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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 》 南明史 》
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顧誠 Gu Cheng
第一節繼統問題上的紛爭和史可法的嚴重失策
大順軍的攻剋北京和崇禎帝的自盡，標志着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絶大部分地區仍然處於明政府管轄之下。當大順軍嚮北京進軍時，南方部分官員知道京師難保，已經作了從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來南京監國的準備。三月二十九日，即在北京失守十天之後，消息就傳到了江蘇淮安。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撫路振飛根據塘報嚮當地官紳宣佈了京師失守的重大變故。①這裏有兩點值得註意，一是淮安距留都南京不遠，南京六部等高級官員雖然很快得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卻由於對崇禎帝和他三個兒子的下落不明，不敢輕舉妄動，他們嚴密封鎖消息，“禁訛言”，內心裏卻焦急不安。“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嚮攢眉，竟日無一語。或仰視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間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嘆息聲，各各散走，以為常。”①另一點是北京失陷的消息傳到淮安時，福王朱由崧②、潞王朱常淓③以及周王、恆王都因逃難泊居於淮安城西湖咀。④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必然想到這一事件對自己的前途可能發生的影響。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帝國的首都，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後，南京作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這種兩京制度的特點是：皇帝和內閣大學士等决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力機構；南京各衙門多為虛銜，公務清閑，任職官員被稱為“吏隱”，但地位一般不低於北京相對應的衙門官員。在留都握有實權的是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和提督南京軍務勳臣。
自從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無法發出，南京的高級官員大概在接到崇禎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以後就再收不到邸報了。召兵緊急勤王和隨之而來的音信不通，使南京各衙門大臣、守備太監、勳臣們越來越感到不安。四月初一日，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領銜發佈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之類的“宗社危情”①，表明他們已經籠罩在一種不祥的預感之中。四月初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幾天之後，他誤信了一個不可靠的消息，寫信給南京詹事府詹事薑曰廣說，崇禎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從間道得以逃出，南京的官員們信以為真，一個個喜形於色，奔走相告。②誰知第二天就傳來了朱由檢在三月十九日自盡於煤山的消息，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從北京逃出來的原大學士魏炤乘證實。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這裏當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轟頂，頓時亂成一團。對於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立君。由於崇禎帝的三個兒子都被大順軍俘獲，未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係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勳貴、太監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勾心鬥角的爭執。以血統親近而言，崇禎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鈞的子、孫還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漢中，李自成軍入陝他逃至四川重慶，甲申六月被大西軍處死）；神宗兄弟的兒子則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倫序觀念，自然應該首先考慮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處於優先地位，這是因為：第一，三親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長；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終弟及”（實際是弟終兄及）繼統更為適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禎十六年（1643）張獻忠部進入湖南時逃往廣西，距南京較遠，福王卻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倫序和地理上占了明顯的有利地位。在這裏，我們應當特別註意東林—復社中一些骨幹人士在繼統問題上所起的惡劣作用，他們的一些偏見深入人心，一直沿襲到現在。事實上，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如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①。劉城《上閣部史公書》中說：“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兇問頻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公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願也。”下文說他見到的詔旨仍用監國名義，“未有禦極之意”，他極力主張應該“早上尊號”，理由是“倫序應在福藩，大寶之禦無可遲滯之端”②。給事中李清、章正宸，進士鄭元勳等人也持相同態度。李清記載：“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勳密語予：‘予語裏人解少司馬學竜曰：福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係人心，豈可捨孫立侄？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挾楚，鄭芝竜挾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於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接着又說章都諫正宸力主應“以福藩為國本”，“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監國，人心乃定”①。然而，江南士紳中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歷到天啓朝廷上圍繞着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親）為太子的圖謀纔化為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為東林黨魁，他兩次從原籍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遊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薑曰廣等人。一度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是傾嚮於東林黨的人物，他內心裏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但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神宗的子孫。
各種南明史籍在迎立問題上記載非常混亂，原因是弘光既立，先前持異議者不免改口，局外人士又難免輕信風聞和自我揣測，弄出種種誤解。比較而言，最可靠的記載是直接參與其事的薑曰廣所著《過江七事》①。按姜氏記載，當時“江南北諸紳”（指錢謙益等熱衷於東林門戶之見的官紳）“群起擁潞王”。作為實權人物的史可法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是東林黨人左光鬥的得意門生，自然對擁戴福藩繼統心存疑慮，但又擔心捨親立疏將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經過反復考慮，他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在桂王與福王之中選定一人。史、馬密商的結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②。至於惠王朱常潤不在議立之列是因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朱常潤次年降清後給清廷的奏疏中說：“臣自髫年皈依釋教，性甘淡薄，衹知焚祝，毫無外求。”①）第二天，史可法親自寫信給南京高級官員說明定策意見：“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捨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製暫藉統兵馬。”②南京的官紳對於這個折中方案比較滿意，由南京禮部準備乘輿法物前往廣西迎接桂王。就在這一關鍵時刻，馬士英由浦口回到鳳陽，突然得到報告守備鳳陽太監盧九德勾結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决定擁立福王朱由崧。這裏有幾點值得註意：一、盧九德在萬歷末年曾在宮中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聯絡三鎮當出自朱由崧的幕後策劃。李清記載：“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傑等。”③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的積極參與擁立顯然是為了攘勸定策之功”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三、史可法之所以要親赴浦口同馬士英會商，正是因為士英身為鳳陽總督，直接節制着高、黃、劉等總兵，藉以取得軍隊支持。不料變生意外，馬士英眼看手下大將全部自行投嚮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達成的協議，自己衹會被駕空、被淘汰，權力的欲望使他顧不上什麽信義，抓住時機嚮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史可法還蒙在鼓裏，繼續寫信給馬士英申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幹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①馬士英既已改變初衷，參加擁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來信等於直接指斥行將即位的皇帝，把權力的劍柄交到了馬士英手裏。馬士英立即以鳳陽總督和三鎮名義正式致書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宣佈擁立福王朱由崧。當南京各大臣被韓贊周邀請到傢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時，雖然不少人感到震驚，但是他們既無兵權，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憑藉，衹好違心地表示同意。擁立潞王朱常淓的主要策劃人物錢謙益的表現就頗為典型：“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指高弘圖）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指解暑之緑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駕竜江關。’”②東林黨魁的態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隨擁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①山東總兵劉澤清一度支持東林骨幹擁立潞王，當他得知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的動嚮後，自知兵力不敵，立即隨風轉舵加入了擁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繼統已成定局。
由於擁立定策問題對弘光一朝政局的影響極大，有必要作一點分析。前面說過，當時江南東林黨人在朝、在野的勢力很大，他們中間的骨幹分子以“立賢”為名主張捨棄神宗嫡係子孫而擁立穆宗之孫潞王朱常淓，後來的事實證明朱常淓並不“賢”，他們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復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特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一度處於權力中心的史可法優柔寡斷，設想出擁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可以滿足東林黨人反對立福藩的願望，又帶着這個方案親赴浦口同掌握實際兵權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自以為事出萬全。結果風雲突變，無論他主張擁立的仍是神宗嫡係，在朱由崧眼中他始終是反對自己黃袍加身的重要人物。就當時情況來說，帝位候選人桂、惠二親藩離南京較遠，福、潞二藩近在淮安，史可法既然主張按照倫序迎立，就應該當機立斷，把顛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來南京繼統。這樣，朱由崧必將對他颳目相看，馬士英和四鎮也沒有可乘之機。當初私下醖釀立君人選時，史可法曾經對薑曰廣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①這表明史可法知道落魄之中的福王衹要爬上皇帝的寶座，享盡人間富貴就心滿意足，在這樣一個同“察察為明”的崇禎帝截然相反的庸主下，朝廷大政必然落在自己這幫“君子”手裏，事情可以辦得很順當。可是，史可法的這句話一傳出去，“擁潞者聞之大嘩。以詢諸紳，又頗於福推惡。可法於是引避不言矣”②。
古語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史可法多少有點門戶之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點是缺乏雄纔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八方妥貼，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張怡有一段話說得很有意思：“弘光皇帝以播遷之餘，丁大亂之後，九廟之焰未息，萬姓之席未貼，雖臥薪枕鼓，不足示其殷憂；布衣帛冠，不足表其恭儉，而聖質等於肉糜，皇衷習於市肆，臥深宮而枕宦者，愛比頑童；開後庭以待麗華，惟湛旨酒。李煜、孟昶合為一人；歸命、東昏將與同傳矣。然而治亂不關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賢才各極其材，故下亦任事而不忌。嚮使李綱、寇準之流為之相，韓、嶽、宗澤之儔為之將。將相同心，不憂中製，中外一德，可彌外憂，即發兵誅不道，遠遜蕭王（指東漢光武帝劉秀），豈敷天同左襢，至出趙構下哉１③這話是頗有見地的。
在隨機應變上，史可法顯然不是馬士英的對手。當史可法在南京被擁潞、擁嫡各派人士弄得左右為難時，特約馬士英會商於浦口，推心置腹地談了各方面的紛爭和自己的折中意見，馬士英認為這是自己參與定策的重要機會，正如他後來所說：“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須速耳。”①他甚至在同史可法達成協議後曾經邀請南京各衙門官員赴浦口當面宣佈這一决定，藉以顯示自己是參與定策迎立桂王的第二號人物。誰知南京六部等大臣認為鳳陽總督不過是地方高級官僚，無權召集朝廷大臣開會。自感掃興的馬士英回到鳳陽，得知太監盧九德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已决定擁立福王，開始是大吃一驚，然而他畢竟屢經宦海浮沉，老於世故，看準了朱由崧要當皇帝已難阻止，有將帥統兵為後盾，有太監在旁翊贊，不足之處正是缺少一員大臣。馬士英立即轉嚮，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盧九德等人在鳳陽皇陵前立誓擁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為了取得在即將建立的南明朝廷首席大學士職位，他抓住史可法為擁立桂王而列舉福王七不可立的來信作為把柄，又針對南京等地東林黨人擁潞之聲甚囂塵上，帶領兵馬護送朱由崧直抵浦口，並且在立福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發出表文聲稱：“聞南中有臣尚持異議，臣謹勒兵五萬，駐紮江幹，以備非常，志危險也。”②這一着棋實在厲害，南京最高文臣史可法知道自己上了大當，攻擊福王的書信落在馬士英手裏，白紙黑字，有口難言，他除了滿腹悔恨地默默跟隨福王朱由崧由浦口乘船前往南京就任監國以外，別無其他選擇了。弘光一朝黨爭的激化、武將的跋扈，最後導致覆亡，關鍵都是從這裏引伸出來的。李清寫道：“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①錢謙益、呂大器固然是擁立潞王的主謀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擁有决策大權的是史可法②，他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態度遊移，沒有斷然决定擁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於鎮將，從此大權旁落，應當負主要責任。③
①滕一飛《淮城紀事》，見馮夢竜編《甲申紀事》，《玄覽堂叢書》影印本。
①陳定生《書事七則》。
②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孫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長子，生於萬歷三十五年（1607）七月十五日，是崇禎帝朱由檢的堂兄（朱由檢生於萬歷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③朱常淓是神宗（朱翊鈞）的侄兒，其父老潞王（翊鏐）原封河南衛輝府。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常淓襲封潞王，比朱由檢、朱由崧高一輩。
④上引《淮安紀事》。
①計六奇《明季南略》捲一，《南都公檄》條。
②陳定生在《書事七則·書甲申南中事》內記載他親自往見薑曰廣，“姜公見餘，握手喜曰：有一佳訊，昨史公書來，雲：‘上已航海而南，東宮亦間道出矣。’出司馬札示餘，餘時喜不勝”。這一訛傳在李清《三垣筆記》中也有記載：“北都既陷，蔣輔德璟以致政抵高郵，雲先帝已北來，有見之天津，與周後及內官數十人俱裝飾一樣。且雲郡邑不宜遽設竜亭哭臨。”蔣德璟在北京失守前夕以大學士致仕南歸，史可法相信他的話自在意料當中。楊廷麟詩云：“可憐海上傳南狩，猶嚮延秋望六師。”（《楊忠節公遺集》捲四，《恭輓大行烈皇帝六首》）楊廷麟時在江西，可見這一消息傳布甚廣。
①歸莊《左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路文貞公行狀》，見《歸莊集》捲八。
②劉城《嶧桐集》，文，捲七。
①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祁彪佳（時任蘇鬆巡按）在自己寫的日記中也描寫了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到達南京時，“所過民傢俱供香花，縱市人瞻仰，都人以紗燈數百盞來迎。生員、孝廉時有伏謁於道傍，人情歡豫”。次日，他在奏本中說：“昨者殿下駕入南都，士民歡悅，夾道擁觀，即此人情，可卜天意。”見《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曆》。
①《過江七事》是弘光初任大學士的薑曰廣被排斥後記敘自己在南京的親身經歷之作，史料價值很高。清代一些學者見到的傳抄本大概未署作者姓名，而陳定生（貞慧）著有《書事七則》，由於書名相似，誤挂於陳定生名下。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柳亞子《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見《懷舊集》第一六八頁）承襲其訛；拙著《明末農民戰爭史》第三四五頁亦寫作“陳貞慧：《過江七事》”。均誤。衹要仔細研究這部書，不難確定作者衹能是薑曰廣，其根據如下：一、陳定生一局外書生不可能知道其中委麯；二、書中所記過江七事全部以薑曰廣的言行為核心，不可能為陳定生或他人所作；三、最重要的證據是甲申十月從北京逃回南京的張鹿徵（曾出任弘光朝錦衣衛指揮使，清初改名張怡）著《羿聞續筆》捲一記：“南都初建，着數多舛，見姜公曰廣所記七事。”其下引“計迎立”、“持逆案”、“正糾參”、“裁鎮將”等均節取姜氏《過江七事》原文。以張怡當時的地位和他對明代史事的關心，不致弄錯作者。確定《過江七事》的著者為參與迎立並出任大學士的薑曰廣，纔不致將該書視為僅據風聞的泛泛之作。參見張怡《白雲道者自述》。
②薑曰廣《過江七事》。
①順治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朱常潤奏本，見《順治錄疏》。
②薑曰廣《過江七事》。
③李清《南渡錄》捲一。
①黃宗羲《弘光實錄鈔》捲一。談遷時為高弘圖幕客，在《棗林雜俎》仁集，《史相國督師》條記：“而史先柬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又說：“嘉善吳進士亮中雲，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雲雲。”彭士望曾在史可法幕中任職，也說：“史復馬書有不忠、不孝、不仁、不知之語。”見《恥躬堂詩鈔》捲十六，《山居感逝》詩。陳鼎《東林列傳》捲二十三《呂大器傳》雲：呂大器時以兵部侍郎“兼署禮部，主潞議，不肯署，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薑曰廣皆然之，方列福王不孝、不弟等六事貽可法及士英。”李清《南渡錄》捲一記：“南都諸臣……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貽漕督史可法，轉貽士英為立潞王。”同書捲四又記弘光元年二月行人司行人朱統漕攻擊薑曰廣語：“曰廣誣聖德有七不可。”按，史可法時任南京兵部尚書，不應稱之為“漕督”；“七不可立”福王的條款無論是誰歸納出來的，史可法贊同並致書馬士英當係事實。
②談遷《棗林雜俎》仁集，《異議》條。按，談遷曾任高弘圖幕客，所記當可信。
①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史可法的副手）原來積極支持錢謙益擁立潞王，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出任監國，他“心怵前議，欲請後日即登極”，藉以換取朱由崧的好感。見李清《南渡錄》捲一。
①薑曰廣《過江七事》。
②薑曰廣《過江七事》。
③張怡《聞續筆》捲四。
①薑曰廣《過江七事》。
②薑曰廣《過江七事》。祁彪佳時任蘇鬆巡按，在日記中記載，他四月二十九日“晤呂東川（兵部侍郎呂大器）於兵部火房。袖中出馬瑤草（士英字）書云：已傳諭將士奉福藩為三軍主，而諸大帥且勒兵江上，以備非常矣”。見《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曆》，可相參證。
①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
②夏完淳《續幸存錄》《南都大略》中說：“南樞史可法實司擁立事。”
③關於南京立君的爭執，各書記載頗有差異。如談遷記：四月十四日史可法、張慎言、高弘圖、薑曰廣、呂大器等集議監國，“高、張之意屬於雒陽（指福王，原封洛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指潞王，原封衛輝府）。恐北耗未確，逡巡未决”。至二十七日，“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雲：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鬮孝陵之前，雲雲。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棗林雜俎》仁集《定策本末》條）。李清《南渡錄》捲一記：“時北都失守，毅宗慘崩，以倫以序應屬福王，而迎立潞王之議起。……時以廢籍少宗伯兩入留都倡議者，錢謙益也。於是，兵部侍郎呂大器主謙益議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薑曰廣皆然之。丁憂山東僉事雷演祚、禮部郎中周鑣亦往來遊說。獨逆案為民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且心冀燃灰，書言不可。”黃道周在《興元紀略》中說史可法、張慎言等“鹹主清河（指潞王）”（見《黃漳浦集》捲三十二，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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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序論 | | 凡例 | 第一章 明朝覆亡後的全國形勢 | | 第二節 大順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失誤 | 第三節 吳三桂叛變與山海關之戰 | | 第四節 清軍占領北京和大順軍西撤 | 第五節 畿南、山東、晉北地方官紳 | | 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 第二節 朱由崧的監國和稱帝 | | 第三節 四鎮的形成和跋扈自雄 | 第四節 弘光朝廷內部黨爭的激化 | | 第五節 清廷接管畿南、山東等地和 | 第六節 1644—1645年河南的形勢 | | 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 第二節清廷對南明弘光政權態度的變化 | | 第三節 左懋第為首的北使團 | 第四節 弘光朝廷的軍政和財政 | | 第五節 弘光朝廷的腐敗 | 第六節 清廷對大順和南明用兵策略的變化 | | 第四章 大順政權的覆亡 | 第二節 陝北戰役和大順軍放棄西北 | | 第三節 李自成的犧牲和大順政權的失敗 | 第五章 弘光政權的瓦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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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I] [III] [IV] [V] [VI] [VII]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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