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类 》 禪宗與道傢   》 關於道傢方士學術思想的淵源      南懷瑾 Na Huaijin

　　過去一般研究歷史文化學術的習慣，一提到道傢，不是想到老子與莊子，便是想到神仙與“方士”，甚之，把老莊、神仙、“方士”三位一體，構成一個“迷離撲朔”的道傢形態。每當大傢一提到“方士”就很自然地依循傳統的觀念，認為他們産生於戰國時期的燕、齊之間。這批“方士”，大談其陰陽不經之說，與燒煉神仙丹藥之術。因此，流傳下來，至於秦、漢之際，服用“方士”的丹藥就可以成為神仙，做了神仙，便可以長生不死的觀念，就普遍地深入人心了。對於這種觀念的信仰，與追求神仙丹藥的風氣，一直或明或暗地籠罩着中國歷史社會，達兩千年之久，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歷來都很普遍地受到這種“迷信”觀念的影響。大傢儘管“口說無憑”，其實都是“心嚮往之”。在歷史觀念上，我們都人云亦云，既然認為“方士”是戰國時期燕、齊之間的産品，可是，大傢都忘記了問一問，為什麽在那個時間，衹有燕、齊之間，纔會有“方士”的産生呢？他們學術思想的根據，難道完全沒有可靠的來源，都是憑空捏，專為欺世盜名而騙人的嗎？倘使真是如此，這些所謂的“方士”欺世騙人的謊言與技術，也非常足以自豪了。因為他們不但欺騙過去歷史上都屬於第一流的聰明人，同時他們欺世騙人的遺風，居然能夠一直維持了幾千年，這豈不是一件大有可疑的怪事嗎？因此，我們就需要把戰國時期，燕、齊之間出來的這些“方士”的根源，反復追查一番了。
　　（一）上古傳統文化與周代的道術
　　講到上古文化與道術，自魏、晉以後直到現在，始終存在着兩種觀念，一是相信傳統的歷史，絶對崇古而信古的；一是懷疑古代歷史的傳說，盡量想在古人留下的文化遺跡裏，尋找證據，推翻舊說的。時代愈嚮後來，距古愈遠，疑古的觀念也愈加濃厚與興盛。文化與歷史，事實上本來是不可分離的一體兩面，我們自古以來，素來傳說的上古歷史，往往是與遠古史合一的。但是對於遠古史衹有傳說，有關遠古正確的資料太缺乏，所以抱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態度如孔子，他在整理遠古與上古文獻的時候，十分謹慎地刪定《書經》，斷自唐虞開始。關於唐虞以上五帝的傳說，衹有散見在《大戴禮》與《春秋》的附帶敘述之中了。那便是雖然好古而不疑，到底還是需要采取可以徵信的資料，因此以虞、夏做為斷代的開始。後人再退而求信，便以夏、商、周三代做為標準可信的史料。不過，到了近代和現代，有的采用西洋文化與史學的觀點，對此也表示懷疑了，那是另一問題，在此暫且不加講論。但從孔子開始，雖然斷自唐虞為準，而在周、秦之際，諸子百傢的述著作中，仍然存疑存信，保留許多自遠古與上古相傳的歷史資料，後來就為道傢與道教的思想全盤接受。而且自兩漢以來，從事傳經註釋的儒傢學者，在他的註經觀念中，也有許多地方明貶暗褒地保存這種傳統的思想。究竟我們的遠古與上古的文化史，應該確定是如何如何的，我現在站在道傢思想的觀念來講，實在很難說。
　　那麽，我們現在再來看看自稱為繼孔子著《春秋》後，五百年來的第一人，而且還是極其崇拜孔子的歷史文化哲學思想傢司馬遷，在他的著作--《史記》的思想係統中，瞭解一下他對於上古文化史的看法。他雖然在《伯夷列傳》上提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但非常顯然的，他在孔子所傳述的六藝以外，仍然不能忘情於其他“極博”的古籍上的傳說。所以他在寫帝王的世係時，就要為五帝作本紀，而且首先提出黃帝，比起孔子保存三代可以徵信文獻的觀念，又是另一的態度與看法。所以，他在《五帝本紀》的“贊”裏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傢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與縉通）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餘嘗西至空峒，北過球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係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維為淺見寡聞道也。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在他的《五帝本紀》“贊”裏，我們可以看出以他考察所得的結果，“長老皆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是說明民間老前輩們的傳說，處處都提到黃帝，同時，堯與舜的地方，文化風俗的教化遺跡，也各有不同之處，並不完全一致。其實，不但堯、舜的風教，各自代表不同的時代與地方的背景，就是堯、舜、禹三代的風教，也各自不同，並非完全是一貫的統的，何況夏、商、周呢！
　　司馬遷在《史記》裏，雖然提高了歷史文化年代的觀念，然而後人崇信上古傳說的，還是覺得不滿足，所以在唐代，便有司馬貞為《史記》作補直，根據道傢傳說，又寫了一篇《三皇本紀》，更從黃帝以上，一再嚮上高推。如果再看更晚的歷史學家，他們采用道傢對於歷史文化演進的觀念來講，從三皇以下，至伏羲畫卦，再降到五帝的開始，少說一點，已經有十二萬年的歷程，多說一點，可以遠推到一百多萬年前。後來宋代的邵康節，著《皇極經世》，創立對歷史演變的一種新算法，使用他自己得自道傢思想的律例，裁定自三皇到唐堯甲辰年止，共該為四萬五千餘年。我們如要瞭解道傢的文化思想，要瞭解中國文化歷史舊說，請看這些所例舉的少數資料，不知大傢作何感想？當然囉！你也可以說它為荒謬不經之談，這是你個人思想上的自由，誰也不能隨便說一個“不”宇。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回轉來采用司馬遷的辦法，雖然“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的精神，再來大體而廣泛地討論一下六藝--五經的資料，便可瞭解上古文化思想，與道傢學術的淵源了。不過，我們現在衹就六藝有關的五經現成資料來講，既不管它內容考據的真偽問題，也無法仔細討論，衹是講其大略而已。有關五經文獻的文化思想，最主要的兩部書，就是《易經》與《書經》。自漢、魏以後，提到五經與文化史，大體都以《易經》做為“群經之首”。因為歷來傳統學者，認為中國文字與文化學術的起源，都在伏羲畫八卦，為有書契的開始，《易經》就是從八卦的演變，進為文化學術思想的一部書，它與醫藥等術書一樣幸運，在秦始皇燒書時期，被認為是屬於卜筮一流的術書，所以沒有把它燒毀。《易經》學術思想的發展，據歷來說，有連山、歸藏、周易等三種易學的流派，然而連山易與歸藏易，原始確切的陳跡久已難尋，我們所流傳的《易經》，衹有《周易》一書，那麽，沒有被秦始皇所焚燒的，就是這部《周易》？或是三易統統未燒？其中又是一大疑問了。現在暫時不講這些問題，衹是根據《周易》來講伏羲畫八卦以後，上古文化演變的路綫。
　　八卦，原是以八個符號來表示物理宇宙的圖記。其中含有陰陽互變，用來歸納萬事萬物變化的跡象，因而産生八八六十四卦，做為分析歸納人事物理的法則。它與黃帝時代所發明天文上的天幹、地支符號，與唐虞以後而歷夏、商、周的五行術數一”樣，由上古伏羲時代而經五帝至三代，都是各自有其獨立的係統，各自代表上古氏族社會的地區文化，與時代文化的異同，原來並不一致。把八卦、五行、天幹、地支，完全綜合融會起來，加上天神與人事合一的觀念與計算方法，因此演變為中國原始的物理理論科學，同時又變為神秘而類似宗教性的學術，實在都是兩漢學者與道士們的傑作。復因此而成為占卜、讖緯等術的泉源，更使易學半明半晦，永遠人於秘發之林了。可是，我們根據《周易》的研究，卻又另外發現一個問題，那便是由上古聖人伏羲所畫八卦的易學，經過周文王的辭，與他兒子周公的解釋，把這類原始宇宙物理理論性的學術內涵，取用了它大部分的內容，變為發揚人文道德，奠定倫理標準的人文思想了。後來歷經五百年左右，孔子又繼文王、周公以後，研究《周易》，更加融會貫通的，用它來說明人事哲學的原則。於是，後世言《易經》，便有理、象、數的分途之學。以專講人事道理的通義的，就歸之於易理的範圍，以專究天文、物理、生理等陰陽變化的，就歸於象、數的範圍；講象、數，獨推道傢，言事理，兼及儒傢，這便成為魏、晉以後道傢學術思想，與修道理論的哲學根據。換言之，秦、漢以後道傢學術思想，由科學而哲學的根據，實在是從《易經》學術的源流而來，也可以擴大地說，是上接伏羲、三皇、五帝的統。但是，我們在《書經》（《尚書》）所載三代以來的文獻中，除了一篇《洪範》，提到五行的思想以外，實在再找不出更多有關於《易經》的資料，這又是什麽道理呢？這也就是在討論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思想，必須要追蹤尋求周代以上文化來源的問題了。
　　我們都知道中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先由西北高原開始，逐漸嚮黃河下遊發展，到了三代以下，便形成中原文化。這一係統文化的老祖宗，大致都上推自伏羲畫卦做開始，以黃帝軒轅為中心，終以文王演繹八卦的《易經》哲學，奠定自伏羲，經黃帝，至於文王一係的學術思想，發源於西北高原，展開於黃河流域中心地區的文化。我們姑且假定一個名辭，叫它為《易經》學係的文化學術，或者稱它為中國上古西北高原的文化思想：前者的名稱，是以經學做中心，後者的名稱，是以地理歷史做代表，它與孔子所搜集編著三代政治歷史資料的《書經》（《尚書》）文化，儼然是兩個係統。因為《書經》所保留政治歷史文化的資料，自唐、堯、虞、舜、夏禹，至商湯而至於周代的文化，除了經過周公的融會而集其大成，製定周代的禮、樂、文教，刑政以外，從三代以至於商湯，大致都是起自黃河中心流域東北方的文化思想，所以我們也可以叫它為《書經》學係的文化學術，或者稱它為中國上古黃河中心流域東北方的文化思想。
　　我提出這個對於上古文化，經歷三代而到周、秦之際的兩大觀念，也便是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雖然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思想，是宗奉周室的周製，而因各自秉承宗族文化的傳統不一，仍然有各自為政的精神存在。再由周代而遠推上古，前從唐堯、虞舜更加上潮，後從夏禹一直到周代建國，顯然是各有它承繼的體係，因此更可瞭解中國文化的統一，都是秦、漢以後的事實。至於周、秦以後道傢學術思想的內容所屬，與燕、齊“方士”學術的根源，卻與上古西北高原文化，自有息息相通的關係。如果忘了這個歷史演變的陳跡，對於道傢學術思想，當然就有陌生或無因而突起的感覺了。至於後世以孔子做代表的儒傢學術思想，偏重於人文道德倫理的文化，實在是受周公禮、樂、文教、刑政思想的影響，淵源於《書經》的三代文化而來。這在孔子之孫子思所著的《中庸》裏，也很明顯地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便是很好的說明。孔子的晚年學易，大體仍然納於人文的規範，依然是循文王、周公的思想路綫而發展。
　　講到這裏，我們順便一說伏羲、黃帝等，有關於上古文化學術思想的資料？以供研究者註意：
　　根據舊史的記載，伏羲生在“華胥之渚”，後來定都於陳。所謂“華胥”，就是陝西西安附近的藍田縣。所謂陳，就是河南開封區域。伏羲以後的神農，舊史稱為炎帝的，他出生在薑水，後來便繼伏羲而都於陳，再遷山東的麯阜。所謂薑水，就在陝西的歧山縣西。伏羲是漁獵社會時代的領導者，神農是農業社會時代的領導者。漁獵社會的生活，是由西北高原嚮黃河上遊流域發展的過程。農業社會，自然必須步入平原地帶為適合，這便是由伏羲到神農時代，文明進化的必然情形。
　　至於黃帝軒轅時代，文化文明，已經進入初期集成的時期，也就是後世判斷歷史文物，裁定上溯始於黃帝的原因。黃帝生於“軒轅之邱，因名軒轅。”所謂軒轅，就是河南新鄭縣西北，後來因蚩尤的作亂，炎帝神農氏族的衰敗，黃帝首先發明訓練動物，如熊、虎等猛獸作戰，我們藉用一句現代化的術語來說，他建立一支動物的機械化部隊，在（皈泉）河北保安縣，先打垮了暴虐無道的“榆罔”，又在察哈爾涿鹿縣東南的涿鹿之野，再打垮了蚩尤，因此便受諸侯的推尊為天子，繼炎帝神農氏族而治天下。
　　中華民族文化共祖的黃帝，在草昧初創的時代，真有無比的偉大，他不但徵服了蚩尤，平定天下之亂，在他的手裏，還建立了中國原始自然科學的規範，他發現磁場的功能，做了指南車，建立中國天文、數學的規律，為古今中外自然科學史上古發明的先鋒。他創造占星術、天文儀規，作蓋天儀，測定風嚮以候氣象，創建歷法，以定時間與日月在天體運行的標準，同時命大撓作甲子與奇門遁甲之術，建立天文與宇宙物理理論的學術，他研究醫藥，作《內經》，作交通工具的舟車，製定衣服的制度，以及確立建築、貨幣，與劃分土地，確定地方政治制度等工作。講到自然科學，便使我們有無限的感慨，我們要知道，在科學史上，以及科學的學識上，嚮來便以天文學為先鋒，數學為基本。而我們由老祖宗黃帝手裏發明天文與數學以來，來在科學史上，被認為是科學的先進，但到了近代和現在，不要說國內高級學府，沒有一個像樣的天文係，同時也沒有一個真正能夠趕得上時代的數學係，致使我們身為天文、數學的原始先進國傢，變成完全外行而無知的落後民族，使我們面對列祖列宗，真有無地自容之處，更何況對於中國固有，而後來屬於道傢學術範圍的天文等知識，試問真知道的能有幾人？豈不令人興嘆嗎！黃帝不但建立了中國原始科學文化的體係，他同時創造文字，發明正音樂樂律的律呂，製作度、量、衡，建立政治體製，而且首先設立“史官”的制度。總之，黃帝的功德太多，凡是上古一切文化文明的好處，根據舊史上記載的觀念，統統都歸之於黃帝，此所以司馬遷所謂：“黃帝，學者所共術”確有原因的。
　　我們對於黃帝，除了根據現成的史料，簡單地作了上面的介紹以外，且看道傢方面，對於黃帝的傳說，更可瞭解道傢的學術思想，是如何秉承上古傳統文化的來源了。道傢者言，除了如上述所說，對於黃帝的偉大，備加推崇以外，他們還說黃帝曾經拜過七十二位老師，遍學各種學問，最後西上甘肅的崆峒山，問道於廣成子，後來又到四川峨嵋。廣成子纔傳他的道，因此便普遍傳說黃帝問道於崆峒，得道於峨嵋。但要記住，由於這個傳說，黃帝的功業，是起於黃河平原的東方與北方，而他的文化學術思想，主要的，是得之於西北高原的係統。所謂廣成子，是道傢共奉的上古神仙？究竟有無其人，姑且不談，然而道傢人物的名號，也和佛傢菩薩的名號一樣，往往名號是代表一種內容的，那麽廣成子，便是集其中國文化大成的意思，這與“黃帝，學者所共術”的觀念，就不謀而合了。
　　黃帝自得道以後，活到一百十一歲，共計在位的期間一百年。後來因修道有成，便在鼎湖白日飛升，上天而做神仙的共祖了。他是乘飛竜而上天的，所以有許多臣子，都攀住竜須，跟着飛升，也有少數攀不牢的，便在半空中，還墜入間了，因此，後來便有“攀竜附鳳”的術語，用之於君臣風雲際會的頌稱。我們聽了道傢傳說這則神話故事式的黃帝史，當然是“礙難置信”。而且司馬遷在《史記》上，又明明記載“帝崩於荊山之陽”，“葬橋山”，就是陝西“橋陵”。可是史書上又說：“帝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鼎成，崩焉。其臣左徹取衣冠幾杖而廟祀之。”如果照此一說，對於黃帝的死，又是一個謎了。這些我們都可不管，無論如何，道傢這種說，嚮來便是對於功德永垂人間者的尊崇與封號。凡是德在人心，功垂千古的，他們大多都把他列入神仙範圍，因此影響後世儒傢對於忠臣孝子，節婦義夫們的廟祀，乃至傳統文化觀念所謂“聰明正直，死而為神”的精神，透過這個觀念，我們便可瞭解道傢說黃帝是“鼎湖仙去”，作為天上神仙共祖的說法，是具有無比的崇敬與仰慕的深情，豈可一律視為謬論嗎？
　　我們由伏羲畫卦，講到神農而至黃帝，已經大體說明上古西北高原的文化係統，那便是屬於《易經》學係的學術思想，由宇宙物理的科學而到哲學的，也正是中國原始文化的這一係，後世道傢學術思想淵源的係統，時代再嚮下來，便是堯、舜、禹三代的文化了，這個時期的學術思想屬於《書經》學係，也便是黃河中心流域的東方與北方的思想係統了。
　　帝堯，是黃帝的曾孫，生在丹陵，後來遷移到山西太原附近的祁縣。十三歲，便佐帝摯封植，有功而受封在山東的定陶。到了十五歲，復封於河北保定附近的唐縣，所以後世便稱唐堯。十六歲，踐天子之位於山西的平陽。根據《尚書·堯典》，帝堯為政的第一政務，就是整理天文與歷法，也便是形成後世文化與歷史“正朔”的觀念。換言之，帝堯為政的方針，在針對農業社會的基礎上，仍然着重於天文、歷法等屬於自然科學的建設，用它與人文文化的建設，同時並進的。當時輔助帝堯行政的，便是他所選拔的虞舜。虞舜輔助帝堯，整理天文、歷法，創建禮、樂、文教、刑政等許多規模與制度，同時又整理自上古以來的自然科學，與人文文化有關等要務，相似史書所載的，黃帝許多施政的方針。可是在這個時代，中國有了洪水之患，所謂“浩浩懷山襄陵”的狀況，是慘不忍睹的局面，先後連續約達一、二十年之久。所謂“懷山”，就是說把高山擁抱在大水的懷裏；“襄陵”，是說淹沒地面，至於高原的丘陵地帶。這樣大，而且持續多年的水災，給予中國三代以上的災禍，它的慘酷，不待言而可知。後來經過夏禹的努力，開山瀎川，纔將洪水的災患，變成全國的河水利，於是夏禹的成績，不但功在當時，而且德及萬古，因為真正中國文化歷史，由上古到大禹治水的成功，纔算正式奠定中華民族以農業立國的堅強基礎，有了原始農業經濟的成就，才能完成夏、商、周三代確實建立中國文化的係統。雖然，古代歷史的記載，以無上崇敬的筆調，寫出堯、舜奠定文治的功勳，但詳細研究堯、舜史跡，以《尚書》的《堯典》、《舜典》做為中心的史料，自然可以看到都是由於大禹治水的成功，才能完成堯、舜相承文治的大業。所以孔子說：“禹，吾無間然矣！”他的確夠得上如孔子所說的是無話可說的聖人了。講到大禹治水，以及中國的水患與水利，順便提醒一句：中國幾千年來帝王時代，首要的大事，便是對於黃河水患的防治，與長江水利的開發。尤其是黃河水患，在歷史上，小的水災，至少不出十餘年，大的水災，至多不外三十年，必定會成黃河下遊流域的中原地帶等區域的災害，歷代真正具有救國救民之心，抱有經綸濟世之志的學者，都想繼續大禹治水的功業，要完成大禹未奏全功的建設中華民族的大計。宋代以後，號稱儒傢有理學家們，屬於事功學派的，他們都想在全國的河渠水利上下工夫，做為實際治平學問的目的。然而河患與水利的開發，畢竟沒有完成大禹的志業，希望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同學，凡做事業，應當效法大禹的精神，真能做到為國傢民族建立一番偉大的事業與功勳。
　　大禹，是黃帝的玄孫，因有平定全國的水災，整治水利的大功德，便受舜的禪讓，繼承天子之位於戰國時的韓國，就是山西平陽附近的安邑。這便是上古史上有名公天下的樣讓時期，也就是堯、舜、禹三代的豐功大德。同時，也自大禹以後，便形成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開始。由伏羲畫卦，經神農、黃帝而到堯、舜以後，大禹是中國上古建國史上劃時代的人物。非常遺憾，也很不幸的，在民國初年以後，有些學者，無形中受了外國人有意造成侮辱中國歷史文化的觀念，否認堯、舜、禹的史跡。認為堯、舜。禹等並無其人其事；堯，是香爐的象徵；舜，是蠟燭臺；禹是一個大爬蟲，像這樣自己對祖先歷史文化，自加侮辱的新觀念，使我們講起來，實在大有“親者痛而仇者快”的感慨。殊不知中國人的點香用香爐，點燭用蠟燭臺，那是漢、魏以後，隨佛教入印度習慣的轉變，三代以上，香爐與蠟燭臺，根本沒有發明，我們所看到的香爐與蠟燭臺的形式，都是唐、宋以後的形態，甚之，還要遲一點，怎麽可以把堯、舜、禹三個字的象形，硬拉下到千載以後，比做宗教儀式用的工具呢！現在我們約略講過《書經》文化係統，堯、舜、禹前後的簡介，也就是說明這個時期的文化源流，都在中原地帶，流佈在黃河中心流域的東方與北方的情形，並且便是附帶而簡要地說明中國上古人文文化建立的係統。
　　至於大禹如何劃分九州，自有《書經》所保留《禹貢篇》等歷史資料，我們不去管它，現在要講的，是道傢學術思想，如何與三代以上的文化接流的問題。大傢都知道，當堯、舜建國初期的大事，首先的工作。除了建設天文、歷法等具有如現代所有科學建國的精神外，同時，對於人文文化的建設，也正如《易經》所謂建立一種“聖人以神道設教”，類似宗教而富於哲學的規模，後世道傢、儒傢的“天人合一”思想，都是由這種歷史文化的資料而形成。尤其在大禹治水的階段，除了《書經》等屬於正史傳記的說法，衹是列述許多可徵可信的史料外，對於怪誕不經的傳說，早被除，概不采納，可是在上古的民間相傳，後來成為道傢與道教的傳述裏，便大有不然了。道傢從《易經》文化係統的立場，傳述大禹治水的成功，因為他接受上古仙人（隱士）的傳授，還得自黃帝所傳的河圖易學，真正善於運用陰陽八卦、五行、幹支等天文、物理的學問，才能治平了亙古以來的水患，所以認為大禹的事功成就，也便是道傢正統學術精神的結晶，他們相信千古疑書的《山海經》，而且也推崇《山海經》上所記載，山林川澤的神異怪物，確是具有神聖的神秘東西，這些半類妖魔鬼怪的事物，都被大禹的道力所降伏，而且聽命於他，被他所用，因此他才能奏此大功。總之，道傢認為大禹的成功，“此乃天授也”。到了道傢的學術，再轉變而落到道教的手裏，那就更不同了，道教除了全盤接受道傢對於大禹的說法以外，認為他即是繼承天命的聖人，同時，也是黃帝以來先聖流下來，所有神仙法術的繼承人。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因為擅長符籙等法術，他能遣使六丁、六甲等天上神將，他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凡是一切極盡神秘、怪誕、荒謬的能事，也都一齊套在大禹的頭上，因此而形成大禹與道傢、道教的因緣，特別深厚。這便是說明春秋、戰國以後，道傢的學術思想路綫，是上接伏羲、黃帝以後，《易經》文化係統，與《書經》文化係統，融會有關的淵源。
　　其實，自大禹治水之後，使夏代後裔，延續天下的治權，達四百餘年之久的文化，那便是夏代以真正農業立國的文化。因為他是秉承上古以天文、歷法等原始宇宙的學術思想，用金、木、水、火、土五行變換的物理原則，配合農業社會的人文文化，因此而形成夏代的文化精神，是崇尚樸素篤實的本質，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夏尚忠”的文化精神。到了成湯革命，滅掉夏朝末代的暴君桀以後，建立商湯六百餘年的文化，一變夏代文化樸實的形態，偏嚮於天道的觀念，走入“以神道設教”，類似宗教的精神，因此便形成殷商時期，歷史上有名的“殷尚鬼”，崇信鬼神意志的文化精神。這個屬於《書經》文化係統，一變再變，一直到了西周文王興於陝西，他承繼西北高原統，賜經》文化的係統，參酌古今之宜，演揚易學而成《周易》一書的基本學術思想以且；再經過他的兒子周武王的革命成功，周公旦的擴充《易經》學係思想，融會三代以來人文文化，與部分承繼殷商天道鬼神等的思想，纔得完成周代禮、樂、文教、刑政等人文文明的大係。換言之，到了周代，纔算是綜合上古以來，所有文化的大成，是後來為孔子所贊頌的“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的文化精神。因此，我們可以在《易經》、《書經》以外，看到《禮記》、《春秋》中許多屬於《易經》學係，也就是後來儒道兩傢共同宗奉的學問，如《禮記·月令》等--春秋工製、月令、歷法，與災異、天象示變等的觀念，有關於《易經》象數的學術思想。
　　但是，我們這裏所謂的周代文化，是專指中央天子的周朝文明而言，後來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屬於魯國文化的係統。如果研究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思想，那就各有異同，並不一致，彼此之間，都自保留有他祖先氏族傳承的文化精神。例如，神農的後裔，封在河南的焦城。黃帝的後裔，封在山東濟南附近的祝（長清縣）。帝堯的後裔，封在河北的薊（就是清代的直隸順天府的大興縣）。帝舜的後裔，封在河南開封附近的陳（陳州）。大禹的後裔，封在開封附近的杞。殷商後裔的賢人微子，受封在宋。另一殷商後裔的賢人箕子，因獻洪範而被尊為不臣之敬，受封於朝鮮。這些諸侯的分封就國，都是上古與三代的後嗣，並非一律都是周室的功臣，而受到分封的爵賞。這是周朝文、武、周公的德政，也便是中國歷史文化統的精神，所謂“興滅國，繼絶世”偉大的文化思想。其次，周室所分封功臣，從其師尚父（太公呂望）為首，封於齊，周公封於魯等等，所謂“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這樣便是周代分封諸侯而建國的“封建”局面，大有不同於歐洲上古的“封建”制度，如果把東西兩方“封建”不同的觀念，混為一談，必須要加甄辨。而且我們不要忘記，由周初分封建國，直到春秋戰國的七八百年間，中華民族的文字、言語，並未統一，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也各自保有他的傳統，等於我們幾千年的文化，雖然國傢一統，而各地方的風俗、習慣、方言，在其同中也各有其異。所謂“書同文，車同軌”的混同局面，在秦、漢之間，纔得正式完成。
　　因此我們讀周、秦之際的諸子百傢之言，凡有關於道傢學術思想的典籍，大多都如司馬遷所謂：“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便是因為方言的不同，文學的格調沒有統一，所以便被秦、漢以且自稱為儒傢的文人，一筆勾銷，認為不值一顧了。其實，道傢的學術思想，是偏嚮於自然科學理論的成分居多，不像儒傢的學說，是偏嚮於人文思想的成分為主。凡是近於自然科學的著作，必然缺乏文學修辭優美的情調，有關人文學術的，無論如何淺薄，它與文學畢竟不可劃分。道傢“方士”學術思想，以及諸子百傢有關於原始科學理論的學說，就在這個原因之下，被斷送埋沒在“異端”的學術罪狀之中，達兩千餘年之久，我們衹要留心歷史文化的史料，這個問題，就會容易明白。例如比孔子還早一點的管子，在現在所流他的著作之中，不論真假的成分有多少，即使認為十分可靠的幾篇，仔細讀來，仍然不同於魯國文學的筆調，這是代表齊國人文學術思想的一部書，猶如《晏子春秋》一樣，都具有齊國文學的筆調，在另一方面，司馬遷說齊民“闊達多匿知”，莊子在《逍遙遊》上，也提到齊國的學術思想中有一本怪書，叫做《齊諧》，他又自加一句註解說：“齊諧者，志怪者也。”換言之，《齊諧》這本書，是齊國人專門集記希奇古怪的奇譚。由此可見齊民，闊達多匿知”的地方性，是由來如此，因此後來中國文化，用來批判不經之談的評語，便有“齊東野語”的名辭了。其次，例如《墨子》一部書，因為墨翟本人，生活長大在宋國，他受宋國的學術思想影響最深，所以他有類同宗教信仰的崇尚“天志”，而同時又相信鬼神的權能，這些便是受到宋國統，殷人尚鬼、信天、文化等思想影響的關係。至於他有苦節勞形、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學說與作風，那是繼承夏代大禹的精神，可能也有受到宋國的鄰封，夏禹之後杞國思想的感染。當然，我說這些，都是十分可能，而且是有理路可尋的事，並非就是定案，因為生在兩千餘年後的今天，高推古代的情形，時間、空間的環境遷變，絶對已非當時的面目，雖然大傢采用書本的資料作考證，也是不免出於臆測。“盡信書，不如無書”，所以不能完全作為肯定的理由，至於曾子、子思、孟子、荀卿一係列的思想，當然是孔門以後的魯國文化，與魯國文學的正統。其他如老、莊，是南方楚國文化的情調。兵傢著作如孫、吳兵法，是戰國時期齊國的統學術思想，與齊國文學的進步與升華。另如縱橫傢、法傢、名傢等學，大多都是秦、晉之間後起的思想，司馬遷所說：“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雜傢的學術思想，與秦、晉、齊、楚有關，也可以說，便是秦、晉、齊、楚學術思想雜集的迴旋。陰陽傢言，當然就是燕、齊“方士”學術的源流。我們瞭解了這個春秋、戰國文化學術的大勢以後，對於其中如何形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傢，姑且另作講說。其餘如陰陽、兵、農、醫、老、莊、楊朱、墨子、名、法、縱橫、雜傢等，綜錯交羅，互相為用，便成為戰國到秦、漢以前，統統歸入道傢學術思想的範圍了。
　　我們講述道傢的文化學術思想，不厭其煩由周、秦以前，再嚮上溯，大而言之，是為了說明中國文化的傳統淵源，以及追溯道傢文化思想，實為源遠流長的主旨；小而言之，也便是說明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傢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就是說明道傢的文化學術，乃是繼承夏、商、周三代以上，中華民族發源於西北高原的《易經》文化學係。至於戰國前後，變成南方楚國文化的老、莊思想，是其餘波的流蕩而已。自孔子一係的儒傢文化學術，是傳承三代以下，起於中原與東方、北方的《書經》文化學係，到了戰國；秦、漢以前，便成為魯國文化，孔、孟思想的中心，所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統。總之，用於人文社會，有關禮、樂、文教、刑政的學術，儒傢《書經》文化係統，猶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正規軍。用於因應時變，藉以撥亂反正的，道傢《易經》文化係統，纔是出奇製勝的奇兵，這也便是中國文化歷史上有名的“外示儒術，內用黃老”君師之道扼要的說明。
　　（二）戰國時期北方齊魯燕宋的文化背景
　　首先要鄭重聲明，凡是要研究秦、漢以上的歷史文化，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時期的歷史背景。我們粗看起來，周、秦以上文化學術的形態，固然是繼承三代以下的一貫傳統，到了周期，纔算完成建立一個人文文化具體的成型，但是我們總要不忘歷史的發展，不是空中樓閣，無因而來的、當春秋、戰國時期，所謂分封建國的諸侯之邦，因為各有歷史淵源的背景，與地理環境的不同，所以凡是有關構成各國文化的條件，如言語、文字、風俗習慣、政治方式、財經措施、交通形勢等等，大體都是各自為政，並沒有像秦、漢以後的統一。我們衹要大概沒有忘記歷史上的記載，自從秦始皇開始，纔漸使“書同文，車同軌”，纔有廢邦國而建郡縣的統一制度，就不至於把秦、漢以上的地理文化不同的觀念，隨便忽略過去。而且那個時候，所謂中央政權的周天子，他為共主的帝王制度，既不是秦、漢以後帝王體製的形態，也不是三代以前的情形，衹要大傢研究一下三禮（《周禮》、《儀禮》、《記》），便自然會明白了，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專對有關天燕、齊之間“方士”學術來源的問題，因此，先從齊國說起。
　　凡是讀過歷史的，都知道齊國是太公呂望（姜尚）之後。姜太公呂望，是三代以前炎帝神農氏的後裔，到他的時候，已經算是東海上人。他與祖先的傳統文化，與他的學術思想，是屬於周、秦之際“隱士”思想的道傢一係。他在睏窮的環境中，過了幾十年的苦難時間，到了八十歲左右，纔遇到文王，後來以兵謀奇計輔助武王，完成周室革命事業的成功，他是周初道傢學術思想的代表者。周武王為了酬謝他偉大的功勳，封他在齊建國，《史記·封禪書》說：“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但是那個時候的齊國，並不是好地方，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可比，而且還存在着原來的地方惡勢力。所以太公望在受封就國的路上，也有懶得到差接事的意思，好在靠一位旅店的老闆，啓示他一番話，他纔馬上趕去，建立了齊國；當然，這個旅店老闆，也應該算是隱士之流的人物，他到齊國施政的首先要務，便是開發經濟財政的資源，發展濱海一帶的魚????之利，所以我們要講????務財政史，姜太公呂望，應該算是一位祖師爺，至於有關太公呂望的學術思想，在此不必多講，我們衹要研究一下兵傢，與謀略傢所宗奉的《韜略》一類的書，與道傢、兵傢共同推重的《陰符經》等，大概就可以得其眉目了；不管那些典籍是否為後人假托太公之名而著的偽書，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兵傢思想，係出於齊，這是大概不會有問題的。齊國的文化學術，既是秉承大公呂望的道傢學術思想而來，所以他與魯國承周公學術思想的係統，就大有異同了。司馬遷說過，他曾經遊歷過齊國，以他觀察的結果，便說：“自魯適齊，自泰山屬之琅訝，北被於海，膏壤二千裏，其民間達多惹知，其天性也。”他所謂惹知，應有兩種解釋，其一：等於現代語所說有深沉保留的智慧二其二：也可以說富於神秘性的知識。所以戰國時期的“方士”，如名助公卿，諸侯爭相迎緻的鄒衍等人，都出在齊國，秦漢時期的“方士”神仙們，也多數出在齊國。同時因為齊國，自太公望開始，發展了漁業與????務，所以它在春秋、戰國的時期，隱然便是當時中國經濟、商業的中心地區，等於唐代的揚州，清末民國的上海。
　　文化與財經，本來便有不可或分的關係，所以到了春秋時代，便有齊相管仲經濟政治的思想出現，大講其“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屏”的至理名言了。齊國因為經濟的繁榮，文化學術也特別發達，因此而成為諸侯各國之間，彼此文化交流的重鎮，所以戰國時期的名儒學者，大多數都到過齊國，想求發展，猶如現在世界各國學者，多數都想到美國求出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古今中外，如出一轍，這也是賢者難免的事。例如孟子、荀卿，都與齊國有過莫大的因緣，這豈是偶然的事嗎？而且孟子與莊子，都是先後同一時代的人物，他們在學說理論上，都大談其養氣、煉氣的道理。孟子的思想，顯然與曾子、子思以後的儒傢學說，大有出入，孟子在《公孫醜》與《盡心》章上的養氣之談，儼然同於“方士”煉氣的口吻程序，你能說學術思想，可以完全不受歷史背景，與地理環境的影響嗎？因為孟子有養氣之說，與“夫志，氣之帥也”的立論，纔引出宋儒理學家的理氣二元論，如果溯本窮源，放開氣度來看，那麽，對於戰國時期燕、齊“方士”的流風遺韻，便不能不使人為之悠然神往了。
　　至於魯國，人盡皆知是周公的學術思想，是秉承他父親文王的庭訓，集成夏、商以來的人文思想，因循改革而形成周代“鬱鬱乎文哉”的文明。因此，形成魯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學；也是駕凌諸侯各邦之上，因為文學與人文學術，必然是同命的鴛鴦，但自然科學與文學，就會大相逢庭了。魯國的文化學術，既然是周公的直接傳統，在春秋戰國時期，仍以代表周代文化的，衹有魯國算是正統的中心，魯國的諸生，保留魯國的文化，雖然經過秦灰楚火的斷滅，但是還能傳到漢朝立國的初期，可見周公與周代文化的流風遺韻，它的源遠流長，垂諸後世的價值，實在相當偉大。孔子生長在魯國，他由衷地欽佩周公，全盤接受周公的人文文化思想，和魯國的文學詣，但是他是殷人的後裔，他在潛意識中，又承受有殷人崇拜天道的成分。可是，他到底是恢弘博大的智者，他的認識，見解與興趣，都是綜羅多方面的，所以他也崇拜虞、夏的文化思想，因此他有《禮運篇》等所記的感言，提到三代以下文化的變遷跡象，和《論語》上的對話，涉及齊、魯之間的文化關係，而有“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的幾句話；不過，這裏所引用孔子所說的道，可不是道傢的道，他是指人文文化的儒者所宗的仁道，這是不可以牽強附會的。至於他提到當時文化思想的轉變趨勢，由齊一變而至於魯、魯一變而至於道，形成齊、魯文化融會的結果，産生人文文化的仁道之道，那是很好的研究佐證。我們也可由此而窺見文化思想中心地區轉移的趨勢，甚之，對於研究《易經》、《禮記》等有關於儒、道學術思想的通途之學，都可求出它在文化歷史上演變的關鍵。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便是燕國文化思想的根源了，因為歷來提到道傢的“方士”，很自然的，就會聯想到燕、齊之間，在戰國時期，突然出現許多“方士”的問題。燕國，在周朝，是處在北方窮邊的地區，古代幽燕並稱，往往用來表示北方邊境的稱號。燕國，是周初分封諸侯而建國的，他是與周同姓召公爽之後。召公在周代的歷史上，流傳有名的甘棠樹下聽政的美德，成為歷來政治上歌頌與效法的榜樣，我們可以想見召公有豁達大度的胸襟，和慷慨不羈的風度，他是一個具有政治道德的大政治傢。他的德化與政風，加上燕國的地理環境，因此便造成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在戰國時期，就成為産生遊俠、刺客的名都了。遊俠是隱士的化身，任俠使氣，與道傢“方士”的煉氣、煉劍等方術，又是不可分傢的技術。又加燕國的地理形勢，本來就與齊、晉交雜相錯，所以他們吸收融會齊國的學術思想，那是順理成章的必然趨勢，司馬遷作燕世傢的結論，便說：“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災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矣．”瞭解了燕國歷史地理的環境，那麽，對於燕、齊之章多“方士”，燕、趙之間多快上的原因，也便可以瞭然於胸了。
　　再次，我們附帶地一談宋國，便可以瞭解戰國時期陰陽與天道思想發展的成因，以及後世道傢認為也是神仙的墨子，和他思想的來源了。宋國，是在周初分封諸侯而建國的時候，因為周室秉承中國傳統文化“存亡興滅”的至德，為了尊崇殷商的後裔，便封殷的賢人微子在殷的故墟，宋國因此而建國，同時，也因此而保存殷商文化思想的部分陳跡。殷商的末代皇帝紂王，固然殘暴雨不仁，但是，殷商的文化，也是中國上古文化演進中的主流，確是源遠流長，《尚書》所保留的一篇《洪範》，便是留下殷商文化思想的一部分精神。殷人的文化，具有濃厚的宗教氣息，他們崇尚天道、相信鬼神，而且將陰陽、五行的學說上神秘的外衣，拿他與天道、鬼神並論，或者以陰陽、五行做為天道、鬼神的註解，那是生有自來，統悠久，在段人的心目中，是牢不可破的；一變再變，因此形成後來道傢“方上”陰陽學說的一係。它與杞國一樣，在春秋時期，都有保留他們祖先文化一部分的傳統。歷史所載，武王革命建國以後，將近百年間，還有殷的頑民，並不十分降順，由此可以想見上古氏族宗法社會的精神，與信仰的力量了。孔子為了研究殷商文化，曾經到過祖籍之邦的宋國，雖然他很遺憾，感嘆來國有關於殷商文化的文獻資料，已經無法找到，然而他對於《易經》乾坤之理的瞭解，以及他對於天道與鬼神觀念的思想，多少還是受了殷代文化的影響。”至．於墨子類同宗教觀念的思想，如相信天有意志，相信鬼神有奬善罰惡的權能等等見解，那完全由於他生活長大在宋國，承受殷人崇尚鬼神的文化思想所致，同時他著作的文字章法，既不同於魯國文學，如孔子、孟子的文章，而且也不同於齊國文學，如管子的文字，近世有人懷疑他是印度人，或來自中東的阿拉伯人，那是可資疑笑的一得之見，未必可徵以為訓。
　　此外，在戰國時期，秦、晉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環境，便孕育出法傢、名傢的學術思想，以及産生縱橫傢捭闔權詐，造成謀略之士的溫床。鄭、衛介乎大國之間，環境促使頽廢，富於風流浪漫的文學情調。齊國由於太公呂望道傢思想的影響，又受時代的刺激，便多産生軍事哲學思想，與軍事學術的兵傢。凡此等等，所謂春秋戰國諸子百傢文化思想的根源，都是各有因緣，互為影響，並非無因而生，籠統一律的。
　　由於前面的簡介，我們簡單地分別舉出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文化學術思想的淵源與環境，何以後來會造成這些學術思想，一變再變，融會交流，就統統人於道傢？那是秦、漢時期的時代趨勢，現在還來不及為它作結論。我們前面所說的，也衹是列舉當時的情勢，由中國西北部的秦、晉以下，直到東部齊、魯、燕、趙、宋的文化大勢，歸納起來，都屬於當時黃河南、北的文化區域，勉強可以叫它為春秋、戰國時期，北方文化學術思想的概略。可是必須不可忘記的，這個時期的中國文字和言語，猶如諸侯邦國一樣，並未統一，所以我們要讀秦、漢以上，諸子百傢的書，便需要留心瞭解當時著作的方言音辨，以及地方術語，與不同章法的文字結構的形式，纔會清出眉目，大致不會致于盡信書，反被書瞞的過失。可惜後世讀書的人，多半都受我們偉大的聖人孔子的著作文章所影響，所以多以魯國文化的文學觀點，來衡量其他諸子的著述，因此便疑情大起，處處力加否定。殊不知這樣讀書，已經忘記了當時歷史文化的背景，與當時地理環境的異同了，如果一律納入於魯國文章與學術思想的標準，真有迷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的過錯，雖然畢生力學，極盡疑猜考證的能事，而學術見解異同的爭端，永無休止，實在使人有低徊惆悵，傷感這個斷送一生的牛角尖之可怕了。
　　（三）戰國時期南方楚國的文化思想
　　已經講過春秋、戰國時期北方文化，與道傢方士學術思想的大勢，現在再來討論當時南方楚國的文化思想，我們需要透過這個關鍵，便可瞭解老子、莊子所代表的道傢思想的背景。同時，我們不要忘記，楚國在春秋、戰國的時期，不但有它獨成一格的文化係統，而且國勢與力量的壯大，也是與時俱增的，到了戰國末期，足以與秦國抗衡的便是楚國，後來雖然被秦滅了，而楚南公的預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並非是無因而發的，結果亡秦的，果然都是楚人。在那個時期，楚是一個新興的力量，它的文化學術思想，與南方好強的民風，都是富有青春新生的氣息，比之文化統悠久而古老的杞、宋，實在不能相提並論。它與齊國有過密切的聯盟，更有過文化的交流，齊國不若魯國的保守，所以齊、楚兩國在政治、外交、軍事的關係上，一直都有聯繫，因此聯帶而有文化學術思想的交流，那也是必然的趨勢。
　　楚國，在周成王時，纔受封有子男之田，本來微不足道，它在春秋戰國以前，因其祖先不滿周室的輕視，便開始自稱為南面王。正當北方多故，中原多事之秋的夾縫中，坐以長大，由此漸漸建立而成為大國，便造成後來在戰國末期，有舉足輕重的勢力。雖然他的立國稱王，並不如齊、魯、晉、鄭那樣的順理成章，但是他祖先的來歷，的確是大有來頭的。他們是帝顓頊高陽之後，高陽是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在帝嚳的時代，曾經命其祖先重黎做過火正，住在南方的祝融，後來因為命他徵誅共工，沒有完成使命而受到誅戮，因此，便由其弟吳回繼承其後，這便是他上古傢世的簡歷。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個兒子。因為他的夫人是難産，所以這六子都是剖腹而生的，其中的老大，叫昆吾氏，在夏代，曾經做過侯伯，地位相當崇高。老六，叫季蓮，芋姓，楚國便是他的後裔。在周文王時，他的祖先鬻熊，曾經做過文王的老師，而且鬻熊的兒子，曾經跟文王作過事。司馬遷說季蓮一係：“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記其世。”最有趣的，是其中的老三，叫彭祖，他在段朝，也作過侯伯。據說就是孔子、莊子他們所提過那個長壽八百歲出名的彭祖，也就是後來道傢神仙們所推崇的彭囗，孔子曾經引他來自嘲說：“竊比於我老彭”。莊子說他：“以久特聞”。換言之，就是說他是活得特別長久而聞名的上古名人。我們瞭解了楚國的傢世以後，知道它在戰國時期的各國世傢中，實在是極其神秘，而且是最富有奇性的世傢。
　　因為楚國是春秋、戰國時期新興的南方諸侯，而且不滿周天子對它的微薄，早已有不臣之意。它不受約束地逐漸擴張土地，自立規模，並且隨時有問鼎中原的意圖。春秋時期，第一霸主齊桓公稱霸的時候，有第一流的政治傢管仲為輔，可是對於楚國，也衹能分庭抗禮。訂盟而去，還不敢輕櫻其鋒。正因為楚國是新興的年輕國傢，它的文化思想，沒有太多的傳統壓力，所以它在學術思想方面，也很年輕而富於飄忽的氣氛，因此而産生言語文字與北方大有異同的楚國文學，處處具有飄逸、空靈、而富於情感，於是連帶它們的學術思想，也如文學一樣，磅礴不羈，思想新穎。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楚國的文化，仍然具有它祖先祝融後裔的承，遠紹五帝之首，黃帝學術思想的餘風，加上南方地理環境的關係，有滾滾長江，與滔滔漢水的天險，阻住了北方的勢力，有無數未經開發的深山峻嶺，處處富有神秘而好奇的誘惑，於是在春秋、戰國期間，有老子、莊子等道傢，屬於南方楚國係統的文化思想，便應運而生了。老、莊的文辭格調，與後來屈原的《離騷》，都是楚國文化同一類型的文學，至於有關老、莊思想，由傳統道傢與南方文化思想結合的問題，就在老、莊的書本中，到處可見，在此無暇多談。
　　總之，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討論齊、魯、楚、宋等文化的淵源和關係，都是為瞭解决歷史上所慣稱的燕齊之間方士的學術思想，並非是戰國時期，無因而生，突然而來，實在是從上古傳統文化的演變而成的。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前一章回   後一章回 >>   
前言佛學與中國文化的因緣佛學內容簡介
禪宗概要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文化教育的精神道傢學術思想與黃老、老莊的淵源
隱士思想與道傢方士的學術與道傢關於道傢方士學術思想的淵源
道傢與道教學術思想的內容漢魏以後的神仙丹道派道傢與道教宗祖人物思想的略論
道教道傢及道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的教育精神《禪與道概論》後語

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