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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紅樓夢新證 》
重排後記
周汝昌 Zhou Ruchang
此書的舊本，如從最初擬意創始算起，到今即近三十年，從出版來說，也是二十年過了。目今還給它以重新排印的機會，真是慚感交並，十分激動。前面的正文、序引、跋記，疊床架屋，本就夠絮煩了，還是覺得要在此寫幾句，情難獲已，當蒙讀者鑒諒。
我和寄予關切的同志朋友們談起這本書，說它是個怪物。哪裏有混雜着首尾三十年間的見解和“文筆”的著作？人民文學出版社給我的任務，原係舊書重印。自己想，那樣的東西，一字不動，於心過覺不安，該作些起碼的修改，還有很多缺漏，也需略施增訂。蒙出版社的厚意，允許了我的這點意思。可是這麽一來，委實給出版社造成了睏難。因為，說是舊書重印罷，它有了若幹增刪改動；說是新撰另作罷，其主體實又與舊無殊。重印舊書和出版新著，兩者的性質不同，對它的要求標準自然有別。現在則說舊不是，說新又不成，怎麽處理這樣的書稿？這就給出版社的同志們出了難題。而這些同志終於剋服了睏難，盡量地照顧了這本怪物書的“特點”，讓它照我能力所能做到的樣子印行。對此，不止是抱歉，實在深深感謝。
為什麽一定要這樣做法呢？這就是，遵從原來的用意，重印它主要是給《紅樓夢》研究者提出一種供批評參考用的歷史陳跡，讓它基本上存其舊貌；另一方面又因既然已無舊紙型可以利用，就想乘重排之便，把後來發現的有關史料加進去，希望它還能有一點用處。由於有了這兩層設想，其結果就形成了這個非新又非舊的矛盾怪現狀。
說是修改，其實也衹是字句枝節上的變動，修飾一些年輕時候所寫的過於幼稚荒唐的地方。全書存在的中心問題是主張“自傳說”，全部各章各節，都從這個錯誤觀點出發，拱衛着它，簡直成了一個“體係”。我想過的，這種東西，如要修改，衹能整個棄如敝屣，重寫一部全新的書。但這是個工程浩大的任務，水平能力，一時實難如願。在重印的前提下，姑且試作些刪枝剪葉、修頭治腳的處理。我自己明白，這是不解决任何問題的，而且弄不好還會産生副作用，--本質依舊，靠修飾個別字句來冒充“改正”，比不修飾還要糟。怎麽辦呢？反復推尋，計無兩得，衹好出此下策。記得魯迅先生對於“悔其少作”打過一段風趣的比喻，“……就將少年時代的作品盡力刪除，或者簡直全部燒掉。我想，這大約和現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見他嬰兒時代的出屁股，銜手指的照相一樣，自愧其幼稚，因而覺得有損於他現在的尊嚴，--於是以為倘使可以隱蔽，總還是隱蔽的好。”（《集外集序言》）我現在雖不隱蔽，卻比先生所說的更可笑，要在出屁股銜手指的相片上添畫幾點鬍須，裝扮老成。我的想法是，這樣固然不是好辦法，但用意在於去其泰甚⑴，也許多少可以減弱它的消極作用。讀者或能諒其區區之苦衷。出於同樣的考慮，我並嚮出版社建議，希望把本節作為一種衹供研究參考的書物來印行，而不作為一般讀物發售。
在增訂上，幾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原第六章（今本為第七章）本來就是全書中最為冗長的部分，可現在篇幅卻又多出了一倍，在這本怪物身上形成了一個便便巨腹，更增加了它的怪狀。為什麽又要如此呢？認真地說，這本書裏較為可存的，恐怕也就衹這一章。因此，我從一九五七年即曾動手單就這部分進行過增訂修改，工作未竣。這些年來陸續積纍的資料，又有一定數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就這次重排也可續完前此未競之功。如果它對研究者能有一些用處，就是我的莫大的欣幸了。
對於引錄史料，從一開始還比較審慎，一切文獻，盡可能地根據原書原件，不敢蹈稗販欺世的惡習。在舊本第七章“新索隱”中（此章今本已刪去，代之以“文物雜考”）的第六十一條下，我曾引及一種報紙刊登的張務祥一篇文字，其中提到所謂“呢喃賡燕集”“鬆柳溪軒雜纂”“憶園聽濤錄”等書，用來證明“尤三姐確有其人而有其事”，我並未因為他的說法可以助成我當時的那種觀點而輕信他，倒是列舉了文中的可疑之點，並且指明：“且‘鍾情貴到癡’之語俗惡，亦斷不類雪芹詩格，恨不一見張務祥先生，從之詢問三書以訂真偽……”這就是表示：我認為這篇“資料”是偽造之物。舊本初版出後，很快就收到了山東臨淄一位李姓讀者的來信，確言與張相識，張氏自承，文章全出捏構，本無其書（並舉張氏真實姓名，說他化名嚮京、津、青島報刊投稿）。我深幸自己還算“具眼”，沒有上他的當。今日檢點，舊本全書中引用像這樣可疑的資料，衹此一例，但也附加了對它的看法。（附帶說一下，當時這傢報紙所刊張氏的這種“考紅”文字，還有很多篇，我衹引了一段“示例”，餘者概未采錄，這也是我根本不相信的意思。而海外有的紅學家居然最近還從拙著中轉引⑵，把“鍾情貴到癡”這樣的糟“詩句”硬按在曹雪芹的頭上。我對這樣謬種流傳的“來源”出自拙著，深深負疚！）在這個重排的今本中，仍然本着上述的精神，吸取已有的經驗，所引書籍檔案等文，都由我或祜昌親手迻錄。盡可能要找原書原件。個別的，一時原物不可得見，由藏主或友人代抄見惠，畢竟不同於轉販。對於僅聞傳述、尚難對證的材料就要分別情況，倍加慎重，或則暫付闕如，或則附錄示例⑶，聊備參考。有時附以拙見，說明疑點，供大傢討論。在這種問題上，自誤還所關有限，誤人可就關係太大了，從偽材料假證據出發，再加引申，那真是貽害無窮罷。因為曹雪芹的直接文獻難得，對於大傢看法還有異同的材料暫為提供備考，未為不可，但是我們也要承認，假造“贋鼎”，也是舊社會盛行過的一種風習，作偽者會由於需求而譎幻百出，而且既敢作偽，也必然具備一定的能力技巧，使人不能立即識破。（解放初期就有人偽造了施耐庵的“史料”）對辨偽，我還是經驗不夠的，如有誤認，一俟弄清楚，即當糾正。（過去也輕信過某種傳說材料，事後深悔之。我在舊本第七章也鬧笑話的，如第五十八條引惲珠《紅香館詩鈔》“大觀園蘭社詩”，竟不知那是和的《紅樓夢》續書裏的詩，瞎說了一大氣！）
舊本出版後，就有朋友善意地嘲諷，說史料章是“曹寅年譜”。其弦外之音就在哂笑曹雪芹先世的資料太多，而“本主”的資料太少。我承認這是客觀事實。有朋友又建議，幹脆將曹雪芹以前和“以外”的材料一刀砍掉。對此問題，我也虛心考慮過不止一次。自己總覺得，把曹雪芹的身世孤立起來考察，是否即為得宜？歷史是很難割斷來理解的。階級的行為也不是個人的而是集團的。通過曹傢這個傢族（以及其親戚朋友）的歷史，可以看到不少在一般歷史書裏看不到的時代面影，歷史情狀。這些對理解《紅樓夢》的社會背景，都不為無助。馬剋思早就指出：“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資本論》第一捲第二版跋）。列寧也說過：“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中介’。我們决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毛主席也教導說：“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整頓黨的作風》）。一項資料，對這位研究者無用的，對那位卻有用：那時無用的，這時又可能發現它的用處。所以提供資料時，寧可多些好。這倒不是單單為了顯示“豐富”、故意拉長了篇幅的問題⑷。雖然如此，舊本失於剪裁、過傷蕪雜之處，還是不少，這次刪去了一些，給新材料多讓出些地位。自己所設的體例仍然是，詩文首尾宜具全篇，不當以己意取捨，以免發生斷章取義的弊病，史籍檔案之類，則大多數棄其繁文縟句，官式頌詞，衹截取足以說明問題的段落。楝亭全集，內容豐富，但本係專書，一般情況下本編即不再采錄。
對於占此章地位最多的曹寅其人，如何看待評價？朋友中間意見也不一致。有的認為我總是給他說好話，分明是一種偏愛。這點我也是承認的。要說偏愛，倒也並非我和他“沾親帶故”。魯迅先生的話：“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鬥膽在這裏比擬不倫地藉用一下。曹寅如要做壞事，憑着康熙對他的親信，可以壞到極點，但他沒有那樣，倒是還做了些好事，反對某些壞事。我總認為，他對曹雪芹有好的一面的影響（曹雪芹的上一輩伯顒父頫等，實在論不到話下），雍正要整他們一黨，這個陰險毒辣，專門搞宮廷政變、搞特務暗殺的篡位者，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同情於他，而衹能同情於康熙和曹寅。說到文學，曹寅有傑出的成就，而一般文學史是不肯給以衹字的地位的。他編刊的《全唐詩》，直到今天還是一部寶庫。在那時候，他居然敢作劇本表揚曹操。他欠了官款，可是康熙朝大貪污集團的頭子噶禮、阿山，卻是他的對頭，屢次要毀他。氣焰熏天的阿山，藉南巡之口給江南增加賦稅，陳鵬年敢於反抗，曹寅並沒有站在阿山一邊，而是站在了陳鵬年一邊。康熙少年用“童子侍衛”計擒貪霸專橫的權姦鰲拜，曹寅與有其力。他在江南對明遺民、文士等做工作，做得出色，這於當時統一全國的歷史業績不無貢獻。……這一切，都使我對他發生好感而不是惡感。評論他，不能忘記了歷史時代。列寧說：“馬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裏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打着別人的旗幟》）又說：“馬剋思主義理論的絶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論民族自决權》）“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傢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評經濟浪漫主義》）那麽，我覺得對曹寅實不應衹作為一個封建官僚、皇傢世僕就一筆抹殺，該有合乎分寸的肯定些的評價。但是如果我分析估價得離開了歷史，失去了分寸，那就當然是不對的了。
曹傢寄居東南，首尾六七十年之久，文物史資，散在一方的，為數之夥，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本書收集的，還衹是一部分。比方曹寅，要研究他，單是《雪橋詩話》一書所提的有關詩集，我就有很多未見，其他可知。《楝亭詩集》裏所提供的交遊綫索，我曾把待考的人物列成了一個很長的名單，去請教於鄧之誠先生，他是熟悉清史掌故、致力收羅清人集部著作的，但他於名單上的人也衹知道兩三個。--這多少可以說明，我們要想訪求曹雪芹的傢世史料，睏難不小，已經做的實在很有限，很不充分，還是有待大力搜輯。
在這裏夾敘一段可笑的事：我在舊本中還設有所謂“珍秘材料”一節文字。這種賣弄居奇的思想，實在不太高明，應當自行批評。第一，本書引及的四百多種書，都談不上什麽“珍秘”。清人的詩文集最富，可說是浩如煙海，我能得見的衹是一小部分，況且人人能見。第二，著書立說，不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學識見解，衹靠什麽“珍秘材料”，這本身便是一種舊思想舊意識。現在衹是一提此事，也覺得赧然。所以這樣的“文章”已整節刪去。
舊本“史料”一章，除了有錯誤有挂漏，還有一個缺點，就是資料是孤立地擺在那裏，與歷史聯繫不上。我常說，考察曹雪芹的傢世的“小歷史”，必須放到“大歷史”裏面去看問題，過去不是不想做，限於能力。一嚮引為憾事。因此早就準備了要朝着這個想法試做一回。我用的是笨辦法：每年條下，曹傢資料的後面，酌加一些當年的歷史事什、社會情況的史料，以供參互合看。因為我想，讀者不大可能在讀這一章時另外還找一部清代編年史，翻了這邊又翻那邊地去對照閱讀，我這個辦法雖笨，至少可以提供一點方便。不過這麽做的睏難也是很大的。一則，史跡事象極為繁復，清代史料文書又大都格外冗長纍贅，如何能容得下？如何駕禦？再者，這本書畢竟不同於歷史書，又不能做得成了“清鑒綱目”“歷史大事年表”一個樣。剪裁取捨之際，就很費經營。斟酌和主題有一定關係而普通歷史書籍不暇及也不屑及的，往往多附上幾條，“歷史大事”等書中認為值得記載、可以查到的，反倒不一定都著錄。希望讀者不以此為贅，連帶一讀。當然，引錄不能太多，各方面有一點，也無非是示例的性質，可供隅反，而不是說史事衹有這麽一些。
在這中間，有時我加了按語，記下個人的理解和看法。對於這麽復雜的歷史現象，我並不能全都懂得，要時時插進來作解釋，也自知太不量力。衹排比資料，豈不省心，何必添此蛇足。不過我想，讀者恐怕還是願意看見帶有一些初步解釋的書，比枯燥紛紜的一堆材料到底“可讀”些⑸，至於我的解釋，不過提供參考，讀者還要評判選擇。毛主席給我們講過：“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麽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麽不好。”（《在中國共産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本着毛主席的這個教導的精神，有時就多加了幾處按語，多作了一些解釋。這一切，雖然懷之已久，但還是第一次極為粗糙的一種嘗試，非常盼望有這方面的精審詳備的專著出來，嘉惠學人。
實際上，我對清代的歷史懂得很少，為了想要理解《紅樓夢》，對許多方面纔開頭摸索學習。這真是一知半解，必然會“以一知充十用”起來。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還要老老實實地學。縮小到曹氏一傢的歷史，我同樣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還不能透過現象認識實質。比方說，內務府的曹寅和明遺民蘄州顧景星，到底是怎麽竟會有了甥舅關係？曹寅的長婿是平郡王，次婿到底是什麽王，何如人？這個誰也不肯細表的神秘人物，對於日後雍、乾時期曹傢的遭遇有無重大關係？都還弄不清楚。再如，雍正為什麽將曹頫交與怡親王允祥照管，這說明什麽問題？乾隆對允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允祥的地位，一經身故，即已下降，而他的次子弘晈（寧郡王），竟然成了乾隆四、五年間的大逆案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即以允祿、弘皙為首，而弘晈、弘昇、弘昌等很多宗室參加的一大事件，見第七章所敘。其中有弘昌、弘晈二人，皆怡親王之子，其襲爵的弘曉則在曹雪芹生時即與敦誠有交誼往來）。如此則我推斷曹傢應是在此大案中沾帶牽連、再遭巨變的事，與此有無關係？像這樣的問題，我是一直在摸索，但距離真懂得還遠得很。最近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李華同志談及這最後一個問題，他也深具同感，並且將他辛勤查得的資料惠示於我。據他考察，雍正對蘇州織造鬍鳳翬（年羹堯的戚黨。李煦既獲罪下獄，鬍為繼任），也是光把他交給怡親王，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批鬍折，說：“毋謂朕將爾交與怡親王為已得泰山之靠，遂放膽肆志，任意招搖也。倘少有辜負朕恩處，第一參劾爾者即係怡親王，切莫錯會。若希冀王施襢護私恩於爾，則自誤爾之身傢體面矣，小心慎之！”三年十月初三日再批雲：“朕原有旨：除怡親王之外不許結交一人。孰意爾尚恐怡親王照顧不周，又復各處鑽營，卻以本門上幫助親友之事回奏，巧詞搪塞，轉見狡飾，朕豈令爾一概謝絶親戚往來耶？可謂鬍說之至。”（俱見《雍正朱批諭旨》）由此看來，雍正將內務府差員等交與允祥之用意何在？他和允祥的關係畢竟真相如何（是否即如表面所顯示的那樣和美，有無矛盾）？也是大有探討餘地的。這些事不真清楚，就不能說明曹雪芹的全部問題。
再舉一個例。《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裏，為什麽著錄了曹顒之子曹天祐，而不著錄曹頫之子曹霑？照我自己的解釋，《通譜》是乾隆即位奉旨始編、九年刊成的，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到乾元開始徵集檔案時，他纔十三歲，既不夠成丁年齡，當然亦無職銜，故不在著錄之列。如果照另一種說法認為他是生於康熙五十七年的，那麽，到乾元已是十八歲的成丁了，成丁即要當差，而有其職銜，--《通譜》為何摒而不錄？這就需要作出解釋。總之，《通譜》的實際編例是否如此，有無另外的緣故？這也是我所不真懂得的。（我總盼望有專傢早日對這些問題作出切實的研究。）本書的疏略缺漏之處，與此相類的，為數不知凡幾。⑹
上面原是想說本書的修訂方面的問題的，即今本比舊本多出了一些史料和按語，等等。此外，若幹章節後面有添進去的“附記”，補充說明幾個問題。再有，歷年寫的討論《紅樓夢》舊鈔本，介紹清代較為稀見的題紅詩詞的文章，積有數篇，要說專為這個印製成書，那也是沒有的事，因為不值得，現在集在一起，姑且稱之為“附錄編”，置於捲末，聊備參助。
重排本之與舊印本，有所異同，大致說來，就是如此。
下面再容我談一談從搞紅學以來感受最深的一兩個方面的問題。
紅學史發展演變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前後時期，也隨着歷史，帶上了新的時代因素。從留下來的史料看，辛亥前夕已有人開始以新些的眼光去看《紅樓夢》，衹是還很零碎，尚少專篇鉅著，由於散伍不軍，影響未廣⑺。真正夠得上紅學代表的，要算蔡元培先生和鬍適這兩大流派。兩派旗鼓相當，樹幟對壘，勢力影響最大。
這個時期的紅學，基本上反映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上層文人的思想狀態。蔡著《石頭記索隱》（“索隱派”一名由此而來），有人早聞其名，並於“辛亥之鼕”已見其成稿（壽鵬飛說），正式發表則在一九一六（即民五）年。所以實際上是那期間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的觀點--反封建帝製，但是也有大民族主義的狹隘觀念，又不能從階級鬥爭這個根本上去認識民族矛盾的問題。魯迅先生話及紅學家的眼光各異時，曾說“革命傢看見排滿”，那就是指的蔡說一派。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蔡說並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此說即發端於徐時棟，而大備於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隱》。開捲即雲，“《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於是比擬引申，以求其合，以“紅”為影“朱”字；以“石頭”為指金陵；以“賈”為斥偽朝；以“金陵十二釵”為擬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鳳影餘國柱，史湘雲影陳維崧，寶釵妙玉則從徐說，旁徵博引，用力甚勤。……
蔡先生的觀點，既還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産階級“排滿”口號下的産物，他的方法又是從清代封建士大夫那裏傳下來的所謂“影射”的方法。這種方法論的發展極端，是把文學作品中的藝術形象都當作“代表符號”來看待，除了如弁山樵子所指出的“人外有人”之外，甚至說劉老老的外孫男女，一個板兒是代表銅製錢，一個青兒是一捆韭菜，如此等等。這真可說是已入魔道，不管怎麽辯解，也略無半點科學價值可言。不過有一點，蔡先生的本意還是想要闡明《紅樓夢》小說的社會政治意義。這是不容抹殺的。可惜他的觀點不對頭，因而采取的方法也隨之誤入歧途。
鬍適正是抓住蔡說的這個弱點，鑽了索隱派的空子，乘機竪立起他自己的反動紅學的旗幟。
鬍適的立場是買辦資産階級的立場，他的哲學是反動的唯心主義實驗主義，他之忽然“熱心”於搞白話小說的“考證”，並非是一位洋派學究作作新學問，他有他的反動的政治背景和目的。他是乘着白話文學在“五四”文化革新運動中正在空前地提高了地位的時機，藉為小說作考證的形式，來教給“少年的朋友們”一個“思想問題的方法”，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和“一點防身的本領”，怕的是這些少年們“被馬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很多年前就對有關“五四”的各方面作了精闢無比的分析。讓我們在此溫習一下。
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衆和新興的民族資産階級所組成的陣營。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五四運動》）
毛主席又指出：
……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産黨人和若幹黨外馬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産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嚮右的發展。……（《反對黨八股》）
鬍適本是當時混入文化革新運動中的一個投機分子，冒充了一下頭面人物，撈得資本之後，不久他就助成並利用潮流的分化，嚮右轉，開倒車。他的階級本質肯定是不會反帝的了，反封建嗎？他也何嘗是真的要反。所以他熱心於“整理國故”，“尊孔，崇儒，專經，復古”（魯迅語，見《十四年的“讀經”》），一概也是他的本等。但是他又懂得要想迷惑那些朝日方升的數十萬學生，毒害一般青年，搞搞白話小說，畢竟不失為一條途徑。他的《紅樓夢考證》，就是這種毒害青年的一件工具。
鬍適混入五四運動，是為了投機而不是真心反封建，就拿他的《紅樓夢考證》來作“證”，真是再好沒有。
毛主席在分析論述五四運動時，指小說：
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仰，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閑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功還有和這相聯繫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這個反對老八股、老教條的鬥爭，也是它的大功績之一。……（《反對黨八股》）
毛主席的這段話，給我們講得最為清楚不過：形式和內容，是辯證地統一的，老八股和老教條的關係，“文言文”和孔孟之道的關係，就是這樣的一種關係；五四運動的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是形式的問題，反對孔孟之道纔是內容的問題：文言文要反對，孔孟之道更要反對，反對文言文就是為了反對孔孟之道。如果衹主張反對文言文，卻又提倡“國故”，那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那麽那個反對文言文也就沒有多大意義可言，或者幹脆就是假反對。這好比喊打過街老鼠，不是因為它耗糧食，毀器物，傳瘟疫，卻是因為它的耳小、眼紅、尾巴尖。--然而鬍適正好就是如此。
在《紅樓夢》問題上，他表演得更清楚。從鬍適來講，好像他“重視”《紅樓夢》，是為了“提倡”白話文。但是這部偉大的“白話文”的反封建的內容意義呢？為什麽他就視而不見，緘口不談了呢？衹須說到這裏，他的馬腳便全部露了出來。
鬍適“考證”的結果：《紅樓夢》是曹雪芹的一部“自敘傳”，其內容意義，就是“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坐吃山空”的“自然趨勢”。
真是這樣一回事嗎？鬍適這人卻不同昏蟲，他講七十回本《水滸》就講得滿“得要”，比如他說：“聖嘆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你看他對明清之際的歷史政治和社會何等“洞達”，他的仇恨農民造反的階級立場何等分明。難道到了《紅樓夢》的身上，他就會什麽問題也看不出了？他把這部劃時代的反傳統、反孔孟、反禮教的偉大作品說成衹是寫的個人的自敘傳，把其間顯示的封建社會總崩潰的歷史變革趨勢說成衹是“揮霍慣了”“坐吃山空”的“自然趨勢”，他的居心用意何在？豈不昭然若揭？--他把蔡元培先生所要試行闡明的即畢竟這部小說與政治與社會有關的那點意思反對掉了之後，就用“自敘傳”的手法來掩蓋《紅樓夢》的時代背景、歷史意義，政治社會內容。為什麽？怕講《紅樓夢》所反映的問題根本是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推動的歷史社會的空前大變化，是強烈衝擊封建制度的反孔孟反禮教的異端思想。這一點，就是鬍適《考證》的中心要害。
鬍適的紅學就是這樣用他的反動的唯心主義的方法，把《紅樓夢》說成一部自敘傳，把這個“自敘傳”又說成衹是坐吃山空、自然趨勢，然後便達到了他的根本目的：《紅樓夢》並無其他內容意義可言。--這倒成了封建衛道者所百般希求的一個“無害”之物。無奈連封建衛道者都不這樣“天真”，要是那樣，高鶚、張新之、文康，等等，早不須費九牛二虎，嚮曹雪芹苦作鬥爭了⑻。鬍適的惡毒處，大略於此可窺。
說起這一點，鬍適、還有俞平伯先生的這派新紅學，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裏，面目似“新”，實質卻舊，起碼有點倒退。何以言呢？例如，遠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新小說》所載《小說叢話》中，已經有人說：“吾國之小說，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學小說、道德小說。……《紅樓夢》者不能預燭將來之世變，猶創道德學者不能預燭《紅樓夢》時之世變也。特數千年無一人修改之，則大滯社會之進化耳。而奈何中國二千年，竟無一人焉，敢昌言修改之哉。而曹雪芹獨毅然言之而不疑，此真使我五體投地，更無言思擬議之可雲者也。此實其以大哲學家之眼識，摧陷廓清舊道德之功之尤偉者也。而世之人顧群然曰：‘淫書！’‘淫書！’……”這個作者在評論舊道德時還是用的資産階級人性論的觀點，但在那時就已看到曹雪芹的小說是摧陷廓清舊道德的書，這和封建階級駡《紅樓夢》是“邪說詖行”，倒正可在正反兩面互為印證。然而二十年過後，到鬍適講《紅樓夢》，這位”哲學博士“卻不談小說的思想，衹談什麽坐吃山空、自然趨勢。再如俞平伯先生，直到一九四二年給《紅樓真夢傳奇》作序，還說：“孑庵吾兄《紅樓真夢》最為晚出，徑使二玉聚於幻境，而謝庭蘭蕙，仍以忠孝承傢，洵無謬於天人，不失作者之恉，而又大快人之心目也夫！”（石印本郭則澐《紅樓真夢傳奇》序）這些“五四”時期的人物，他們講紅學，並不反對曹雪芹所反對的東西，即毛主席所說的“孔夫子的道理”，有機會還在宣揚它。講《紅樓夢》而回避遮掩其內容意義，而談什麽忠孝承傢，這就正如同毛主席在批判電影《武訓傳》時所指出的那一道理：處在“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所以我說鬍、俞兩傢的紅學觀點，是前一階段的倒退（俞先生的話竟然和高鶚、程偉元相差無幾：“無謬於天人”--“不謬於名教”），其貌似新，其質實舊。弄清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不過，他們的那種資産階級假科學，在當時卻很能迷惑一部分人。比如他們考一點作者的生平，講幾句作品的版本，這看起來當然要比那種索隱派的猜謎的方法確乎“科學”得多。因此他們的考證頗能迷惑一些讀者（其實這就是他的“實驗主義註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反對革命理論馬列主義的手段）。還有一層，要說單憑的是“玩藝兒叫座”，那他們也未必。相當重要的是他們還有別的條件。如鬍適的《考證》，風行一時，並不衹由於它所披露的那份雜志刊物本身的傳播，而是另有憑藉，--那時有個亞東圖書館，專門搞一些舊小說排印，以“新式標點”為其特色，讀者歡迎它這一點便利之處，所以暢銷盛行；這種亞東版的《紅樓夢》，把鬍適的《考證》印在捲頭（還有陳獨秀的一篇序），於是使得大行其道。你不看《紅樓夢》便罷，要看，掀開書便是它，簡直無法避開眼。我作學生的年代，大傢看的都是這種版本，鬍適的《考證》成了紅學的“經典”，“圭臬”。我早在搞紅學以前，開頭看的正是這種本子，中毒很深。
雖然鬍派紅學聲勢如此⑼，是否就完全壓倒或戰勝了索隱一派，取而代之了呢？即又不然。讀者請看下面所列的一個書目：
孫渠甫《石頭記微言》一九一四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一九一六
王夢阮、瀋瓶庵《紅樓夢索隱》一九一六
鄧狂言《紅樓夢釋真》一九一九
鬍適《紅樓夢考證》一九二二（亞東）
俞平伯《紅樓夢辨》一九二三
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一九二七
景梅九《石頭記真諦》一九三四
湛廬《紅樓夢發微》一九四八
上表所列，鬍俞之先之後的紅學專著，一色都是索隱派的大著，勢力堪稱雄厚。鬍、俞派紅學崛起之後，索隱派雖已早過方興之時，卻是仍當未艾之際。尤其是這個景梅九，書為晚出，實集索隱者說之大成（大雜燴）。由於它成書時外患日亟，所以又把“亡國悲恨”一義列為《紅樓夢》主要意旨，但所用的方法，照樣是一成不變的猜謎方法，例如他解“滿紙荒唐言”，說：“蓋荒者亡也，唐者中國也，荒唐者即亡國之謂。”無庸多舉，斑豹可窺。（若說景氏有什麽新見解，他倒指出：“及追尋著者之思想，又發現原書關係平民精神之點，覺其符合最新社會學說，”但又緊接說道：“能超過馬格斯一派議論，不覺通身快活，為之發揮略盡……”如此看來，景先生所說的被“超過”的這個“馬格斯”，大概就是鬍博士所教於人的不要被他牽鼻子的那個馬剋思吧？可以說，他們在紅學上儘管流派水火不容，在“超過”馬剋思上倒也可以把臂入林的⑽。）我當年想在鬍《考》俞《辨》之外看看紅學論著，所能找到的，就是這些大作。心中甚為奇怪。
還有一層也是今天的讀者所不易想像的了，即彼時不寫紅學書的人對此看法又是如何。我曾在晤談中摸過一些年輩居長的師友先生們的意見。使我驚訝的是不少人所信奉的仍然是索隱派的學說，他們認為曹雪芹是有“寄托”“寓意”的，是諷嘲清代和旗人的，對鬍適的“自敘”說不能同意，譏誚他是“半個洋人”。他們的意思原應一分為二，不為全無道理。但在當時我卻感到很意外，衹覺得仍然相信曹雪芹作書的意旨，是以林黛玉來寫朱彝尊，以青兒來指韭菜，以“荒唐”來隱“亡國”……等等一切，實在無法理解。因此更覺得“自敘傳”說為有理，--殊不知這正是它的毒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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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用他的妙筆表現了一個整個的世界。對於這個世界如何看待？看來是因時而異，因人而異。歸根結蒂，是因階級而異。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對《紅樓夢》便作出不同的解釋。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無産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産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解釋《紅樓夢》世界的人，不管他是自覺地或是不自覺地，也還是包含了要按照那個解釋來改造現實世界的這一層意義在內。對於《紅樓夢》的見解和爭論，特別鮮明地反映出兩個階級、兩種世界觀的思想鬥爭，這在過去時代是如此，在全國解放，新中國建國以來，在對待《紅樓夢》問題上還要反映出兩條道路、兩條路綫的鬥爭，即社會主義還是修正主義、前進還是倒退、革命還是復闢的鬥爭。例如有人就說《紅樓夢》是一部“吊膀子書”。林彪看《紅樓夢》，竟然體會出“天馬行空”。這就是反動的和反革命的紅學。所以說，紅學史始終是一部思想鬥爭史，沒有哪個人可以作“超然物外”的紅學家。
我的接受“自敘傳”說，不是說當時的歷史條件毫無關係，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自己的世界觀。這纔是决定我如何解釋《紅樓夢》的主要因素。那時我的思想，基本上是屬於資産階級體係的。因此看見鬍適的考證，認為它對，還要助長它，宣揚它。還有那個害死人的形而上學的形式主義的方法論，看問題，講問題，一定要走極端走到頭，絶對化化到頂。為了主張自傳說，自己心裏也並非真是看得那麽死的，不惜違心立論，把話說絶了，以為倘不如此，就不能“說服”人。其為幼稚可笑，簡直無以復加。
我在考證上，也有很多唯心主義穿鑿附會的東西。
上述種種，雖還十分粗糙膚淺，也並非自己早能隊識。一九五四年毛主席親自發動領導了對《紅樓夢》研究中錯誤觀點的批判運動。這是一場意義極為深刻的思想鬥爭，是《紅樓夢》研究史上的一次最偉大的革命。從此，紅學才能走上正確的路途。我在這場運動中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明白了很多的重大道理，認識到鬍適紅學的反動政治實質。對《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如何理解闡釋，可以看出一個人對待祖國文化遺産的根本態度。這涉及到很多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例如，是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還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是批判現實主義（結合着浪漫主義）高度概括十八世紀封建中國社會，還是自然主義“真人真事”式的瑣碎庸俗的記事作品？都是不能調和的大是大非問題，不站在這邊，就站在那邊。自己的紅學觀點，基本上是在錯誤的一邊。由此深深感到自己搞紅學的全部過程，也是一個改造世界觀的過程。
運動中間，蒙李希凡等同志專為本書寫了評文，在黨的報紙上發表。現在徵得希凡同志的同意，把它刊在重排本上，我將它冠於捲首，請讀者盡先取閱。
一場運動的意義越是深刻偉大，鬥爭的形勢就越尖銳復雜，轉眼快到二十周年，今天的讀者對當時的各種情況也未必全部清楚了。我這本在文藝觀點上帶有根本性錯誤的書，應當也必須接受批判。但是那時就有極少數的個別人，把我說得甚至比鬍適還反動，文章越來越“兇”起來。這大約是一種擴大射擊面、轉移註意力，藉以掩護主要批判目標的“戰略”吧？在這種情勢下，黨報刊出了希凡同志的文章，嚴格要求，深刻批評，又與人為善。這時，個別人要把我打成鬍適第二的浪潮，纔伏落下去。而這樣一來，我在運動中接受的教育，就加倍地深刻了一層，我在此追述這一點，主要是說明黨對我的關懷和策勵，以及我的感激和慚愧的心情。
反對和批判“自敘傳”說，有雙重針對性。有的宣揚此說，完全是拿它作工具，另有目的，歪麯掩蓋小說的重大意義，如鬍適等人所為。有的則不是不講小說的意義，而且其考證用意就是願望由此可以尋見這種意義的源委，但是主張此說的結果，還是降低了《紅樓夢》的高度集中高度典型化的內容意義和藝術價值，把一部偉大作品到底說得好像是個人的生活紀錄，如我所為者是例。後一類，比附真人真事，其效果還可能影響一些初學創作的人，忽略馬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原則，即典型化與能動反映論。那將不利於現代創作的提高和發展。毛主席說過的：“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人真事派的創作方法論，實質就是違反這個科學的文學理論教導，仿佛作品衹是“等於”生活，甚至倒是生活高於作品。這就給“寫真實”“忠實於生活”等等之類的修正主義謬論提供了“例證”和“論據”。修正主義者一嚮是在無孔不入地歪麯正確的文藝理論，歪麯我們的文藝作品，它當然也歪麯我們文藝遺産中這部最為偉大的長篇小說名著。因此，必須對“真人真事”式的紅學進行批判。
批判了這些自傳謬說，才能正確深刻地認識《紅樓夢》的意義，也才能正確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藝術特點特色。例如，他到底是怎樣創造他的小說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記得有一種意見，認為曹雪芹所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就是高爾基的方法，要寫一個工人或小商人，是觀察了十幾個、幾十個工人或小商人之後纔概括出來的。我覺得，文學藝術，當然有它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的共通規律，但中外古今又各有各的特殊之點，是復雜而富於變化的。文學藝術的實踐和理淪，本身也是不斷前進不斷發展的成果，從來不曾也不會僵化和停止，這是一個長時間的反復實踐、認識的積纍過程。時代不同，國度不同，社會情況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傳統不同。不同的作傢各自以他的世界觀來指導和决定他的創作。有了一定的馬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作為指導的無産階級作傢，和沒有這個指導的非無産階級作傢更是不同。曹雪芹要想為了創造每一個婦女典型而必須概括十幾個以至幾十個婦女，他在十八世紀封建中國的社會中，有沒有和高爾基一樣的那種收集原始素材的歷史條什，需要具體地分析。（在那時候，像曹雪芹所寫的那些階層的婦女，是連面也不輕易令人得見的。）我覺得用高爾基來解釋曹雪芹，就未必全部得當。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方法，應該是多種多樣，而不是所有人物形象都是用的一個一成而不可變的手法。對於這些問題，如同志們所指出的，魯迅先生也早就講過了，我們學習他的《出關的“關”》（《且介亭雜文末編》）一文，已把關於運用模特兒的各種問題講得很全面，也很清楚。特別值得註意的是，這是一九三六年四月先生寫下的看法，代表他的最晚期的意見。先生所涉及到的，諸如“專用一個人”的單一型模特兒，“雜取種種人”的合成型模特兒，現實人物的本身之是否具有典型性即如何選取模特兒，藝術形象一經創造成功後與原模特兒的關係，等等，無不有其精到的論述，儘管先生為文的目的往往另有所在，講話的重點與方式往往因用意不同而極富變化，但其基本道理依然講得非常清楚明確⑾。
魯迅先生所提出的不同的兩法，我們也要善會其意，似乎不應形而上學地將兩種方法絶對對立起來，認為既有二法，那就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了。我覺得，它們的關係，其實也是辯證法的關係。采用單一型手法的，實際會不自覺地將合成型的因素已經包含進去，采用合成型的，未始不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又藉助於一個相對穩定的模特兒的某些一特點，給人物形象的藝術表現增添一層鮮明和準確。似乎不妨說，作傢們所采用的二法之間的比例，常常是千變萬化，各不盡同就是了。
還有，我覺得討論這個問題，更不能忘記一點：文學藝術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絶不等於一般類型化。它是和典型環境不可分割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的“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的這段話，更是豐富和發展了馬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條極為重要的原理。沒有矛盾和鬥爭的典型化，也就做不到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可以看出，曹雪芹正是非常善於在典型化了的矛盾和鬥爭中來表現典型人物形象，因而不同於一般類型化。
也有一種個別情況，即有少數人物並不發生運用模特兒的問題，最明顯的如警幻仙姑等即是。曹雪芹是個大手筆，最為高明不過的人，為何他在寫警幻上場時卻寫出了那麽樣的一篇“賦”？從開頭，到什麽“……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到“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被霜……”直到結尾“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通篇並無一句不是陳詞堆砌，毫無內容可言。曹雪芹而出此“敗筆”，這究竟是什麽道理？應當如何解釋？我想，這就是曹雪芹在用他自己的辦法來暗示，這樣的人物，本來就是個不成其為藝術形象的虛構的角色，所以讓讀者一看這段“引子”就覺出那是並無典型意義的一種假名。因義類相涉，我把這點意思也乘便附記在此。
我對上述這些問題，過去是無知，現在纔開始學習體會，這裏的一些看法，一定會有不妥之處，不過是記下來聊備參考而已。紅樓夢
鬍適說起他自己的“歷史癖”“考據癖”，大有洋洋自得之色。是真有這麽一回事嗎？不舉別的，單以《紅樓夢》這題目來看，他的“考據”正是完完全全離開了“歷史”的一種把戲。比如說，他考據曹雪芹芹的傢世，考出了些什麽呢？據說就是他傢素來“對於吃食的講究”，“《居常飲饌錄》的遺風未泯”，和所謂“很富麗的文學美術的環境”。也有那麽一派“紅學”，專門講《紅樓夢》裏的哪個菜，怎麽做，怎樣考究，哪件衣，什麽名色，怎樣高等，說得津津然其味欲出，眉飛色舞，假充內行，實際是稱羨那種享受。這大抵是地主官僚，遺老遺少，和有錢無事的閑人們，他們專門留意於“飲饌”之類，是出於口腹之欲無窮。（我們都還記得列寧在《一本有才氣的書》中對其作者阿爾卡季·阿威爾岑柯所作的辛辣諷刺！）考據曹雪芹而衹看見這個，可以“想見其為人”。再比如，按照他的自敘傳的說法，曹傢的敗落是坐吃山空的緣故。解放前我到故宮文獻館去閱看曹寅李熙的奏摺時，就看見“登記表”上有鬍適早就去過的證據。他對曹傢的歷史，敗落的真情，並非不知，也不是不註意。可是他對此絶口不談一字⑿。那麽，他自詡的“考據癖”“歷史癖”，都跑到哪兒去了呢？豈不是老大的一個疑團？
恩格斯說過：“資産階級把一切變成商品，因此歷史也變成了商品。由於資産階級的性質，由於它存在的條件，它特別捏造了一切商品，它也捏造了歷史。得錢最多的文章，就是歷史捏造得最符合資産階級利益的文章。”（《關於英國和愛爾蘭歷史的筆記》）鬍適的“坐吃山空”論，就是他所捏造的歷史，並且這種“歷史”在當時果然“得錢最多”。
在鬍適的“考證”中，真正稱得上“歷史”的東西，絶不見有，那麽姑且不講，講講史料總可以吧？可是不然。連《江南通志》裏的簡單的曹寅任職年份，這樣起碼的東西，也並非他所“發現”，還是別人下的一點翻檢工夫。像《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這樣並無異本的官本書册，他竟引成了“八旗氏族通譜”，說明他之引用，也並非經過自己查考，還是藉別人的勞動，--所以纔鬧出這種笑話。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三筆》捲一中記敘並暗示了曹寅之母孫氏與康熙帝保母乳兒的關係，魯迅先生特為引錄於《小說舊聞鈔》頁九十五，並加按語，說：“惟曹寅之母姓孫，又曾朝謁得厚賚，則為考雪芹傢世者所未道及，故拈出之。”這就是對鬍適的假“歷史癖”“考據癖”的有力批評揭露。
我在舊本第一章第四節（今本已刪）裏舉過，有人在早年的《紅樓夢》英文節譯本的序裏說鬍適的investigations已經是exhaustive
了，意思就是，對《紅樓夢》的考證，已經被他作盡了，作絶了。最近幾年則海外又有一本紅學書，其序言裏說鬍適“雖僅是手指輕輕一點，其效果卻是無比的深遠功績無比的宏偉”雲。以上兩例，倒可以說是“相反相成”吧。從前一論調來說，連鬍適都衹能考證出這麽多，別人大可不必妄想再考。從後一論調來說，不管你再考出什麽來，也是人傢的言功德業的“餘烈”--你看，一個說甜井已被他汲幹，一個又“飲水思源”，說井是他挖好了的。
對於曹傢的史跡，是否衹有他考的那麽“多”？我是很懷疑的。也堅不相信問題是什麽坐吃山空的問題。在我當時的幼稚認識中，朦朦朧朧地感覺到《紅樓夢》是我國文學中的一部特別奇偉而重要的書，它是和歷史時代的某種大事、某種要義相關聯的（這絶不是像索隱派所說的那樣）。可是畢竟如何，自己又說不上所以然來。這就興起了發憤自己探討一番的念頭來。越探討，越證明事情並不是像鬍適所說的那麽一回事。離開歷史去“考據”曹雪芹的傢世生平和一切，是個絶大的騙局和詭計。這個騙局和詭計的最惡毒之處就在於他說的“《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而“平淡無奇”四字，尤其是要害之要害。
但是當時紅學也有“禁臠”之味，小孩子想染指，豈非狂妄之至。我一嘗試時，就聽到了酸腔冷語。鬍適也發出信號：“我勸你把年表收起來”，叫我對考證中有不合於他的說法的，要“虛心”。那時候年輕，不知趣，一激之下，非要搞到底不可。越搞越發覺《紅樓夢》歷來所蒙受的糟蹋歪麯之驚人（那時還不明白自己相信的自傳說也是歪麯），又生了強烈的為它洗刷屈枉的志願。這些攪和在一處，成了我搞紅學一直搞下去的動力。
我呆的那個大學，其時好一點的教授已經寥寥了，再加上中間經歷了八年淪陷之痛、重得返回故校⒀，比我低多少班次的同學都早成了先生老師，真有“化鶴歸來”之感，對那些“課程”，意興闌珊，凡熟知上課不點名的班，一概不去。我讀的西語係，是個洋派少爺小姐特別集中的地方，我則藍衫一領，每日在圖書館抱綫裝書。別人也不知我所事何事，其測高深。後來入了研究院，給我開出的經史子集的長篇必讀書目，我是一本也沒有真去讀。我這個不安分守己的學生，對於許多題目都自己搞，用志不專，種種牽率，大抵不能卒業，唯有對曹雪芹這個主題，鍥而不捨。當時又無師承，獨自一個盲人瞎馬地摸索⒁。在這種情形下，所能獲得的成果當然很初級。但是由於在這一點上和鬍適立意不同了，所以其結果與他異趣，積纍了一些材料，說明了幾個為他所歪麯隱蔽和他根本不想懂不能懂的問題。這就多少有助於使他那個“平淡無奇”的“坐吃山空”的神話歸於破産。
另一件使我對鬍適發生疑問的，是他把所謂“程乙本”捧出來讓亞東毀去舊本重排“問世”，大事吹噓⒂。他是收藏甲戌本並且最早得見庚辰本的人，他憑藉這種資本作了那一點“考證文章”高踞紅學權威的寶座之後，就算了結：絶無半點將此兩本公諸世人，使之廣布流傳的意思（他當時是有這個條件的），卻拿出什麽“程乙本”來欺世惑人。衹這一點也說明他之搞《紅樓夢》實是別有用心。祜昌拿戚本逐字地比勘了這個亞東程乙本，真是氣憤無比。（隨後我又用庚辰本逐字校勘戚本）從此立意要校寫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本子來。這個工作又衹好與搜集史料分頭並進。先設法藉到了甲戌本，錄出副本，又藉得了庚辰本的照相本，加上戚本，彼此互校，立下了匯校的骨幹，以後每得見一種舊鈔本，就把異文增校進去。這個工程異常之浩大，睏難很多，祜昌和我又都是業餘從事，時間人力物力，無法和專業相比，也是衹憑鍥而不捨。我們對什麽是曹雪芹的真《紅樓夢》，由此獲得了比較清楚的概念。如同《續琵琶》一樣，我間接地起了一點作用，使庚辰本和己卯本終得歸於公傢圖書館。（說也奇怪，後來有關圖書館的某任館長曾明白嚮人表示：“有專傢提出了，庚辰本不準藉給周汝昌！”）鬍適這個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搞《紅樓夢》，通過鈔校這些《石頭記》舊鈔本，答案也越發清楚。他實際上是贊助歪麯篡改曹雪芹原作的最賣力的人。
《紅樓夢》是一部什麽書？答案多得很了。魯迅先生不是說過：
《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不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傢看見排滿，流言傢看見宮闈秘事……。（《集外集拾遺·絳洞花主小引》）
在魯迅先生青年的時代，就還有把《紅樓夢》解為“成佛之要道”的（藍公武說。章太炎曾和這種謬論作鬥爭。參看《且介亭雜文·末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這真是一種大觀，也是“奇跡”。
但是，如魯迅在上面一段引文後所接着指出的：“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證成多所愛者，當大苦惱，因為世上，不幸人多。……”那還是一九二七年的開年（離《中國小說史略》印成三年），他說得多好啊，《紅樓夢》是一部不滿封建社會的書，在那個社會裏，很多不幸的受壓迫者被致于死地。（那時有誰能這樣看《紅樓》？）正因此故，曹雪芹的《紅樓夢》還是一部和“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的封建信條作針鋒相對的鬥爭的邪書，或者可以說是反書。作者筆下的主角人物，他所堅持的道路，他對整個社會的看法和議淪，無處不是與孔孟經濟背道而弛的。唯其如此，還在清代鼎盛春秋的時期，其統治集團的“有識者流”，就已一眼看穿了這一點，精確地將這部小說判定為“邪說詖行之尤”（參看梁恭辰《勸戒四錄》）。
這指的正是那個“百口嘲謗，萬目睚眥”、“見棄於世道”的“古今不肖無雙”的一種新興歷史力量的異端邪說的思想內容。
由於曹雪芹文章的巨麗，手筆的精奇，最初期的一些讀者尚多買櫝還珠，徒然震賞於它的物色繁華，衹顧贊揚它的聲情美妙，但是《紅樓夢》前八十回一經問世，畢竟好似一顆彗星在空中爆裂，不衹光芒如此之耀目，而且其衝擊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致當時那個社會所賴以立的一切綱維支柱，統統阽危嵲屼、搖搖欲墜起來。
毛主席指導我們如何决定什麽東西是應當和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麽東西是應當反對的，曾說過：“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麽嚮着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由於毛主席那是批判《武訓傳》，所以特別提出的是鴉片戰爭以來的事。根據毛主席指導的精神往更早一些的時候看一看，那麽曹雪芹的《紅樓夢》，可以說正是毛主席重視的那種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他是可以作為那個時代的標志的一位偉大人物，如同恩格斯說但丁是歐洲“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共産黨宣言·一八九三年意大利文版序言》）的一位標志人物和詩人作傢一樣。
在兩千年的我國封建社會中，能像曹雪芹這樣以通俗文字的形式公開、全面、勇敢、堅决地反對“孔孟之間”“經濟之道”的，這樣全面懷疑和攻擊封建秩序和傳統觀念的，並不是很多見。《紅樓夢》第二十回，曹雪芹寫道：
……因有這個獃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囤濁物，可有可無。衹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亙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衹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
（請註意程本、夢覺本改成：
衹是父親、叔伯（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衹得聽他幾句，所以……）
這就是曹雪芹用他自己獨創的假語村言，用他所能想得的能為當時的歷史條件所許可的表達形式，對禮教、對孔丘所作的極大膽極深刻的否定。其實質是“衊棄倫常，忤慢先聖”。須知這在封建時代正是頭等的悖逆之罪。
在《紅樓夢》第三十六回，曹雪芹寫道：
那寶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絶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衹在園中遊臥，……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衹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兒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堅辭，原為導後世的須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綉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風顛，也都不嚮他說這些正經話了。
（請註意：程本、夢覺本、“夢稿”本，將“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刪掉。內中夢覺本雖尚存前六字，亦將“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刪去。還請註意，原文用的是“焚書”的“焚”字，而不說將書燒了。）
在這裏，“除《四書》外”，正像“孔子是亙古第一人”，天真一些的讀者還認為這是曹雪芹反孔反封建很不徹底的“敗筆”。殊不知這都屬於他的周旋世人、瞞蔽讀者的筆法。這種話之並非好話（孔孟和《四書》在清代的地位，請看第七章有關部分），衹要看看竄改者單單將它們悍然而又偷偷地刪淨，就可以明白其中消息了。
一部曹雪芹《紅樓夢》的反儒反孔反封建的主旨和精神，不能靠摘句來顯示，但是上面所摘的這樣的句例，豈不驚心動魄，豈不發入深省？
所以說，這樣一部邪說反書，忽然出現於乾隆盛世，真好比一顆“不祥”的妖星和災星一樣。這個異常事件的危險性，其可能引起的後果，當時的封建統治集團充分地意識到，他們並不鈍覺，也不鬍塗，一場嚴重的激烈的鬥爭立即展開了。
曹雪芹《紅樓夢》所遭到的對待，是種種不同。一方是“不脛而走”，大受歡迎--還不敢十分公開的並且也還不是真正懂透的驚奇贊嘆。一方是驚惶萬狀，辱駡百般。
這部邪書很快就傳到了皇帝的耳目之間，對它大加註意。--這時書已經傳抄出八十回。“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然……今所傳衹八十捲，殊非全本。即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衹八十捲。讀者頗以為憾。”（程偉元語）
不少人的印象總以為曹雪芹的小說是一部未能完成的巨著。其實不是。全書一百一十回，通部具有成稿，到乾隆丁亥季夏（乾隆三十二年，雪芹亡後三年半）畸笏作批，其一條批語已明確提到他見到“末回”的事，是其時全書具在的鐵證（我不相信有中間還沒有寫成、先寫出末回的奇怪寫作法）。那麽，八十回下面的“後之三十回”（亦脂批語）往哪裏去了呢？
看來，曹雪芹往外傳抄其前八十回書，經過還算相對地順利，他要想再傳八十回以後的書，便遇到了極大的睏難。
為什麽呢？因為八十回以後筆墨大變了，情節更不“美妙”了，思想感情也更可駭了，封建統治集體覺得這比前八十回更邪惡，更於“世道人心”有妨，所以不能讓它逍遙自在地問世傳奇。
八十回後，要寫賈府破敗了，獲罪抄傢，鳳姐、寶玉都落入“狴犴”。這種種筆墨和它所牽涉到的歷史背景，都會使統治集團感到不是那麽十分舒服。批書者畸笏再三地提到“獄神廟”等“五六稿”為“藉閱者迷失”，為之痛惜嘆惋。--事情古怪得很喲。為什麽單單“迷失”書稿的這麽多的最關重要的部分？哪裏有這麽巧的“偶然不慎”的糟糕事？！批者的話變相地告訴我們：當時已有人在這更其重要吃緊的後三十回書身上打他的鬼算盤，要以賺瞞隱匿甚至部分毀滅的陰謀來破壞曹雪芹的全書了。
根據這些跡象來推斷，我自己形成了下面的一些看法。曹雪芹因此在生前所遭受的利誘威逼種種迫害，情況是可駭可愕、可歌可泣的。有人要收買他（包括他的靈魂和一切材藝，當然《紅樓夢》全稿在內），他斷然拒絶，這就是張宜泉寫出“羹調未羨青蓮寵，院召難忘立本羞”和敦敏寫出“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又見此支離”的原出。收買不成，更生毒計，便要沒法毀壞他的書稿。對曹雪芹來說，這種敗壞是對他的最沉重的打擊，十年心血，半付東流，陰謀者的罪惡，遠遠超過了圖財害命。曹雪芹為此認真地走了心，一病不起（愛子痘殤還在其次）。所以脂硯批語說：“壬午（按當作癸未）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餘嘗哭芹，淚亦待盡。……”（已然有了“末回”的一部成書，如何又是“書未成”？作者為何為這樣的“未成”竟至淚枯命盡？這個“未成”，絶不是指的作者根本沒有“作成”“寫完”。過去我們總未認真讀懂。）所以敦敏的輓詩也說：“牛鬼遺文悲李賀”，“鄴下才人應有恨”！仔細地尋繹玩味這些文詞的含義，這是多麽大的深仇巨恨啊。
在清初，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小說，其經歷命運都是不怎麽單純的。《水滸傳》，本來是宣揚招安的，還有金人瑞腰斬七十回，竄入“噩夢”，並大肆偷改原本的文字（後來還要出個俞萬春於道光初年經營一部反動的《蕩寇志》）。蒲鬆齡的《聊齋志異》，筆記傢明言有人（但不一定就是王士禛）要收買他的這部書稿，蒲鬆齡不幹。並且，也有人說現傳本已是經人“刪削”的本子了（可參看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引《過日齋雜記》）。還要看到當時統治集團有計劃有係統有目的地偷偷篡改歷史、點竄書籍的做法（如所謂重修《實錄》和纂輯《四庫全書》）。在這種氣候之下，刊書者往往就是毀書者--把書刪改竄亂得皮毛略存，精神全異。關於這一點，有一條重要的記載不可忽略，即吳雲給花韻庵主《紅樓夢傳奇》作序文，開頭就說：“《紅樓夢》一書，稗史之妖也，不知所自起。當《四庫書》告成時，稍稍流佈，率皆抄寫未完之帙。已而高蘭墅偕陳（程）某足成之，間多點竄原文，不免續貂之誚……”。此序作於嘉慶己卯，而吳氏實與高鶚為同時人。他是第一個明言指出高鶚不僅續貂，而且偷改原文的人，又特別把《紅樓夢》的流佈和《四庫全書》告成的時間聯繫起來，事非偶然，最堪尋味。
乾隆朝的統治者們，在收買、威逼、迫害、破壞種種伎倆都經使盡而仍然得不到曹雪芹的絲毫讓步的情形下，便施展出最為陰險毒辣的一著：抽梁換柱，暗地騰挪，使之整個存形變質，並且“將欲取之，必固予之”，還不惜工本，不但要為之壽諸梨棗，而且還要刻出“全部”來。
為了這一特殊使命，這要物色“人才”。這種人才要不顯山不露水，能力還要混得過耳目，身份地位要能夠知己知彼，纔便於取中要害。物色的結果，差使落到高鶚（也是內務府旗人）程偉元二人頭上。其成績，就是後來一直傳世的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
高、程二人的續補刊刻《紅樓夢》，並非出於自身對它的“知賞”和愛玩。嘉慶以來的《紅樓夢》續補書，不管多麽庸俗荒謬，下流反動，但看看它們捲首序言的訴說，總還是有一點出於對原著愛賞、因而發心立願要為續補的意思流露出來。高、程二人即不然。他們的“敘”文和“引言”略無半點涉此，專門一味，反復表白的，單衹一點：這部書嚮“無全璧”，經過“數年”的“苦心”，於是“《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此外，了無他意，簡直就是個完成差使的交代和告白。他們二人合幹了如此一件極不尋常的大事，竟能如此行若無事，冷靜非常，豈不異哉。
當然，我們如果明白了其中的事故之後，便毫不足異了，他們從事此舉，本由上命差遣。若問上命者是誰？二人在“壬子花朝後一日”的引言中已然道出了真相，那就是：
一、是書詞意新雅，久為名公鉅卿賞鑒，但創始刷印，捲帙較多，工力浩繁，……
讀者請著眼：這說的已經不再是那個“無全璧”的八十回《石頭記》了，而是被他們補成“全書”的百二十回《紅樓夢》了，這個“全書”，由於詞意“新雅”已經受到名公鉅卿們的“鑒賞”了。高鶚、程偉元，此時也還都是窮酸⒃，如何有這一筆巨貲幹這件閑事？可知工力浩繁的刊印費，也還是那些頗知“鑒賞”的名公鉅卿諸位大人的鼎力資助。事情的意義，難道還不十分清楚嗎？沒有後臺，如名公鉅卿者流，單憑高、程兩個，是幹不來也幹不起這一番“事業”的。
高鶚、程偉元二人，費了“數年銖積寸纍之苦心”，做了些什麽呢？一件事是偷改前八十回，所謂“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所謂“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傢互異，今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披閱，非敢爭勝前人也。”（按照他們的“情”和“理”而“增損數字”的結果，請看本書所引諸例！）一件事自然就是更為自鳴得意的“成書之幸”，他們鑽了原書衹傳鈔出八十回的這個空子，生造假尾，冒稱全書。或者幹脆就是砍貂續狗，後三十回已遭他們隱匿。所謂“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顛末畢具，大快人心”，說的就是名公鉅卿的意旨的實現。
以上這些，還衹是我個人的推測，是否能得其事之實，有待進一步研究討論，但有一個問題是比較清楚的，下面試加申述。
在本書第一章第三節裏，我憑着當時的水平，對曹雪芹小說的思想內容妄欲有所窺探，因此曾說：
“……他的頭腦思想，在十八世紀的中國出現，則確乎不愧稱為‘一顆奇異的花朵’……他的思想是那樣自由清新、開明進步得遠超乎時代之前，稱他為那時代的啓蒙思想傢和那社會環境的一個大膽的叛逆者是並無語病的。從舊傳統、禮法、名教等而看，曹雪芹的反抗性、革命性是夠強烈的了。”
在另一處（舊本“代序”，今本改版後的第一章第四節）我又曾說：
“……這個巨大的總崩潰，是一個不可輓還的命運；時代推移、社會演變的徵兆契機，就被偉大的時代文學巨人所感孕了，‘賈府’的整個敗落，也就象徵着這一巨大的總崩潰，《紅樓夢》之所以單單出於此時，絶不是偶然的事，曹雪芹筆下所熱愛的主人公是這個勢將崩潰的社會的逆子，他所悼惜的是封建制度下的犧牲者，他所基本否定是那個時代的虛偽的道德。”
“曹雪芹看不慣這個人吃人的世界，尤其是對於一切封建、宗法、禮教的內涵，以至仕宦以及‘幹祿’式的‘讀書’，他都是一體表示懷疑的。他對嫡庶、主奴、男女、良賤的封建區分也都是表示不能理解和欣賞，……”
“總之，曹雪芹內心的鬥爭是一方面因受時代限製，不認識可以另闢新天的道路，還要‘補’那個舊的‘天’，可是一方面那個天底下的封建關係亦已在其心中開始瓦解，這就是賈寶玉的悲劇，也就是當時社會衝突的反映。”
今天重看，文字十分蹩腳，但這畢竟是我在當時的認識水平下概括表示我對曹雪芹《紅樓夢》的思想意義的總看法，其間的意思還是比較清楚的，就是說，我認為十八世紀的曹雪芹《紅樓夢》，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即將發生變化，小說主角從思想上對封建經濟基礎的一切上層建築，進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懷疑和否定，中心問題是反對儒傢名教倫常，反對“孔孟之間”和“經濟之道”。是新興的和衰亡的之間的殊死搏鬥。)
這是一場極其深刻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所以，曹雪芹和《紅樓夢》的遭遇，絶不可能是風平浪靜、自在逍遙的。但是我們往往忽略了，第一起正式站出來和曹雪芹《紅樓夢》作生死鬥爭的，正是苦心積纍偽造全璧、大快稱幸的高鶚、程偉元（包括着他們的後臺背景）。
在高、程的續書中，有一條最基本的總方向和一個妙着：即是看清了曹雪芹的轍跡，把坐車子的眼睛蒙上一塊布，然後把車轅子掉過頭來，偷偷地但是盡一切可能“往回拉”。曹書中，處處離經叛道，衊聖棄倫；在高續中，處處歸結到綱紀倫常，忠孝節義。在曹書中，寶玉這個混世魔王，由於喜惡大反一般“士大夫諸男人”之常，言論行為，時時可駭可異，所以纔被人指目為“瘋癲”，這是思想上的瘋顛；到高續中，寶玉被“改造”得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生理上的“失心瘋”，或者略好些的時候，也是瘟頭瘟腦，一切莫名其妙，挂着一副可憐相的昏蟲。在曹節中，寶玉因不肖種種，與賈政起了極其嚴重的衝突，以至賈政說他可以釀到“弒父弒君”的地步（即不忠不孝之極軌）；到高續中，不但這種矛盾衝突全部悄悄地歸於無有，而且寶玉的思想變得竟與賈政一模一樣。（請看前文我引錄的關於續書中寫鴛鴦“殉節”時賈政寶玉的文字！）在曹書中，寶玉深惡八股時文，仕宦之途，衹有黛玉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因此深敬黛玉；到高續中，這位從不勸寶玉去立身揚名的黛玉忽然贊美起八股文來，說它“清貴”。在曹書中，這個“愚頑怕讀文章”的寶玉，他和封建世道是絶對對立的、不能調和的（他衹要一看見“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這類文詞，哪怕那地方精美賽過神仙洞府，也要“快出去！”一刻也不能忍受的）；到高續中，寶玉變成一個受了賈政、賈代儒的“講義警頑心”之後、乖乖地講《四書》、作八股的守禮循法的順從學生--孝子賢孫。
一切矛盾衝突，通通化為烏有了之後，小說怎麽續下去--而且為了不致暴露是假續，還必須照顧前八十回的綫索。高鶚是很聰明的，他轉移目標，改換重心，看準了佳人才子因“終身大事”而弄出一些波瀾--是歷來傳奇野史中並不罕見也並不難以“處理”的東西，於是遂抓住釵婚黛死這一點，大做其掩飾耳目的文章，這樣果然效果不差，使人們忘記了其它一切，這就是高鶚將一部《紅樓夢》“改造”成為一出“愛情悲劇”的巧妙手法。
不過魯迅先生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極為尖銳地指出了：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傢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麯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衹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
…………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傢業再振，蘭桂齊芳，……（《墳·論睜了眼看》）
魯迅這裏正是就高鶚改造後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而發揮議論。他已不啻為我們指明：如衹看見婚姻問題這個舊社會常有的小事情，《紅樓夢》就被嚴重地縮小了，歪麯了，“才子佳人”化了。多麽深刻的眼光啊！--然而即使如此，畢竟也還不是“不謬於名教”的。所以高先生在書末就曾曉示世人，寫道：
（賈雨村）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既得聞命，但是敝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呢？士隱嘆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衹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的，那結果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裏，不覺拈須長嘆。（第一百二十回）
讀者請着眼：不要錯認高鶚放筆寫釵婚黛死還有什麽不忿釵方、哀憐黛境的意思，正相反，高鶚那樣寫，是為了“警醒迷途”：黛玉所以那樣結果，是咎由自取，是她觸犯了禮法名教中的情字一大條款，是必然的收緣，是應得的報應，這不能埋怨任何其他什麽，完全活該如此。
不寧唯此，還有大道理：
（雨村“拈須長嘆”之後）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附註：《書經湯誥》：“天道福善禍淫。”《太上感應篇》開頭即雲：“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當先。”）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緣，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傢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
這又用得上魯迅先生的話，他說：“‘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中間先生舉了元劇本《小張屠》及《醒世恆言》等作品改造故事的例子）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墳·論睜了眼看》）所以，高鶚才子之續補《紅樓夢》後四十回，並非是吃飽了無事可做，藉此消閑解悶的，他是用他們的一整套的哲學思想來改造曹雪芹的邪說詖行的。按照高氏一流哲學（儒學為主，還羼雜着些道、釋兩傢的雜燴），“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古今定理”，規定好了的，凡是文人口孽、情思纏綿的，都沒有好下場，犯下了這些淫、情、惡，種種罪狀的，要想望好，衹有一法，那就是悔禍修緣。
所以，高鶚補完的這部《紅樓夢》，並不再是什麽反對孔孟經濟之道的邪說反書了，而是一部既“不謬於名教”，而又昭示了“天人感應”“禍福因果”的醒世悟人之大善書。苦海慈航，何其猗歟美哉。
至於倫常綱紀嗎？那更是好得很，寶玉於此“絲毫無虧”的。照高先生的哲學解釋：
寶玉者，即寶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為避禍，二為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乃天奇地靈鍛煉之寶，非凡間可比，……
按照高鶚的思想，寶玉在前半部中的言動作為，本是“名教罪人”，按他的安排，寶玉必須革面洗心，悔禍修緣，纔得在“人獸關頭”入死出生，扭轉路標，輓回了賈傢的“氣數”。寶玉如何悔禍修緣？高先生筆下寫得明白：第一最上，就是“高魁”鄉榜，顯祖耀宗，流芳千古（寶玉接受寶釵的勸導，同意“博得一第”，“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見高續第一百十八回），完成了“為人”的第一樁大事。同時，還和薛女敦夫婦之倫，這就給賈氏門中留下了香煙後代，永錫祚胤，厥澤無窮，完成了“為人”的另一樁大事，得免於“不孝有三”的大罪過。如此一來，高鶚這纔敢於很大膽地--但是已然無傷於名教地--下决心寫寶玉出傢（因為這一伏綫在前八十回中太顯著了，高氏要想冒充全書，就無法不寫）。然而這個“出傢”，一不是看破紅塵，二不是衊棄倫常（可看第七章中雍正評論胤禵出傢的話），而是如高鶚所措詞的：“咱們傢出一位佛爺”來了。這位佛爺，雖然决意“出世離群”，但唯恐“拋棄天倫”，唯恐“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高續第一百十九回王夫人語）因此臨“飛昇”時，特地趕到賈政船頭，在“微微的雪影裏，……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氈的鬥篷，嚮賈政倒身下拜”，“拜了四拜”之後，父子之恩禮已周，這纔左邊一僧，右邊一道，簇擁佛爺，騰雲駕霧而去。
魯迅先生除了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引及這個“披了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嚮他父親“下拜”之外，屢次提到這個情節和形象，如一次說：“……無論賈氏傢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鬥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⒄（《論睜了眼看》）另一次說：“……惟被了大紅猩猩氈鬥篷來拜他的父親，卻令人覺得詫異。”（《絳洞花主小引》）此二文，一寫於一九二五，一寫於一九二七，文各有體，主題用意皆不相同，而先生竟都特為提出此一深可詫異之事，足見先生對這個披了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的形象以及又“出傢”又來拜他父親的情節，是如何地反感與作嘔，是如何感到其思想之庸俗不堪了。
所以，高鶚續《紅樓夢》到臨了，寶玉是一個不背於聖賢，無虧於倫紀，“無忝爾所生”的一位倫常典範，道德完人；衹有這樣，纔不妨出傢，也纔符合“一子得道，九族升天”的理想，賈傢的重延世澤，雖然出於“皇上隆恩”（高續語），到底也還是寶玉的“人品根柢”（高續語）。
不知怎的，每當我看到高鶚之所加於曹雪芹名下的這一整套，便不由得想起列寧的一段話。他說：
……當偉大的革命傢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企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滅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産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剋思主義作這種“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麯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資産階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國傢與革命》。着重圈表示列寧原文的着重字體（粉紅）。着重點是我引用時加的。）
列寧還說：
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傢一樣，恩格斯竭力促使覺悟工人註意的東西，正是盛行的庸俗觀念認為最不值得註意，最習以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為神聖的那些東西。
我這樣引用列寧的話，或許會有些比擬不倫。但是，我想藉此指明的是這樣的一種道理。高鶚對曹雪芹《紅樓夢》所作的一切“修琢”（多麽恰切的用語啊！），不正是和列寧所揭露於資産階級與機會主義者的情形頗為依稀仿佛嗎：閹割進步思想的內容，磨滅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並且把封建階級可以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一點也不差。
這是何等嚴重、深刻、激烈的階級鬥爭啊！
我國文學史、思想史上産生了曹雪芹《紅樓夢》這樣的作傢作品，而隨之發生了上述的異事，深愧寡陋，不知世界上可曾有過先例或類似情形？每想到此，真是胸中作惡，憤慨莫名。對於這件大事的真相和意義雖然在認識上是逐步清楚、不斷加強加深的，但是早年的儘管是朦朧模糊的認識，確曾是自己發憤要搞“紅學”的另一種動力。
我之批判高鶚，從舊本就開始的，不過那時見事很淺，觸及了一些皮毛，還沒有批中要害（也是剛剛出版之後，就從廣西一位青年讀者獲得了強烈支持的意見）。不料那麽一點膚淺的批判，卻觸怒了一位洋式老爺--我指的就是林語堂。說也奇怪，不知怎麽搞的，我這裏批高，那裏林老爺卻怒火十丈，暴跳如雷。到一九五八年，他炮製刊出了一篇大文，題目就叫“平心論高鶚”。這篇大作長達五六萬言，共分六大部分，六十四個細目。他的論點，恕我無有那麽多的筆墨閑空為之“介紹”，衹說分題，就有什麽“立論大綱”，“攻高鶚主觀派的批評”，“客觀疑高本的批評”，和什麽“後四十回之文學伎倆及經營匠心”等等，他竟說什麽“前八十回之矛盾錯謬多於後四十回”。林老爺特別欣賞高鶚的“文學本領”，“學識筆力”，“文藻才思”，“精心結撰”。他的“結論”是：“所以我相信，高本作者是曹雪芹”。這些，我都不想在此評論，單講一點，衹因我批了高鶚，使他極大不舒服，在文中對我破口大駡，並且辱及先人⒅。這可以證明，在林老爺的感覺上，我批高某，卻比批了林某的祖宗還可惡。這是什麽道理呢？思之不得其解。
後來經人點破，我纔有點明白：使他如此之難以忍受、與我大有勢不兩立的架式的緣故，就是本書是我們新中國開國不久最先出版的一部研究《紅樓夢》的論著，而這本書，在某一部分已經開始學習着用無産階級的立場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來分析論證⒆。儘管那是一種小學生的初級習作，就已經足夠使林老爺寢食不安起來了，非對我極口辱駡，難解他的心頭之恨。
我可以告訴林語堂，對高鶚的評價，我們同志之間也有不同意見，但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自當商量討論，用不着他操心。至於他教訓人對高鶚要“平心”，既然如此，他想必是個平心者無疑了，破口謾駡當然也是他的平心的定義之一。林老爺以為謾駡可以嚇倒人嗎？現在本書批高的論點又擺在這裏，絶不掩飾。有哪一點怎麽不平心，我願意拿這個再來衡量衡量林語堂的“平心”標準尺，到底是個什麽公司的産品。
前面提過的，對於清代歷史，我並不懂得多少，衹是由於本書主題所關，纔粗有涉獵。清代留下來的史料十分豐富，而比較正確的科學的有關論著，可資憑藉者卻不是那麽充足。很多的方面需要從頭學習，重新認識。這是因為過去治清代史的一些學者多數是清末民初之人，大抵為其時代和階級所限製，對清史的論述不免帶着濃重的偏見，看事情不能從歷史的大局來着眼，形而上學的片面性隨處可見。比方，到清代的末局，其政府已經淪為賣國主義的腐敗而頑固的反動勢力，推翻它並且一起推翻那個封建帝製，是時代的偉大歷史任務；可是，隨之而興起的一些清史著作，卻在狹隘的歷史觀念之下幾乎要把清代史全部否定，舉凡涉及到“滿清”和“旗人”的一切，都十分“勇於”講它的壞話，竭力突出其可供批評譏議的一面，“野史”類的書更是挖苦備至。這在當時也許未可厚非，但畢竟是離開了科學的歷史態度了。--我並非是要把過去的治清代史的勞績整個“評倒”，衹是想說明，像我這樣開頭學習清史的人，就很受那種觀點的影響，而且日後再想擺脫它還挺不容易。本書中所有論及清史的部分，看法上必然難免種種錯誤，（我在拙著《曹雪芹》一書開頭概敘清史的章節以及其他零篇文字，就帶着這類錯誤觀點，自己較早地發現了，和有關同志講起過。）
所謂本書涉及到的清史，其實衹限於自清建立以至康、雍、乾三朝。對這段歷史怎樣來認識？我覺得，相對於腐朽到駭人聽聞的明末政府來說，當時我國東北地區上崛起的清太祖努爾哈赤要算是一支比較能起一定的歷史進步作用的力量。他是一位十分傑出的開代者。爾後，以多爾袞為代表、包括多鐸、阿濟格在內的白旗力量，是實際上繼承努爾哈赤的一支進步派。濟爾哈朗則是具有很大落後性的頑固倒退派的代表。兩派進行着十分激烈的鬥爭。順治朝，頑固派想盡一切辦法要壓倒進步派。多爾袞一死，他的一派的力量馬上遭到了殘酷的迫害。這時的政局還是很不穩固的。康熙帝即位後，兩派鬥爭還在有加無已，頑固派妄想篡權。康熙帝當時僅僅十六歲，大力支持了白旗進步派，這場鬥爭的頂點表現為計擒權臣鰲拜，黃旗的落後反動勢力終於受到了應得的懲罰。鰲拜既伏法，康熙帝纔得親政，他的初期政治綱領是統一全國，反擊外患。--他的措施主要可分為四大方面來簡敘：在西南，掃除了三藩軍閥的割據；在西北，親自平定了噶爾丹大牧主頭子的叛亂；在東北，堅决擊退了遠踰邊界肆行作惡的羅剎（沙俄侵略者），並且提醒朝臣註意此事的重要性；在華中和東南，全力經營河工、漕運，興修水利，發展生産（南巡就是為此而舉行的）。我覺得他的政治基本上是符合法傢精神的路綫，在歷史上立下了功績。
雍正這個陰謀傢篡位者，對於康熙帝的帶有一定進步性的政治路綫的態度，畢竟如何？我個人的認識就更不成熟了，衹是看到：他奪位之後，除了殘酷地殺害、壓迫康熙帝曾經屬意過的繼位人及其一派力量之外，首先把康熙朝搗亂的被罪宗室全部釋放，更令人駭異的是給鰲拜徹底翻案，不但“加恩”於鰲拜的子孫，而且對鰲拜“予祭”，還給他“建立碑石”！
雍正尊孔也尊得最奇。他嫌孔姓後裔封“公”還不夠愜懷，說該封“王”。祭孔時別的皇帝不跪獻酒帛，可他要“特立獨行”，大演跪獻，還要吩咐史官記入檔册。他自供如此尊孔的目的，說：“……綱維既立，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你看雍正多麽懂得孔道的本質。--同時再來看看，他對歷史上的法傢的態度又是如何呢？有一回，他議論漢文帝和賈誼，那真妙絶時人。他反對晚唐詩人李商隱，也反對唐初四傑之一的王勃，他還“修正”王勃的四六名句：“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審梁鴻於海麯，豈乏明時。”而竟然說：“朕以為屈賈誼於長沙，必須聖主；竄梁鴻於海麯，正待明時。鴻之詭激，自棄於肅宗之朝；誼之疏狂，未足於佐文帝之治。安得以是為二君譏議哉？孔子嘗言為君難，即此可見。”（參看本書第七章）自比“聖主”，自封“明時”的雍正，崇儒貶法，我看是有跡可尋的。
當然，路綫鬥爭的大問題，不能單靠一二個別事例來判斷，還須對其政治措施作出全面的考察。康、雍兩朝政局的翻覆，內中到底有無某種程度的路綫鬥爭的意義包含在內？這也還有待歷史學家從根本上研究討論。但無論如何，雍正是有其反對康熙政治的一面的（在這樣的後記中我衹是對此一點略表初步看法，本非專題論述，因此不能多舉例證、枝蔓詳說了）。正因如此，雍正最害怕人說他翻康熙的案，有一個進獻頌詞的臣僚用了“移風易俗”一句話，連這個也把他嚇得心驚肉跳，那個拙笨的獻頌人，招了一鼻子灰，獲得重譴。
事到乾隆朝，政治路綫鬥爭的史册又展開了新的一頁。乾隆帝是不完全贊成雍正的作為的，不過對他來說，情勢又要復雜得多。事關一父一祖。他一面改雍正的轍，一面還想顧全雍正的“面子”。他也最怕人說他是翻雍正的案。有一個臣僚說了“止須將先帝（按指雍正）時事翻案，即是好條陳”的話，就曾惹惱了乾隆。但由此正可窺見事情的真相。乾隆事事仿學其祖父康熙帝，而不學雍正。我覺得，康熙的政治在有些地方曾恢復繼承了康熙的法傢精神。他在乾隆元年刊成的《日知薈說》中，收入了他作皇子和寶親王時的一些政治短論，其中就有某些贊成王安石變法，批評文彥博等腐儒的意見。乾隆會有這樣的見解，這非常引人註目。
研究《紅樓夢》，而談到這些事，是否“題外”了呢？我以為不是。《紅樓夢》所反映的歷史和政治，其內容正是包括着這些。曹雪芹在小說中反映了歷史上新興的一代人，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和老一代陳人（正統封建主義者）的矛盾衝突，也反映了清初中葉的政治鬥爭以及這種鬥爭所給予他的傢族戚黨和他本人的影響（包括經歷、遭遇、世界觀的變化）。《紅樓夢》絶不是像某些人所歪麯鬍說的什麽“解脫”“遁世”的書，曹雪芹是有他自己的政見的。“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傢。”這是他對儒傢路綫的批評和憤慨。蘆雪亭即景聯吟，從“一夜北風緊”起，接下去的如“入泥憐潔白，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無心飾萎苕”，“鰲愁坤軸陷，竜鬥陣雲銷”，“賜裘憐撫戍，加絮念徵徭”，“寂寞封臺榭，清貧懷簞瓢”等等諸聯，都隱涵着曹雪芹在乾隆時候回顧三朝政治鬥爭風雲變化的內容在。他對“二三十年”前的“舜巡”的“太祖皇帝”（按隱指康熙）是懷着一定的嚮往心情的，而“欲志今朝樂，憑詩祝舜堯”的詠雪結句，應是他對乾隆初政所曾有過的一種期望，不然的話，他是不會寫出這種頌聖的詩句的。
話已扯遠了（這些粗淺的看法，更不一定對，還待深入探討，以便補充或糾正）。我本意是想說：《紅樓夢》和清代史是密切相關的，為了理解這部歷史政治小說，需要學習一點清代史，而對清代史，應該有分析。一概加以肯定，當然荒謬；都加否定，也不見正確。我們應當堅持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對清代史我們絶不能像前人一樣，從頭到尾采取挖苦嘲駡的態度，應當肯定它的歷史功績的部分。我們為了弄清曹雪芹的傢世和生平時代的階級關係，又必須清楚封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被壓迫階級的情況，我們當然同情於後者。我們肯定歷史的某些功績，並不同於頌揚封建統治階級，他們對人民是剝削壓迫者。還有，當時的階級鬥爭又常常表現為民族矛盾的形式和現象。我們要弄清楚的是這個時期的階級鬥爭的各種情況和規律，因此必須談到清初的滿漢主奴制度的種種事實。
上述的幾點都是互相聯繫而彼此錯綜的復雜問題。國外的某些反動派，不必妄想在我們談到這類問題時還能藉機撈到什麽可鑽的空子，來做它的反華文章。我作為一個學習研究者，也可以正告於它：如有這種心勞日拙的圖謀妄想，絶不會對它有利，衹能自食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惡果。
這次修訂，實際歷程是，（除去自五七年以後陸續零星修改的以外）自一九七三年四月初正式開始，至同年十一月底完畢。“後記”則是基本寫於十二月至七四年的二月。這期間，我的雙眼患黃斑部破孔、視網膜脫離，已經極為嚴重，逐步地到了完全無法工作的境地了。從三月到九月，一直為醫治病目而周折。感謝醫師的手術，使我總算右目得免於盲。現在還要救治左目。其間工作之睏難，實難盡述。連已讀過的、作過批註記號的書也無法加以檢用。這也給修訂帶來極大的限製。本篇後記的最後定稿則是從八月末旬到九月的事，勉強續補整修完畢的。到進行最後一道工序即補苴疏漏和處理出版社編輯部審稿意見時，醫師已不讓活動，衹能平臥，目不見字，我讓一個孩子給我讀意見簽，讀原稿，判斷是否接受意見與如何處理意見後，以口述說，由她代記代補。因為這些內容完全非她所熟悉所瞭解，這樣工作確實是很難為她的，而其睏難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用筆鋪下的稿，自己過後就再也看不清，因此無法再作很好的推敲整頓，這些情況，衹有請讀者多加諒宥。
第七章每年最後所附的清史料摘記（包括我所作的大量的提煉撮敘）原是想參匯各種書籍，視宜錄述的，衹因病目已不能遍檢群書，於是衹好以手邊方便者為限。一般史事以《東華錄》作為主要依據（此與《實錄》實出一源），凡不另標出處的，較多地從此書選摘。曹、李兩傢的奏摺，新近整理的部分係從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直接錄得（衹有極個別的係轉抄本）。⒇
在允許摘錄這些文獻上，多得王冶秋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檔案部工作同志們的耐心協助。當我發現滿文漢譯本“曹寅之子曹頎”這樣的字句，嚮他們請詢情況時，蒙立即調取滿文檔查對。他們考慮將新整理出來的這部分資料付印，曾蒙不棄，詢及拙見，我贊成全部付印以供研究，這也是對鬍適坐吃山空謬論的一個打擊。
捲首的女媧補天和共工觸山兩幅插圖，是我煩請竜瑞同志特為繪製的，主題命意，都是我點的景，應由我負責，藝術上的表現和造詣工夫，是畫傢的，其間略曾參考蕭尺木的《離騷圖》和任伯年畫集，但主要是畫傢的創作。南京本《石頭記》書影，承《文物》編輯部代為拍製。其他的圖片，則感謝河南省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單位的大力協助。
感謝在各方面對拙著給以幫助的同志和師友們。我已在文中敬志姓氏的和不肯留名的，還有我在舊版後面原已列出很多位嘉惠者的名字而出版者未給附印的，統統在此謹申謝悃，中心藏寫，即不再一一列舉。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各位有關同志，尤其是編輯部古典室的同志，他們幾乎每一位都曾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給我以幫助。感謝所有編輯、設計、校對、裝幀和排製的同志們為此而付出的巨大勞動（書稿因病目而致成的那種凌亂情形，幾乎是出版社和印刷廠所無法接受的）。責任編輯同志的細心審正，使我得以補救很多疏失訛錯。使我最感愧的是黨和國傢對這樣的一本書還給以巨大的印刷力量，使之重新出版，自己抱慚負疚的是學習遠遠不夠，並且也未能專力進行更多的研究，沒有寫出較有意義的東西作為一點微薄的貢獻。
我當年於“寫在捲頭”中記下的那幾個主要段落，今天的讀者看起來，說不定也會很感驚異了，--那是歷史陳跡啊。歷史的前進，真是一日千裏。《紅樓夢》的偉大與深刻，衹有在我們新中國建國以後，在毛主席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的光輝指引下，才能夠真正地充分地得到確認與闡發。從那時以來，我國對《紅樓夢》的研究，突飛猛進，努力學習並運用馬剋思主義觀點來探討它的各種著作，正和其他方面的著作一樣，處處百花齊放。這一本拙著不過是紅學史上遺留下來的一個學步未成的足跡。當我草完這篇後記時，面對着工農兵研究評論《紅樓夢》的一片大好形勢，心中真是說不盡的豪宕感激！
一九七四年建國二十五周年大慶前夕汝昌謹記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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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⑴例如，舊本第二章“人物考”中的將小說人物與曹傢真人互為比附的那種“敘錄”和“世係表”，今已刪改，第五章中用小說“年表”來“論證”作者生卒年的部分，現在不再糾混在一起，將年表分離出來自為一章（因為它多少可以有助於讀者檢看小說情節的進展層次），第七章“新索隱”及三版本的“補遺”部分，今已全部刪去。這些是著例，其他章節也有一些相應的刪改和處理。
⑵這些考紅的先生們還有一個“習氣”：從拙著中轉販資料和見解，助成其大文時，不加稱引，好像他自己之所得（但我可以判斷他未見原件原刊），到我的論點於他不利，他要藉口進行譏嘲笑駡時，卻絶忘不了提名道姓，大放厥詞。對於這種“學術”作風，我覺得是不怎麽令人起敬的。讓我引錄海外友人來信中的一段話：“《新證》的初印本，……且有書商翻印過。今亦難得。就我個人涉獵所及，近年有些居住歐美的‘學人’所寫的文章，往往引述《新證》的話……。他們斷章取義，將自己同意的據為己有，矜為創見，而對自己不同意者，則明引而濫加批評。這種剽竊欺詐的作風，甚為卑鄙可厭。但你的原節別人看不見，看得見的衹是剽竊者的東西，於是是非得不到比較，衹能混淆下去。……”（七三·四·七·白雍兄來函）恰好印證了這種事象。)
⑶另有一種個別情況：如《香豔叢書》所載《曹雪芹先生傳》，一粟《紅樓夢捲》以為不可靠，屏而不錄，而我這次卻增入了，因為我認為對此材料，應該一分為二，其中雖有不盡符合史實之處，但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其來有自的可信成分，與別有用心、純出捏造的畢竟不盡屬同一性質。
⑷實際上我也並非概無取捨，如顧景星《白茅草堂集》中就有是謝曹寅贈靉靆（即今眼鏡，在當時是新奇之物）的詩，以及尤侗的《御書贊》、趙執信題李煦《出獵圖》的詞，等等，因關係不大，本章即未加編錄。
⑸在這種解釋中我有時也略引《紅樓夢》裏的有關地方，以資對看。《紅樓夢》可以說是一部我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對於書中所寫到的種種社會情狀，從“朝章典製”以至風俗習尚，語言器用，詩文典故，都可以引錄史料相印互證，幫助理解。我歷年也曾留意這種史料，如果整理闡釋，可以作為一本《紅樓夢註》，覺得比衹略解字義的註釋要有更大的用處。這個工作，清代楊懋建已經做過，據說已積至二千餘條，可惜未見傳稿。
⑹李華同志還提出：隋赫德是傅察氏，與昌齡同輩數，他繼曹頫之任，曹傢財産人口賞給他，可以說明楝亭書物為何多歸昌齡。後來隋赫德又嚮平郡王行賄交結，也因原來就有微妙關係。故曹傢在雍正朝並未徹底破敗，乾隆朝應另有事故。謹記於此。
⑺如陳蛻庵的“民主說”，其後淪為反革命大漢姦的汪精衛的“家庭改良說”，後來成為頑固遺老的王國維的“解脫說”等皆其例。這些說法，有的代表資産階級當時的一定的超越舊紅學的“新”見解，有的反映王朝末代以西洋悲觀唯心主義哲學來歪麯《紅樓夢》的一種絶望心理。
⑻一部紅學史，實以高鶚偽續“全書”的辦法嚮曹雪芹作鬥爭為始。後來出了個張新之（曾被誤說為卜仝年），他用批書的形式嚮曹雪芹作鬥爭（即蔡元培也引及的所謂太平閑人批本）。又出了個文康，他用另作小說、唱對臺戲的方式來嚮曹雪芹作鬥爭（即《兒女英雄傳》）。一部紅學史中站出來嚮曹雪芹作生死鬥爭的事件莫可計數，但若將正面的評論專著這一類別拋開另論外，則曉得用極其巧妙的辦法方式來進行鬥爭的，應以這三傢為大代表，後起之“秀”雖多，大抵可以歸在這三面“旗幟”之下。高鶚的伎倆，已略見前後文所述。張新之也非同小可，他化了二十四年的工力幹這番批書事業，自謂“特以斯評能救本書之害，於作者不為無功，觀者不為無益，人心世道有小補焉。”他自題詩句有雲：“名教扶持自問難，談情書上著刀鉛。平生差可斯吾信，未死居然此事完。古月一輪含妙象，梅花數點破春寒。闢開兒女全忠孝，人獸關頭豁大觀。”你看他的這一番苦心孤詣，語重心長，亦足覘其旨趣矣。（我提醒讀者註意一下，張新之的目的是扶持名教，高鶚的目的是不謬於名教；張新之是教訓世人辟除兒女，全孝全忠，高鶚是警誡世人勿犯情淫，悔禍修德（即一歸忠孝倫常），張新之在完工卒業之後是自覺有“古月一輪含妙象”的境界，高鶚是在“重訂既竣”之後自覺有：“今宵喜抱嫦娥月，悟得光明自在禪”的境界：二人者，何其不謀而合一至於斯！）在張新之看來，原書之“害”，在於將人引上“獸”的道路，而他的批，就將讀者從“獸”途輓救回到“人”路上來了！至於那位文康呢？他先生是對曹雪芹的《紅樓夢》極有意見的，所以他的小說是句句處處針對《紅樓夢》而發的：有個賈府，就有個安傢；有個賈政，就有個安學海；有個賈寶玉，就有個安竜媒；有個林、薛爭婚，就有個何、張共嫁；有個襲人，就有個長姐兒；有個薛姨媽，就有個舅太太，……由此而推下去，連老爺少爺跟前的用人都必須換成更理想的更典型的奴才，情節意旨，一切莫不如此，因此總起來就是忠孝節義，修齊治平，成為了簪纓世族的典範，太平聖朝的真圖。其實，單看《紅樓夢》，不用《兒女英雄傳》對比，還不易充分看出前者的偉大。這些批者作者，補足了高鶚所未能作得十全完美的地方。
⑼鬍、俞兩傢的紅學聲勢地位，在當時畢竟是怎麽樣的？今日的讀者諒也不易想像。讓我引一段舊話來作個見證：“自從《紅樓夢》經過鬍適之、俞平伯兩位先生辯證以來，仿佛所有的難題，都已解决，而他們的定論，也幾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凌空一切。衹要看最近十年來文壇上對此消息的寂寞，就可明白。”（見錢亞新：《讀紅樓夢辯證的再認識》，載《光明》三捲／三號，一九三七）
⑽景梅九於其“真諦”捲上曾表明：“（《好了歌》註）說得更警策，上下五千年史，不過一連幕戲麯而已，欲令做官者自己徹悟，一齊放下，自然可到無富無貴無貧無賤的樂地。……不用費什麽大事，學劍俠的暗殺手段以及興師動衆的革命。”則其藉談《紅樓夢》而反對馬列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無産階級革命的本懷，和鬍適並無兩樣。這也是一種“殊途同歸”吧。
⑾魯迅先生發表此文的次年，還是我在前面提過的那個李辰鼕，他也來論《紅樓夢》“模特兒”的問題。今節錄其文，以供批判。
要知道小說傢的一位人物，並非僅僅從一位模特兒而來。他不知觀察了十位二十位之後，纔從這些實在的模特兒裏，創造他想像的人物。每位小說傢的理想人物，無不是從實際的社會産生的，不過作傢的手段高明與否的區分罷了。他起始觀察的時候，或者從一個模特兒起，但久而久之，觀察和思索的太多了，反而把真正的模特兒忘記。所以創造出的人物是普遍的、共性的。我們現在的人、固然考證不出他的人物的模特兒是誰，即令他自己恐怕也難確實指出。……總之，作者的經驗愈豐富，他的想像也愈豐富。想像决不是無根的東西，不過愈是偉大的作傢，我們愈難尋找他的根源罷了。曹雪芹不知觀察和思考了多少實在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賈政，賈母，襲人，薛蟠，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然後纔産生他想像的人物，所以你現在想指出那一位是實在的誰，真是有點做夢，徒勞無益。
自從鬍適之先生考證出《紅樓夢》是曹雪芹作的以後，他下一個結論說此書是作者的“自傳”，於是十數年來大傢都認為是定論。這話本是不錯。其實並非《紅樓夢》，一切的小說都是作傢自傳。所以福羅貝爾說波華荔夫人是他，至少一部分是他。但我們把《紅樓夢》裏的個個人物分析來看，就知道曹雪芹是一位極端的自然主義作傢。如果這部小說是單純的自傳，那他僅能做到像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康司當的《愛多耳夫》，夏多布裏央的《亞特拉和羅南》。這些著作都是作者公開的自訴，範圍絶不能像《紅樓夢》這樣廣泛。如果是自傳，那末每位人物都充分地表現着作者的自我，作得好一點。就像雨果的《悲慘世界》一類浪漫派小說，絶寫不出像《紅樓夢》對每個人物那樣的客觀。”（《紅樓夢辨證的再認識》，載《光明》三捲一號，一九三七年六月）
據我所知，這是資産階級反動陣營中鬍適派信徒第一個出來對鬍適“自傳”說提出“異議”的，但他同時就又高唱什麽“極端的自然主義”和絶對的純“客現”的謬論。也就是這個李辰鼕，他在“研究”《紅樓夢》時還忘不了特意表明：
“這裏‘階級’二字，衹在示明由經濟關係而産生的某一時代，或某一社會集團而言，絶無其它含義。……絶不含任何鬥爭現象。……階級鬥爭决非歷史演變的條什，且在我國既無階級鬥爭之可言，也無實行階級鬥爭之必要。”（見其《紅樓夢研究》自序）這些“研究者”害怕階級鬥爭，反對階級鬥爭，並不足異，可“異”的是他們都想通過《紅樓夢》而宣揚其反動理論。這正好從反面說明了：《紅樓夢》所反映的主要意義不是別的，就是他們妄圖竭力歪麯掩蓋的階級鬥爭這個歷史事實和歷史規律。
⑿他在他的“考證”的改定稿中引了一點滴關於李煦等虧空銀兩的資料，但還是衹講現象，不言事情的實質。
⒀淪陷期，從大學裏被趕出來，偽大學要把我編收，堅决不去，偽“新民會”急索失學失業青年，我藏在一個暗室裏。好容易盼到抗戰勝利。從小黑屋裏出來，誤以為這可得見天日，給國民黨偽津海關作了一名“暫用助理員”，可是扣發薪水，拖欠無期，而偽“法幣”“金圓”等以一日萬裏的速度貶值，我帶頭嚮偽“稅務司”對面鬥爭，因而被解了雇。這纔掙紮回校，重理故業。
⒁當時衹蒙鄧之誠先生示知了《永憲錄》等二三種書籍。至於其他。完全是自己逐步尋檢。對舊有的報章雜志上大量的零篇文章，尤其寡陋無知。例如連《故宮周刊》上的李玄伯《曹雪芹傢世新考》，也是很晚纔得見的，而那時我已對曹傢的旗籍、原籍等問題作出了一些考訂，和李氏是分別獨立的。所以，就是在簡單的個別學術考據問題上，也時常要走彎路。
⒂我得見甲戌本後，即寫了《跋鬍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文，寄給鬍適看。內容除“引”“結”外，分六節。裏面包括着我當時的若幹荒謬見解（如以為脂批即作者自批等）。此外，批評了鬍適衹寫出《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就把甲戌本封起的做法，批評了俞平伯先生給甲戌本所寫的跋文的那種看法，鬍、俞二人對高鶚續書的估價，批評了鬍適又把“程乙本”讓江原放標點印行的異事，並初步提出了程高篡改原著的例證，提出了應該盡快整理出一部接近曹雪芹真本的《紅樓夢》本子來。鬍適看了，大不高興，將我的文稿以藍筆批抹後寄回。我就在稿上也作了“反批抹”。由於我批評鬍、汪的程乙本尤為尖銳真率，並語多譏諷，所以鬍適對此亦最不痛快，他竟將這部分文字用“通頁”的大十叉劃去。他還為自己和汪原放辯護，說：“汪君加圈，皆無贊成之意，衹是表示應註意之處，如校勘出之異文。”我即批雲：“此則鬍先生不應如此欺人，襢護汪原放。試讀其全部校讀記，果非不贊成耶！？”又批雲：“此段濫題，刪之亦得，然其意見則極正確。鬍先生當年以程乙本付亞東重排行世，在提倡《紅夢》上是一大錯誤，諒鬍先生主刪此段，必因其濫題，而非嫌其言之直愨耳。”這是《紅樓夢》版本史上一大公案，也可能是頭一個嚮他爭版本真偽的例子。由於鬍適的壓抑，此文得不到發表機會，我將原稿一字不動地保存在手，讓它做一個歷史見證。我和鬍適，先是爭曹雪芹生卒年，其現象是考訂一個簡單的年歲問題，實質則是他一定要讓曹雪芹“趕上”“繁華”，着眼點在於所謂繁華上，我所註意的則在於曹氏的經歷和變故及其意義，也根本不承認他誕生後有什麽“繁華”可“趕”。然後就是爭版本，這當然絶不是像他說的什麽“校勘異文”的瑣末細節，這涉及到了是非、正誤、美惡、真偽的問題。
⒃高鶚的履歷，大傢久已知悉。他是個最精於八股文的“作手”，八股文就是“四書文”，專門“代聖賢立言”闡揚孔孟之道的東西。他也作詩詞，其中反映出他對婦女的態度極為輕薄儇佻。程偉元，對他所知甚少，據周紹良先生考察，說他可能是杭州人，有某人贈給他的詩、見於《兩浙輶軒續錄》，曾依靠劉大觀，在東北某地做過“知廳”的小官。他因睏窘求助於汪小竹，見第八章末所敘。按劉大觀，字鬆嵐，山東臨清人，乾隆末嘉慶初，官開原知縣、寧遠知州，著有《玉磬山房集》，與英和（內務府正白旗人）等皆相交識。江小竹名全德，字竹紊，儀徵人。
⒄魯迅先生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曾記下當時上海“洋場”的“才子”們的情況：“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雞生氣，見月傷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見了婊子。去嫖的時候，可以叫十個二十個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處，樣子很有些像《紅樓夢》，於是他就覺得自己好像賈寶玉；自己是才子，那麽婊子當然是佳人，於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産生了。內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憐這些風塵淪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識坎坷不遇的才子，受盡千辛萬苦之後，終於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正可合看。在高鶚意中，《紅樓夢》的“最高境界”是：才子在“萬花叢中”，珠圍翠繞，享盡“豔福”之後，終於成了神仙。
⒅吳世昌先生在其《紅樓夢探源》中提及此事時曾說：“……，not even his dead parents spared ”。
⒆參看舊本“代序”(今為第一章第四節）後當時編者代為附加的一段話：“此文曾呈請××閱，××主要認為《紅樓夢》所抒寫的衹是暴露了貴族階級的內部矛盾，作為階級鬥爭的意味，是不必強加附會的。因此，他不同意我的論點，他認為無論如何曹雪芹並無意請劉姥姥來做大觀園的主人，……但我的理解一時還擰不過來。……”這段文字雖出編者，卻是完全符合我的原意的。當然，這衹是說我當時已經開始學習馬列主義、嘗試運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紅樓夢》，而絶不應該再作任何一點誇大或引申。還有，所引的那條意見說到作者本人“有意”“無意”的問題，這倒是需要分析的。我們當然不能說曹雪芹在二百年前已經具有了像我們對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這樣的認識，但他所反映出來的，分明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事象。重要的尤其在於我們是用什麽樣的觀點去認識這些事象。因此，我不同意“衹是暴露了貴族階級的內部矛盾”的看法。這一點也要在此附帶補說一下。
⒇關於體例方面，可以補充說明的：凡引錄《紅樓夢》前八十回中的原文，都以脂批舊鈔本為據，我們自己的匯校本寫定了的，就依匯校本，還有待酌定的，則暫取一個較好的本子為據。引文凡非特別註明原有着重點的，大抵是我引用時所加。所附的幾處“世係表”，人名旁側的小數字，表排行次序。文內方括弧，表對引文附加上的校訂性的意見；圓括弧則表自己行文時的附語或補充說明。排印時使用鉛字，現行簡體字衹就原繁體減省了筆劃的，一概用簡體，並非減省筆劃而係藉用他字代替的，則視必要仍用繁體，因為本書所涉及的多是古典書，這樣可以避免文義上的混淆，減少誤解。“附錄編”內評介“夢覺”“蒙府”本的兩篇文字（其它的未盡編入），係祜昌（舊署緝堂）執筆，我參加了意見。修訂稿中的鈔錄、檢核、統計、列表等等，凡是最繁重的工序，也都出他之手。書中也包含了他所提示和啓發的意見在內。屬於學術考訂範圍的問題，有指名質難或專文見教的，本書就其中幾點酌加答釋。不直接涉及拙見的別位專傢們後出的論證意見，無論贊同與蓄疑的，一般都不在本書中引述討論。其主要用意是：由於幾乎在每一問題上都有很多不同看法，不想使本書成為一種絮絮辯爭的文字。
本書因所涉較繁，印製工鉅，加以個人病目覆閱睏難，致使出版的過程延緩甚久。在此期間，研究上的情況不斷有所進展。特別是資料的發現，勢必影響到對一些問題的論斷。因在此擇要補敘梗概，以便參考。
程、高以偽續和偷改的手法來歪麯原著，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略如本書第七七八、九二四、一一五九頁等處所論。這一見解已引起部分研究者的註意與同感。但我對程、高二人的考察極為缺略，僅能提供關於程偉元的二三綫索。後經文雷先生加力檢索，很快取得不少收穫。資料說明：程是江浙文士，“書香”門第，能詩會畫，當時似小有“纔名”，嘉慶初曾給宗室官僚做幕。我覺他當是偽續《紅樓夢》的“執筆”人，而高鶚是合作兼加工修訂的定稿者。高好像也曾是另一宗室官僚傢子弟的業師，“通顯”後，也仍然是冷官“貧”況，已可證明他不會有自己刊印《紅樓夢》的力量。這一點實很重要。盼望文雷先生繼續努力，弄清他們在乾隆末年的交遊情況、各種關係，早日撰文發表所得。（本書第一一六三頁“兩浙輶軒續錄”係誤稱，應作“國朝杭郡詩續輯”）
馮其庸先生見示，他近來查列幾項曹傢上世資料。曹振彥早在天聰八年就已做正白旗的旗鼓佐領了（並證實我推斷曹傢原為多爾袞屬下之說不誤）。他還發現兩篇很難得的曹璽傳略，其一並敘及曹宣、曹顒、曹頫之事。乾隆、同治等地方志，實皆由此節略引錄。這對瞭解曹傢的歷史身份、政治地位及文化生活等，會有更多的幫助。馮先生將發表專文論列他的收穫。
L關於曹寅撰刊的《太平樂事》，經徐恭時先生審辨，知全部短劇十出並非是在書尾有一篇自跋，而是在分出後面有個別題記。其中提供曹傢尚有一門表親的綫索，姓氏尚待確考。因為要充分瞭解曹傢的政治經歷，必須全面掌握其親戚關係。可以附帶一及的，曹寅在寫這些元宵節景時，在第八出還編撰了《日本燈詞》，並特為寫了一篇題記，備敘日本有關風俗情況和參考過的各種關於日本的書籍。我想他彼時對外國文化的態度見解，難望其如何正確，但從十七世紀中日民間文化交流以及聯繫康熙一朝的國勢和政治來看曹寅所反映的這種側面，似乎還是值得一提的。
第七章康熙三十一年條下敘及李煦到廣東迎接教士閔明我（“差往西洋”返來），這並非我的發現，有人已經指出。多年來我極想從入華傳教士的各種記載中找尋涉及曹、李的事跡，可惜一直無暇顧及。例如張誠（P.Jean.Prancois
Gerbillon
）所記，於一六九〇年一月廿四日在內務府見到他初抵寧波時會過的一位官員，就很有可能和李煦一傢人有關。如果遍檢順、康時期的這一類紀錄，可望有一定的資料保存。
上海去鼕發現了有正戚本據以上石的底本前四十回，為桐城張氏藏本，上石時已有個別挖改、貼改等情況，一些疑點得到解釋。此本似非俞明震本。根據王瀣（伯沆）所記，與陶洙先生見告所聞於狄葆賢的話，我疑心俞本（精鈔黃綾裝大册）也已歸入狄手，但他付印時卻衹是張本。
魏紹昌先生查明，有正戚本前四十回為宣統三年出版，後四十回為民國元年出版。有當時《小說時報》上的廣告為證。這就澄清了各種傳聞異詞。對戚蓼生的生平，徐恭時先生續加考察，也有新的收穫。
關於“異本”，郭則澐《清詞玉屑》捲二也有記載，說聞侯某言，《紅樓夢》曾為皇帝“微睹之，亟竄易進呈”，“蜀人有藏其原稿者，與坊間本迥異，十年前攜至都，曾見之，今尚在蜀中。”覺很可註意。唯不知與端方本是一是二？看來四川至少有一異本無疑了。實盼早日有所發現。
以上僅就有明顯關係的摘記數事。其餘的，以及書中疏失訛謬不及校改的，俟可能時統加補正，並嚮讀者緻歉。
至於這一期間國外和一些地方的“紅學”文章，也又陸續有所聞見，涉及本書內容的，亦時而有之，對這些，當俟另有機會再加評論。
作者一九七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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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紅樓一春夢
【資料來源】紅樓癡迷錄入。轉載自撫琴居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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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紅樓夢新證⑴ | 寫在捲頭 | | 第一章引論 | 第二節紅學一斑 | | 第三節 重新認識紅樓夢 | 第四節 幾點理解 | | 第二章 人物考 第一節 世係譜表 | 第二節 曹宜曹宣 | | 第三節 過繼關係 | 第四節 幾門親戚 | | 第三章 籍貫出身 | 第二節 遼陽俘虜 | | 第四章 地點問題 | 第二節 院宇圖說 | | 第三節 北京住宅 | 第四節 江寧織署 | | 第五節 真州鹺院 | 第五章 雪芹生卒 | | 第六章 紅樓紀歷 | 第七章 史事稽年 | | 前期（明萬歷二十年--清順治十八年）[二] | 前期（明萬歷二十年--清順治十八年）[三] | | 前期（明萬歷二十年--清順治十八年）[四] | 中期（康熙二年--康熙五十一年）[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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