在王安石和蘇軾（東坡）兩大高明之間，因彼此觀點的不同，視為“偽道學”，那也是理所必然的結果。因為蘇東坡和王安石兩人，不但以儒為宗，但對於禪與道的見地，似乎比二程等人尤有勝處。程明道和王安石的學術意見和政見不合。程伊川和蘇東坡的政見意見也不合。歐陽修是明白表示，反對佛老。司馬光則保留態度，在他修編《資治通鑒》，但取《魏書·釋老志》以供學者的參考，比較少加意見。
如果專以宋神宗先後時期來說，比較學行純樸，足以為“五大儒”之首的，當以周敦頤（濂溪）為勝，尤其由他所製的“太極圖說”，綜合儒、道、陰陽的理念，常被後世道、儒各傢所引用，做為依據。二程兄弟，早歲曾經從他求學，衹是後來自相標榜，並不承認是學出“濂溪”之門。張載（橫渠）是二程世誼後輩，而且曾經從二程問學，但也自成一格。
唯一不同的便是邵雍（堯夫），世稱“康節先生”。他畢生闡揚易學，而且對於象數之學，別有師承。不但為宋代“儒宗”所推祟，由他開始，經元、明、清千年以來，易學的術數、方伎等等雜學，大多都以邵康節的象數方法為標榜，有形無形地影響民間社會的風俗。二程兄弟，平常很想嚮他探問易學象數的隱秘，但終因自視太高，不能明白他的精微。但在邵康節臨死之前，程伊川問他：“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他但舉兩衹手一比做答案。伊川不懂，再問他，這是什麽道理？他就說：“前面路徑須令寬。窄則自無着身處，能使人行乎！”換言之，邵康節深切知道程氏兄弟的學養，尤其對程伊川過於師心自用的個性更清楚，因此，便告訴他前面的路道要留寬一點，大窄了，會使自己沒有站的地方，怎麽好叫別人走得過去呢！
蘇東坡對神宗的建議
我們現在非常簡單粗淺地介紹了北宋後期由學術思想和政見的異同所引發的“黨禍”的可悲，以及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五大儒”，和二程兄弟一係所標榜的“出入佛老，而反求六經”，纔悟到孔孟的心法，認為“道在是矣”的宋儒性理微言的大概情形。因此在中國文化史上，開始以宋儒二程一係的理學，和南宋以後繼承“程門”心法的朱熹（朱子）儒學，便接替了上古歷代先聖和孔子的心印，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大誤會。這正如禪宗大師洛浦所說“一片白雲橫𠔌口，幾多歸鳥夜迷巢”的感嘆是相同的。
可是從元、明、清以來，都奉朱熹的“四書”章句為標準課本，教導後生小子千年之久，比起西方文化中的“黑暗時期”和“經院哲學時期”的沉沒還要長久。因此，二十世紀初期的“五四”運動，就不得不起來打倒“孔傢店”了！其實，這是先師孔子枉受牽連，應當為之平反纔好。但不料數十年後，覺得還打得不夠徹底，再由“四人幫”來演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事實上，在宋神宗的時候，蘇東坡已經提出過糾正的呼籲，如說：
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性命之學，孔子沒有明講，就如子貢的高明，也沒有聽過夫子講性命之說）。而今學者，恥不言性命（但是現在的學者，不講一點孔門的性命之學，好像是很可恥似的）。讀其文，浩然無常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其實，他們哪裏是真能達到見性知命的造詣啦）？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這些人，都是中等人的資質，放任自己，高興隨便鬍吹，皇帝你聽他們的高談學理，有什麽用處呢）！
神宗看了他的建議，如有所悟地說：“吾固疑之，得軾（東坡）議，意釋然矣！”再問他說：“何以助朕”？蘇東坡就說：“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鎮以安靜。”意思是說，第一是你想要改變政治體製，快點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心太急了。第二是你聽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反而難以判斷誰是誰非了。第三是你為了要達到理想的目的，進用人才提升得太快了。最好，皇帝你自己先要鎮靜下來纔好。
蘇東坡雖然說得對，但在歷史上稱“神宗”的謚號所謂的“神”，統如漢靈帝和明神宗等的謚號一樣，稱之為“靈”為“神”的皇帝，都是歷史評議，含蓄批評他們本身，生來就具有神經質的稟賦，思想情緒不太正常，當然無法求其“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高明智境啊！
北宋王朝，由宋神宗到哲宗這三十年前後，公元一○六八至一○九八年間，學術思想的異同，和主張政治改革的新政意識，互相衝突，互相爭議，可是沒有因此而隨便處死一個大臣或學者。看來有相當的主張自由、言論自由的味道。但畢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戲”；實際上，對當時南北對峙的局勢，富國強兵的作用，並無什麽好處。但我們應知道，在北宋這一時期，何以能有這麽多“儒林”學者産生？原因不外三個，第一，我們在前面說過、因有五代雕刻“九經”的流通關係。第二，因在宋仁宗慶歷時期，公元一○四八年間，有畢升用膠泥刻字，排比成活字印書版的發明，從此而使書本更為流通，古書得以保存留傳。而且還很快輾轉流傳到西洋，知道采用活版印書。第三，公立學校和獨傢講學的“書院”興起，因此使文化教育較為發達。
古人說北宋五大儒的出世，是天命攸關。事實上，人間事還是人事所造成的，豈能推托於慮無飄渺的天命。可是在這個時期，在西方的歐洲，也還沉沒在“經院哲學”的神學洪流中，大致也並無多大的動靜。衹在一○九五年間，有剋勒芒的教士會議决定，派遣第一次十字軍東徵，四年之間，即一○九九年，十字軍取得耶路撤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這是西方歷史上的大事。好像東西方的命運，又有一點相似之處。
在東方的中國方面，也正是由宋微宗趙佶繼承北宋的帝位，對於前期的學術思想上的論爭和政體變革等演變，都已漸漸談化。但因受上代以來文學文化的影響，宋徽宗也如五代時代的南唐李後主一樣，是一個名士風流的才子皇帝。他擅長書法，又會作畫，愛玩天然的奇石。他講究宮廷的建築，在皇宮的東北角，動工新建花園式的宮殿，以堆疊勞民傷財所搜括來的奇石。同時又相信道士林靈素等的蠱惑，篤信道教符咒神力，可以安邦定國，會打退金兵。所以便放心大膽去玩弄當時的名妓李師師。他也算很有福氣吧！就憑這樣—個敗傢子弟的樣子，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不料天兵大將抵不住金兵的進攻，就急急忙忙把皇位交給兒子趙桓繼承稱為欽宗。不到一年，父子二人和後妃太子宗戚三千人，都被金人所俘虜，最後，被囚死在東北的“五國城”。
北宋的王朝，就是這樣的劃分了歷史上的界限。接着就是康王趙構南渡，終於又在浙江杭州重新建立起一個朝廷，號稱“南宋高宗”。這完全和晉朝的情況一樣，前晉亡於北漢，歷史劃分它叫“西晉”，南渡以後繼起的王朝，便叫“東晉”。而在南北宋的時代，北方遼、金民族先後更替興亡所建立的王國，也並不是從境外入侵中國的外族。事實上，他們都是早由上代已經歸化居住在北方的少數民族。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以中國文化的儒傢為主，佛道兩傢為輔的“華夏”文明。大傢衹要多留意對遼史、金史的研究，就可明白北宋一百多年來有這樣的結局，完全由於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光義兩兄弟，在開國之初，戰略决策上犯了最嚴重的錯誤，因循自誤，沒有一鼓作氣，收復燕雲十六州，進而統一全國的江山。
“三代”以上，是以德化民成俗，用文治而平天下。“三代”以下，是以“止戈為武”的武功平天下，然後再事治國。“功德並用”，“恩威並濟”，纔是傳統儒道文化的最大原則。而趙宋天下，在建國之初，但用“黃袍加身”、“陳橋兵變”的巧取豪奪政策而取天下，並非以正義之師來統一中國。從此便“偃武修文”，使用金錢財貨的外交和議政策，媚敵自保，因此養成後來的趙傢子孫的職業皇帝們，統統成為“守文弱主”的結果，豈不是“事有必至”，“理所固然”嗎？
五七、南宋王朝和四書章句
南宋高宗趙構和欽宗一樣，都是徽宗的兒子。徽、欽二宗父子被金人俘虜北去，金兵曾經一度進攻到南京和臨安（杭州），但被韓世忠和嶽飛等所擊敗，立即撤退北歸。可是金人曾兩次利用宋臣張邦昌，立作“楚帝”，跟着又立劉豫作“齊帝”。他想用傀儡的政權，作為緩和民族之間的抵抗情緒。宋高宗就在這樣戰況勝負不定，不聽抗金名將宗澤的建議，就由他最初被封為“康王”的封地相州（河南湯陰，今稱安陽縣），决計退到揚州，後來又一路逃亡到浙江的寧波、溫州而到杭州。正當宋室朝廷進退無主的情況下，他被臣工們擁護，就在杭州繼承帝位，是為“南宋高宗”。
但高宗在即位以後的戰略政策，既不想中興，更不敢想統一。他所想的衹是偏安一隅，苟延殘喘而已，所以仍然學祖先的辦法，以金錢財貨的“和議”做為上策。因此罷李綱、韓世忠，以秦檜殺嶽飛，表示“偃武修文”，以促成和議的成功。至於國破傢亡，父兄被俘虜，在他做皇帝的三十六年，以及後來讓位給太子孝宗的二十五年，前後一共活到八十一歲之間，從來沒有表現過激昂慷慨的情緒，真是到達一切都不動心的景況，看來也算是歷史上一個稀奇的皇帝。另據宋人史料所載，當宋高宗出生的時候，他的父皇宋徽宗，忽然夢見“五代”末期和趙匡胤同一時代的吳越王錢鏐進宮，他就出生了。這個史料，雖然是古人迷信的傳說，但看來也非常有趣。錢鏐一變而做宋高宗，便把杭州做汴州（開封），大概正如白居易的詩所說，“未能拋得杭州去，大半勾留是此湖”吧！
宋高宗的所作所為，明顯的權術不少，例如他使秦檜殺了嶽飛以後，便把嶽飛的故宅來辦“太學”，這是要人懷念嶽飛呢？還是教人衹要讀書，不要學嶽它以武力抗金呢？這就不得而知了。其實，他的心事，敵國的金人都很明白，衹是不說穿，好做要挾而已。例如在紹興二十一年的春天，他總算要表示一番，就派了一個專使叫巫汲的，到金國去做“祈請使”。這個職責的名稱很奇怪，“祈”是“祈求”，“請”是“請安”。所以巫汲到了金國，首先提出要迎請靖安帝（欽宗）歸國。金主就說：“不知歸後何處頓收？”換言之，你們要欽宋回到南宋以後，不知道你們拿什麽地位來安頓他啊！做皇帝嗎？高宗肯讓位嗎？不做皇帝，他回去又做什麽呢？嶽飛口口聲聲要“直搗黃竜，迎回二帝”，所以就不能不被殺了。巫汲聽了金主的問話，就無話可對，衹好唯唯而退了。
宋高宗兩道互相矛盾的詔書
我們暫且不管歷史上的是非，再回轉來討論南宋開始的文運，和宋儒程、朱理學的興起，使《大學》、《中庸》大行其道，做為帝王領導學和帝王師之學的由來。
前面已經講過北宋末期五大儒和二程兄弟自稱“出入佛老，反求六經”而悟道，突然繼承孔孟的絶學，點燃千古心燈的經過。從現在的我們看來，衹如浮光掠影，白紙上有一些黑字而已。而在南北宋之間，這可不是小事，它是足以震撼千古的奇跡，使當時的天下學者低首嚮“程門”的，實在不在少數。
宋高宗既然不顧宋室的國恥，决心以和議為上策。但他也知道，全國的人心是不甘於三分天下二分亡的局面，主戰和主和派的衝突，也很難調和。因此，他也要學祖先宋真宗那樣的辦法，怎樣可使人民的心理，安於偏安纔好。武的不行，衹有文的最好。因此先須收服一般讀書知識分子的輿論情緒，就在他倉促登位的第四年，也就是改年號為“紹興”的元年，“詔（追）贈程頤直竜圖閣大學士”。他下的這一道命令便叫“製詞”，大略如說：
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你）頤（程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藉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間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不在彼也。
他的這道“製命”，切實褒揚了程頤（伊川），是繼千古以來周公、孔子絶學的第一人。衹有程伊川是真儒真學者，其他的人都是假道學，自己叫賣虛名而已。所以我要追封程伊川為大學士，希望大傢都要如他—樣。不過，這篇“製命”的大文，不知道是高宗自己的手筆，或是哪個大臣所代寫的，看了它最後兩句，真的很有意思，也真的很可笑，是絶妙好辭。他說；“我所以現在要褒揚程頤、是要使大傢明白皇帝給與他的榮耀，真正的意思，衹是為了這個，不是為了那個。”你們不信，再讀一讀原文最後的三句試試看。他當時還是初登帝位，還在坐立不安的局勢之下，就先來捧出北宋王朝時代的一位新聖人幹什麽？根據他原文最後一句自做的答案，是“在此不在彼也”，豈非明白告訴大傢謎底了嗎？
但在他下達尊崇程頤的詔令五年以後，便有儒臣陳公輔上書，要求禁止“程學”，高宗又照準了。陳公輔的奏疏內容，大略是說：
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因此，高宗就另下一道詔書說：“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是當時與“程門”有關的學者，也是開初推薦秦檜的名臣鬍安國，又上疏為“程學”辯護說：“孔孟之道，不傳久矣，因（程）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這當然又引起另一些儒學大臣的反駁，反而弄巧成拙。
評朱子所謂“帝王之學”
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學相號召的文化教育政策，就在這樣的爭辯不定中過了二十多年，但二程之學的門人弟子，高談心性微言的學風，已經大行其道，在年號“紹興”的三十二年間，有“程門”的再傳弟子朱熹，自己主動“上封事”（當時的密奏名稱），首先提出；“帝王之學，必先格物緻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心誠意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接着第二點，提出安內攘夷的理論。第三點，提出政府官吏的管理治權的根本，還需朝廷的正確决策等等。朱熹的這篇奏疏，除了他首先提出《大學》開頭的“格物緻知”為帝王學的根本以外，其餘所論國傢天下為政之道的見解，不但現在看來很平凡，在當時看來想必也很平凡。而且朱熹當時的官職，衹是一個“監南嶽廟”的“監官”，等於現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長，雖然已有“程門”傳人學術上的名聲，但到底還是官卑位小，人微言輕，當然是石沉大海，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後世推崇朱子學說的人看來。便認為是無上的高見，因為他首先提出《大學》的“格物緻知”為帝王之學，是為儒學出身的學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態在作祟了。
其實《大學》的本文，衹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並非說《大學》就是做天子的帝王學啊！它是說做國傢第一領導人的皇帝也好，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不管做什麽，必須先要學好做人，以修身為本纔對。至於由修身而外發為治國平天下之學，是做學問一貫的道理。並不是說，必須要出來做官，做事業發財，甚至要做國傢的第一領導人，當上皇帝纔是“明德”的學問啊！否則，著作《大學》的曾子，他自己為什麽不出去做皇帝，而且也不肯隨便去做官，做事業發財呢？
總之，學問修養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發財，是另一件事。有學問修養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業發財，當然是好事。但沒有學問修養而能做個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學問真修養。有學問修養，不得其時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個規規矩矩的人。或者以“師道”自居，隨緣教化後生而“止於至善”，這也正是“大學之道”的一個典型，例如曾子就是這樣一個人啊！
話說朱熹，他在宋高宗的時期，並沒有得行其道，高宗死後，由孝宗趙眘登位，有恢復中原之志，準備講武，設置武舉十科，並以朱熹為“武學博士”。因為他對高宗“上封事”的書中，也講過有關恢復的事，所以便給他這個官銜。但還沒有開始講武，宋朝又與金人修好談和，而且朱熹又和當時的宰相及大臣們議論不合，因此就罷官。史載“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然因與韓侂胄等意見不合而罷官。當宋光宗趙惇的最後一年，纔再召朱熹為侍講。跟着就是寧宗趙擴即位，韓
侂胄當權，宋室朝廷也正鬧嚴禁“伊洛之學”，視之為“偽學”。因此，又罷免了朱熹的侍講和修撰的官職，再過九年，朱亮以七十一歲的高齡過世了。
總之，朱熹生當南宋新朝的初期，經高宗到寧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主戰與主和的戰略紛亂、忠姦邪正的政黨相爭。他抱有以聖學匡正時弊的目的，處於無可奈何的局勢之中，但仍然堅守二程“伊洛”之學的師承，自以“主敬”的修養、主張“道問學”以達賢聖的宗旨，始終不變。實在也足為後世學者的楷模。他的一生對儒傢經學的著作不少，但最用心得力的應該算是《大學》、《中庸》的章句。換言之，他把原本《大學》、《中庸》另加分章編排，自作註解。他自己並沒有說，衹有我朱熹所編註的《大學》、《中庸》，纔是空前絶後的孔門正宗心法，後世必須以此為準。但他編註的《大學》、《中庸》，卻變為後世元、明、清六七百年來的御用範本，用它來牢籠天下學者進取功名的思想，成為不可另有其他見解的意識形態。應該說這並不是朱熹的本心，這是元、明、清三代那些“不學無術”治國當傢皇帝們的過錯。尤其是明朝開國之初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一手造成的罪過。
主張學以致用的名儒
事實上，當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間，和朱熹一樣，同為當代的名儒學者，同樣具有以正學救時的用心，同時也在講學傳道授業者，並不少數。
例如在中國文化史上，或是儒傢理學史上最有名的陸九淵（象山），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學觀點，他是主張學問修養之道，以“尊德性”為主，但得其本，就不愁其末了。朱熹主張的“道問學”，是由集成學識，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達“形而上”道的境地，是從捨本逐末入手，恐怕終生不得要領。“尊德性”是先行證入“明德”的“自證分”，自然可以貫而通之，達到一切學問的本際。因此，纔有在歷史上著名的朱熹與陸象山在江酉的一場“鵝湖之會”，互相對話，辨證真理的學術會談。結果是各有勝論，難定一是。朱陸異同的“鵝湖會辯”，可以說是南宋初期儒傢理學家們“理性主義”在邏輯上的論辯，是為後世學者所稱道的盛事。從西方歐洲的文化史來說，這時還正在經院哲學探究神學的階段。從陸象山、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後，西方的哲學家培根纔出生（培根生於公元一二一四年，正當宋寧宗嘉定的第七年）。看來也很有意思。
其實，在南宋初期，如以朱熹、陸象山兩人代表理學家的註重心性微言以外，其他的名儒學者也不少。尤其是調和朱陸之間的呂祖謙（東萊），後來列為浙東“金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另如“永康學派”的陳亮（同甫），以“功到成處便是德，事於濟處是有理”的事功主張，與朱陸異同之爭，更為突出。如其自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纍為工，以涵養為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竜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這些話很像孔門弟子子路的豪情壯語。因為他有志急切於事功，所以曾與當時退居浙南的軍事學家而兼詩人的辛稼軒往返，縱論國是。辛稼軒在他走後，用自己的經歷，作了一首《破陣子》的壯詞寄給他，可以說不是贊許的意思，還是勸勉他“知止而後定靜”的成分居多。原詞是：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裏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
另如呂東萊、陳同甫之間的“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水心），大致都主張學以致用，不大同意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空言義理。其他還有“閩中學派”、“寧波學派”等等，也各有所長，各有專著行世。有人說：“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出生在亂世和衰世的時代。”如果以這個觀點來看南北宋的文運，似乎覺得哲學和文學又太多了一點。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後，十三世紀的後期，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傢的主流，也都如“強彎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了！由於理學的興起，傳統儒學的“五經”正義的經世致用之學，也已漸形沒落。禪宗從臨安大慧宗杲禪師以後，也已進入“說理者多，行證者少”的情況。道傢有與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贍，被後人推薦為繼南宗張紫陽真人的正脈以後，也就轉入元朝初期王重陽和長春真人邱處機所創的“竜門派”的道教了！
可是宋儒的道學，從出入禪道的樊籬，以《大學》、《中庸》為主導的“性理微言”，猶如異軍突起，勢不可遏。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伊洛學說”，並自創立以“道問學”為主導的性理學風，更為一般後起學者所歡迎。自朱熹以後，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學派，最為傑出。雖然宋室的政權，已在風雨飄搖，垂垂欲墮的情勢之中。但被歷史認為促使宋朝滅亡的先後三大名相，如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也都是忠姦莫辨的人物。其實，是因為他們復興無功，建國無能，又在學術思想和政治作為上矛盾衝突，就弄得灰頭上臉，遺臭萬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亂，但在宋理宗時期，真德秀仍以儒傢理學可以救時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學衍義》，極力推祟“大學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學”。以“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傢”為四大綱領，引證經訓，大旨在端正領導人皇帝的“君心”，嚴肅宮廷的齊傢之道，排棄幸進者的當權執政等三個要點，都是針對宋室術代衰亂的情形而立論，所以更被當權者所忌憚。史稱其“立朝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中要務”，終亦不免遭受排擠出局的必然結果。
五八、蒙古西徵與西方人的誤解
我們姑且大略介紹南宋寧宗慶元六年，朱熹死了，韓侂胄當權的階段開始，正當公元—二○○年後的七八十年之間，北方的金國亡於蒙占族的元朝。南宋末代的宰相賈似道求和於蒙古，反而促使南宋早亡於元。這些歷史往事，都是發生在十三世紀的階段。也正是人類文化在東西方歷史上造成一個偏見的論點，那便是由成吉思汗的西徵，造成西方人至今誤解東方人為“黃禍”，以及附會基督教《聖經》上所說的魔鬼，與東方中國竜的圖騰，連在一起，謬論連綿，形成畏懼和仇恨東方人和中國人的偏見心態。
當然在西方的歷史學家，或歷史哲學家，因為不大明白中國歷史，從來沒有人做詳細的研究，理出公平的理念。中國本土的學者，也往往隨便跟隨西方學者的觀點，認為凡是中國人便統稱蒙古族。也不仔細研究分析中國各民族，尤其是漢族，它和印第安族與蒙古族祖先的血緣傳統關係等等。希望將來的學者能正視這些問題，不要認為是不相幹的事，而忽賂過去，造成人類之間的大誤會。因小失大，恐怕為將來世界上有些人藉此挑起種族主義，或有色人種的戰爭，那就更加罪過了！
現在我們簡單地瞭解十三世紀這一階段的西方歷史故事：當在一二○三年十字軍攻陷君士坦丁堡後的第三年，即一二○六年，蒙古族的鐵木真統一了蒙古諸部，自稱“成吉思汗”。同年，東羅馬帝國建希臘帝國於尼西亞。一二○九年，法蘭西斯派修道士會成立。一二一二年，西班牙十字軍興。一二一五年，英王公佈大憲章，世界纔有憲法之始。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徵。一二二二年。蒙古滅回回國（花剌了模），成吉思汗西徵軍逼近印度。一二二四年，蒙古降伏南俄羅斯諸侯。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亡。一二三七年，蒙古人進入俄羅斯。一二三八年，西大食建格拉納達王國。一二四○年，蒙古將領拔都徵服俄羅斯，於第三年建欽察汗國。一二四—年，蒙古大破歐洲諸國聯軍。一二四五年，教皇英諾森第四派蒲郎卡皮泥東來。一二五○年，埃及馬木路剋朝興起，是為歷史上著名的埃及奴隸王朝。同年，法王路易第九派羅伯魯剋到蒙古和林。一二五四年，第六次十字軍終結。德國大空位時代開始。一二五八年，蒙古滅大食阿拔斯朝，開建為依兒汗國。一二六四年（甲子），忽必烈在中國北京正式建都，改年號為至元。一二六五年，英國創立國會，是為世界上有國會之始。意大利詩人但丁出生。一二六九年，元朝纔由帝師藏僧八思巴根據藏文創作蒙古字。一二六○年，法王路易第九發起第七次十字車，到一二七二年終結。一二七三年，德國哈布斯堡傢族開始。路德福第一被選為德帝（德國的大空位時代結束）。三年以後，即一二七六年，南宋滅於元朝。一二九五年，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仕於元朝，後返抵威尼斯。我們大略看了這些對比的東西方歷史文化，既很奇怪也很有趣，好像十三世紀，便是成吉思汗的世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到此劃分界限，成為黯然失色，大不如前的轉折時代。
成吉思汗為何西徵？
從中國遠古史上研究中華民族上古氏族社會的淵源和分化，問題很大，也很復雜，暫且不說。如果衹從中國北疆的蒙古、滿洲，以及漢代所稱的“西南夷”，與苗瑤等各個少數民族的血緣淵源來講，古人也早有說明，認為原在遠古，與我們同為一體血脈相承的共祖。例如在清朝初期的雍正，曾經為了滿漢民族意識的爭端，便親自寫過一部《大義覺迷錄》。他的論點，雖然一直沒有被漢人學者所承認，但也不能一概抹煞，從中華民族史學的觀點來講，應該算也是富有創意的論文。至於大元帝師八思巴對蒙古民族祖先的來源，用了印度小乘佛學上的觀點，另行“高推聖境”，那是針對元初開國的恭維話，老實說，是憑空捉影，在人類學上和中國民族學上，實在無所根據，不必再加討論了。
我現在首先提出幾個觀點，以供諸位及將來學者研究作參考。
一、蒙古這個名詞的來源，很可能是從西漢初期“冒頓”這個名詞的變音而來。等於現在西方人稱中國為china，是從秦的變音而來。冒頓，就是漢高祖親徵時，把他圍困於白登的那個氏族。
二、自漢以後，匈奴、烏桓等族，喜歡尊稱他們所敬服的君長叫“汗”。事實上，是從仰慕漢朝的用意而來的。“汗”就是“漢”的同音語，衹是為了區別，中國的歷史上便采用“汗”字，而表示劉氏王朝所建國的“漢”字，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正統。匈奴、突厥因景仰漢室的威風，也自己尊稱為漢，是要降格以從，所以便用一個同音的“汗”字來替代了。換言之，“漢”字也好，“汗”字也好，反正都是自認同樣是一個“大漢”的民族。所以到了唐代，因唐太宗李世民和李靖在武功上的威望，突厥便全體降服，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這個尊稱的含義，就是把中原皇帝稱“天子”的“天”字，加在“汗”字前面，便成為“天可汗”了。換言之，就是推崇唐太宗為皇帝的皇帝。因此，在十三世紀的開始，鐵木真崛起蒙古，便自稱為成吉思汗，也正由這種傳統觀念而來，並不是從“汗馬功勞”的“汗”字取名的。
三、在中外的歷史上，凡是原先居住在北方地區的民族，如果崛起南徵，大多數必定會占領南方，統一全國的。中國的歷史，是有很多次的先例。歐洲各國的歷史也是如此。甚至十七世紀新興的美國，也不例外。孔子也曾經說過北方之強與南方之強的異同，那是從地球物理，與地區民族性的科學觀點上立論，理由太多，一時說不完，而民不是本書的正題，就不多說了。
但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上，無論是從地緣政治，或戰爭史實上來看，從北徵南，江山一統的次數多，如漢、唐、宋、元、清。從南伐北，除了明代一次算是例外，幾乎沒有失敗的結局。其中的道理太多，牽涉太廣，也衹提到為止。
四、成吉思汗在蒙古的崛起，包括他的子孫，在幾十年間之所以西徵東討，南徵北伐，無往不利的條件，並非天助，也不是蒙古軍別有好勇善戰的武功。實事求是來說，那是因為蒙古軍在當時，擁有了世界上強大兵種的關係。這也就是佛學上說輪王須有七寶中之一的“馬寶”。十三世紀的東西各國，雖然也早已知道使用騎兵，但使戰馬繁殖群生，加以嚴格訓練騎射等武功，而成為集團作戰的騎兵，卻以蒙古軍最為成功。這等於是二十世紀初期，用擁有大量機械化的坦剋部隊，以壓倒性的攻勢，殲滅地面上的陸軍，當然勢如破竹，所嚮披靡了。但也不要忘了，能夠崛起而領導人群的人物，胸懷大志，腹有良謀，加以寬大坦誠的作風，有德纔有威的形象，最為主要。成吉思汗便是這樣的一代之雄，才能培養發展出史無前例的騎兵威力。
五、成吉思汗崛起後，為什麽不先行南徵，打垮金國，直下江南而統一南宋的天下，卻偏要遠征西域而打到歐洲呢？這個問題，大傢似乎都忽略過去。尤其是西方的學者，過去素來不瞭解東方和中國的歷史背景，所以衹以“黃禍”這一個觀念，用來概括蒙古或東方，甚至是所有中國人的野蠻了。
如果你熟悉中國史，不要說上占或西周，你衹要從秦漢開始，展開中國歷代的歷史記錄，幾乎不論哪一朝、哪一代，百年內外，或幾十年之間，沒有所謂匈奴、突厥等等從西陲、北疆進入的侵略戰爭，這種事件不一而足。中國歷史上所謂的“鬍人”，就是指由西陲和北疆所有侵略中原的各個民族的統稱。而且歷代以來的鬍人，其中大多數早已是鬍漢交流的混血種族。不管如何，凡是從西陲北疆入侵的鬍人，以畜牧為生，牛馬羊及駱駝的繁養，首先便需要占領西北和北疆的蒙古草原，才能立足。而草原在中國西北的邊境，根本就無法嚴格劃界。因此，西鬍、北鬍的入侵，首當其衝的便是蒙古各族。鐵木真（成吉思汗）從幼小孤苦的心靈中，深受他族侵凌之害，而且也明白西鬍的禍害特別深，所以一旦崛起，趁着屢戰屢勝的餘威，就長驅西嚮。所以他對被徵服的各國說：“因為你們犯有滔天大罪，我乃奉天命來懲罰你們的。”這便是他西徵的原因所在。
至於他當時對於在南方的金國，和更南方的宋朝，還沒有可以南徵的認識，一直到他死後，他的兒子們南進，攻下全國所屬的潼關，纔知道中原故國也不過如此而已。因此，纔敢奢望華夏，但仍要先派人和南宋聯合，滅了金國。再到宋理宗景定時期，公元一二六○年，由忽必烈在東北的開平建都開始，纔入主中國，統一海內。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以後經歷六個皇帝，或三年，或四年，或十三年，一共加起來，不到三十七年，衹有最後亡於明朝的元順帝，也和忽必烈一樣，在位三十五年。
藏密為主下的儒傢
總之，無朝建國，先後衹有九十年（從公元一二七七年起，至一三六七年止），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傷殘性就非常地大。
一、元朝當時的蒙古民族，因為久處在中國極北邊疆的草原，歷來都受西鬍、北鬍的侵擾，防禦和戰鬥，便是個常生活中的習性，本來就缺乏文化的基礎，並不像遼、金兩個民族，早已受華夏文化的熏陶。因此，自忽必烈首先進兵西藏，便受西藏密教喇嘛文化的感染，非常信仰。尤其他更驚奇十五歲的少年藏僧八恩巴的學識和神奇，就尊為國師，請他製作蒙古文字。到了統一中國以後，便和西藏的喇嘛共治中國，把大小的喇嘛分佈全國各地，主導各省、州、縣的教化。而且當時喇嘛還是以原始西藏密教的“紅教”為主，大都從事男女合參的“雙身法”。因此，使這些戒行有虧的番僧，得以仗勢姦淫婦，侵占貪污，不一而足，民怨沸騰。至於傳統的禪、道、儒、佛文化，受到密教的摧毀，幾乎已一落千丈，從此欲振無力了。
二、蒙古在元朝的時期，本身種族人口並不太多，而且在西徵到歐洲，北伐到俄羅斯，南徵到中國全國，要分派各地統治的人才，根本就非常缺乏。因此，就把原先西徵途中早期投降過來的人，都派出到中國各地，充當統治的官吏，例如馬可·波羅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從元朝開始，政府下達民間的公文，就有“各色人等”，或“色目”人等的文句。所謂“色目”，就是藍眼睛的人。“各色人等”，就是包括黃種、白種、棕色及黑色各種民族。中國的歷史，在元朝這個階段，也可以說已經有過人種血統大混合的一段經歷了。
三、在元朝初期忽必烈統治的時代，好在還有一個金國的遺賢耶律楚材擔任中書令的相職。同時還有一個和尚出身的漢人劉秉忠，都是受忽必烈所信任的人。耶律楚材是當時金國的禪宗正統大師萬鬆秀禪師的弟子，而且對儒傢、陰陽傢、雜傢等學說，都有深造。他和元遺山一樣，都是金國末代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深厚修養的學者。當成吉思汗兵臨印度邊境時，因為接受他的勸諫，纔沒有進攻印度。劉秉忠也是兼通儒、佛和陰陽傢之學的特殊人物。因此，而使元朝初期，漸漸受到儒傢學說的薫習，才能保存元氣。但元朝以來的儒傢學說的理念，大部分仍是宋儒的傳統，尤其是以受朱熹影響的傳承為主。
四、元朝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後，除了崇信西藏密教的佛法，和藏僧喇嘛共治中國以外，漸漸也開始認識孔孟之道的儒傢文化，而且受到一般儒傢學者臣工們的影響。忽必烈死後，由他的第二個兒子繼承帝位，史稱為“元成宗”的鐵木耳，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而且這篇封號的文章“製誥”，實在勝過歷代敕封孔子的“詔書”，不知出於哪位儒臣的大手筆。如雲：
製曰：先孔於而聖者，非孔於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裏，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並賜諸王《孝經》，到了“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史稱“元仁宗”的第二年，又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廷”。但元朝宮廷內外的重要大臣及其族衆，始終是信奉喇嘛的密教為主；尊重儒傢，但為俯順士大夫們的習慣而已。古人所謂：“善於泳者溺於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此，到了元順帝的時期，便有韓山童等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起義，宣傳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人間救世。跟着便有方國珍、張士城、陳友諒，乃至朱元璋等乘時而起，促使其亡。元亡於明的這個階段．已經到了十四世紀即是公元一二三三年至一三六七年，西方的歐洲，正當意大利人文主義開始發達，商業都市勃興。英法百年戰爭的興起，也正在這一階段。德國的帝位，正由諸侯選舉所産生。日本也正在分為南北朝的時代。西歐的文化，仍處在基督教神學昌盛的階段。從一三七八年開始，羅馬教會大分裂，直到十五世紀的一四一七年為止。
五九、明清的科舉與宋儒的理學
東方古老中國的文化，經過元朝百年以來的摧折，由平民起義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漢、唐開國的規模。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沒有漢高祖劉邦的豁達大度，更沒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纔大略。雖然朱明一代，與漢、唐、元都是一統山河的帝製政權，但前追唐朝，後觀清代，無論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有人說，漢朝四百年，是劉傢與外戚宦寺（太監）共有天下；唐朝三百餘年，是李傢與女後藩鎮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傢與宦官（太監）共有天下；清朝兩百餘年，是愛新覺羅與紹興師爺共有天下。這樣的史論，雖然過於籠統草率，但也蠻有道理的。
為朱元璋做個心理分析
我們在前面大概約略地提過，在整個的歷史上，反觀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風，都和開國之君創業立國的學養見解，有牢不可分的關係。這正是《大學》所講“意誠、心正、身修、傢齊、國治，而後天下平”的原則要點所在。
明朝三百年來的帝室政權，之所以如此的陰暗，完全由於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來。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亂世的貧民家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會都是一片悲慘殘忍的心理因素。後來生活無着，為了糊口，衹好列皇覺寺去做和尚。宋、元以來的漢僧寺院，仍然具有叢林制度的嚴格清規。儼然一個政治體製的組織。對於長上和各個職司，既要堅守戒律，又要集體勞務，所謂“敬”和“肅”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對於佛教的慈悲和忍讓的內養修持功夫，雖然也有所瞭解，但畢競並未深入。況且皇覺寺的和尚，也避不開時艱年荒、流離失所的遭遇，他衹好被迫出去化緣，仍然也混不到飯吃。因此纔去投軍，參加平民起義的行列。
如果從心理學立場的觀點來分析，以朱元璋從小到長大的遭遇情況來說，假如事業有所成就，這種人就會變成三種個性的典型：
一是對社會人群，始終充滿仇恨和不信任的個性，變成刻薄寡恩的作風。
二是對社會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處處推己及人，願意反饋社會，盡量做好事，成為一個大善人。
三是變成雙重人格，既充滿仇恨與刻薄，又很悲觀而具有同情心。但有時仁慈，有時殘忍，很難自製。
我們衹要多讀《明史》，仔細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瞭解到孟子所說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時勢造英雄，做了皇帝，卻不達觀。如果以他的聰明慧知，做一個中唐時代的和尚，一定會成為一代宗師，稱佛做祖。但他的根本學識習性，仍然沒有脫離少年時代在皇覺寺為僧時的僧院知識。因此在他所創建的明朝政治體製中，有關官職的名稱，有些仍然采用“叢林寺院”僧職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檢”，乃至稱僧職叫“總統”、“統領”等名詞，都是與“禪林寺院”職司的名號相同。
可是在他稱“吳王”開始，到登位稱帝以後，的確勤奮讀書，努力學習。但很可惜，沒有得到良師益友的輔導。如宋濂、劉基，他都是以臣工視之，並非尊為師友。如史載他對兩人的評語說：“宋濂文人，劉基峻隘。”所以對於他們，始終是有距離，用而不親，影響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點，就是始終有揮之不去的自卑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過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種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環境所造成嚴肅忮刻的生活習慣，很難兼容並蓄，更談不到有“格物緻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稱帝以後，正如唐、宋開國的皇帝一樣，總想找出一個具有顯赫有名的祖宗，作為自己的背景。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夠神氣的。趙宋也用道教的帝君來陪襯自己。朱元障找誰呢？開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關係。當他還正在疑難不决的時候，剛好碰到一個理發的司務（相當於今天所稱的師傅）也姓朱。他便問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後人？誰知那個理發匠卻答說，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朱熹和我沒有關係，我為什麽要認他做祖先啊！這句話，使他感覺到很慚愧，因此，就决心不認朱熹做祖先了。這個典故，不是憑空捏造的，是記在明人一部史料筆記中，我一時記不起書名來了，你們查對，一定會發現的。
科舉取士的利弊
但從明朝開國，創建科舉取士的考試體製，規定用朱熹的《四書章句》為標準，推崇《大學衍義》等傳統，實在出自朱元璋的創製規定，以後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約六百年而不變，並非事出無因。另如以宋儒理學家的嚴峻規範思想，製定對婦女的節操觀念，限製重重，也是由他手裏所開始的。大傢不可以把這些過錯，隨便歸到儒傢的禮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現在為了縮短講課的時間，我們衹引用明初朱皇帝有關這一方面的史料，大傢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順帶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稱吳王的第三年。即詔求遺書，如史載：
上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纔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底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第二年，開始第一次創製文武科取士之法。如雲：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傢為先。觀歷代宮閫，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三年，第二次
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法。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
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義（程傳與夫子本義）。書，主蔡氏（沉）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𠔌梁、鬍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
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
十五日，試經史策五。
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官吏，倡優之傢，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
同時，另有一件故事，從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一定覺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學技術，因此而限製了科技的發明和應用，非常可惜。事實上，科技的發展，給人類帶來無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處，那是事實。但科技的發展，給人類帶來精神文明上的墮落和痛苦，那也確是有相等的負面損失，這也是事實。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類似有朱元璋這種想法和作法的事，還不止他一樁而已。這件事，便是史載；“洪武元年鼕十月，欽天監（管天文臺的臺長）進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發明的自鳴鐘）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鈴聲）鼓。上（朱元璋）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這樣一來，由元朝時期，從西洋引進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識，就很少有人再敢製作和發明了，實在很可惜。假如當時一反過去歷史上壓製“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奬勵，恐伯中國的科技，就早早領先世界各國了。
由朱元璋開始，製定科舉考試取士的程式以後，朱明王朝歷代子孫的職業皇帝們，便嚴守成規，奉為定例。但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有人認為把儒學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見解上，是很不恰當的。所以到了朱棣趕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後，自稱皇帝，改元“永樂”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饒州鄱陽儒士朱友季，“詣闕（自到北京皇宮大門外）獻所著書，專毀濂（周敦頤）洛（二程兄弟）關（張載）閩（朱熹）之說。”永樂帝看了，便說：“此儒者之賊也。遣行人押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並在永樂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開館於東華門外。書成，永樂帝親自寫序。從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學，偏嚮專註於性理的探討，推極崇高而不博大了。
過了四十年後，在明憲宗朱見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禮部右侍郎邱瀎進所若《大學衍義補》一書。他認為真西山的《大學衍義》，雖是帝王學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國平天下的事跡可供參考。因此，他採集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的事跡，分類匯集，加上自己的意見，以備帝王們學習治國平天下的學識。紀宗特別賞識，賜給金幣以外，又進封他做禮部尚書，並命將此書刊行流佈。邱瀎是瓊州（海南島）人，少年時便有神童之譽，是一個才氣縱橫的人物。如他詠海南島五指山的詩，便有“疑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之句，大有嶺南學派人物的豪情壯志，目空一切的氣概。
陽明學說的興起
從此以後，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時代，已經是公元十六世紀的初葉，在中國文化史或哲學史上産生了一位名人王陽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傢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他在明代歷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寧王“宸濠之亂”而出名。但在文化哲學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學說，影響當時和後世。最為突出的，就是東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明治維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陽明學說的成果。因明治維新的影響，當清末民初，中國一般留學日本的學生，回國以後，重新撿起陽明之學，作為革命救國的張本，提倡研讀王陽明的《傳習錄》，乃至陽明的治兵語錄，和曾國藩的傢書等做典範，儼然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期的作風，用來抗衡由西方輸入的各種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劇，為現代歷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陽明學說的由來，開始也和南北宋時期一般儒傢的理學家們相同，也是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學相結合，先是由道傢和佛傢的一般學理入手，而且努力參禪靜坐，曾經發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但他卻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異功能還不是道。因此退而反求儒傢的經學，別有深入之處。恰好碰着在仕途上和當權的宦官劉瑾結怨，被貶到貴州的竜場驛以後，更有進益。總之，他後來心性學養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張的道問學，和陸象山所主張的尊德性來講，他也是以尊德性為本。而且更與朱、陸不同之處，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以事功的實踐，與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實際上，王陽明的學問造詣，是由禪入儒，引儒入禪相結合，比宋儒朱熹的見地，實在別有勝處。他是極力反對朱熹的四書章句之說，認為朱註的章句，其禍害尤甚於洪水猛獸。因此，與當時宗奉朱熹學說，崇拜程朱學派的人，儼然對立。好在他有平寧王之亂的一段容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當時程朱學派的天下中，還能立足，這也是並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們把明武宗時期和王陽明倡導知行合一儒傢理學的時期，和西方歐洲歷史文化作一對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間，德國人馬丁·路德開始從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時代。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這一時期（十六世紀）歷史文化上開始轉運的階段，如文藝復興運動的發生；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倡太陽中心及地動學說；維斯浦奇發現南美洲東岸；哥倫布發現中美洲；麥哲倫遠航周遊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廣東租澳門為通商地，為近世歐洲人到中國的開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種子島，首先掌握了東洋的貿易權；西班牙人徵服了墨西哥；英國女王瑪利登位，禁信耶穌教，接着是女王伊麗莎白即侊，厲行新教；德國開宗教會議，重許信教自由，新舊教之爭結束；法國新舊教開始戰爭。西方的歐洲，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這些等等事故，和我們雖然還遠隔重洋，說是沒有關係，卻是很有關係，所以也在此順便提起大傢的註意。
至於明朝在武宗時期，因有王陽明的學說出現以後，同時也影響了道傢和佛傢出傢的和尚、道士，也有嚮王陽明參禪學道的出傢人。王陽明雖然不像宋儒那樣，左批佛，右批道，但對佛道兩方，多少也有微言。不過，他和宋儒理學家相同，對性命之理，人生
的生命之學，仍有存疑。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傢的外丹，或者為證長生，果因為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歿。
我們對陽明學說的是非暫不評論。總之，在明朝三百年來，特別註重以朱註“四書”為主的儒學，影響所及，到了晚明時期，如對宮廷具有影響力的佛教大師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觀點，著有《中庸剋指》，以及《老子道德經解》、《莊子內七篇
註》等。稍後，他的再傳弟子蕅益法師，又有《四書蕅益解》等著作。這些種種事實，都是說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間，有關儒、佛、道三傢學說，卻已經歷紛爭了千餘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歸趨於一致，共同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纔得匯流而集成。但也正如道傢老子、莊子的觀點，“成者毀也”。由於西方的歐洲，正從物質文明之中逐漸發展，促使唯物哲學思想的光芒，正從地平綫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紀以後，漸已東來了。
總結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們現在不必讀歷史而流淚，為古人擔憂。衹對朱明三百年來的政治文化，作一簡單的結論：
一、明朝的文運，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永樂）父子、製定以宋儒程朱理學為主導的儒學以後，同時既不尊重相權，又更輕視文臣學者。朱傢子孫十五個職業皇帝，除了被太監宮女們玩弄在股掌之間以外，幾乎找不出一個對歷史社會有很好貢獻的君主。其中兩三個稍有特別天才的，如英宗朱祁鎮，如果不做皇帝，專學天文，應該可以成為名傢。神宗朱翊鈞，不做皇帝，專業經營，或從山西票號做學徒，以他愛錢如命的個性，一定可以經商致富。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專學建築設計或土木工程，也應該大有成就。但很可惜，他們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傢，當了職業皇帝，反而在歷史上留下許多劣跡，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從佛門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後，除了本身太過嚴厲，殺戮太過，留給後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樣以外，其他功過善惡，很難定評。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學無術”。但“佛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所以他的子孫，仍然必要出傢為僧償還這個因果。起初是由他的孫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樂所逼而出傢。最後仍由崇禎的斷臂公主出傢為尼，了卻佛門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來的文運，規守在宋儒理學的範圍以內，使傳統的諸子百傢之學，更無發揮的餘地。在《明史》上的儒學文臣，如於謙、海瑞、王陽明、張居正等少數特殊之士以外，其餘大多不得展其所長。因此，在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方面，也沒有格外的特點。如唐詩、宋詞、元麯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藝，就是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識分子的心聲，生在一個無可奈何時代的反感和悲鳴。所以在神宗嘉靖時期。就早有李蟄（李卓吾）一類憤世嫉俗的學者出現。李卓吾明說當時的道學先生們為“鄙儒、俗儒、腐儒”，又說他們是“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但他不衹反對道學，自稱“不信道，不信仙釋”，甚至討厭見任何人，既討厭和尚，更討厭道學先生，貶斥六經，認為不能專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係獄，自刎而死”。古人所謂的“名教”—詞，就是指以儒傢孔孟之教的意識形態。單是一個“名”字，有時便代表論理的邏輯觀念。“遭劾”就是被當時在朝廷的儒臣們所彈劾，認為他犯了意識形態上的大反動，所以就入獄坐牢了。事實上，他最初是從王陽明的學說中脫穎而出，因對時代社會的不滿，太過偏激，形成狂態。另如神宗萬歷時期的袁宏道（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纔名，當時人稱“三袁”。尤其以袁中郎的聲名更盛，但他也是對時代不滿，早年就辭官不做，專以詩文名世，不與世俗相爭了。
明代的文運，諸如此類，所以到了萬歷後期，就形成以太監頭子魏忠賢為首，指顧憲成、高攀竜等兩百多名學者為東林黨，興起黨獄，隨便定罪殺戮儒臣學者。一直到了李闖的民兵入京，崇禎朱由檢自殺，滿清入關，纔結束了從皇覺寺開始，到東林書院而變為東林黨的黨爭的歷史，使朱明與太監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結完案。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遺老，如顧亭林、李二麯、傅青主、王船山等，揚棄理學專講性理的義理的弊病，轉而重視實用和考據之學，纔使中國文化，從清朝開始，歸於義理（哲學）、考據、詞章三大類的學問。對於獵取功名科第的科舉八股文章，都是餘事而已。
六十、外示儒學內用佛老的清朝
接着明代已盡的氣數，滿清愛新覺羅的入關，便是中國近代史到現代史的關鍵所在。當滿清入關稱帝以後，在過去兩百多年的時間，始終存在滿、漢民族意識情緒的鬥爭。但從滿族的立場來說，因為明末時期，明朝的政權，已經物腐而後蟲生，自己不能收拾，所以纔請我們入關來澄情宇內。大傢都是炎黃子孫，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這有什麽不對。雍正《大義覺迷錄》的立論，就是由這個觀點出發。
事實上，從中華民族發展史來講，暫且不說魏晉南北朗的階段，但從唐末五代到南北宋和遼、金、元這個時期，大約三百年之久，表面上，是政權上稱王稱帝和民族性的爭奪。但在華夏文化的立場來講，無論遼、金、宋、元、明、清，實際上，仍然部在儒、佛、道混合的文化基礎上發展演變。衹在空間區域上有南北之分，在時間的軌道上，有朝代之別，從中華民族整體的統一文化來講，始終都是—緻的。尤其滿族與遼、金在氏族的血統係統上，關係更為密切，這又是歷史上的一個專題，暫且不論。
滿族在明神宗萬歷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從努爾哈赤統一建州衛（吉林省），首先修建第一座佛寺及玉皇觀等寺廟。正值萬歷二十七牛，公元一五九九年開始，仿造蒙古文字的方法，創造滿文，但那也衹是從言語讀音的區別上，創立了文字的符號係統。而在人文生活的文化上，包括政治體製，仍然都是學習華夏文化的傳統，並無另有滿洲的文明。萬歷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稱“汗”，建元天命，自稱國號為“後金”，這很明顯的便自認為是金人的後裔。
再列明熹宗七年，公元一六一七年，努爾哈赤卒，皇太極（清太宗）即位，改元天聰以後，政治體製，也更加漢化。尤其在天聰三年，即設立“文館”，並將以往由徵明所俘虜的儒生三百人，分別考試優劣，逐漸錄用。天聰四年，議定官製，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統學明朝體製，並今滿族子弟，皆須讀書。當時初建的文館，後來再加改製，到了入關以後，在順治、康熙王朝，便正式擴充成為“內閣”了。所以入關之初的儒臣，如範文程、顧八代（文起）等人，都是鑲黃旗的明儒漢人後代。
皇太極在天聰五年開始，為什麽要命令旗人子弟，皆須讀書呢？如史料所載：
上（皇太極）諭諸貝勒曰：我國諸貝勒大臣之子，令其讀書，間有溺愛不從者，不過謂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不知昔我兵之棄灤州（河北地區）四城，皆由永平（河北盧竜）駐守貝勒，未嘗學問，不通義理之故。今我兵圍（明朝）大淩河（遼寧），越四月，人相食、竟以死守。雖援兵已敗，淩河已降，而錦州、鬆杏（皆在遼寧）猶未下，豈非讀書明理，為（明）朝廷盡忠之故乎？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皆今讀書。
這就是皇太極在當時已經體會到讀書明理，與忠貞愛國的情操，確實具有重要關係，所以他要旗人子弟讀書。後來再發展到要求武將也必須讀書。但在當時所讀的書，基本上，就是孔孟之道的“四書”最為重要。
從開建文館，錄用明朝遺留在東北各地的儒生，歸入旗下以後，不到兩三年，他們果然成為為大清出謀畫策、文韜武略的中堅分子。如寧完我的首先上疏言事，建議厚待漢人。接着便有貝勒嶽托提出優待漢人賜婚等等的辦法。然後，就有朱延慶、張文衡等先後上書，請即徵明的建議，他們當然都是出身文館的明儒後裔儒生。但皇太極的頭腦並不簡單，不失為具有雄纔大略的領導人，他對徵明會議的講話，就大有可觀之處。如說：
進言者，皆欲朕速出師，以成大業。朕豈不願出此！但今察哈爾新歸附，降衆未及撫綏，城郭未及修治，何可輕於出師！朕於舊人新人，皆不惜財帛以養之（如明之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欲使人心傾服耳。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衆，焉能必勝。膚反覆思維，我國既定，大兵一舉，彼明主若棄北京而走，追之乎？抑不追而攻京城乎？抑圍而守之乎？若欲請和，宜許之乎？抑拒之乎？若北京被睏，逼迫求和，更當何以處之？倘蒙天佑，剋取北京，其人應作如何安輯？我國貝勒及諸姑格格等，皆以貪得為心，宜作何禁止？爾高鴻中（時為刑部承政）、鮑承先（時為文信榜式）、寧完我、範文程（瀋陽漢族旗人）等，其酌議以聞。
同時，又諭文館諸臣擇史有關緊要者，據實匯譯成書，用備學習。如說：
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今宜於遼、宋、元、金四史，擇其緊要者：如勤於求治而國祚昌，或所行悖道而統緒墜，與其用兵行師之方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姦佞，匯譯成書，用各觀覽。又見漢人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安知其即為天之子耶？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乃可稱天子。今朕蒙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遽以為天之子，為天所親乎？
接着就以歸降漢官，為各部承政，並遣大學士範文程祭先師孔子。
清取天下幾異數
事實上，他在這個階段，曾經有兩三次致書明朝請和，而明廷都沒有理會，當然更沒有正式回應。因此，便在計策萬全以後，纔一步一步派滿蒙部隊侵近山海關。但仍然不敢有公然徵明的大舉。直到皇太極逝世，由第九個兒子，年方六歲的福臨即位，多爾袞攝政。李闖民兵攻入北京，朱明末代皇帝祟禎自殺，吊死煤山，纔有吳三桂嚮滿清乞師，使清廷正當孤兒寡婦當政的危機中，趁勢乘時而駕。由吳三桂為前驅，名正言順地入關進京，登上皇帝的寶座，成為大清朝入主中國的第一代皇帝，年號順治。這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來說，取得天下有如此的容易僥幸，真可算是最稀奇特別的一代，如照古文精簡的說法，便叫做“異數”。也就是說，有特別的好運氣，不是人力所能勉強做到的。
滿清入關，福臨在北京登位稱帝，改年號為順治元年開始，已經是十七世紀的中葉，即公元一六四四年。這個時期，除了帝都北京以外，中國的各省州縣，並未完全被大清朝所統一。除李闖、張獻忠等遣散的民兵勢力還未平定以外，在南方還有“南明”等臨時政權存在。而且各地的抗清武力，皆未削平。所以當順治在位十八年的時間裏，全國還在兵荒馬亂的戰爭狀態，清室的皇權，也還處在安危未定的局勢。
如從軍事武力來講，入關前後的滿清八旗子弟，全數亦不過三萬多人。加上在皇太極時代，收編內外喀喇沁蒙古的丁壯一萬六千九百十三人，另行分編為十一旗（屬於蒙古族的），總數加起來，還不到五萬人。至於當時蒙古的人口，大約在四十多萬內外，但並未
完全歸服滿清，何況扣除老弱婦孺，能徵調動員的兵力也非常有限。何以他們能以十來萬人的武力（這是比較寬鬆的估算）入關，統治當時三四億人的中國呢？我們如果要瞭解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明白在人類世界的戰爭史上，最先能夠運用“代理戰爭”的戰略，可以說便是滿清。他們在東北初起，由皇太極時代開始，略地攻城，奪取明朝在東北的要塞階段，已經運用收編了蒙古的旗兵參戰。入關以後，南徵北討，也都是以蒙古旗兵參合互用，而從一般漢人來說，無論是滿旗、蒙旗，統稱之為滿清的旗人或旗兵。而且後來平定南方，統一全國，又是運用漢人漢兵作為代理戰爭的先驅。如用洪承疇及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鎮四王，便是最明顯的成例。
所以當鄭成功在臺灣，率水師十七萬北上，入長江，剋鎮江，圍南京的戰役，防守北方的旗兵，還不足萬人，而民大多是老弱殘兵。順治和皇太後，表面鎮定，內心已準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就出關回避。結果鄭軍因氣象變化，天時不利。加上鄭成功方面沒有準確的偵查情報，而且反攻鄭軍部隊的，也正是漢兵。因此，鄭軍衹好迅速退走，反成敗局，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但在北京順治一代的十八年間，除了還須隨時警惕在中國各地用兵的統一戰爭，更大的主要內憂，還在愛新覺羅內廷的齊傢問題。所以研究清史上的第一疑案，就是生母皇太後是否下嫁多爾袞，以及順治的早年逝世是否別有原因，甚至民間相傳，都相信順治因受刺激而到五臺山出傢當和尚去了，這些事故，並不是空穴來風的謠傳而已。正如清代紹興師爺辦案的老調一樣，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已。
但順治成長以後，嗜好禪宗佛法，確是事實，他曾經召請當時深負時名的禪師如：憨璞性聰、玉琳通秀、木陳道忞等大和尚進宮參學，而且自號為“癡道人”，或稱“弟子福臨”，情如世俗子弟。至於順治出傢的詩篇，兩百多年來流傳在中國佛教的寺廟中，也並末遭到文字獄的取締，而且還可任意張貼流通，豈非怪事。如果照那些淺近暢曉的詞句來看，正如皇太極等初學漢文的筆法，如雲：“天下叢林飯似山，鉢盂到處任君餐。”“朕（我）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在帝王傢？”“衹因當初一念差，黃袍換卻紫袈裟。”“未生之前誰是我，既生之後我是誰？”這和他的孫子雍正登位以前所輯錄的《悅心集》等文句，幾乎都是很可愛的白話韻語。
總之，依史論史，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統治中國，除了滿漢民族性爭議的缺失以外，從版圖的一統、政治的清明，乃至文治武功的成就，不但無愧漢唐，甚至可說是超過漢唐。如歷代王朝的女禍、外戚、太監、藩鎮等弊害，幾乎絶無僅有。但這些比較良好根基的建立，完全是從康熙時代所奠定。唯一可惜的，如果在入關之初，捨棄滿族初期偏仄的習性，不改中國傳統的明代衣冠，不下令全國剃發編辮子，那在統一江山的工作上，必然會事半功倍、順利得多了。我們研究歷史文化，須要特別註意一個國傢、一個民族“衣冠文物”四個字，它所代表生活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滿清入關之初，並末遭遇太大的反抗。但自下令剃發，改易服製以來，就使當時的全民引起反感，抗拒投降的意識就突然增強了。這種有關生活文化習性的群衆心理問題，看來衹是一件小事，但恰恰是為政治國的大關鍵所在，可惜一般人見不及此，英明如康熙、雍正兩代，縱使心裏明由，但也不敢違背祖製，所以就增加歷史政治上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了。
以我本身親眼看到的—個事實，告訴大傢值得參考的一個笑料。當我還在幼小的童年，清朝已被推翻，民國已經建國十多年了。可是在我家乡的親戚故舊中，還有前清遺老，有秀纔、舉人功名的兩三人，始終不肯剪掉辮子。後來被現實環境所影響剪掉了，卻馬上換穿道士衣冠，表示仍然不願投降民國，以此自居為前清的遺老。我的父親對我說，他老人傢卻忘了道士衣冠，正是明朝士紳的便服啊！既然要做前清遺老，為什麽還要穿明代的衣冠呢！可見衣冠文物，對於民情心理來講，在無形中，就具有不可思議的精神作用啊！
勤於治學的康熙
康熙衹有十三歲，就由他的祖母扶持即位，但清廷的局勢，還在內憂外患，岌岌可危之中。從他逐漸成長以後，內去權臣鰲拜，外平臺灣及三藩之亂，安撫蒙藏，綏靖全國，先後做了六十一年的創業皇帝，實在真不容易。而且他對學識修養，也特別勤學，如對天文、數學等外來學識，也特別註意。對於中國傳統的儒傢和理學，也很用心，尤其對宋儒程朱的《大學》《中庸》所說的修養，也很有心得。如果從帝王的統治學術來講，他是真的高明。現在衹從文治的角度約略來講，例如：
康熙九年，以宋儒後裔襲五經博士職。並且擴充順治時代的鄉約，令各地方官責成鄉約人等，每月朔望，聚集公所宣講。自頒訓諭十六條，作為全國人民生活教育的指標；一、敦孝悅以重人倫。二、篤宗族以昭雍穆。三、和鄉黨以息爭訟。四、重農桑以足衣食。五、尚節儉以惜財用。六、隆學校以端士習。七、黜異端以崇正學。八、講法律以儆愚頑。九、明禮義以厚風俗。十、務本業以定民志。一一、訓子弟以禁非為。一二、息誣告以全良善。一三、誡窩逃以免株連。一四、完錢糧以省催科。一五、聯保甲以弭盜賊。一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十七年，詔修《明史》。
十八年，開博學鴻儒科，網羅前明遺老及全國所有不肯投降的讀書知識分子。
二十三年鼕，南巡，到南京遏明太祖（朱元璋）陵，並親自拜奠。
二十四年，授宋儒周敦頤後裔五經博土職。並命勒德洪、王熙等修《政治典訓》。又頒四書、易、尚書講義於白鹿洞書院。
二十五年，詔增孔林地十一頃有奇，並免其稅糧。詔訪求遺書。記令武職官員應閱覽書籍，講明大義。
二十六年，授宋儒張載後裔五經博士職。
二十八年，由杭州南巡回鑾，經南京，再祭明太祖（朱元璋）陵。
三十一年，諭大學士等雲：前者，進呈明史諸捲，命熊賜履校讎，賜履寫簽呈奏，於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係明開基之祖，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闢。朕自反厥躬，於古聖君，亦不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令主。若表揚洪宣，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倘深求刻論，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纔，亦非意所忍為也。至開創諸臣，若撰文臣事實優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為信史，爾等當知之。
五十一年，升宋儒朱熹配享孔廟，位於大成殿十哲之次。
五十四年，以宋儒范仲淹從祀孔廟。
康熙這些舉動，都是尊重傳統文化，針對以儒學為政治思想中心的作用。事實上，康熙非常瞭解真儒實學，必須內（聖）養與外（王）用的實踐事功相配合，正如孔子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曾經問過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說；“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張玉書對說：“道理自在人心，宋儒講辯加詳耳！”康熙就說：“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辯論，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學也。”由此可知，他對於孔孟之道和宋儒理學的明辨，早已瞭然於心，他衹是為了化民成俗，順應民情而已。
中國之患重在邊防
講到這裏，我們必須提起大傢的瞭解，中國幾千年來的禍患，都是由邊疆問題所引起。從秦漢以來的邊禍，如南北朝、五代、遼、金、元等時代，禍患常起於西北、東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時代，幾經戰伐的混一，已連綫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蒙古而直達黑竜江畔到沿邊入海，至於朝鮮。自清朝中葉以後，海運開放，新來的邊患，使由西南到東北幅員萬裏的海疆。但如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日車的侵華戰禍，他們仍然是利用滿蒙做起點。過去如此，將來未必不然。所以有志謀國的人，不能不先須留意中國的邊疆政治問題。中國古人的成語所說“天塌西北，地陷東南”，實在很值得深思也！
我們在前面大約講到清初康熙對統一大清江山的內政，和中國傳統儒傢文化的關係。但在滿蒙之間，還是各懷二心，並非一致。而且蒙藏又是宗教一傢，情有別鐘，應付起來，並不容易。可是出努爾哈赤到皇太極，早已心中有數，知道安服蒙藏的最高戰略，就是佛教，而且是佛教裏突出的喇嘛密教。在過去的歷史上，如南北朝的北魏等、以及南北宋時期的遼、金、元等，雖然都是歸嚮於儒、佛、道三傢的文化基礎上，但北方的各個民族，註重佛、道的情緒尤過於儒傢。這是歷史的慣例，也是由西北到東北各民族的習性。問題研究起來，並不簡單。有關密宗喇嘛教的發展來源，又屬於專門的問題，在這裏也姑且不說。
康熙對於這個問題，當然非常清楚。他在平定南方，統一中國以後，就回轉來要確實整理蒙藏了。所以他在康熙三十五年，便親徵噶爾丹，先要示之以武。以後使用尊重喇嘛教來做為長治久安的政策。因此，他在多倫召集蒙古各族王公會盟，便對明朝永樂時期，宗喀巴所創黃教一係在蒙古的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卻丹，封為國師之尊。使章嘉和在前藏的達賴，在後藏的班禪等，為安服邊疆，協調蒙藏各族等的矛盾工作。這樣一來，就可省卻軍政的勞役和經費。至於在蒙古第一世的章嘉鬍圖剋圖，名章嘉紮巴俄巴，是青海紅崖子溝張傢村人，原稱他是“張傢活佛”。當康熙親徵噶爾丹時，認為張傢活佛名號不雅，便從第二代起改名為“章嘉”，從封為“國師”的尊號以後，就經常出入皇宮，奔走塞外，深得康熙的信任。事實上，第二代的章嘉喇嘛，也確是有道的高僧。
西藏第五世的達賴喇嘛羅卜藏嘉穆錯，對佛法的修持和世法的見解，都較有特別的造詣，章嘉二世早年也曾從他求學。五世達賴在皇太極的時期，已經派人到盛京（遼寧瀋陽）獻書進貢。到了順治九年，五世達賴便親自到北京朝見。順治待以上賓之禮，住在宮內的太和殿，又特別建一所西黃寺給他住持，封為“西天自在大善佛”。到了康熙三十四年，達賴左右的權臣第巴，曾秘密和噶爾丹等勾結，假藉達賴名義，遣使嚮清廷奏請撤回西藏、青海等處所置戍兵。康熙心知內情，嚴斥第巴，不準所請。跟着便有御驾親徵噶爾丹之役。第五世達賴身故以後，第巴把持前藏，造成轉世的第六代達賴有真假雙包案，也就是西藏歷代流傳第六代達賴文學名著情歌故事的一代。鬧到康熙四十九年，再經議政大臣等會議，認為拉藏及班禪呼圖剋圖與西藏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務一案。“今經侍郎赫壽奏請，波剋塔鬍必爾汗，前因年幼，奉旨俟數年後授封。今既熟諳經典，為青海諸衆所重，應如所請，給以册印，封為第六世達賴喇嘛。”從此以後歷代的達賴喇嘛，幾乎都有事故。直到乾隆五十七年發給金瓶抽簽，纔定下了以人定勝天的解决辦法。至於這個乾隆時代所頒發的金瓶，到現在還照舊應用。據《註釋清鑒輯覽》所載史料如下（括弧內為原書之註釋，並供參考）：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定呼畢爾罕嗣續掣簽例：
廓爾喀既平，帝欲乘用兵餘威以革藏中積弊，故留兵戍藏，使駐藏大臣之權與達賴、班禪相埒，以控製之。先是宗喀巴倡黃教，禁娶妻，倡言教王乃世世轉生，不必以肉身世襲。其大弟子有二：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並居拉薩（前藏之都會），嗣宗喀巴法，為黃教徒宗主。宗喀巴圓寂之時，遺囑達賴、班禪，世世“呼畢納罕”轉生，演大乘教，以濟度衆生。“呼畢納罕”者，華言化身也。（初，番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領藏地，後嗣世襲其號，西藏始為釋教宗主，其所奉皆紅教。迨及後嗣，漸流侈惰，綱紀廢弛，盡失佛教本旨。時宗喀巴學經於札什倫布之薩迦廟，既深觀時數，當改立教，乃入大雪山，修苦行。道既成，為番衆所敬信，因別立一宗，排幻術，禁娶妻，自服黃衣黃冠以示別，謂之黃教，而名舊教喇嘛曰紅教）。
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為藏王，自是黃教徒之勢益張。傳至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及卒，有第巴專國事（達賴、班禪，惟總理宗教之事，不屑問世事，故二世根敦堅錯者，姑置第巴等官以攝理政事），唆準噶爾使入寇，藏中大亂。後第巴為拉藏汗所誅，而藏中所立之第六世達賴喇嘛，諸蒙古不復敬信，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與藏中所立，互相是非。蓋宗喀巴有一花五葉之讖，故自六世以後，登座者無復真觀密諦，衹憑垂仲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巫師也（達賴喇嘛之化身第一世、第二世出於後藏；第三世出於前藏；第四世出於蒙古；第五世出於前藏，皆非限於一族一地而出者。至是，積久弊生，兄弟子侄，往往繼登法座，等於世襲，而達賴、班禪親族，或相率夤緣據要津，罔權利焉）。
帝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至是特創掣簽法，頒金奔巴瓶一，供於西藏大招寺，遇有“呼畢納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簽瓶中，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於宗喀巴前掣之（法先使垂仲四人，演其降神之法，一旦達賴示寂時，則垂仲即將“籲畢爾罕”之姓名、生長、月、日，各書一簽，藏於金瓶內。喇嘛誦經七日後，招集各“鬍圖剋圖”於佛前，駐藏大臣臨席而後掣簽，若四人所指之“呼畢勒罕”同為一人時，則置空簽一枝於瓶內，若掣出空簽，則以為無佛佑，更別為掣簽雲）。而各札薩剋所奉“鬍圖鬍剋”其“畢呼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鬍圖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
蒙藏兩地，從元明以來，都是堅信藏傳的喇嘛教為無上密法。對於內地的佛教各宗，除禪宗以外，都輕視排斥，康熙既能善於處置蒙藏兩地鬍圖剋圖（意為無上大師，俗稱活佛），各有差別待遇的辦法。以他的日常作風來說，决不肯強不知以為知，他當然對佛學也須要進一步深入的瞭解，平常衹是絶口不談而已。他最喜歡親自題賜各佛寺的匾額，尤其在他的一生中，曾經三上五臺山，實為以往帝王少見的舉動。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二年，也正是他三十五歲的年代，平定臺灣及三藩之亂以後，就上五臺山，住了一個月左右。因此後世的人們，就拿他做文章，說他是去親見出傢的父親順治皇帝。第二次，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是平噶爾丹以後的第二年，又上五臺山。第三次，在康熙四十一年，春正月，再去五臺山住了十多天。
五臺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徒們，依據佛經的敘說，認為五臺山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四川峨嵋山是大行普賢菩薩的道場，浙江普陀山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是大願地藏菩薩的道場。文珠師利又是蒙藏兩地喇嘛密教最為尊祟的宗祖。五臺山上的佛寺，過去以密宗的喇嘛廟為主，衹有少數如內地的禪寺。康熙的鐘情五臺，與其說他是去見出傢了的父皇，毋寧說他是藉機澄心靜慮，親自體認“內聖外王”之道。治內地，須用儒傢；治滿、蒙、藏地，須用佛教吧！不過，這是說明康熙時代的外示儒學，內用佛老作用的要點而已。
六一、從雍正說到乾隆
由於康熙自十三歲即位，長期處於內憂外患的情況中，他從實踐中所得的經驗，影響了他的第四個兒子雍正，自小就重視學問，尤其醉心於禪宗的佛法，這是順理成章的因緣成就。不然，雍正早年，還身為王子的時候，居然潛心佛典，後來被封為親王以後，更加認真，公然在王府中領導少數臣工，自稱學佛參禪。甚至還雜有出傢和尚們的參預，豈非怪事。“知子莫若父”，如以康熙的英明，對兒子們這些作為，絶對不會毫不知情而忽略過去。事實上，他對雍正的參禪學佛，根本就不置可否，也從來沒有告誡過。這不能不說他是有有意培養，至少也是並不反對。
可是一般寫清初歷史小說的人，大多都把雍正的參禪學佛，寫作為奪嫡爭權的手段，認為是以退為進的權術。其實，在康熙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把儲位的密旨，先行寫好，放在“正大光明”匾額後的辦法。這個辦法是雍正本人所開創的。因為他有鑒於歷史上對儲位之爭的故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為了立太子的事，氣得發昏。現在又親自看到本身父兄之間立儲和廢太子的事，又加衆多兄弟之間明爭暗鬥的慘痛內情，所以他在登位第一年的八月間，就命總理王公大臣等，將密封建儲事的錦匣，收藏於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額後，並且明說是“以備不虞”。所謂“不虞”，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因為人的生命無常，況且身居高位，無常之變更多，萬一本身不保，後繼無人便難辦了。而且如果自己所定的人選，因環境影響而變質變壞了，要想更換另一個人，也會引起很大的不安。“凡事以豫立而不勞”，他不如采用這種公開秘密的辦法，早做準備為妙。然而從清末以後，一般人便顛倒清史的前後關係，說雍正用手段改掉了藏在匾額後的遺詔，搶得皇位，未免有欠公允。
晝夜勤勞“辦事定”
但我們現在要講的問題，是無關這些歷史疑案的爭議，衹是說繼康熙以後的雍正王朝，更為明顯的是外示儒學、內用佛老文化政治的內涵。但要詳細說明這個理由和事實，又是一個很煩復的專題。我們衹要提起大傢的註意，現在還保存在故宮的檔案中，仔細查一查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所批過的奏摺，就會承認他是歷代帝王中最為認真勤政，而且生活比較儉樸，嗜欲比較淡泊的一位皇帝。如果他無誠心辦事的真情，沒有過人的精力，的確是經不起這樣晝夜勤勞文牘的工作，但他在做皇帝時所批大量公文的同時，卻對禪宗佛學方面的編著，比起他所批奏摺公文的分量還要多得多。批奏摺、編著書，都要動腦筋，用手來寫的。那個時候，沒有打字機，更沒有電腦，他身為帝王之尊，不要說日理萬機，就是十多年來關門閉戶，專心寫作的人，也未必能有如此精闢豐富的成績。不過。對於雍正深入禪佛的學養方面，我相信將來必有專傢去研究，我們姑且點到為止，不必多加討論。但要補充一點，雍正平生書法，也極力學習他父皇的字體，衹是筆力勁勢稍有不同而已。所以衹要在故宮保存康熙晚年所批的奏本中，找出已經有雍正為康熙代筆批閱處置的資料，便會瞭解康熙早已有心培養他可能繼承帝位的幹練才能。如果這樣，就可明自康熙在臨危時，何以匆促召來雍正，咐囑他來登位的史實了。
清初康熙一代的施政重點，在於平定內亂，統一全國。而且最註重的是治理黃河與運河的災患，費了很大的精神和力氣。對於全國知識分子“反清復明”的意識，存在滿漢之爭的緊張情緒，衹能用懷柔綏撫的政策，舉行“博學鴻詞科”，以時間來爭取和緩。
但到雍正登位之前，他處身皇子之位，已有四十五年的經驗和閱歷，關於諸多兄弟之間的事故，以及八旗子弟與滿漢之間的情形，他是深知利弊。尤其對滿族旗人的貪婪和腐敗情形，正如他祖先皇太極當年所說的“諸姑格格等，皆以貪得為心”，必須做出處置。因此，他即位以後，立即雷厲風行，毫不留情地先從宗室動手整頓。接着，就是清理八旗子弟的遊惰和貪瀆。所以他首先得罪樹敵的不是漢人，卻是他自己的宗室和滿族旗人。因此，他的宗室族人勾結漢族臣民，造謠中傷不遺餘力，甚至盡量宣傳他是如何使用姦詐，取得權位的不正不順。
其次，在康熙的晚年，朝廷（皇室中央）收入的財賦及庫存銀兩，已漸見支絀，並且與各省地方之間的財賦庫存，已有矛盾。康熙四十八年，已經有詔諭戶部及各省，要“從長商榷”。其中有關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貪污侵占情形，以及權臣如年羹堯、外戚如隆科多的別有異心，雍正在藩邸的時候，早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康熙以寬大為懷，雍正自己又處在諸王大臣及兄弟之間爭權奪利的嫌疑地位，當然不好明顯表態。所以當他登位以後，便着手嚴格處置滿漢權臣，整頓田賦財稅，即使是兄弟宗室，也毫不留情。歷來在政治上整飭綱紀，肅清貪污，幾乎沒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頭土臉的。宋朝的包拯雖稱“包青天”，但他也並末辦過整理財經的大案。不然，就是萬裏無雲的青天，也會風雲變色。可是雍正卻不顧一切，親自動手做到了，清朝的國庫充足了，貪污犯罪的官吏傾傢蕩産了。因此，有關滿漢反對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但他是學佛參禪的健者，他深切體認到永嘉禪師所說“辦事定”的學養，如“止水澄波，萬象斯鑒”。衹要見地真，行履切，即有如莊子所說的“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决心，就毅然地做了。
雍正如何“平天下”
雍正元年，正月，還未正式視政之時，就頒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各官。這就是先聲奪人，告訴大傢他要開始整肅了。如照現代觀念來說，他已首先宣佈他施政報告的方向了。我們現在依據史料所載，略選幾則他的主要施政，並酌加簡單說明如下。
如有關農業經濟的開發和利民的事，即定“起科之例”：“諭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為例。”（這是集權於一身的帝王專製政治時代，不是如二十世紀民主時代經民意代表的提案，再經會議决定來辦的。雍正他生在深宮之中，長於皇族家庭，可是他卻深察民隱，就是這樣地獨斷獨行，嚴今照辦。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慣性勒索，和基層幹部的有意阻撓，是不准許的，這是很值得贊賞的事。）
夏四月，復日講起居註官（這也等於是自找麻煩，要大臣隨時記錄他生活和辦事的是非好壞）。然後纔“初禦乾清宮聽政”。跟着便下令“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為良民”。（教坊樂籍是當時歷代要唱戲及專為民間婚喪喜事等奏樂的賤民，其至包括做娼妓。這是明朝以來的弊政，把戰俘和罪人親屬歸入這種戶籍。子子孫孫，永遠不得出頭的貧民。可是雍正卻以佛傢的慈悲，儒傢的仁德，首先下令解放了他們。如照我們現代來說，他早已有了“共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了。）
六月，命京師（北京）八旗兵無恆産者，移駐熱河喀剌河屯樺榆溝墾田。（他這道命令，對那些入關徵戰有功滿族八旗的特權子弟，會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憤恨啊！可是他卻嚴厲地做到了。後果呢？當然是衆怨所歸了。）
八月，諭諸????政約束商人，循禮安分，嚴禁奢靡僭越。（在中國過去歷代的財政經濟上，最重要的財貨，首在????和鐵的生産和貿易。經營貿易????鐵，是大生意。例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州，就是大戶????商的集散碼頭。????商巨賈，有富至敵國的豪門，有了錢，便在蘇州造園林，奢侈的生活享受勝過王侯。做????道的官，比做皇帝還要闊氣。可是雍正非常明白，他是不願這些官商勾結，鬍作非為。所以他這一道改革的命令，也是招怨的要素。）至於建儲匣，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面，就是這個月中的事。
九月，除紹興府惰民丐籍。（這又是一道解放貧民，使窮人翻身的仁政。所謂浙江的惰民和丐籍，他們原來都是明初俘虜張士誠部下的殘兵敗將的後人，一部分圈在浙江的紹興，既無恆産，又沒有謀生的技能，便永遠變成遊手好閑的窮民。更苦一點，就淪為乞丐。由明朝到清初，還專門把他們編為惰民或乞丐的戶籍來管理，永遠不得翻身。可是雍正卻下命令取消了這種戶籍，使他們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你能說這不是仁政嗎？）跟着十一月，又下令“禁止姦棍私販中國幼樨山口，賣與蒙古關口。官員兵丁，不行查拿者，分別議處。著為例”所謂著為例，就是“作為永久立法”的詞句）。
十二月，當時有西洋人，在內地潛傳天主教，因浙閩總督覺羅滿的報奏，恐會有煽惑人心，要求驅逐出境。但雍正不因宗教信仰不同的外國人便加敵視，卻下令各省地方官沿途照看西洋人，好好安插他們到澳門居住，以示寬大。
二年四月，命左右兩冀各立“宗學”一所，撿選宗室四人為正教長，十六人為副教長，分別教習“清”“漢”書。
六月，又命內務府餘地一千六百餘頃，及入官地二千六百餘頃，設立井田，將八旗無産業人，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派往耕種。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三年以後，所種公田之𠔌，再行徵取（這件事，他在文書中，便有“共力同養”的要求，如從現在人的觀念來講，等於是他首先實行“共産主義”的試驗農場。事實上，可以看出他一步一步對八旗子弟的整肅和管教）。
九月，首先命山西丁銀攤入田賦徵收。
三年正月，又“遣官於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為井田，命八旗無産之人受耕”。
三月，允朱軾請求，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捍禦潮汐。
四年二月，定陝兩延安府十七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為率。
四月，命雲南通省丁銀，攤入田畝內徵收。
六月，禁賭，准許吏胥在賭場“所獲銀錢，不必入官。即賞給拿獲之人，以示鼓勵”，永為定例。
十二月，兩浙????商輸銀，照兩淮????義倉之例，於杭州府地方，建倉買米積貯，隨時平糶。
五年三月，命江西丁銀攤入地畝徵收。
四月，除江南徽州、寧國等處伴當世僕名色。諭旨有：“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鹹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其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彼姓伴當世僕，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故着該督查明除報。
九月，給各省入川逃荒之民，以牛具籽種，令開墾荒地。
十月，命建八旗學捨（督促八旗子弟讀書）。減嘉興、湖州兩府額徵銀十分之一。其諭旨有雲：“查各省中賦稅之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蘇（州）、鬆（江），浙江之嘉（興）、湖（州），每府多至數十萬兩，地方百姓，未免艱於輸將。其賦稅加重之由，始於明初。以四府之人為張士誠固守，故平定之後，籍（沒收）富氏之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額稅。有明二百餘年，減復不一……查嘉興額徵銀四十七萬二千九百餘兩，湖州額徵銀三十九萬九千九百餘兩，俱着簡十分之一，二府共免銀八萬七千二百兩有奇，永著為例。”
十二月，命江蘇、安徽丁銀均攤入地畝內徵收。
七年三月，命湖廣武（漢）、鄖（陽）等九府州、武昌等十衛所，丁銀攤入地畝內徵收。
八年八月，分京師旗莊為八旗，設官分理。“京畿各有莊屯之地方，旗人事務繁多。應以三百裏內為一路，分為八路，設官八員，分司辦理。”
十一年春正月，命各直省設立書院。
四月，詔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十七年故事。
十二年九月，諭各省生童，不許邀約罷考（嚴禁學生的罷考運動等）。
十月，命陝西督撫確查州縣歉收之處，奏請蠲賑。
十三年四月，停旌表烈婦之例（這是解放婦女的德政，免受那些死守習俗三貞九烈的虛名所束縛）。接着乾隆元年並即“諭審案不許株連婦女”，也是步其後塵而立法的好事。
至於歷來寫歷史或小說，描寫雍正的嚴厲殘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有年羹堯的幕僚汪景祺作《西徵隨筆》一書；以及雍正四年，名士而兼名宦的禮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記；和雍正七年，因湖南生員曾靜，而禍及呂留良父子傢人這三件文字獄的大案，作為罪不可恕的論斷。這三件大案，都是有關當時滿漢民族之爭的問題，其中的是非麯直，善惡因果，頗為復雜，我們姑且不論。如從雍正素來是飯依佛學的禪者立場來說，他當然知道早在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已經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見、國土界別，衆生平等的道理。但結果他仍然無法脫離滿族祖製傢法的立場，采用嚴刑峻法的手段來處理，可以想見其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便嘔心瀝血，親自寫作一本《大義覺迷錄》來辯說民族平等的問題。這個書在清朝兩百多年中，雖然並不受人重視，但它卻啓發了民國初年五族共和，以及現在各個大小民族共和的國體，應該也算是先聲之作了。
雖然如此，雍正總難逃“為德不周，為仁不達”的遺憾。但再退一步來講，過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們的統治手法，都會如三國時代劉備說過一句坦白的老實話，那就是“芝蘭當門，不得不鋤”。有罪無罪，同為一例。所以佛、道兩傢便教人要知時知量，明哲保身，做為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獨善其身的規範。但如不幸處在兼善天下的地位上，那就隨時會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瓦礫黃金，同為廢物，即使聖如堯舜，也有殛四兇的記載，孔子也有殺少正卯的故事。雍正雖學佛參禪，當然更不能比於堯舜與孔子，應當受到後世的批評。
大禪師整頓佛教
但做了清朝十三年守成皇帝的雍正，他受當時讀書人及後世攻擊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嚴格整頓佛教禪林的結果。因為從明朝中葉，王陽明理學一係的興起，以禪宗明心見性的宗旨歸入儒學的知見，以孔孟之教的良知良能作為禪宗開悟的極則。因此，陽明之學的流弊，到明末時期，大都猶如狂禪之流，到處都是。當時便有人嘲笑明末儒傢“聖人滿街走，賢人多如狗”的情況。那時禪宗的大匠如密雲圓悟禪師，雖然望重禪林，但他的出身，猶如唐代的禪宗六祖慧能大師一樣，並非儒林名士出傢。可是從他求學的人，很多是為了逃避明末的黨爭，逃禪入佛的學者名士。他有一個名儒削發為僧的弟子法藏，自認是從密雲那裏開悟得法的高足。因此，一般有進士、舉人功名的人，就紛紛歸到法藏的門下，從禪宗的習慣，都尊敬簡稱地為“漢月藏”或“三峰藏”禪師。“三峰”、“漢月”就是他挂褡在江蘇的庵名代號。
“漢月”的弟子中學者衆多，聲勢日盛，便有談禪的專著，闡揚唐宋以後禪宗的五傢宗旨，標榜一個“○”（園相）為指標，或說平常着衣吃飯，即知即行等等，就是“當下即是”佛法的禪。其實，給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的作為，早已離禪離佛愈遠。這樣流傳廣了，密雲大師知道了，大為不然，就著文章來批駁他們。可是“漢月藏”的弟子們不服氣，又著書反駁師祖密雲。如《雍正語錄》所說的《五宗救》、《闢妄》、《闢妄救》等書名，就是這個故事的由來。
但自滿清入關以後，“漢月（三峰）”一派的弟子，愈來愈多。其中大部分還是“反清復明”的讀書分子，有的以出傢為僧作掩護，有的便以居士身份，住在禪林寺院，做為伺機而動的據點。明末有名的詩僧蒼雪大師，就與“三峰”及“反清復明”分子有密切的往來，而且以詩文交誼、不涉世務做擋箭牌。蒼雪大師遺著《南來堂詩集》，在他唱和的詩中，便有許多明末人物的史料。“漢月藏”一係，後來又專以禪宗五宗的“曹洞宗”相標榜，意在脫離“漢月藏”的傳承來自“臨濟宗”的作用。雍正在王邸的時候，早已開始參禪學佛，和他交往的方外僧人也不少。而且他受章嘉大師的啓迪印可以後，對於禪悟，自認為是已經破了三關的大徹大悟者，所以也公然以居士帝王禪師的身份，收出傢和尚們做弟子。因此，他對明末清初佛教的禪宗叢林，和蒙藏密宗的教法．其今的利弊得失，以及竜蛇混雜的情形，都弄得非常清楚。
雍正登位以後，便以禪師而兼帝王的立場，大刀闊斧來整頓佛教的禪林，下令盡毀“漢月藏”一派《五宗救》、《闢妄救》等著作，並命“漢月（三峰）”一係的出傢僧衆，統統要重新改投“臨濟宗”的門下。在聖旨威嚴管束的同時，他又聲明自已是個明眼宗師，如果有天下老和尚認為他的見地有錯誤的，儘管進京找他面談對錯，他衹以出傢衲僧的立場相見，絶不以皇帝的權威壓人。總之，要和他講論佛法，他自認為衹是一個禪師或居士而已，並非就以人王之尊的面目相見。可是當時如雍正一樣，對於參禪學佛，確實下過一番真參實證功夫的出傢人，並不多見，當然便沒有像南北朝和唐代的禪師們，一領布衲，芒鞋拄杖，敢在帝王前面瀟灑自如地侃侃論辯佛法了。因此，他把幾個跟他參禪學佛多年的和尚徒弟，分別派到江、浙及其他省分去做禪寺叢林的住持，並命督撫以下各官照應，做為佛門的護法。如揚州的高旻寺、杭州的淨慈寺、嵩山的少林寺等，都是由他派出和尚徒弟，住持整頓。經費由地方財政的贏餘中劃拔，及募集功德所得，或由皇室支付，統報由雍正自行核定。但從雍正的整飭佛教和禪宗以後，便使中國的禪宗，局限於高旻寺的禪堂之中，衹以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定為參禪的風規，直到現在。這倒合了一句古話：“良冶之門多鈍鐵，良醫之門多病人。”
但我們需要知道，雍正整頓佛教和禪宗各叢林寺院，從佛法的立場來講，他是確有正知正見，並非歪纏。但同時也使那些皈依佛門，抱着“反清復明”思想的知識分於，臨時冒充參禪學佛的和尚，走投無路，弄假成真了。因此，後來“反清復明”的幫會組織，就
都離不開與佛門有關。可惜過去一般對歷史記錄的大儒，偏偏固執成見，認為佛、道兩教，都是孔子所說的“異端”，從來不關心它與中國政治文化有關係的重要，所以並不深究。尤其對於清史，如入關前後的一百多年中的三四代皇皇，如不瞭解禪宗和密宗的淵源，當然所有論斷，就多有外行之談了。中國過去的歷史，尤其在佛教的宗教史上，認為破壞佛教最厲害的，便是“三武一宗”之難（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後周世宗）。但並沒有說雍正這樣做，也是佛教史上的災難。事實上“三武一宗”的事，是有關歷史文化恩想的衝突，和佛、道兩教的宗教鬥爭，以及那些昏君的不知正面治理所造成的結果，但也並非是政治上的絶對盲動。至於雍正的整頓佛教禪林，他是以內行對內行，他的本心原在維持佛法的正知正見，當然不能把他做為迫害宗教的事件來論斷。
但另有一件與雍正整頓佛教禪林有關的故事，我也追究了幾十年，直到如今，仍然是屬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疑案，那就是：中國佛教的出傢人，為什麽要在光頭上燒戒疤？開始在哪個朝代？根據佛經大小乘的戒律，以及印度原始的佛教和蒙古、西藏等地區的佛教傳承，出傢人剃除須發以外，也都沒有這個規定。我曾經在五十多年前，訪問過幾個前輩的師友，都無法作答案。有一次，在峨嵋山上，和一位老和尚討論過此事。他說，應該從清朝入關以後開始，而且可能起於雍正的時代。
如果這樣，那就是在雍正收拾“漢月（三峰）”一係，飭令統統歸到臨濟宗門下以後所開始。他為了同時緩和滿漢之爭的作用，施行仁政，當他在位的十三年中，曾經兩次在夏天盛暑時間，命令清除刑獄，釋放一些罪犯。如誠心願意懺悔改過，准許入佛門出傢修行。但又恐一般始終心存“反清復明”思想的人，從中煽動，便咐囑他所派往江南一帶住持大寺的和尚徒弟們，提倡以《法華經》、《藥師經》和《梵網經菩薩戒》的捨身懺罪、燃燈供佛的作用，接受三壇大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的同時，便在一身最寶貴的頭頂上燃燈，以表志誠。這樣一來，即使要在出傢以後，再來蓄發還俗，從事“反清復明”運動，或是怙惡不悛者，都無法逃過檢查身份的法網了。從此以後，除蒙、藏喇嘛以外，就形成內地漢僧的頂上，都有戒疤為記了。除此以外，又有在禪堂中警策參禪入定的香板，也是由雍正當時在王府領導修行，交一把寶劍給一個和尚徒弟說，如果你在七天中不開悟，就以此自裁吧！結果，此僧果然不負所望，所以後來在禪堂中集體參禪時，便變更形式，做成劍形的香板，也是雍正禪師的傑作雲雲。有關這兩件事，是否如此，我仍然不敢確定，衹如野老村言，備做研究參考而已。
至於後來寫歷史小說的人，便把雍正描寫成學武少林寺，並與南京大俠甘鳳池、白泰官，乃至了因和尚交往，以及呂四娘報仇等事，說得津津有味，有趣之至。甚至還有把乾隆也寫成曾經學藝南少林寺，和洪熙官有關係，因此火燒少林寺等等，不一而足。雍正是學禪的行者，他在即位以前所編集的《悅心集》中便收有“十載勳名身外影，百年榮辱鏡中花”的警世名言，這些毀譽對他來說，又何足論哉！
定鼎守成一奇才
至於雍正在位的時期，對於中國文化上歷來所敬重的儒傢傳統和先師孔子的尊號，他雖然不像歷代其他帝王一樣，隨時要聽從儒者出身的大臣們的建議，做出特別表示尊儒尊孔的舉動，但他也步康熙的後塵，做過幾件事，算是對儒傢文化也有了交代。如雍正元年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為王爵（這又是出手不凡，以虛名以博實譽的出奇之舉）。二年八月，定從祀孔廟三十一人，包括有鄭康成、諸葛亮，乃至清初的名儒蔡清、陸隴其等。三年正月，親試應差學政各員文藝。如雲：“因從前學政主考，皆就其為人謹慎者派往，並未考試，其中並有不能衡文者。或因中式之後，荒疏年久者故耳。着將應差之翰林，並進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委差。”六年六月，授先賢冉雍後裔世襲五經博士。雍正為什麽忽然心血來潮，在孔門七十二賢中，偏要這樣重視冉雍，實在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唯一可以為他解釋的，可能是他有感而發，覺得有德有學的帝王之才，實在太過難得。孔子曾經稱贊“雍也可使南面”，所以他便有這一道詔命吧！
依照前面所講的觀點，總結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有關整肅傳統文化的作為，從明儒王陽明開始，融會禪學於儒理的流弊，到明末萬歷祟幀時期的黨爭，以及進入順治、康熙王朝以後，所有逃儒入禪的前明遺老和遺少們，在這位“雍和宮圓明居士允禎（雍正）破塵大禪師”的棒喝之下，幾乎都無立錐之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
同時又設置僧錄司管理佛教事務，內分善世、闡教、講經、覺義，左右各二人，號為“僧錄八座”。選任出傢的僧官，先由禮部考試，再送吏部備案，最後交內務府（皇宮內務主管機構）的掌儀司、禮部的祠祭司會同考核，再報由內務府大醫請旨準可，纔移吏部頒發符札委任。這樣一來，掌握僧官的實際權力都在內務府中，等於是由皇帝的親自監管。各省地方僧官的選任權，便交內督撫决定。至於從雍正親自主持參禪，經他自己認可的禪師和尚，有資料可查者，而且經他親自派遣，住持江南等名剎，便有性音、明鼎、超盛，以及拈花寺方丈超善、萬壽寺方丈超鼎、聖因寺方丈明慧，和元日、超源、實徹、悟修等十僧，猶如他出傢衆中的十大弟子。當然，也等於是他外派視察民情的耳目。在滿漢的大臣中，如張廷玉、鄂爾泰、福彭、允祿、允禮、天申、圓壽，和他自己的兒子寶親王弘歷（乾隆）等八人，等於是他座下在傢衆中的得法弟子，可倚為治國的左右手。其他有關從他隨緣參學的妃子、宮人、太監，當然在他的選佛場中，還不能得到榜上有名的記錄。
清朝入關定鼎八十年後，有了一位文學詞章並不亞於任何一位翰林進士；談禪說道，並不遜於禪門宗師的雍正皇帝。他的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內肅權貴，不避親疏。外立綱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當然可使內外肅穆，誰敢與之抗衡。一般評
論，便衹能說雍正猶如漢代的文（漢文帝）景（漢景帝），過於忮刻而己。但他對用人之道，卻真能實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原則。換言之，他在需要外派整治事功的人才，“寧可用黠而能者，不肯用愚而廉者”。如果學問好、有品德，如張廷玉等人，始終就給以高位，留置內廷。出身功名不高，但的確別有才能，如田文鏡、李衛等人，便委以重任外放。至於科名循序漸進的人，雖詞章華麗，也衹能位任文員，安置在翰林館職而已。雍正在十三年中，得以坐鎮京畿，背靠漠北的滿蒙，右握西北，左攬東南；西南有事，
需一個能臣，一旅雄兵，便可唾手而定。他是真實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兒孫好自經理，實在可算是歷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歷代職業皇帝中絶無僅有的一人。如果以“修身、齊傢、治國”之道來說，他確是做到了如《詩經》所說：“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了。但從“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之道來說，他卻落於“靜慮而後能得”的窠臼，對於“親民”而“止於至善”的外用（王）的實際，難免自有遺憾之處。明儒兼通佛道的洪自誠說得對：“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麯謹，不若疏狂。”雍正即位以後的禪病，正陷在過於練達而又麯謹的漩渦中而不自覺。
也許大傢會問：他究竟是怎樣死的？既然已經開悟，又何以衹有五十八歲就死了呢？參禪開悟，並非是求仙道的長生。一個人事無巨細，都要事必躬親，晝夜勤力，日裏萬機十多年，不纍死也會癱瘓的。況且他對佛法心宗意生身的轉身一路工夫，還須求證，並未到傢。這是他無法告人、無處可問的關鍵所在。他究竟是怎麽死的，也許將來或可知道謎底吧！
十全老人的乾隆
清朝從雍正以後，接着就是他許為已破禪宗三關的兒子寶親王弘歷，即晚年自稱為“十全老人”的乾隆即位。事實上，在秦漢以後的歷史上，本身做了六十年的太平天子，活到八十多歲，傳位給兒子嘉慶以後，又以太上皇的身份，仍然還得幹政，乾隆的確是絶無僅有的一人。那些相信宿命論的算命先生，算他的八字，是“子午卯酉”四正的命，好像很有道理而不盡然的巧合，卻很有趣。
不過，以乾隆一生的際遇來說，他真是得力於父祖的遺蔭。照俗話來說，也可說他靠祖宗有德的結果。從他的祖父康熙立下統一的根基，經過他父親雍正的整肅守成，打好財政、經濟、吏治的穩定基礎後，他在正當青年的時期，稱帝六十年。在他手中，編集了《四庫全書》，對於中國文化做了最大的貢獻。又對明末第三代的遺老遺少們，再舉行一次“博學鴻詞科”，一網收盡遺留有“反清復明”學術思想的漢人讀書分子。從此使清朝的文運，真正做到“銷磨天下英雄氣，八股文章臺閣書”的作用。讀書知識分子，考取功名以後，大多數是浮沉宦海以外，便轉嚮在文學詞章上爭取文藝的勝出。有關儒傢“四書”、“五經”的義理之學，衹走嚮如《十三經註疏》和《皇清經解》等巨著的考證路綫上去。少有如宋明那樣的理學和禪宗大師人才輩出，論辯縱橫的情景，似卻産生了學識淵博，考證精詳，文詞華麗，藴藉風流的人士，如紀昀（曉嵐）、王文治（夢樓）、舒位（立人）、袁枚（子纔）、趙翼（甌北）、張問陶（船山）等等一群風流瀟灑的才子。在詩文詞章上的成就，或變更成規，或註重性靈，但都不免帶有孤臣孽子的潛藏情感。因此，使清代乾隆前後的文學境界，並不亞於中唐的格調，大有特色，值得欣賞。
他自己除了批註歷史，編了一部《禦選通鑒輯覽》以外，又作了很多評論歷史的詩。同時把清宮裏所收集的歷代名畫，任意在空白處題詩寫字，蓋上“乾隆禦寶”的印，自己以為是很藝術，其實是破壞了藝術作品的壯舉。並且命臣工編輯《御制文集》，誇耀白已為“翰林天子”，有意與那些進士狀元出身的文人爭一時的短長。但從乾隆一代的內政來講，實在確是一個升平盛世。所以他在那時所作的春聯，便有“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乾坤春浩蕩，文治日光華”，乃至有“文章華國，詩禮傳傢”、“國清才子貴，傢富小兒驕”的現實情況。
因此，他到了晚年，自稱為“十全老人”，並且在讓位授璽（交印）歸政給兒子顒琰，改年號為嘉慶的時候，又自稱為“千古第一全人”，比起十全老人更要全了。其實，他所謂的十全，是包括了康熙、雍正前兩代的功業在內，是指清朝的武功而言，並非完全屬於文治。因為由於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領土擴張，全國版圖，除元朝以外實為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一朝。東至鄂霍次剋海與日本海，朝鮮與庫頁島在內；南至安南、緬甸、暹羅。西邊的阿富汗、吉爾古斯、浩罕，西南的廓爾喀、哲孟雄、不丹，均臣服中國，北與西伯利亞接界。至於乾隆時代自誇的武功，便是曾經徵服準噶爾、大小金川、廓爾喀各兩次、臣服回部、臺灣、緬甸、安南各一次。以此自弦，便稱為是十全武功。他不像他的父親雍正，或用“寶月居士”的身份而談禪說佛，可是他卻能通藏文，註意藏傳密宗的修持。他曾經翻譯藏文黃教主要修法的“閻曼德迦”《十三尊大威德修待儀軌》。據說嘉慶即位，正當白蓮教作亂。他在太上皇的寧壽宮皇極殿上，手持念珠，跏趺禪坐，為大清江山保平安而修密法呢！
總之由順治算起，自公元一六四四年，到嘉慶末年一七九九年為止，大清朝的江山已經過了百多年的升平歲月，時代即將進入十九世紀。乾、嘉以後，清朝也由盛而衰，整個中國文化，正開始受到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後工商業科技文明、發明的撞激，不變而變，非變不可了。如果要講中國的近代史或現代史，準確一點，應當從嘉慶時代開端，不是鹹（豐）、同（治）時代纔開始啊！但我們應該知道，有關“四書”、“五經”的文化，尤其是朱註《四書》章句，和明清兩代八股考試文章的結合一體，直到光緒末年纔告一段落。可是中國人到現在，仍然對讀經與不讀經的爭議，還在喋喋不休。其實，讀“四書”、“五經”是為了知道自己國傢民族的文化根本來源，它和國傢的興衰成敗，以及國運的強盛富有，不能混為一談。事在人為，不是事在書為啊！傳統文化的詩書並不害人，衹怕自作高明的人為害了詩書的精義而已。
清朝由嘉慶開始，匆匆百年之間，經道光、鹹豐、同治、光緒、乃至宣統，這六七位愛新覺羅後代的職業皇帝，都是卑卑不足言，何足論哉！況且地球世界的人類文化在變。中國和所有東方國土的文明，正如“白日依山盡”，“朝陽西海升”的情況。隨着而來的，中國即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紊亂和刺激之中。現在我們需要對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十七世紀開始，怎樣漸次興起，怎樣逐步東來，影響我們今天的情形，扼要作瞭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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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 第一篇 開宗明義 | 第二篇 七證的修養功夫 | 第三篇 內明之學 | | 第四篇 外用之學 | 第五篇 內外兼修之道 | 第六篇 齊傢治國 | 第七篇 治國平天下 | | 第八篇 儒學演化與國傢發展 | 第九篇 西方文化與中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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