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 》 梁启超传记   》 时务学堂激风云      落榜生5 La Bangsheng

　　在《中外纪闻》、强学会、《时务报》的宣传影响下，在湖南长沙周围聚集了一批爱国维新志士。陈宝箴、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具有开放思想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
　　陈宝箴，自1895年调任湖南巡抚以后，以开化湖南为己任，推行新政，办新学会、不缠足会，筹办航运，修建马路，设立工厂，建立新学堂。陈宝箴接触过许多西方新思想，新技术，具有一定的维新倾向，较为支持湖南的维新派。1895年的公车上书给他以强烈震撼，康梁的维新思想深深吸引了他。为了传播新思想，推行新政，陈宝箴甚至用官费订购《时务报》传读于各衙门中间，活跃了湖南政界的思想，使得湖南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然而，当时的湖南守旧势力仍然强大，陈宝箴的新政并非畅通无阻，以王先谦为代表的顽固势力阻挠改革。为了宣传封建礼学，王先谦上书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请求创办时务学堂。陈宝箴并不了解王先谦的本意，为了培养革新人才，推动湖南变法维新，开通湖南风气，便欣然同意。由于陈宝箴的直接干预和维新高潮的影响，时务学堂成为中西并重的新式学堂。教授工厂企业的管理文化，而且毕业后还可以出国留洋，因此招生规则一经颁布，学生报名踊跃，一时成为湘江之畔的一道风景。
　　在这样的环境下，梁启超来到了湖南，来到了时务学堂。到湖南之前，康有为等专门到上海和梁启超商讨办学方针，二者产生了异解，康有为认为应采劝缓进法”，毕竟民智未开，火候过大，会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扰。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已集病甚久，需得猛药才能医救，彻底改革，才能唤醒沉睡的民众。由于康有为的见解并不坚定，因此梁启超进湘后，激进的教学法引起了轰动。
　　1897年10月，梁启超抵达长沙，广东“神童”、《时务报》主编来到长沙的消息轰动了湖南各界。蔡锷、林锡圭等四十名学生听到后欣喜若狂，湖南官员、各书院师生亦纷纷目睹梁启超的风采。梁启超以激进的思想，超人的智慧，优雅的风度征服着湖南的思想言论界。第二天，时务学堂在曾忠襄祠举行公宴热烈欢迎梁启超，参加公宴的有黄遵宪、江标等官员与各地方教习、绅士等社会名流。
　　公宴上，熊希龄致欢迎辞。随后梁启超发表演讲。演讲中，梁大谈治学方针，强调“以湘之才，用粤之财”，来拯救中国。这些言论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听者摇头惊讶，怀疑其可行性，更多的人报以掌声。根据时务学堂培养人才之要求，梁提出“立志”、“养心”、“治身”、“穷理”等《学约》十章，传授学习方法，明确学习目的。梁启超制订的学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容崭新，说理深透，使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求变图强，成为维新变法的人才。
　　时务学堂重思考，重实践，提倡自由讨论，学生变得思维活跃，激进，学术氛围浓厚。梁启超的到来带来了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使时务学堂成为维新运动人才的摇篮。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批评君重民轻之说。大倡反满革命思想，使一些热血青年意气风发，成为维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大批维新志士从时务学堂走向社会，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当时，梁私下摘佣明夷待访记》、《扬州十日记》，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制，直接揭露清朝的血腥罪恶，激起人民的反抗精神。梁启超当时风华正茂，在时务学堂这个自由的天地里，肆意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可谓酣畅淋漓。能够淋漓尽致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传播自己的思想，无拘无束地展示才华，这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可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福。此时，《湘学报》、《湘报》等开始发行，给梁启超又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
　　在解答学生的问题时，梁启超指出强国需要限制君主权利，则需开议会，而议会之开，需广人才、建学校，即为开民智。“强国以议会为本，议会以学校为本”。这就是中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关于服饰问题，梁启超这样回答道：“衣服虽末事，然切于近身，故变法未有不变衣服者。” 可见当时梁启超对改革的急切与彻底。这些使得时务学堂学生思想发生重大改变，极大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
　　当时时务学堂的教授还有谭嗣同、唐才常，他们的教学内容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给学生的触动不校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象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传。于是整个湖南哗动，从省城到乡村，没有地方不惊之为奇，整个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引起以王先谦为首的守旧派极大恐慌。守旧派指责梁启超一干谣言惑众，伤风败俗，“忤逆连篇累牍，乃知志在谋逆。” 所教之学违背伦理，误人子弟，不啻为百十俊秀，焚而坑之。在守旧派看来，时务学堂则成了培养邪恶势力的阵地。
　　梁启超在湖南不仅教学于时务学堂，指导各种报社、学会工作，同时也为湖南的维新运动出谋划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行新政。他认为湖南应办之事应该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如果三者能够实现，则湖南维新大业必定能够成功。梁启超把湖南当作一个维新基地来建设，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1897年，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劝湖南自立自保，应付他日大难到来，并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谈论自立后应当著手开办之事。这当然不能被陈宝箴等接受并采纳，并且引起了湖南旧势力的恐慌。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派官僚随后开始了对梁启超等的迫害，梁启超等景况险恶，生命受到威胁。最后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不得不辞退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等人，使他们相继离开了湖南。不久梁启超由于大病也不得不离开这片培养维新人才的沃土。此时，西方列强蓄谋瓜分中国，为救国救民，康有为等在北京建立了保国会，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尽管梁启超他们最终离开了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作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成为了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革、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培养出一批如蔡锷，秦力山等一批日后中国著名的改革家。梁启超的汗水浇灌了美丽的花朵。正像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描述的那样：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
　　起，小学会尤胜。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衔，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书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志士之志不可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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