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喜欢不舒适的生活。我要上帝，我需要诗歌，我需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变老、变丑，甚至变得性无能的权利，我要犯罪，我要痛苦、忧虑……”
发出这声音的是伯纳德·马克斯，一个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却不知满足的人。在这个世界里，福特的《我的生活和事业》取代了圣经，孩子的儿歌是“福特开着小汽车，世界变得多美好”，这个世界推崇的是“共有、划一、安定”，一切犯罪都彻底从这里消失，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类是通过无性繁殖的。一个叫“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控制着整个国家的人口，他制造着肩负不同任务的人种，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和艾普西龙，他们的智力水平逐级下降，如艾普西龙，他是作为国家劳动力的需求和制造的，几乎不需要智力，而中心可以这个需求使他的智力程度保持低水平。
由于这个世界是被技术严密设计的，这里的人从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他们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从不会有自发的情感
这是阿尔多斯·赫胥黎营造的《美丽的新世界》，这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尽管有个崇拜科学的爷爷托马斯·赫胥黎，但显然他对当时正在流行的“科技崇拜症”抱有明显地不信任感，他似乎同样鄙夷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莫尔的《乌托邦》。于是在1932年，他催生出了这样一个将高度发达的科技与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这一年，福特的T型车已经在世界广为流传，而他发明的装配线正在不停歇地上演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而斯大林正在把那些与他理念不同的人驱赶到古拉格群岛，有理由相信，技术至上主义与专制主义正在世界肆无忌惮地展开……
于是秉承着英国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38岁的赫胥黎以他特有的尖刻词语，冷漠地猜想了这个“美好的未来社会”。然后，借助这个叫伯纳德·马克斯贝塔人种，锐利地撕破了技术时代表面的美丽面纱。故事从参观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开始，而这个马克斯先生是由于无形繁殖的流程中的一个不幸的疏忽造成的——他在胎儿期间酒精进入了他的血液循环。于是这位先生显然与幸福的时代不合拍，他甚至用老掉牙的方式爱上了一位莲娜·克罗尼的阿尔法女人，并放弃了“新世界”中流行的性爱游戏规则，而想与她成为那种早已消失的“恋人”。于是，他带着她乘火箭去了新墨西哥的原始保护区。生活在原始保护区的“野人”看起来很痛苦，生活的环境肮脏，女人要忍受分娩的痛苦，他们会得病，会变老，会有让人讨厌的争斗……但是，这一切却让骨子流着酒精的马克斯激动不已，于是他喊出了开头的话。
故事的结局让人悲哀，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元首害怕“野人”来破坏他们统一的思想。像后来的乔治·奥威尔一样，赫胥黎对于未来世界是悲观的。只不过奥威尔对于世界的恐惧语言更多地是针对极权主义，而赫胥黎则是技术。这种对于技术的恐慌让人想起了施宾格勒在《西方地没落》里对于技术的描述：“技术是像我父上帝一样永恒和不可变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样拯救人类，它像圣灵一样照耀着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上帝的信服，是因为它能迅速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快乐，汽车、电话、计算机，而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整天祈祷是为了缥缈地来生的幸福。技术是一个功利化的见效快的上帝，并且毫不拒绝地让我们纵欲。于是最终，我们必然被技术本身所异化，让自己丢失掉人类最重要的特征，就像《美丽的新世界》中元首所说的：“今天的世界是安定的，人们很快乐，他们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而他们永远也不会要他们得不到的。他们富有，他们安全，他们不惧怕死亡，他们幸运地对激情和老迈一无所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的快乐永远产生于强烈的对比之中。所以，所有的读者都知道美丽的新世界，美丽得不适合居住。几十年来，没有谁比赫胥黎更成功地对技术进行质疑，于是在克隆羊出现时，这本书被广泛地引用着。我们有理由感谢赫胥黎先生的想像力与阴冷的文风，尽管他营造的世界有点滑稽，离我们依旧遥远，但是，他却以他对于“人”的关注来不断提醒我们，技术给我们带来偏差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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