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9日上午8时24分，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医院辞世。上午9时许叶老家人从医院电话告诉了我这个巨大的不幸消息。至善、至诚他们上午在医院，中午我去了叶家。
我想尽快将这个噩耗告诉远在上海的巴老和同在一个城市里的冰心老人。我熟知他们三人之间的纯真而深厚的友谊。我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我很担心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会给两位老人带来精神上的强烈刺激。我有过这方面的体验。我也有过大好消息引发冰心心脏病发作的经历。1985年1月，第四次全国作代会选举出了主席、副主席，冰心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大会，她嘱我要及时告诉她选举结果。当选举结果一公布，我就去电话给她，我说：“巴老票第一。”当我回答她的仔细询问时，电话中突然传来冰心女儿吴青的声音，“不好了，娘心脏病犯了！快快，叫急救……”幸好抢救及时，冰心安静地入睡了。那次险闯大祸的余悸，长久地使我感到后悔。
叶老逝世的消息是瞒不住的。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肯定会公布。这天恰巧是大年除夕，上午我给巴老拍了个贺电，祝他“龙年健康、快乐、长寿！”中午又和小林、吴青通了电话，我们商量好，尽量做到使两位老人感到不突然，甚至想到如何让他俩今晚不看“联播”节目。
巴老和冰心都有看“新闻联播”节目的习惯，他俩从“联播”中听到了叶老的消息。巴老连团圆饭也顾不上吃，忙叫小林给叶家挂电话，亲自向叶老长子叶至善、次子叶至诚问候。冰心晚8时在电话中问我：“老巴那边，你去过电话了吗？”我说：“已经给小林去过电话了……”
巴金在口授唁电中说：“病中惊悉叶圣老逝世，不胜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师，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巴金 1988年2月18日”。
1986年，巴金在《我的责任编辑》中，记述了他与叶圣老的友谊。巴金在文中说，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是经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他还是“我的老师”。
我记起了“文革”结束后，他们之间交往中的几件事。
1977年11月初，下班后，我从《人民文学》编辑部到对面叶家去看望叶老，叶老正坐在客厅沙发上。他高兴地说，我刚给巴金写了首诗，祝贺他恢复了写作，发表了作品。1977年5月25日《文汇报》副刊发表了巴金在“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这封信约五千字，一开头就诉述了自己在“四害”横行中的遭遇，他说：“过去我只能在书中读到的或者听见人讲过的一些事，现在我都亲身经历了；有些事则是过去我想不会有的，而现在我的朋友终于遇到了的，如杀人灭口、借刀杀人之类。十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说你翻案。连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句简单的记事，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常常改了又改，改了再改，而终于扯去，因为害怕连累别人。我知道我只有隐姓埋名地过日子，让人们忘记，才可以躲开黑帮们的大砍刀。他们用种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对付我，处心积虑要使我以后永远不能再拿起笔。”巴金的《一封信》激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同时也赢得他许多老友的同情。叶圣陶不但几次写信，还从北京寄赠巴金一首诗，辞意恳切，纸短情长。叶老从卧室里拿出这首诗给我看。诗云：“诵君文，莫记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1977年11月2日”。叶老指着其中“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这两句对我说，我同巴金各住一地，平日交往并不多，但我常想念他，有机会就想见到他。叶圣陶对巴金的赞颂，使巴金感到温暖，他觉得“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他在这一年11月7日给叶圣陶写信说：“收到您给我写的字，十分感谢。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想起五十年中得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老师对我的鞭策。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巴金还问起叶老的眼病是否已经痊好，同时他还听说，叶老的听力有些衰退，巴金希望叶老对自己的身体多加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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