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两位做东，先辈如朱光潜、林徽因和梁宗岱每次必到，还有同辈的严文井、卞之琳、何其芳等，高谈阔论，无拘无束。
傍晚，我又搭车回报社了。
"七七事变"那天我在上海。我是奉报社之命搭飞机赶到卢沟桥的。 从那以后，东车站就从我生活中消失了将近十年。不，一九四六年我也是飞到北平的。战争期间，常沿火车路线打拉锯战。全线修复是件大工程。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仲夏，我才随香港地下党坐船在烟台登陆，过济南时省委还设宴招待--事后方知坐在主人席上的是康生。
我又回到东车站--回到北京（平）了。
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五七年划右之后，那年四月我就在外单位一同志押解下，前往柏各庄农场。当时我才四十八岁，是背着自己的大铺盖卷儿进的东车站。也许是怕我跑掉，他总让我在头里走。上了车，我们对面坐。这位大概常出差坐夜车，午夜他打开个包包，掏出一瓶酒，摊开下酒的花生，就自饮自酌起来。我这被押解的，就茫然地望着车窗外的夜空，思念着已经下放的洁若和丢下的三个囝囝。
五十年代初我去湖南土改和六十年代末下湖北五七干校，都是从东车站出发的。后一次心情最渺茫、恐慌，以为此生只好葬身渤海湾或咸宁山沟里了。
如今，我每次去中央文史馆必走过这座东车站的遗址。对我来说，它不仅是个车站，而且在我的生命史上它起过界石的作用。离开它时，我曾暗自抹过泪；车进站时，我的心也曾怦怦跳过。
（原载《美文》，1996年第9期）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一、文明始自安全
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核。公共汽车上有无让座的风尚，地上有无痰迹，售货员对顾客礼不礼貌，路人拾金昧不昧等等。这些，每一项都可成为考核的标准。但我认为最起码的文明，是安全。
安全的范围很广。在纽约，晚十点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坐地铁了，因为夜静人稀，在车厢里或车站上，都可能遭到歹徒的抢劫甚至伤害。这样的城市，楼房再高，霓虹灯再花哨，也不文明。"文革"期间，有人劝我出门不可戴手表，说曾有坏人看中了谁的手表，就跟踪到公共厕所里，为了抢表，就用利刃把戴表的手腕剁断。
今天，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因为威胁市民的那些"哥儿们"已经"各得其所"了。最近，马路上的秩序也大为改观。然而另外还一种东西，不时还在威胁着市民的安全。有时是一口敞开盖子的煤气或自来水的检查井，有时是为了这样那样原因而挖的一些坑沟。周围既未用障碍物圈起，晚上当然更不会点个红灯。这些，不期而然地对市民就形成了一种陷阱，一种威胁。
这方面的有欠文明，主要是由于市基建以及水电工程工作程序（或者说作风 ) 的虎头蛇尾。往往检查完一个什么"井"或修完一座建筑，草草扫尾就一走了之。于是，遗下了后患。三年前，我的一位老友的快婿--优秀的青年建筑师，在南池子就为了躲马路上一堆杂土，被 后边的汽车轧死了。又比如天坛刨了些坑预备种树，后来改了"点"，有的坑作废，但并不填上，有些浇树的自来水管露在地面上。玉渊潭公园有些树因故锯掉，地面还露着半尺来高的墩子。所有这些，对游人都成为"绊索"。近年来基建方面大有进步，每完成一座楼必给修条路。然而修路前并不砸夯，就慌忙把砖铺上。阴天下雨，地面下陷，砖也随之陷了下去。例如燕京饭店西侧的砖地，有一处已成凹形。我亲眼看到两个老人在那里栽了跟头。
建议市政当局像对消防那样，对各类施工人员作出规定，一定要确保市民老少行路安全。凡由于安全措施不周而造成的伤害，应准许市民控告有关方面，并要求赔偿。
一个文明的城市首先得让人们在里面走着放心，不用担惊受怕。
二、文明小议
煞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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