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酒水虽然不能公开贩卖，但在基督徒聚居的商业区买卖还不算违法。到了后来，当权政府倒台，天下大乱，极端势力抖了起来，基督徒再跑去卖酒喝酒，就要冒着被人用AK47点名的危险。我们身处绿区，里里外外都是美军的哨卡，危险相反倒小一些。
最初，我是在为厨房采购时，偶尔在绿区门口零售点发现卖酒的。这里的酒很贵，我们一次带一两瓶回去，居然很快就能卖掉——美军不能随便出营区自由活动。到了后来，需求量越来越大，我们开始几箱几箱地进货，酒类销售的营业额，每天可以达到几百美金。
不过，这段时间里，我都是在绿区外面零售点进货的，虽然量上去了，但是利润并不大。直到3月底在卡拉德大街采购的时候，我偶尔发现了几辆车在给一个小门面运酒。门很小，门口还杵着两个带枪的伊拉克保镖（穆斯林不准喝酒，卖酒的老板怕人家来砸他的场子）。我走上前，举起手，示意没有恶意。保镖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进去。
我一走进去，才发现这个铺子里面的面积很大，足有上千平方米，各种酒类应有尽有。最令人高兴的是，这里的货都非常便宜。我们找老板要了名片，出来后又走了几家，发现整个卡拉德大街，居然有十几家这样的酒类批发点，每家都有几个固定的品牌，类似国内的品牌代理。我们根据需要，挨家预订，然后开来卡车，成车地运走。拉到餐厅出售，价钱基本都是翻倍。
驻伊美军的军规，营区是不允许买卖酒精饮料的。我们公开卖酒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了变通，我把两个空酒瓶摆在厨房的窗户上，若是有思维敏捷的美国兵能举一反三主动问起，我们就悄悄地卖给他。
到了后来，顾客越来越多，我们的销售渐渐开始明目张胆。酒瓶广告摆在了前台。有一回，来了个美军上尉，围着瓶子转了两个圈，然后恶狠狠地把我叫过去：“谁让你卖酒的？”
罚款事小，封门事大，我赶紧叫祖拜把瓶子撤下去了。祖拜也意识到不妙，赶紧扭头搬瓶子。这时候，来了几个英国兵，一看我们撤酒瓶，不干了，拉住祖拜不让他动。我赶紧上前解释，指着美军上尉：“管事的不让我卖。”
领头的英国兵看了美军上尉一眼，松开了祖拜，拍拍我的肩膀，嘟哝了一句。我和祖拜都没听清，估计是叫我们放心。那几个家伙凑上前去，呼啦啦地把美军上尉围住，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过了会儿，他们几个一起过来，美军上尉示意：“把酒卖给他们吧！”面对180度的转变，我被搞得晕头转向。这时，英国兵非常得意地向我们解释：绿区是联军司令部，我们英国士兵没有禁酒令，不能让美国人总做老大，以后有美国人再查就说卖给我们英国士兵的。自从有了这个美丽借口，我们卖酒的胆子越来越大。
还有一次，来了个年纪大的美国军官，进了店，走了两圈，把我叫过去，连比画带嚷嚷，大概意思就是说，不要这样卖，CPA（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美英临时管委会）会封门的。我很诚恳地点了点头，把瓶子撤到后面。等这个老家伙一走，我们又把酒摆了出来。
没过几天，来了一群穿西装的家伙开派对，喝得醉醺醺的。祖拜指着一个鼻子通红的醉汉，我仔细一看——我靠！居然就是前几天叫我们不要卖酒的老家伙！自己换了便装来开派对！
我印象中买酒最多的是两个宪兵，某一段时间里，只要轮到这两位执勤，一大早7点不到就来敲门，提着巨大的尼龙袋，结实无比，鬼知道是不是装枪的。两个宪兵穿着迷彩服，戴着“M.P”的臂章，贼头贼脑地站在门口，一个把风，一个挤进来买。抬出一箱酒，就被这个小心过度的家伙拖进了厕所，然后在里面操作一番，把白酒灌进矿泉水瓶子里，把威士忌灌进红茶瓶子里，然后悄悄撤退。
不过这两个宪兵还不是最勤奋的。我接待过最早来买酒的一个家伙是早上4点。那天我刚刚躺下不久，就听见有人在砸院门。爬起来一看，天色还没亮，院墙外站着个蓬头垢面的小兵，见我出来，急匆匆地和我比画，要10瓶喜力。我一看他的样子，大概是值夜班的，于是就问他：“你是不是在执勤？”小兵赶紧表忠心：“你放心，我万一被抓了肯定不说是你卖的。”
酒类销售的旺季一直持续了将近9个月。到了后期，美军加强了对酒类买卖的限制，他们不大敢明目张胆地来买酒了。餐厅门口常有乞讨的伊拉克小孩，美军开着巡逻车路过，远远地拉过一个小孩，委托他们进来协助卖酒。
这些小娃娃渐渐知道了怎么拿回扣。我们报价28美金，他们转头出去就给美国兵报价40美金。门口的美军多是老主顾，对价钱也不陌生，听见伊拉克小孩狂宰冤大头，怒气冲天，也忘记了纪律，从车上跳下冲进来亲自买。更有甚者，干脆把悍马车绕一个大圈子（由于绿区内道路封锁得厉害，我们餐厅的前门到后门开车至少要5至10分钟），开到我们餐厅后面，敲开我们的后门，然后把我们的酒“洗劫”一空——悍马车的后备厢装的全是酒。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