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理論模型延續了傳統的"冷戰思維"，它斷定，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分歧决定了中美之間終將爆發全面衝突。持這一理論的人認為，對於西方民主國傢來說，中國在政治上永遠都是"異己"。中國是"專製"和"集權"的，中國隨意"踐踏人權"，壓製"宗教自由"……因此中國的崛起和擴張將破壞西方無比珍視的民主自由傳統，從而引發全球範圍內的意識形態衝突。不過，由於多年來除了堅持臺灣是中國領土、反對西藏分裂之外，中國幾乎沒有嚮國際社會提出過任何意識形態方面的訴求，而且中國也沒有任何輸出自身價值觀的雄心，因此把中國描繪成另一個蘇聯，即便是在當今的西方似乎也很難找到共鳴。然而，論者一再強調，中國過去和現在沒有嚮世界輸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並不代表它將來也不會，一旦中國認為自己的實力足夠強大時，它就會露出過去蘇聯的面目。
這種"冷戰思維"還可能經常改頭換面，以各種新的面目出現。例如，近幾年來炒得很熱的所謂"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就是它的"變種"之一。這一概念是高盛公司中國顧問、《紐約時報》前專欄作傢喬舒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識"的特點是：對私有化和自由貿易持懷疑態度，主張全球化不應破壞國傢主權和國傢發展模式。雷默在2004年5月發表的一篇同題論文中寫道，"中國沒有模仿擁有大量武器、對其他世界觀難以容忍的美國式超級大國，而是以自身模式的榜樣作用、自身經濟體係的影響力和對國傢主權的堅决捍衛來獲得世界影響"。也許，"亞洲價值觀"中恰恰包含了中國的文明和國傢觀念經久不衰的秘密。"（見《中美文明競爭是否不可避免》，載2006年10月17日《參考消息》第16版。）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共識"的提出者並無指摘"中國威脅"的意思，其本意甚至包含了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相當程度的肯定，但這個名詞本身卻相當敏感，極易引起遐想。望文生義，"北京共識"應當是一個與著名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分庭抗禮的東西，在國內媒體沾沾自喜而又隨意發揮的廣泛報道之下，它似乎已成功取代了長久以來西方努力嚮全世界推廣的後者，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傢的榜樣。如此一來，中國漸進式的發展模式就演變成了一種在全球範圍內"積極"對抗西方倡導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的"準意識形態"，而這裏面藴涵的針對中國的不利因素是顯而易見的。
第三種理論的模型建立在所謂"文明衝突論"之上，"文明的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是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於1993年在一篇論文中提出的一個日後轟動一時的學說,（參閱《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它的核心是：在"後冷戰"時代，人們之間身份"認同/區分"將不再依據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紐帶，而主要是通過"文明"，尤其是宗教和傳統文化來確立。不同"文明"之間是很難融合的，為了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安全，分享相同傳統文化的國傢會以同心圓的形式圍繞在該"文明"的"核心國傢"周圍，組成一個個文明"集團"；而不同文明的邊界，即所謂"文明斷層綫"則是衝突頻繁發生的"文明前綫"，如果處理不當，"斷層綫戰爭"就有可能逐步升級，直至引發"文明間全球戰爭"。根據這一理論，亨廷頓預言，作為東亞傳統"儒傢"文化的"核心國傢"，中國將致力於重建昔日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等級秩序，這一秩序不僅將包含所謂"大中華地區"，甚至還將把日本這個當前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也裹挾進來。亨廷頓用下面的語言來描述中國的重新崛起："以19世紀40-50年代西方入侵為開端的時代正在結束，中國正在恢復其地區霸主的地位，東方正在進入自己的時代。"（同上第266頁。）"中國的崛起和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競爭者'的日益自我伸張，將在21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中國作為東亞和東南亞支配力量的出現，與歷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同上第361頁。）亨廷頓甚至還令人忍俊不禁地假想了發生在2010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一場"西方文明"、"俄羅斯東正教文明"及"印度文明"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儒傢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聯盟的典型的"文明間全球戰爭"，戰爭的直接後果是世界的權力中心從主戰場的北半球轉移到戰火未能波及的南半球。（同上第361-3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