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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文坛刀客”点评文化名人:谁红跟谁急 》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3)
韩石山 Han Danshan
失去自家回首往事的迷惘,回忆主体的儿子又多的是理智,加上社会环境和思想情感的暌违,使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形象,成为才华裹就的理念的塑像,倒也灿烂辉煌。
最为理念的,还要数书中的那个小道具,也是书名的“活动变人形”。生活改变了人的形,人在生活中变了形,多么深刻的哲理,作者很是得意,反复陈说,只怕读者理解不了。实际上,这道具是幼稚园的儿童玩具,这道理不过是个社会常识。最直白莫过于这样的句子:
原来人的千变万化就是这样发生的……唉,如果每个人都能自己给自己换一换就好了。
文学不是史的附庸,也不应是哲理的妻妾。文学作品中的哲理,应当让人去体味,直白地说出来便成为理念。理念使文义豁然开朗,同时也使文学的意味荡然无存。过分的尊崇类同亵渎。作家亵渎了哲理,哲理报复了作家,道理明摆着,你是聪明的,可谁也不愿意当傻瓜。
好在他多的是才华,恣肆如荡荡的江河,裹挟着那么多的理念,仍能清澈如练滔滔而去。
四
这个比喻并不妥帖,滔滔的该是语言,才华是动力,语言才是负载。我们可以感觉到作家的才华并钦佩它,结识的却只能是语言。语言是才华的表象?不,语言自有它的特质。
新时期作家,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语言训练。怨不得他们,十年之久的民族浩劫,贻误了他们的青春,也荒疏了他们的学业,转机又来得那样突然,仓促上阵,顺手抄起的只能是大刀片子,那种类似于报章文字的并没有多少文学意味的文学语言。只要看看新时期之初爆响的那批作品便知。
有识者开始探求。引渡者是沈从文,一位几乎被遗忘了的天才。他的成就使人艳羡,他的身世使人亲近,他的学历更增人超越的勇气——我们至少是初中毕业。他是我们精神的灯塔,学他的取材,学他的语言,但我们忘了他是旷世的天才。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语言本该成为他的阻障,但他那绝大的才分,将这阻障冲得七零八落,如汹涌的波浪,将砂石和贝壳推上海滩,成为优美的浪冲线,于是他创造了他那文白糅杂的文字风格,开了一代文风的先河。追寻者不然,他们是揣着一簸箕砂石和贝壳,在海滩上摆出浪冲线的模样,反自以为巧夺天工,青胜于蓝。确也很像,文白糅杂,短句长句交相为用,甚至枯涩(一种文字的极高境界),但缺少的恰是沈氏文风的魂魄,那内在的酣畅灵动的韵律。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前些年的一些所谓寻根派的中短篇小说,其极致为所谓的新笔记小说。
短篇小说应当短,短了再短,这是愚夫愚妇的浅薄,冬烘先生的望文生义,犹如说中篇小说应当中,长篇小说应当长。文学既然是感情的宣泄和寄托,要的是酣畅与和谐,岂能削掉脚趾头去穿鞋子?收缩的不是篇幅和语言,而是性情和人格的萎顿,或许是中国文化的惰力使然?
王蒙不附和。他执著,操守如一,要用自己的才华重铸一个天地。他是恣肆的,也是酣畅的,任凭才气驱遣着感情自由地驰骋。从这点上说,他是最有现代文学意识的小说家。
他的作品的力,不是来自故事的曲折,情节的逼真,而是来自感情的激烈,语言的倾泻。靠着多个词语或短句的连缀,其常量为三至五个,造成一种又强烈又不确定的意境,楔入读者的心扉,使你不能不接受。当这些词语或短句内在相连而表面意义相违时,显出了作者的恢宏和机灵,当这些词语或短句表里都相近时,又露出了作者的浅薄。或许是过分的热情,过分的激愤。
热情和激愤,是成功一部作品必具的条件,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涵的。对于王蒙来说,因了这热情和激愤更多的是外在的,他需要的不是张扬和铺排,而是节制。我说的不是压抑和删削,违拗性情以削足适履,乃是“冷了眼看”,做成那种冰层覆盖下的激流的汹涌。
他似乎不太懂得感情与语言反差的艺术,只是一味地倾泻,热情了还要再热情,激愤了还要再激愤,再接再厉,步步紧逼,遂造成那种类同獭祭的同义词语的连缀。若有点反差,比如说越是炽烈的感情越是用冷峻的语言,越是严肃的事件越是用不那么严肃的叙述方式,反之亦然,效果当会大为不同。外国有契诃夫的《第四病室》,中国有萧红的《马伯乐》,他们都经历了这一变化。
既谈起语言,不能不说到当今文坛的一种时髦:粗鄙。国骂升了格,“他妈的”已为“狗日的”代替,男女的情事越来越往下部拓展。对此,鄙薄者有之,赞赏者也不乏其人。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驳斥,各执一端,不肯相让。我来当个和事佬。为保护国粹,我不赞成“狗日的”,为免伤风化,我也不赞成向下部的拓展,但我不反对粗鄙,有人说是龌龊,那是你的感觉还得加上你的想象,文学的术语该叫做凡俗。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先生在谈到茅盾、沈从文、巴金这三位大家的成功时,曾说到凡俗在小说中的作用:
他(指茅盾——引者)作品的力并不来自艺术的提炼,而是由于凡俗的浩瀚的接识……小说家需要凡俗,凡俗即力。缺乏这种凡俗的质料,沈从文先生是一位美妙的故事家,巴金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自白者。(《李健吾文学评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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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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