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连成贴演《二进宫》一剧，是金丝红的杨波，小穆子的徐延昭，我的李艳妃，在当时有相当的叫座力的。不过金丝红的嗓音常哑，一个月里倒有半个月不能工作，后来贯大元参加进来，也唱杨波。
小益芳是林树森的艺名，我同他唱过《浣纱记》。以后他就南下到上海搭班。我到上海演唱，又常常跟他同台表演。他饰《抗金兵》里面的韩世忠一角，声调高亢，工架稳练，最为出色当行。
律喜云是喜连成的学生，小生律佩芳就是他的哥哥。他和我感情最好，他学的是青衣兼花旦，我们合演的机会最多，如《五花洞》、《孝感天》、《二度梅》等。两个人遇到有病，或是嗓音失调时，就互相替代。可惜他很早就死了，我至今还时常怀念这位少年同伴呢！
那时各园子都是白天演戏。我每天吃过午饭，就由跟包宋顺陪我坐了自备的骡车上馆子。我总是坐在车厢里面，他在外跨沿。因为他年迈耳聋，所以大家都叫他“聋子”。他跟了我有几十年。后来我要到美国表演，他还不肯离开我，一定要跟着我去，经我再三婉言解释，他才接受了我的劝告。等我回国，他就死了。
北京各种行业，每年照例要唱一次“行戏”。大的如粮行、药行、绸缎行……小的如木匠行、剃头行、成衣行……都有“行戏”。大概从元宵节后就要忙起，一直要到四月二十八日才完。这一百天当中，是川流不息地分别举行的。我在“行戏”里，总唱《祭江》、《祭塔》一类单人的唱工戏。因为分包关系，非把时间拉长不可，各人只能派单出的戏。分包赶戏的滋味，我在幼年是尝够的了。譬如馆子的营业戏、“行戏”、“带灯堂会”（带灯堂会是演日夜两场戏），这三种碰巧凑在一起，那天就可能要赶好几个地方。预先有人把钟点排好，不要说吃饭，就连路上这一会儿工夫，也都要精密地计算在内，才能免得误场，不过人在这当中可就赶得够受的了。那时萧长华先生是喜连成教师，关于计划分包戏码，都由他统筹支配，有时他看我实在太辛苦了，就设法派我轻一点的戏；钟点够了就让我少唱一处。这位老先生对后辈的爱护是值得提出来的。
我赶完台上的戏，回家还要学戏。我有许多老戏，都是在那时候学的。每年平均计算起来，我演出的日子将近三百天。这里面除了斋戒、忌辰、封箱的日子以外，是寒暑不辍，每天必唱的。这可以说是在我的舞台生活里最紧张的一个阶段。
前清时代，北京的各戏馆，一向规定不准带灯演戏。民国初年还是一贯地保持着旧的习惯。我们戏剧界有几位前辈们，就想来打破这重难关。先拿“义务”名义，请准演唱夜戏，其实集合许多名角大会串一次倒是他们的目的。所谓“义务”，不过随便借用一个学校之类的筹款名义，表示跟普通营业戏的性质不同，避免禁令的约束。这也可以看出在那种封建淫威下面，戏剧界业务上不自由的情况，才只得想出这种名不符实的办法来应付当时的环境。从这义务夜戏唱开了端，才渐渐地把不准演夜戏的旧习惯、旧脑筋改变过来。进一步就连戏馆的营业戏也普遍地都演夜戏了。
沪上成名
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
在民国三年的秋天，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许少卿到北京来邀角。约好凤二爷（王凤卿）和我两个人。凤二爷的头牌，我的二牌。凤二爷的包银是每月三千二百元，我只有一千八百元。老《武家坡》，梅兰芳饰王宝钏实说，那时许少卿对我的艺术的估价是并不太高的。后来凤二爷告诉我，我的包银他最先只肯出一千四百元，凤二爷认为这数目太少，再三替我要求加到一千八百元。他先还是踌躇不定，最后凤二爷说：“你如果舍不得出到这个代价，那就在我的包银里匀给他四百元。”他听了觉得情面难却，才答应了这个数目。
我那年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还没有离开过北京城。一个人出远门，家里很不放心，商议下来，请我伯母陪着我去。茹莱卿先生为我操琴，也是少不了他的。另外带了为我梳头化妆的韩师傅（即韩佩亭）、跟包的“聋子”（宋顺）和大李（先为梅雨田拉车的），由许少卿陪我们坐车南下。到了上海火车站，丹桂第一台方面派人在车站候接。我们坐了戏馆预备好的马车，一直到了望平街平安里许少卿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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