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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停滯的帝國 》
第八十四章
阿蘭·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
阿美士德——被驅逐的使團
（1816年－1817年）
1794年12月，馬戛爾尼在一封未公開的信裏曾對他的使團作過樂觀的結論：使團“使英國商人擺脫了一位醜惡貪婪的總督的專製統治，讓他們受到另一位真誠友好的總督的保護……它為兩國的友誼、為互相協商與直接接觸奠定了基礎”。
“直接接觸”從長遠看難道不是使中國人認識錯誤的最好方法嗎？1795年2月，當荷蘭人憤怒地離開北京時，馬戛爾尼建議派喬治·斯當東爵士為駐華公使。不幸的是喬治爵士癱瘓了，這計劃無法實現。不久喬治爵士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接過了火炬，並采取了毫不妥協的態度。
這期間，英國聽從了錢德明神父的意見，設法同天朝保持關係。乾隆的最後一份詔書
1795年12月底，“錫倫徹斯特”號在黃埔停泊。船上裝着許多禮品和信件：有國王給皇上的，有馬戛爾尼給總督的，有東印度公司給海關監督的。但英國人不走運：總督已不是長麟，他拒收給他前任的信件和禮品；海關監督回答自己無權同外國人商談。1793年秋天在位的人，在信件來往的時間裏就已離開了舞臺。
國王給皇上的信卻一直送到了北京。乾隆在1796年2月初寫了回信：
“天朝撫有萬國，琛贐來庭，不貴其物，惟貴其誠。已飭諭疆臣將貢物進收，俾伸虔誠。”
乾隆又談到了西藏問題。他承認英國人沒有損及中國的利益，但又強調這對戰爭的結局沒有影響——中國並不需要英國人：
“彼時曾接大將軍奏及，爾國王遣使前赴衛藏投稟，有勸令廓爾喀投順之語。其時大功業已告成，並未煩爾國兵力。今爾國王表文內，以此事在從前貢使起身之後，未及奏明，想未詳悉始末。但爾國王能知大義，恭順天朝，深堪嘉尚。”
這是老皇上所簽發的最後一份詔書：他第二天就按1794年秋天在一份莊嚴的詔書裏所宣佈的那樣遜位了：
“明歲正屆六十年……朕則春秋二十有五，始即位誕膺大寶，迄今八旬開四，康強逢吉，五代同堂……朕於感荷之餘，彌深兢業……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上天垂象，理修省……日月薄蝕，纏度本屬有定，數千百年後皆可推算而得……但元旦上元，適值日月虧蝕，實為昊穹示儆之景……明年元旦……不禦殿，不受朝賀。”
國傢的迷信：在中國的舞臺上換了演員。但他們演的還是同一出戲。而對蠻族來說，在這出戲裏也有一個下跪的角色可演。
嘉慶是乾隆五子，他儀表出衆，性情溫順，所以博得了父皇的歡心。但從乾隆禪位至1799年老皇上駕崩，他衹是表面上得到了值得炫耀的權力。是否從這時起嘉慶就對禮節有了一種病態的愛好呢？或這衹是因為缺乏權威而使用的保護自己的武器呢？宮廷生活很快就産生了一種奇怪的狂熱氣氛。
帝國遭受了種種危機。沿海盜賊橫行。白蓮教農民起義後又發生了天理教農足起義。聞所未聞的是起義者甚至在宮中找到內應，1813年攻入宮中威脅到皇帝的生命安全。
更為聞所未聞的是英吉利蠻族竟說要在中國土地上站穩腳跟。以阻止法國人——他們剛侵占了葡萄牙——占領澳門為理由，海軍司令德魯裏率當加拉艦隊在1808年9月在華人與葡人居民一片嘲駡聲中占領了該城。北京作出了強有力的反應，組織了封鎖，發出了最後通牒。澳門窒息了：英國人退出了該城。一次無謂的行動嗎？比無謂要來得更壞：中國人認為英國人丟了面子；實際上他們使中國人害怕。他們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廣州的商業也受到大大小小的衝突的影響，進行得很不順利。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處在驕傲的自我封閉狀態之中。在事實上是這樣，在思想上更是這樣。
勝者的使團
而戰勝了拿破侖後，英國人具有振興商業的手段和需要。他們想再一次試試高峰外交的運氣，23年的戰爭不就證明了馬戛爾尼奉命去證實的一點：他們的國傢是西方第一強國嗎？英國內閣嚮北京宣告法蘭西帝國的崩潰。他們得到的回答表明對方毫不在意：“爾國遠隔重洋……但爾國王能知大義，恭順天朝，深堪嘉尚。”
怎樣才能打破把馬戛爾尼拒之門外的那種傲慢的孤立狀態呢？英國决定派一個新使團，由貴族院議員、蒙得利爾戰役勝利者的侄子和繼承人威廉·皮德·阿美士德率領。他不如馬戛爾尼經驗豐富；但可讓最有能力的專傢托馬斯·斯當東當他的副手，後者從孩提時起就一直在學習中國的語言。歷史和種種奧秘。再說他已在那裏取得了成就！他已是廣州的特別委員會——東印度公司執行機構——的主席。他熟知天朝的一切，從未被它所迷惑。可能他在設法為小時自己從事的流了産的事業報仇。
中國人怕他。當北京獲悉他將擔任副使，就強硬地提出讓他留在廣州。他回答說他的國王讓他去哪裏，他就去哪裏。中國人接受了，但從此他們就提高了警惕。
然而，斯當東同意東印度公司的謹慎態度。同馬戛爾尼時一樣，它也沒有在使團中起突出的作用。年初，一份詳盡的報告就寄到了倫敦：“自從1813年的弒君陰謀以來，中國政府變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時候都不願接見外國人，哪怕衹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國人。如果某項活動衹要略為帶點兒指責，就肯定會失敗。”要在廣州與北京之間固定的聯繫嗎？往北再開放第二個港口嗎？斯當東在一個按語裏寫道：“這兩點前一個使團提出時已遭拒絶，這次處理時應該特別小心。”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勳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爾賽斯特”的戰艦，他的旅程衹有馬戛爾尼的一半，於6月底到達中國海，在那裏同斯當東和使團裏的其他“廣州人”會合。“幾天之後，矯揉造作而語氣傲慢的”允許嚮北直隸灣啓航的命令下達了。
叩頭或不叩頭？
7月28日他們到達北直隸。馬上就提出了叩頭（在日用英語裏既是名詞，又是動詞）的問題。阿美士德勳爵並無成見、他的顧問卻意見分歧。使團的第三把手埃利斯認為叩頭衹是無關大局的形式。斯當東則持相反的意見。到達天津的第二天，他堅持要把他的主張記入給勳爵的一份報告裏：“哪怕會導致使命的失敗，也完全不應該同意叩頭。荷蘭的經驗不正說明了接受這種羞辱也還是無濟於事嗎？”
英國的內閣則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派人去北京是為了設法獲得某種東西；叩不叩頭則要看從中能得到什麽好處。東印度公司的領導則建議到廣州後再定：既然要讓人更尊重英國的榮譽，那就不應該一開始就玷污它。
阿美士德之所以决定拒絶叩頭，是因為他很快發覺他的使命是一場力量的較量。陪隨使團的中國官員8月4日一上“阿爾賽斯特”號戰艦就冷若冰霜。其中一位叫蘇楞額，1793年在廣州當過海關監督。無論提什麽要求，都得不到滿足，甚至得不到答復。他們對攝政王的信非常反感，把它退回給使臣，因為信竟以“陛下，我的兄弟……”開頭。
阿美士德緊抓住馬戛爾尼的先例不放。而中國官員發誓說他們親眼見到馬戛爾尼行了叩頭禮。嘉慶的一道詔書上也這樣說：“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
在天津，一張供桌上鋪着黃綢，點着香。中國人在前面跪下。阿美士德仍然站着，慢慢地脫帽鞠躬。這奇怪的禮節後舉行宴請，英國人也得盤腿而坐。中國官員不加掩飾地表示蠻族不會這樣坐：不能讓他們帶着野蠻的樣子去見皇上。阿美士德和他的隨從答應下跪。馬上中國官員請他表演一番。他拒絶了。斯當東想起了孩子的作用，建議讓當扈從的阿美士德勳爵的侄子來表演。
過了天津，又從另一方面來施加壓力：使臣的隨從人員太多了。然而這次衹有75人，而馬戛爾尼卻有95人。但禁令是皇上自己下的。托馬斯·斯當東報告說：“上諭是用朱筆批的。”中國官員提出遣返樂師。但已不可能！因為船又出海了。強烈的不滿。於是又提出了叩頭的問題。中國官員說：皇上不容許任何違巨禮儀的行為。阿美士德又采取了馬戛爾尼的辦法，提出由一位同他級別一樣的中國官員在攝政王的像前叩頭，同時他也嚮嘉慶叩頭；或者讓未來準備派到英國的中國使節嚮攝政王陛下叩頭，中國人怒不可遏。阿美士德勳爵最後回答他可以下跪三次，每次俯首三次——這是托馬斯見到他的主人在1793年所施的“得體的禮”。阿美士德拒絶作進一步的讓步。
在使團行進的路上，中國人又糾纏不休。有一次下起傾盆大雨，他們竟不讓英國人坐轎子，說是“京城近在咫尺，坐轎子會損害皇上的尊嚴”。三位俄國傳教士要求會見使團，他們也被攆走了。接着，他們又揭發東印度公司的兩位專員斯當東和埃利斯，說他們是“商人”，沒有資格覲見皇上。最後，又傳出一條謠言：正在起草的一份詔書，說要驅逐使團。一位中國官員拿出一份宮內文件的抄本，肯定馬戛爾尼勳爵行了叩頭禮。
而嘉慶自己在8月25日的聖旨裏卻說：“朕以遠國小巨，未嫻儀度，可以矜恕。”而衹要“盡可能做好”就行。他手下的人極力巴結。正是由於這種熱情，天朝的行政權力纔擺脫了它的主子的控製。
皇上最後把自己的皇舅國公和世泰派來伴同阿美士德。和世泰接見英使臣時態度冷淡，不請他坐下；在談到馬戛爾尼所施的禮節時反駁說：在乾隆年間發生的事在嘉慶年間不再適用。國公怒氣衝衝地說：三跪九叩禮一定要行全，否則使團將被趕出去。“嘉慶乃天下之君，世人皆應敬之。”
暴行
隊伍在8月28至29日的夜裏到達北京：一切都未事先商定。英國人又髒又纍，睏惑不解。
中國人讓他們直接去紫禁城，幾乎已是午夜了。英使要求把他們先帶回住處。中國人閃爍其詞：國公將要來。陰謀的跡象：在這不適當的時間，高級官員和親王身穿朝服都來了。戲劇性的情節：“接見提前了；它將馬上進行；衹有使臣、兩位專員和翻譯馬禮遜可進去。”和世泰突然來到；他勸阿美士德屈從同意叩頭。
那時發生了一場令人目瞪口呆的爭吵，一群中國官員撲嚮來者強把他們拉去見皇上。有人推他們；有人硬拽着他們的胳膊往前拉；到處喊成一片。阿美士德抵擋着，藉口疲勞、衣冠不整、時間太晚，抗議對使節動武；他說他拒絶叩頭，最後要求大傢走開。他的抵抗被匯報上去，竜顔大怒，要他立刻離京。就在當夜，使團就不得不走上歸途。
無法說的是一個蠻族的使臣竟拒絶叩頭。連使臣會有這種念頭這一點也說不出口。官方的說法找了另一個把他們趕走的理由。這份詔書是為檔案館寫的，供後世瞭解情況：
朕傳旨開殿，召見來使。和世泰初次奏稱不能快走，俟至門時再請。二次奏稱正使病泄，少緩片刻。三次奏稱正使病倒，不能進見：即諭以正使回寓賞醫調治，今副使進見。四次奏稱副使俱病，俟正使痊愈後，一同進見。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國，不治重罪。
準是怕英國人報復纔這樣做。應該糾正違背禮儀的事。衹有無知的夷人才會犯錯誤。現在把他驅逐出去，但皇恩浩蕩，並沒有給他們別的懲罰。
相反，國公卻受到了處分，是他讓皇上遭到了羞辱。隨同的官員被革職查辦。按習慣做法，誰出了不好的建議就要付出代價：僕人哪能超越主子的意志？這是事後讓英國人感到滿足的做法。
撤出中國
去的路途很艱苦；歸途更是遭了殃：路的情況、中國人經常不知趣、陪同人員公然表示出敵意。甚至發現有人下令讓乞丐坐在隊伍經過的路上。埃利斯說這些人“到處亂鑽，髒不可耐，處於半野蠻狀態，身上帶臭蒜味，擠着坐在又髒又破的床單上。”
他們走的幾乎是馬戛爾尼的原路，但主要是走陸路。他們比1793年更感到中國人態度傲慢並無法表現自己國傢的強盛。微笑政策被斥駡政策所替代。這次“撤出中國”整整花了4個月零8天。
皇帝給攝政王的信在廣州按習慣的隆重方式交給了使團，但並沒有開闢新的前景：“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如稱問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
然而同1794年一樣，因為擔心産生不良後果，中國人頒布了幾個有利於歐洲人經商的地方性法規。埃利斯寫道：在黃埔，“阿爾賽斯特號船員高呼三聲烏拉，這使使團的所有成員都激動得流出了眼淚。”
在澳門，奇怪的是兩廣總督讓他的部隊跨過了隔離半島的工事，中國士兵竟在1817年1月28日來歡送勳爵動身。
另一個安慰的舉動來自特別委員會，就是說來自主張保持尊嚴的斯當東：“閣下受到的待遇和對方中止談判的蠻橫態度令我們也感受到侮辱。但我們要為後來發出的上諭嚮大人表示祝賀。這些諭旨表現了後悔之意，一位專製君主能這樣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在信的結尾處又說明了自己的主張：在中國，“屈服衹能導致恥辱，而衹要捍衛的立場是合理的，態度堅决卻可以取勝”。
這樣的語言，我們在23年後鴉片戰爭前又將在同一位托馬斯·斯當東的嘴裏聽到。
王国卿 毛凤支 谷炘 夏春丽 钮静籁 薛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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