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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三捲·第一章 三權鼎立
劉鳳舞 Liu Fengwu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傳出，武漢怒吼，全國震驚。
4月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發佈命令，嚴斥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宣佈開除其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下令全國將士及革命群衆團體將蔣捕獲歸案，按反革命罪懲治，所部第一集團軍改歸軍事委員會直轄。
湖北省黨部、漢口市特別黨部、黃埔軍校學生和各民衆團體都紛紛發表通電宣言，擁護國民黨政府拿辦蔣介石之命令。4月22日，宋慶齡、吳玉章、林伯渠、鄧演達、毛澤東、董必武、何香凝、徐謙、汪精衛、朱培德、顧孟餘、譚平山、於樹德、經亨頤、惲代英、彭澤民、孫科等共40人，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名義，發表了《討蔣通電》，號召全國民衆、全體黨員，尤其是革命軍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衆之賊。4月23日，30萬人在武漢召開大會，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群衆性反蔣高潮。
蔣介石從上海來到南京，又開始醖釀下一步的反革命計劃，把部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執行委員召來南京。張靜江、白崇禧、蔡元培、吳稚暉等均在“四·一二”政變的次日來到南京。4月15日，蔣介石在南京舉行談話會，决定全面清黨和奠都南京。17日內容有：1．法的性質、定義、概念。比如法的正義性問題；，蔣介石在南京召集所謂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議决定建立“南京國民政府”，推鬍漢民為國民政府主府，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兼軍隊的總司令。
國民黨寧、漢對立的局面終於形成。從此，中國出現了武漢、南京、北京三個中央政府，出現了3權鼎立的局面。
蔣介石暗中加緊同英、美、日帝國主義勾結，並通過帝國主義謀求與張作霖的聯合，雙方互派代表，共同進行協商，聯合起來反共反蘇。南方的蔣介石屠殺共産黨人，北方的奉係軍閥張作霖亦不甘落後。3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夫人布朗乘俄輪“巴來亞列寧那號”，由漢口經過浦口時，與同行的蘇聯通訊員3人被直魯軍捕去，爾後解往北京審理。張作霖在北方開始捕殺共産黨人。
4月初，李大釗避居在北京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經常在夜間寫文章，作報告，被法國醫院值班人員發現也。”認為“道”與“象”一體，道寓於象中，兩者不可分離。，並通過法國使館與日本使館取得聯繫，通知張作霖。4月6日，張作霖指使奉軍、警察廳出動數百人，強行搜查蘇聯大使館及俄國兵營，捕去了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以及共産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革命人士35人，李大釗也被逮捕。除蘇聯大使館外，中東路局駐京辦事處及遠東銀行也被搜查，奉軍乘機劫走了一些生活用品。奉係軍閥和教唆者英、日帝國主義者，不再談國際公法、“條約神聖”、“使館界不可侵犯”的鬼話。許多洋人圍觀稱快，有的攝取鏡頭。
搜查俄使館事件發生後，蘇聯政府和蘇聯代辦提出抗議，對此，中國駐蘇代辦鄭延禧敷衍道：“中國政府决不會幹這樣的事，想必是土匪所為。”
這句話傳到北京，生平最忌別人提“土匪”的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不由得暴跳如雷地大駡：“外交人員怎麽如此混蛋！”嚇得內閣總理顧維鈞急忙發電嚴斥鄭延禧：“何得不問情由，擅發荒謬議論。”
張作霖本要撤換大發謬論的鄭延禧，但又怕蘇聯乘此承認南方政府而不再承認北京政府，因此這一“外交官失言案”便不瞭瞭之。蘇聯代辦切愛爾尼剋率全體大使館官員30餘人回國。
張作霖在法、日帝國主義的慫恿下，組織了一個軍事特別法庭，派何豐林為審判長，安國軍軍法處長顔文海為主席法官，4月28日判處李大釗、譚祖堯、謝伯俞、鄧文輝、鄭培明、莫同榮、李昆、姚彥、張伯華、閻振三、楊景山、範鴻、謝承常、路友於、莫華、吳平地、陶永立、方伯務、李銀蓮（女）、張挹蘭（女）24人以絞刑，即日執行。另有4人被判處12年徒刑，6人被判處2年徒刑。李大釗臨刑神色不變，和他一同犧牲的同志也都表現了捨身成仁的偉大氣節。
李大釗等20餘人遇難的消息傳到潼關，在潼關督師的馮玉祥放聲大哭，他電令各部隊、各地方機關舉行追悼活動，下半旗一日，中級官長以左臂帶黑紗一周。馮在電文中說：“李同志為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新思想界的泰鬥，對於共産主義素有研究，並為中國共産黨發起人之一。”馮玉祥在電報中號召全軍繼承李大釗等革命者未完成的事業：“討伐張作霖即是實行李大釗等20位同志未竟的志願”，“繼死者的革命精神而奮鬥！”馮在潼關為李大釗等20位遇難者樹立一紀念碑，用詩歌形式撰寫碑文。
馮玉祥在得知李大釗被捕的消息時曾通電營救：“本總司令對於張作霖此項稟承帝國主義意旨所出之空前橫野行為，殊為憤慨。李大釗係國民黨黨員，本總司令所轄之第二集團軍係國民黨黨軍，李大釗等數十同志之生命即本軍，30萬將士全體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
武漢國民政府在軍事上處於奉係軍閥與南京蔣介石政府的兩面夾攻之中，蔣介石還聯合四川軍閥楊森進攻湖北。武漢政府陷入四面受敵的險境，北有奉係軍閥；東有蔣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節制的兩廣；西有四川軍閥楊森。在經濟上蔣介石和各國帝國主義對武漢地區采取了物資封鎖政策，國內的資産階級也采取了現金逃避的手段。武漢政府被迫頒布了“現金集中”命令，禁止現洋、現銀出口，試圖輓救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武漢地區金融阻滯，匯兌不通。商業紛紛停閉，物價瘋狂上漲，日用品缺乏，失業工人人數驟增，5月間，武漢市失業工人達12萬人。與此同時，兩湖地區工農運動持續高漲，特別是湖南省的農民，已開始自動插標分田，猛烈地衝擊着封建土地制度。
陳獨秀在《汪陳宣言》發表後不久，便離滬去漢，於4月15日到達漢口。中共在武漢成立了臨時中央局，連電催陳獨秀去武漢。中共中央常委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都已在漢口，陳獨秀是最後一個到漢口的。
陳獨秀到達武漢後，他和一批年輕的中共領導人面臨的革命形勢愈來愈險惡。年幼的中國共産黨面臨着一場冷酷而嚴峻的挑戰。中共中央機關在漢口四民街61號臨街的一幢三層樓洋房內，中央5位常委都住在那裏，陳獨秀的辦公室由任作民、任秀蘭和黃文容3人組成。任作民、任秀蘭是任弼時的弟弟和妹妹。
對中共製定决策有重大影響的是蘇聯政府代表、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共産國際首席代表羅易、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他們苦心焦慮，議論紛紛，為製定革命决策一再地發生爭論。
4月2日，羅易來到武漢，他和鮑羅廷及晚到漢口的維經斯基與中共中央局舉行會談，討論革命形勢問題。會議由瞿秋白主持，陳獨秀到達漢口後，由陳獨秀主持。對於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共産黨應采取的革命策略問題，發生了爭論。有4種意見：（1）東徵討蔣；（2）南下重建廣州政府；（3）與國民黨一起舉行第2期北伐；（4）在兩湖地區開展土地革命。
鮑羅廷和陳獨秀都反對立即東徵討蔣，而主張北伐，認為東南帝國主義勢力強大，無産階級力量薄弱，蔣介石可能聯合張作霖。如果帝國主義再干涉，則革命無法堅持。北伐可以與馮玉祥部會合，打通蘇聯通道。羅易則認為當前主要任務是通過土地革命和鞏固兩湖根據地。
鮑羅廷說：“如果你們决定反對北伐，我就馬上辭去國民黨顧問職務，並電告國際這種意見是錯誤的。”
鮑氏不惜以摜烏紗帽堅持自己的主張，加上國民黨的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等也力主北伐，反對東徵，這樣，立即東徵的主張被放棄了。
武漢政府於4月19日誓師繼續北伐，嚮河南的奉軍進攻，準備由馮玉祥指揮第二集團軍東出潼關，沿隴海鐵路東進，和武漢北伐軍會師鄭州。
在北伐的同時，要不要解决土地問題，怎樣解决土地問題，又發生了爭論。
國民黨中央於4月2日成立了土地委員會，由鄧演達任主任，毛澤東、譚平山、徐謙、顧孟餘為委員。土地委員會為製定解决土地問題草案，曾經連續舉行會議，4月19日到5月6日又召開了擴大會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共中央常委、一些軍事將領等都參加了會議。會上就解决土地問題是政治沒收，還是經濟沒收，沒收後的土地給誰和關於保護小地主及革命軍人的土地等問題展開了爭論。
與此同時，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4月27日在漢口召開，對土地問題進行了討論。會上作出《解决土地問題决議草案》，規定“沒收一切所謂公有土地以及祠堂、學校、寺廟、外國教堂及農業公司的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但屬於小地主和革命軍人的土地可以不沒收等等。
共産黨內部已出現了對陳獨秀批評的態度，陳獨秀在“五大”上的報告中，不得不檢討了自己的一些錯誤，主要是退出國民黨，對北伐態度消極等，陳獨秀的檢討是籠統的，輕描淡寫的。陳獨秀對一些有爭議的策略上的錯誤，談了自己的意見，例如對中山艦事件，采取退守讓步的策略，是正確的；上海武裝起義吸收某些資産階級分子是必要的等等。對無産階級領導權問題，陳獨秀也沒有正確的認識，說無産階級還沒有可以用來奪取政權的武裝力量，軍隊不是來自革命群衆，而是來自舊軍閥的部隊，應把左派和共産黨員派到軍隊裏去做政治工作，讓大多數工農加入軍隊，改變它的社會成分。陳獨秀沒有提出建立工農武裝力量的任務，沒有奪取部隊領導權的近期方案，也沒有提出無産階級爭取領導權的切實步驟。作為總書記，他的理論、政策水平，已顯得不稱職。
陳獨秀在“五大”召開的那些日子裏，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間裏，轉來轉去直轉到深夜一、二點鐘。“五大”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决議案》內，不指名地批評了陳獨秀某些右傾錯誤，他思想很苦惱，心情不安得很。
陳獨秀是這樣，其他中央領導人的心情也不輕鬆，共産黨領導人之間，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同意見和爭論，但對握有國民黨中央大權和國民革命軍大權的資産階級及地主勢力，仍抱有幻想。國民黨中央否决瞭解决土地問題的决議時，也沒有進行堅决鬥爭。對國共兩黨關係不久破裂，缺乏思想準備和應變措施，因而沒有形成一條正確的路綫。
“五大”選出31名中央委員，14名候補中央委員。五屆一次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等7人，政治局候補委員蘇兆徵、張太雷、陳延年、周恩來等4人。政治局常委由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瞿秋白組成，陳獨秀任總書記。
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對於極敏感的《解决土地問題决議草案》，在5月9日和12日進行了討論和表决。國民黨的主要頭領們，有的花言巧語，有的經過剎那間的猶疑之後，便立即采取否决態度。在表决時，衹有共産黨人林伯渠、吳玉章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舉手贊成，但他們是少數，《草案》被打入檔案庫，束之高閣。
5月13日，唐生智節制的第14師師長夏鬥寅發出反共通電，誣衊工農運動使“商嘆於市，農怨於野”，共産黨“藉口總理容共，而喧賓奪主，以暴君政治擾亂我兩湖”。夏鬥寅率領叛軍，乘唐生智、張發奎兩部北伐，武漢空虛之際，進兵沙市、嘉魚、鹹寧、汀泗橋，18日，直逼武漢附近的紙坊、土地塘一帶。
武漢危急，國民政府派由共産黨員葉挺所部第24師，以及由中央軍校學生組成的獨立第11師，前往鎮壓叛亂。葉挺的鐵軍在保衛大武漢戰役中又一次顯示了戰無不剋的威力，夏鬥寅的部隊留下幾百具屍體而潰散。
李立三和蔡和森提議：由葉挺率本部及中央軍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領粵漢鐵路，兜剿夏鬥寅，同時發動工農群衆作殊死戰，乘機擴大工農糾察隊，並開赴前綫助戰，積極準備武力對付，以暴動對付暴動。但他們的建議沒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裏通過。羅易和瞿秋白都認為“現在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乃是與左派關係的問題，衹有與左派弄好關係，一切政策纔有中心。”陳獨秀和鮑羅廷都同意這個意見。蔡和森和李立三也就沒堅持自己的主張。
夏鬥寅師由紙坊沿粵漢路南退後，蔣介石即收編為新編第10軍。
當葉挺率部狙擊叛軍的時候，武漢國民黨中央發佈了一係列的壓製工農運動的訓令。美其名曰“製裁工農越軌行動”，對“侵犯”鄉裏“公正富裕之戶”的，“即無異反革命”。
壓製工農運動的訓令剛剛發表，何鍵的35軍33團團長許剋祥部在長沙發動了武裝叛亂，歷史上稱為“馬日事變”。
35軍大部分軍官都是湖南人，從軍長何鍵到參謀長、秘書長、參謀處長全是醴陵的閥閱世傢。當農民起來革命時，他們的家庭首當其衝。
何鍵曾在中央調查土地問題特別委員會的會議上，同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毛澤東發生過尖銳的衝突，毛澤東贊揚農會，他熱情洋溢地說：“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之下的，現在卻拜倒在農民的權力之下。”
何鍵卻憤怒地把農民政權斥為痞子政權，他說：“在這個政權的壓力下，湖南農民也已經喘不過氣來了。”
毛澤東用濃重的湘潭口音反駁說：“恰恰相反，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喘不過氣來。”
何鍵咆哮如雷：“革命軍寄回傢的薪餉被農會沒收了，革命軍的傢屬被農會抓去戴高帽遊街了，再這麽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軍隊就沒辦法控製了，他們衹有造反了！”
何鍵决定讓他駐在湖南的5個團長：許剋祥、周榮光、李殿臣、王東原、張敬兮歃血為盟，發動叛亂。33團團長許剋祥是行伍出身，性格粗獷，他的妻子是脫籍妓女，靠和川、黔、滇的販土客商分利置了幾百畝田地，許剋祥早就對共産黨和農民協會不滿，他得到何鍵的旨意後說：“什麽共産黨，什麽農協會，我許剋祥不怕，我殺他個雞犬不留！”
5月21日深夜，大雨紛紛，許剋祥部以白袖章符號為標記，以“土豪劣紳”為口令，分頭搶掠和封閉了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左派國民黨省黨部，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釋放了所有被監禁的土豪劣紳，在長沙等地連續屠殺革命志士和工農達7天之久，100多名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被殺害，大批共産黨員被逮捕。
急劇惡化的革命形勢，迫切要求共産黨製定决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4日會議，再次發生爭論，鮑羅廷發表長篇演講，說：“現在國民黨左派還是好的，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我們必須嚮國民黨讓步，繼續與他們合作，現在與他們决裂，中國革命便會完全失敗；因此中共中央及一切工會農會團體應發表宣言，擁護國民黨中央最近公佈的取締農民運動過火的命令。”
羅易發表演講，反對鮑羅廷，他說：“蔣介右脫離革命以後，封建資産階級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漢國民黨裏，並繼續擔任中央領導，他們否定土地改革的措施，導致國共兩黨關係的危機。共産黨應動員廣大的國民黨黨員推翻現在的中央，這並不等於兩黨關係决裂或政變，而是使國民黨民主化。中共中央應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所公佈的一切反動法令。”
蔡和森接着發言說：“老鮑把一切罪過通歸於工農運動過火，教我們去擁護咒駡民衆運動的人，這還有什麽原則，羅易所說的一些原則都是很對的，很可寶貴的，衹可惜沒有說出辦法，每次開會都像上課一般，衹是空空洞洞的教我們一些原則，這是不夠的。現在要一聲呼喊與國民黨中央决裂，事實上不是政變也要發生政變的，但我們對左派群衆的工作還是一點沒有準備。”
接下是瞿秋白發言，他說：“和森同志的批評是很可笑的，其實老鮑與羅易在根本原則上，並無不同……。”
兩個外國人滔滔不絶地演說，蔡和森分別對他們提出批評，但自己也沒有提出什麽積極的意見。瞿秋白對兩個外國人進行調和，並反駁蔡和森。
陳獨秀再次提出退出國民黨的主張。鮑羅廷回答陳獨秀說“莫斯科必不容許這樣做。”而陳獨秀並沒說退出國民黨以後，該怎麽辦，會議以沉默態度答復了他的發言。中共中央已陷入了政治危機。
共産國際於5月下旬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决議》，並嚮中共發出緊急指示，歷史上稱為“5月緊急指示”。6月1日，羅易收到這份電報。《指示》要求中共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吸收更多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革新它的上層；動員2萬共産黨員和兩湖革命工農5萬人，編成幾個新軍等。
但是，這個要中共建立軍隊的《指示》來得太晚，6月6日，本來以左派面孔出現的朱培德在江西宣佈了“禮送”共産黨員出境。這一天，陳獨秀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宣讀了“5月緊急指示”。他提出許多疑問：國民黨通常是在代表大會上確立領導成員，現在沒有召開代表大會，怎麽能增加它的領導成員？如果要建立一支獨立的軍隊，問題是如何維持呢？怎樣獲得武器？在建立軍隊之前，我們得進行談判，同反動軍閥打交道，我們不得不支持現在當政的這些將軍，否則就不可能有建立我們自己軍隊的機會，……陳獨秀認為，國際這個指示不是言過其實，就是一種幻想。
政治局經過討論，作出對國際“5月緊急指示”的答復：“中央全體同志都認為國際這些訓令都是一時沒有辦法的辦法。”
可是，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卻想入非非，認為汪精衛是國民黨主要領導人中唯一努力同共産黨保持友好關係的人，是國民黨領導機關中唯一的小資産階級的代表。他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國際代表，把《指示》交給汪精衛，並以“開誠”相見的態度，勸汪：“最好是接受這個電報，不然國民黨左派同C．P都完了。”
汪精衛毫不含糊地回答道：“這幾條，一條也不行！我們不能犧牲國民黨。”
羅易幹的蠢事為汪精衛“分共”提供了話柄。6月13日，汪召集國民黨將領，宣讀了《5月緊急指示》，要求軍隊留心防範共産黨的活動。
中共中央和國際代表幻想拉住汪精衛和唐生智東徵討蔣，不惜作出最大讓步，於6月28日宣佈解散湖北省總工會糾察隊，把部分槍支交給國民黨，部分槍支轉移和隱藏起來。
陳獨秀的秘書黃文容問陳獨秀：“報上登了把槍都交給國民黨，這件事你曉得吧？”
陳獨秀大發脾氣：“說你們小孩子曉得什麽呵！現在形勢多嚴重呵！國共兩黨關係快要破裂，交槍是表示合作的誠意。”
陳獨秀雖是這麽說，他心裏也很難受，常一個人在房裏自言自語：“究竟叫我怎麽領導？我這個領導怎麽領導法？”他陷入無限的悵惘與苦悶之中。
6月30日，中共中央通過了瞿秋白起草的國共兩黨關係11條决議案：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當然的領導地位；參加政府的共産黨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工農民衆團體均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等等。這是個右傾投降主義的綱領，把共産黨僅有的工農團體的領導權也拱手交給了國民黨。
7月中旬，鮑羅廷根據共産國際的電報精神，提議要陳獨秀去莫斯科同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指定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5人組成政治局兼常委。
陳獨秀不願去蘇聯，並消極地嚮中央提出辭職書，說辭職的主要理由是：“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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