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外国读者对中国过去的四十年历史不熟悉，那么本人恐怕也很难使其懂得，在那四十个灾害频仍、国家动荡的岁月里，身为掌舵之人的皇太后陛下应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耐心、意志和政治智慧才足以驾驭大清帝国这艘庞大的龙舟？本人在此稍举以下一事，通过此事读者足以对皇太后陛下的伟业做一个管中窥豹的了解。1861年，当皇太后陛下与已故的东宫慈安太后一道（众所周知，后者没怎么承担实际的治国工作）为辅佐同治皇帝陛下而垂帘听政的时候，帝国统辖的内地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个省份正惨遭叛乱的太平军与捻军的蹂躏。皇太后陛下既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又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并以此激发御下大臣的忠勇之心，使其鞠躬尽瘁，尽效犬马之劳。同时，她还唤醒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辅助她这个照顾着幼主的可怜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各级乡绅们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以其拳拳赤子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Moriamur pro rege，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最终，皇太后陛下得以消弭可怕的叛乱，使整个国家逐渐恢复到往日正常与和平的状态，实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在前文中我已经谈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我曾阐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统治阶层以及士大夫们因忧心国事而产生了极度的耻辱感和绝望感，这是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源头。从这场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到它突然急剧泛滥，正如我曾说的那样，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倾向和形形色色的论调，在中国统治阶层中，甚至还一度存在过因不同派系之间互相倾轧而几乎导致政府崩溃、帝国瓦解的危险。让人称奇的是，正如在所有国家都发生过的政治危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偏执顽固的极端保守派（或称法利赛派，典出《圣经》），出于彻底的绝望，悍然加入到——更确切地说，是任用了——肆无忌惮的“过激派”（或称“税吏和罪人派”，与“法利赛派”一样，典出《圣经》）中去了。所谓的“过激派”人士则把大清帝国这架精密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管理工具搞得一团糟。皇太后陛下获悉这一情况后，不得不放弃多年来一直为她所渴望且极其需要的退隐的休养生活，站出来帮助皇帝陛下收拾残局，重新料理国政。现在，人们都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应付风雨如磐之时局的：皇太后陛下是一个天赋异秉的老练的政治家，她凭着自己那明晰和敏锐的洞察力一眼就探知，在现存所有的政治危机中，两大派别中对于国家有最大之危害的，在于那些极端的偏激狂。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出手，给两种极端的偏激派——极端保守派和过激派的首领以迅速、严厉而果断的打击。她褫夺了翁同龢的一切头衔，不过，总的说来，皇太后陛下对其所做的处置还算宽大——这与其说是她仔细掂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出于同情朝廷老臣的恻隐之心。她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申明朝廷对其将永不叙用。至于寡廉鲜耻的“过激派”的年轻头目康有为及其党徒，皇太后陛下认为对这些过激分子中表现最为恶劣的人要大加刑戮，以儆效尤，事实证明她这么做是有必要的。此外，皇太后陛下还通令全国，追捕余下的在逃犯。因此，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她就控制住了局势，重新成为帝国的女主人，使国家渡过了危机。
自从这场我所努力描述的危机过去之后，皇太后陛下已经避开了一切极端的道路，她明智且始终如一地坚持其稳健和通权达变的执政风格，在中国的统治哲学中，这叫做“允执厥中”之道。作为帝国政府的最高首脑，她懂得自己应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所以无论她在个人情感上可能同情哪一方，都宣布不许结党营私，即她既不排外也不会媚外，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如果非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话，归根到底，我倒倾向于认为她的思想更接近主张“进步”的一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任何一张有关各省高级官员任用状况的名录上推断出来：在选用朝廷和地方官员方面，她按照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结果而因材施用。因此，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大人与袁世凯这样的洋务办理者，以及保守的徐桐、李秉衡、刚毅、赵舒翘等人，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是冰炭不同器，但在皇太后陛下的指挥棒下却都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仅此一点，便可表明皇太后陛下的统治手段是多么灵活，其心胸是多么宽广，她在事情的判断和策略的使用上又是多么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