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遇乐》（以下俱见《全宋词》）
善写都城繁华的柳永，词中所记的元宵节，也都在都城汴京：
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龙凤烛、交光星汉。……向晓色、都人未散。
——《倾杯乐》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更阑烛影花灯下，少年人、往往奇遇。
——《迎新春》
王安石在诗中也曾多次提及皇城元宵夜的盛事：
正月端门夜，金舆缥缈中。
——《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
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上元戏呈贡父》
《宋史·礼志》也记载：每年元宵时分，“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苏轼自己的诗，元祐年间，苏轼在汴京，曾写过一首《次韵王晋卿上元侍宴端门》，前四句说：
月上九门开，星河绕露台。
君方枕中梦，我亦化人来。
“化人”之语，出自《列子·周穆王》：“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居亡几何，谒王同游。”苏轼在诗中，不仅说驸
马王晋卿的生活犹如南柯一梦，
自己也是流亡之魂，不期而归。
在这种心情之下，夜里追忆旧
人，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元祐年间苏轼五十多岁，忆旧之诗作于此时，四十年前，当是少年之际、十余岁时的事情。
即便那诗作得更晚，也晚不过元祐八年（1093），因为从那以后，他就被贬出京、流落岭南了。元祐八年苏轼五十八岁，“四十年前”仍是他十八岁以前的事情，由此益发证实这位相约于山间寺庙中的异性“故人”，决不会是他十九岁才明媒正娶的王弗。
据此，前面列举的《东园丛说》中所谓“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一夕来奔，苏公……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说，在苏轼本人的作品里又得到印证；而“一夕来奔”之“夕”，与苏轼诗中、梦中“元夕”，好像也是不无关系。
按照《东园丛说》的说法，也许正是十八岁之前的某个“情人节”（元夕），少年苏轼向与他认识良久的“故人”发出告别之语。
关于苏轼与那“豪右之女”的离合聚散，与雷简夫之间的恩恩怨怨，如今只能在小说中发挥想像、加以补足了。仅就以上史料而论，苏轼少年拒婚、逃婚既是足以成立的事实，也完全可被今人理解；即便他与那女子有过一段接触、甚至曾有过恋情，也应在意料之中。苏轼那时毕竟是个少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一开始就能洞察父亲挚友雷简夫的言行，倘若住在相邻的雷氏之女真在“一夕”向他表达爱慕，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情窦初开的苏轼一开始就有拒绝的能力和勇气。
然而，贪婪之人掩饰得再得体，总有露出肮脏手脚的时候，极为豪侈的生活便是肮脏行为的注脚。苏轼兄弟所接触的雅州其他朋友、尤其是苏轼的道友、山林中的老师，决不会三缄其口，而雷简夫之父雷有邻的乱伦之事，早已不是秘密。也许急于用世的苏洵当时会忽略这些，他甚至认为苏家如能与雷家联姻，那对自己和儿子们都是好事。可是年少聪慧、在母亲影响下极重名节的苏轼，一旦觉察就如蝇在口，难以忍受，所以他才要“逃窜山林”，因为那里有隐者、有他的学道师友。
苏洵一开始觉得很没面子，定曾大加光火、要侄子们帮他将苏轼逮回来。所以苏轼才有婚宦过程中“父兄所强”的深刻记忆。“父”之所强的是婚姻，“兄”之所强的是要百般将他从山林中拉回来。
爱女八娘因自己所包办的婚姻不幸惨死，是苏洵转变的关键。这一年苏轼正好十八岁（有关此事，笔者将在苏轼的“家世篇”详细解读）。
少年苏轼为了逃避婚姻而躲进山林，眉山多处山寺都有他的遗迹便是最好的注脚。起初所逃的地方是处于雅州回眉山途中的连鳌山和三峰山，后来又辗转逃到南面的青神。
尽管苏辙那时更小，可“双凤”一词，显然也包括他。苏辙向来都是哥哥的“车辙儿”，但那时他没和兄长一起逃跑。一如陆游等人所言，苏辙对与雷家交往的事终生忌讳，由于他的个性比乃兄严谨，至今尚未露出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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