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不知是否有些夸张——作为日本的文化人，恐怕还没有谁能像时下的村上春树这样在中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么多的“知音”以至“村上迷”。川端康成一再絮叨的樱花富士山也好，三岛由纪夫极力渲染的金阁寺也好，都比不上几乎没有典型日式道具的村上小说那么让人对日本文学以至日本产生兴趣。对村上本人的兴趣就更不用说了。遗憾的是村上这个人特别喜欢玩“失踪”，出道三十年来拒绝上电视，拒绝登台讲演，拒绝文学刊物（ 这方面也极有限 ）以外的媒体采访。总之与众不同，大凡出头露面灯红酒绿风风光光的活计他都惟恐躲之不及，而宁愿独自歪在自家阳光暖洋洋的檐廊里逗猫玩。还时不时索性一走了之——跑去外国一住几年。别说我国驻日记者，就是日本记者也难觅其踪（ 曾有一个记者一路打听着从日本追到希腊找他给某啤酒厂家做广告，他当然一口回绝，说他不相信别人会跟着他大喝特喝那个牌子的啤酒 ）。所以，国内一些媒体和读者知道我此次东渡，一再求我采访村上，哪怕见见他也好。
其实作为我又何尝不想跟他聊聊，毕竟译了他二十本书。当然我不能说受中国某某媒体之托前往采访，而只宜说作为译者去看看他。对此我还是颇有信心的。因为村上创作之余也鼓捣翻译即同是译者，他自己也大老远跑去见过原作者，自当理解译者的辛劳、作用和心情，岂有拒绝之理！当然，实在见不到我也不至于捶胸顿足大骂出口。钱钟书老先生早就开导过我们：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非得见下蛋的鸡。再退一步说，鸡蛋不吃也不是就活不了。
这样，到东京不久我就开始联系。当时他不在东京。后来定于一月十五日午后二时在他的事务所相见（ 他家离东京很远 ）。
村上春树的事务所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DENMARK HOUSE的普普通通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一位女助手在门口等我。事务所大约是三室套间，似乎没有专门的会客室，进门后同样要脱鞋。我进入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浅色地毯，一张放着计算机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黄木餐桌，桌上工整地摆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约刚寄到的样书，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头上是小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 村上认为“男孩”与年龄无关，具备三个条件即可：（ 1 ）穿运动鞋；（ 2 ）每月去一次理发店而不是美容室；（ 3 ）不一一自我辩解。并认为自己基本符合，尤其（ 1 ） （ 2 ）两条 ）。就连当然已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
他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把女助手（ 他说是assistant，没说是秘书 ）介绍给我。因是两个女孩，我自然好奇多看了两眼，两人既没像《 且听风吟 》里的少女缺一个小手指，又不大像《 寻羊冒险记 》中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耳模特，既不像多愁善感清纯娴静的直子，又不像如小鹿般蹦蹦跳跳的绿子，开句不太礼貌的玩笑吧，颇让我想起《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 》中的208和209。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 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 ），很难想像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 心不化妆 ”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 心化妆 ”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他说十年来我翻译了他二十本书辛苦了，我对自己这个远方不速之客“入侵”他的小天地表示歉意。我把自己签名的《 挪威的森林 》和《 萤 》的中译本送给他。他道声谢谢，拿在手上翻着说印制质量不错，比以前好多了。接着他在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上下卷写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了两个章，一个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个是一对红蜻蜓。看了，我心想难怪他这个年过五十的人还能在《 海边的卡夫卡 》中把一个十五岁男孩写得那么好，即使从这类细小地方也可看出他不失童心和童趣。也难怪他对我刚才送给他的我国古代童戏瓷片画连道喜欢。其实村上本人没有孩子，而他这次特意“作为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的一部分”写了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猜想未尝不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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