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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漢後期及東漢的散文和辭賦
遊國恩 You Guoen
第一節 西漢後期的散文和辭賦
西漢後期的散文，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桓寬的《????鐵論》。這是一種政論文。公元前八一年，漢昭帝召集全國文學、賢良六十餘人與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討論????鐵國營和酒類專賣等問題。桓寬根據這一次會議的文獻進行了加工和概括，成《????鐵論》六十篇。它保存了許多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也反映了當時一定的社會面貌。在形式上它是散文的新發展，以"文學"、"賢良"為一方，以"丞相"、"御史"為另一方，進行辯論。在論辯過程中，雙方互相詰難，使論點不斷深化。他們有時是從容不迫的說理，如《取下》篇作者連用了十幾個"不知"把統治者和廣大階層人民的生活作了鮮明對比，行文整齊而有變化，疏朗中又見細密，具有一定的表現力量。有時則是緊緊抓住對方論證的弱點，或以尖銳精密的語言猛擊對方，或用生動的比喻以突出對方論證的鄙陋，都給人以較深刻的印象。《????鐵論》是西漢後期政論文的代表作品，它從現實問題出發，針砭時弊，頗中要害，並保持了前期政論文渾樸質實的特點。
宣帝好辭賦，他仿效漢武帝故事，召緻了不少辭賦傢，有王褒、張子僑、劉嚮、華竜等。他們的作品大都為歌頌帝王的田獵、遊樂和宮館而作的，現在大都失傳。這時，除歌功頌德的大賦外，一種"辯麗可喜"，"虞說(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大量出現，作品現亦大都不存，《文選》中保存的王褒《洞簫賦》，可見一斑。
和王褒、張子僑等一起嚮宣帝獻賦的劉嚮也是西漢後期著名的散文傢和今文派經學家。嚮字子政(初名更生)，漢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交的玄孫。他在元帝時代，眼見外戚宦官弄權，皇室衰微，國政日非。因此，他曾數次以今文派的"經術"，解釋災異和當時現實政治的關係，上書皇帝彈劾外戚宦官，曾兩次入獄，被廢多年。成帝即位，又被起用，並受詔校五經秘書，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嚮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嚮散文保存下來的主要就是這些奏疏和校書的敘錄。他的散文用意深切，但辭淺理暢，平易近人，在舒緩的敘述中流露了作者匡救時弊的熱情。
劉嚮編著的《新序》、《說苑》，引用了大量先秦的經傳子史中以及流行於民間的故事、傳說和寓言，基本上是舊文，有些經過了加工剪裁。其目的是為了利用這些進行封建倫理的說教，但其中有不少意味深長的寓言故事，如《新序》中載的葉公好竜：
葉公子高好竜，鈎以寫竜，鑿以寫竜，屋室雕文以寫竜。於是天竜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竜也，好夫似而非竜者也。
這個故事生動地刻劃了喜尚空談，不務實際的封建地主階級士大夫的虛偽面貌。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引了這個故事，用以比喻反動派口談革命，實際上則是畏懼革命、反對革命。這個比喻是親切的，有說服力的。此外如孫叔敖、醜女無????(見《新序》)等故事也都耐人尋味，是魏晉小說的先聲。
揚雄(前53-18)，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辭賦傢。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年輕時極好司馬相如的賦，"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後有人稱頌雄文似司馬相如，被成帝召入宮庭。他侍從成帝祭祀遊獵，作了《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四賦都歌頌漢朝的聲威和皇帝的功德，又處處仿效司馬相如，使辭賦創作走上了模擬因襲的道路。但他的賦還是有自己的特點的，如《羽獵賦》、《長楊賦》都還寫得比較流暢，有氣魄。揚馬並稱，說明了在辭賦發展中揚雄還有一定地位。他無心仕進，在成、哀、平三世始終是一個黃門郎，生活比較窮苦。但他不慕榮利，自甘淡泊，埋頭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又作《解嘲》一文，指出統治者用刑罰、詩書禮樂、舉士制度來束縛士人，而士人衹圖仕進，依然"雷動雲合，魚鱗雜襲，鹹營於八方"。結果是庸夫充斥，奇異之士不見容，"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辭：是以欲談者捲舌而同步，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因此他采取了"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處世態度。《解嘲》縱橫馳說，善為排比，辯鋒頗銳利，雖受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
揚雄晚年認為辭賦是"童子雕蟲篆刻"，無補於規諫，又"非法度所存"，這正是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中指出漢賦的根本弱點，並由此提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看法。他看到了詩賦"麗"的特點，但他反對"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失去諷諭的作用，而要求辭賦合於諷諭的正道，即所謂"則"。這樣的文學觀點在當時是較有進步意義的。
第二節 班固的漢書及東漢其他歷史散文
司馬遷開創了紀傳體的歷史學，同時也開創了傳記文學。由於《史記》的傑出成就以及它的歷史記載截止到漢武帝時代，後來就有不少文人學者如劉嚮、劉歆、揚雄、史岑等皆綴集時事來續補它，但大都文辭鄙俗，不能和《史記》相比。班固的父親班彪有鑒於此，乃採集前史遺事，傍貫異聞，著"後傳"數十篇。"後傳"仍是遞續《史記》的，不能獨立成書，但它成為班固著《漢書》的重要基礎。《漢書》獨立成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同樣對後代史學和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舊時史漢、班馬並稱，是有它的一定理由的。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人。幼年聰慧好學，"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十六歲入洛陽太學，博覽群經九流百傢之言，"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頗為當時儒者所欽佩。二十三歲，父班彪死，還鄉裏三年。明帝永平元年(58)開始私撰《漢書》。五年後，有人上書明帝，控告他私改國史，被捕入獄。弟班超上書解釋，明帝閱讀了他著作的初稿，不但沒有懲罰，反而對他的才能十分贊許，召為蘭臺令史。過了一年，升為郎，典校秘書，並繼續《漢書》的編著工作。經過二十餘年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一部分"志"、""是在他死後由妹班昭和馬續續成的。章帝時，班固升為玄武司馬，與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於白虎觀，撰成《白虎通德論》。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出徵匈奴，班固為中護軍，隨軍出徵。竇憲得罪後，牽連到班固，入獄死，時年六十一。
《漢書》在體製上全襲《史記》，衹改"書"為"志"，取消"世傢"，並入"列傳"。有十二本紀、人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它敘述自漢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斷代歷史。
班固出身於仕宦家庭，受正統儒傢思想影響極深，因此，他缺乏司馬遷那樣深刻的見識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來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特別由於他奉旨修書，所以《漢書》雖多半取材於《史記》，卻沒有《史記》那樣強烈的人民性和戰鬥精神。但班固作為一個歷史傢，還是重視客觀歷史事實的，因此，在一些傳記中也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罪行，如《外戚列傳》寫了宮闈中種種穢行，特別是成帝和昭儀親手殺死許美人的兒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統治階級殘忍險毒的本質。在《霍光傳》中揭發了外戚專橫暴虐及其爪牙魚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裏行間表示了對他們的譴責。在《東方朔傳》中抨擊了武帝微行田獵和擴建上林苑擾害人民、破壞農業生産的行為。在《漢書》的一些傳記中也接觸到了人民的疾苦，像《龔遂傳》中他寫了人民"睏於饑寒而吏不恤"，因而鋌而走險，流露了作者對人民的同情。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他對那些能體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龔遂、召信臣等都特為表揚，對酷吏則肯定其"摧折豪強，扶助貧弱"的進步一面，斥責其殘酷兇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對司馬遷的不幸遭遇，東方朔的懷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現了他的愛憎。所有這些都是《漢書》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為史傳文學，《漢書》有不少傳記也寫得十分成功。《朱買臣傳》寫朱買臣在失意和得意時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們對他的不同待遇，從那些具體的描寫中，充分揭發了封建社會中世態炎涼的現象。《陳萬年傳》通過陳鹹頭觸屏風的細節，寫出了陳萬年謅媚權貴、卑鄙無恥的醜態；《張禹傳》也衹通過了張禹自己的行為、生活和談話，寫出了張禹虛偽狡詐、貪財圖位的醜惡形象。最著名的是《蘇武傳》。它表揚了蘇武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和高尚的品德，通過許多具體生動情節的描寫，突出了蘇武視死如歸，不為利誘，艱苦卓絶的英雄形象，特別是李陵勸降時，表現了蘇武始終如一凜然不可犯的嚴正態度，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儘管李陵動之以情義，誘之以利害，娓娓動聽，但蘇武卻絲毫沒有動搖。他的言語不多，卻字字有力，表示了為國傢寧願肝腦塗地的堅决信念。因此，當蘇武說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的話時，李陵竟不禁自慚形穢而喟然嘆息地說："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兩兩對照，形象是異常鮮明的。最後寫李陵送蘇武返漢也很精采：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傢，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絶!"陵起舞，歌曰："徑萬裏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决。
這又是極其鮮明的對照。雖然這裏衹寫了李陵嚮蘇武表白自己內心悲痛的一段談話，但其中所流露的重個人恩怨得失而輕國傢民族的思想，卻更加反襯出蘇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堅持民族氣節的高尚品格。
《漢書》的許多"紀"、"傳"大都采用《史記》原文，但作者在取捨之間也費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工夫，不能完全看作鈔襲。《漢書》敘事一般說來不如《史記》的生動，但簡練整飭，詳贍嚴密，有自己的特點。《漢書》中附錄了大量的辭賦和散文，這是它為後來文章傢愛好的一個原因，但因此也影響了它敘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徵的鮮明、突出。
班固又是東漢前期最著名的辭賦傢，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東漢建都洛陽，關中父老猶望復都長安，而班固持異議，因作《兩都賦》。賦中假設西都賓嚮東都主人誇耀西漢都城(長安)的繁盛，宮苑的富麗，東都主人則責備他"馳騁乎末流"，轉而嚮他稱說今朝的盛事。他先頌揚光武帝的建國，繼述明帝修洛邑(東都)，"備制度"，再稱田獵、祭祀、朝會、飲宴的盛況，以顯示今朝的聲威，最後歸於節儉，"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兩都賦》體製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馬相如，仍舊是西漢大賦的繼續，沒有自己的獨特風格。《答賓戲》仿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表現作者"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的志趣。《幽通賦》仿《楚辭》，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兩都賦序》、《漢書》一些傳贊和《藝文志?詩賦略》中表達了自己對辭賦的看法。他認為辭賦源於古詩，要求辭賦應有《詩》的諷諫作用。但由於東漢初期社會還比較穩定，他陶醉於"海內清平，朝廷無事"的歌頌，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漢賦的根本弱點。他不同意揚雄對辭賦的看法，他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麯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漢書?司馬相如傳贊》)這就未免誇張司馬相如賦的諷諫作用。班固還從"潤色鴻業"出發，把言語侍從之臣日月獻納和公卿大臣時時間作的辭賦都說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統治階級對文學的要求和正統儒傢一般的文學觀點，對東漢辭賦的泛濫文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影響後世文學亦不小。不過，我們也正從這裏看到漢代辭賦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本質。
東漢歷史散文除《漢書》外，還出現了趙曄的《吳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絶書》等所謂雜史一類的散文。《吳越春秋》和《越絶書》的內容都是敘述春秋末年吳越爭霸的史實，主要是根據《國語》，同時還兼采《左傳》、《史記》的記載。但它們並不拘泥於歷史的故實，在故事鋪敘和人物描寫上，兩書都有不少誇張和虛構的地方，其中顯然融入了有關的民間傳說，例如《吳越春秋》所記伍子胥奔吳，途中遇漁父、擊綿女事，以及伍子胥死後顯靈等，都和後世的傳奇小說相類似。特別是《吳越春秋》，它集中寫了伍子胥奔吳及破楚報仇和勾踐發奮圖強、滅呈雪恥的兩段歷史。它雖依傍史籍的記載，又不完全照鈔，寫出了不少生動麯折的故事，並且註意前因後果、首尾照應，對故事的來竜去脈都交代清楚。這種寫法實際上就是後世歷史演義小說的手法，衹不過還以歷史面目出現而已。人物性格，如伍子胥的忠直強諫，范蠡的深謀遠慮，勾踐的忍辱為國，都有很好的表現，其中以伍子胥這個人物寫得更為成功，他是貫穿吳國興亡的中心人物，前半寫他奔吳，以客卿身分為吳王闔閭出謀獻策，推薦賢士，終於攻破了楚國，報了殺父殺兄之仇，並使吳王稱霸於諸侯，顯示了他卓越的軍事政治的才能。但他因自己是不容於楚而來奔，所以處身行事都顯得十分謹慎。後半寫夫差繼立，剛愎自用，伍子胥強諫不從，終於飲恨自殺，吳國也隨之滅亡。這時，伍子胥是以托孤老臣身份出現的，因而出言激切，無所顧忌。性格、形象都很突出。《吳越春秋》中伍子胥事跡的記敘，為後世有關這一人物的小說、戲麯的創作打下了基礎，影響是頗為深遠的。
第三節 王充的文學批評
東漢一代今文派經學和讖緯之學特盛，占據文壇的仍舊是西漢以來那種歌功頌德的辭賦，整個學術文化領域充滿着愚妄和迷信。能夠首先衝破這個沉悶的時代，並給以深刻有力的批判是東漢初年的王充。
王充(27-101?)，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傢以農桑為業，是一個"細族孤門"。曾"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傢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傢之言"。他是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傢，所著《論衡》八十五篇，是我國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在這裏，王充以唯物主義觀點批判了當時統治者所提倡的對於天道神權命運的迷信。他自言《論衡》是一部"疾虛妄"之書。這種鮮明的態度表現了作者反正統思想的戰鬥精神。從這種精神出發，作者對當時以辭賦為主的正統文學的"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也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並在許多篇章如《藝增》、《超奇》、《佚文》、《案書》、《對作》、《自紀》等篇中提出了不少進步的主張，對魏晉以後的文藝思想産生了大的影響。
王充重視文章的實用價值，他說："夫文人之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佚文》)他要求文人能負起"勸善懲惡"、"匡濟薄俗"的教育任務。正是從文章這一實用目的出發，他要求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他說："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佚文》)"文"是形式，"意"、"情"都是內容，二者是"外內表裏，自相副稱"(《超奇》)，彼此是統一的。但二者的關係他認為是這樣的："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生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同上)。內容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而形式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情見乎辭"，所以"文辭美惡"又"足以觀纔"(《佚文》)。文章既有充實的內容，又有絢爛的文采，才能使讀者"誠見其美，歡氣發於內"(同上)，從而收到潛移默化的感染作用。因此，王充雖然反對"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藝增》)的作法，但他並不完全反對誇張。他曾列舉了《詩》、《書》、《論語》的實例說明誇張的必要，認為誇張可以"令恍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同上)。這確實說出了文學誇張手法的用意。
為了更好地發揮文章的教育作用，王充主張書面語言和口語的一致，主張用明白易曉的語言寫文章。他說："夫文由(猶)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又說："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自紀》)這些主張正是對當時流行的"深復典雅，指意難睹"的賦頌的批判，也是對當時文壇"尊古卑今"，以古語代今語的崇古風氣的批判。作者還從要求書面語和口語一致的前提出發，討論了古今語異的原因。他說："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隱閉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同上)這樣的看法說明王充分析問題具有一定的歷史發展的眼光，這是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的體現。
王充要求文章的創新，反對模仿和因襲，是他的反對盲目崇古精神進一步的表現。他認為文章不能千篇一律，每篇文章都應有自己特殊面貌。當別人指責他"文不與前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時，他回答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又說："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這種要求文章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創造性的革新精神，給予那些對所謂古聖先賢"信之入骨"的人以辛辣的嘲笑和有力的批判。
王充進步的文學觀點與當時文壇上模擬因襲的不良傾嚮，成了鮮明的對照，並對後世産生了積極的影響，是值得十分重視的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産。
東漢還有一些政論文，他們在議論時政、針砭時弊上，繼承了賈誼、晁錯的優良傳統，對當時社會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評。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和仲長統的《昌言》。就文章而言，它們的結構嚴密，語言質實，並常常用歷史故實和生動的璧喻來加強文章的說服力量。由於辭賦的影響，這些政論文也有善於鋪陳，多用排偶的特點，但文章氣勢一般不如西漢政論文。
第四節 張衡和東漢的抒情小賦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和文學家。他生在東漢帝國由盛轉衰的時代，其時官僚貴族都崇尚奢侈，宦官專政，政治黑暗；他雖有才能，有抱負，但無法施展。在朝為官時，正直敢言，遭宦官讒毀，心情鬱抑，有避害全身、歸隱田園的思想。
張衡是東漢著名的賦傢，其最著名的賦篇是《二京賦》。這是他早年因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二京賦》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作者並不願完全抄襲前人，而有意同他們競賽，務求"出於其上"，因此，他不能不"逐句琢磨，逐節鍛煉"，所以他的《二京賦》與班固的《兩都賦》雖然都以漢東都和西都為描寫對象，但二者相比較，則《二京賦》的鋪敘誇張得更加厲害，為了求全求備，它的篇幅就不能不加長，成為京都大賦"長篇之極軌"，也正因為如此，在《二京賦》中也描寫了不少新東西，如都市商賈、俠士、辯士的活動以及雜技和角觝百戲的演出情況，都十分突出。
《二京賦》另一特點是在敘述中引入議論說理，這在《東京賦》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如：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𠔌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
這些話並非空論，是針對當時統治階級生活日益腐化、墮落，社會階級鬥爭、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益尖銳而發的，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漢代的辭賦歷來是提倡"諷"的，司馬相如、揚雄等的賦雖也有諷諭之辭，但由於賦的傳統寫法，常常是欲諷反諛，很難有"諷"的效果，所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但《二京賦》的規諷和議論是切直的，較為明顯的，這是在賦中貫註了自己真實的思想感情的結果。
張衡的賦還有《南都賦》、《應間》、《思玄賦》、《歸田賦》等。其《歸田賦》是一篇抒情小賦，表現了作者在宦官專權、朝政日非的情況下，退隱田園的樂趣，這種不肯同流合污的精神是可取的。例如下面一段：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竜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魦鰡。......
這裏，作者用清新的語言，描寫了春日自然景物的美妙，也抒發了自己歸田後恬淡安適的心情，情景十分和諧。語言中頗有駢偶成分。所有這些在賦的發展上是一個轉機。自張衡以後，東漢抒情小賦不斷出現，對魏晉抒情賦的發展發生重大影響。因此，張衡是一位承前啓後的賦傢。他的《四愁詩》以比興手法寫自己"思以道術相服貽於時君，而懼讒不得以通"的苦悶。對後來七言詩形成起重大作用。
東漢和、安以後下至桓、靈之世，外戚或宦官專權，他們都要勾結大貴族、大官僚、大地主以鞏固其統治，因而形成了統治階級內部非常復雜和激烈的鬥爭。政治極端黑暗，人民災難深重，一般文士毫無出路。因此，一些憤世疾俗的士人，便更多地創作一些批判現實、抨擊社會黑暗的抒情短賦，如趙壹的《刺世疾邪賦》和蔡邕的《述行賦》等。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今甘肅天水)人。為人狂放不羈，連闢公府皆不就，終身位不過郡吏，是一個名顯於當世而不得用的狂狷人物。他的《刺世疾邪賦》表示了作者對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的同情，指斥統治階級"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的貪婪本性，和他們"舐痔結駟"、"撫拍豪強"的醜行。賦末作者寫道：
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亡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感情激烈，態度鮮明，信念堅定，這可以看作當時少數疾惡如仇的"黨人"的反抗精神的表現。
蔡邕(132-192)，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少有文名，博學善辭章，並精通音律。"恆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述行賦》就是記敘他這次途中所見，並聯想到許多古人古事，其用意是藉古刺今，抒發對人民貧睏生活的同情和志士仁人被壓抑的憤慨：
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消嘉𠔌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以便闢兮，糺忠諫其侵急。懷伊尹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澀。
從這裏，我們看到了蔡邕確實"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魯迅語)。靈帝時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因彈劾宦官，被放朔方。遇赦後，不敢回鄉裏，乃"亡命江河，遠跡吳會"，凡十二年。獻帝時董卓當權，蔡邕又被迫出仕。董卓被誅，王允認為他有"懷卓"之罪，下獄死。蔡邕生平著作甚多，曾撰"漢史"，未成。散文以碑志最為有名，但多為諛墓之文，少有可取，曾自謂衹有《郭有道碑》沒有愧色。
禰衡的《鸚鵡賦》也是抒情短賦的名篇。衡字正平，平原般(山東德平人)。他生於漢末軍閥混戰的年代，"少有纔辯"，"氣尚剛傲"，不畏強暴，好侮慢權貴，終為黃祖所殺，死時僅二十六歲。《鸚鵡賦》以鸚鵡自況，抒寫了纔志之士生於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
感生平之遊處，若塤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絶，若鬍越之異區。順籠檻以俯仰，窺戶牖以踟躕。想昆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
何焯論這賦說："全是寄托，分明為才人寫照。正平豪氣不免有樊籠之感，讀之為之慨然。"是的，禰衡平日的行為是那樣剛強傲慢，但這篇短賦卻說明他的內心隱藏着多少悲哀和痛苦，東漢末年社會的陰霍可怕由此可以想見。
抒情小賦的出現，進一步突破了賦頌傳統，但它畢竟數量不多，沒有得到更大的發展。主要原因是，宦官專權無法無天，人們不敢說出自己想說的話。趙壹曾說："餘畏禁不敢班班顯言。"在當時，衹有少數有膽量、奮不顧身的人才敢於說話。另一方面，由於舊的賦頌傳統的影響還很深，像張衡、蔡邕等雖寫有抒情小賦，但其大多數賦篇仍舊是模仿司馬相如、揚雄的。那時舊的賦頌傳統還得到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支持，漢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以書畫辭賦取士，就是明顯的例證。抒情賦一直到魏晉，由於舊傳統的影響逐漸削弱，纔獲得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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