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猜想，这位有着独特笔调的作批者，如果不是改变了文风的畸笏的话，就很有可能是以前署名“松斋”的那位老兄，只不过后来他又取了“立公轩”这个新署号。
笔者澄清这一点的目的，主要想说明：曹雪芹自己固然不会写下什么“撞心之言”去与他自己“讲道”，但在他逝世以后，尤其是他的亲密伴侣脂砚斋也相继故去以后，却无法禁止别人以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去猜度他。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上举那一
段观点、语意都比较玄乎的批语。
首先，批语把二十三回描写的种种促成宝玉个性发展的情节，作了根本违背作者原意的曲解。如：将黛玉的“埋花听曲”，说成是因“灵慧幽闲”而滋生情欲；将宝玉通过茗烟弄到许多古今小说、传奇角本一事，说成是“恶仆殷勤，淫词胎邪”，等等。进而，又把作者这样描写的意图，统统归之于“开《楞严》之密语，阐法界之真宗”，意即按佛家的观念作“忏除罪障”的说教。最后的“以撞心之言与石头讲道”，便是将作者这种说教归结为“自我忏悔”，只不过在说法上转了个比较玄乎的弯子而已。用我们今天的表达方式来“翻译”一下，似可理解为：（作者）以撼人心魄的艺术手法，揭示了当初自己（宝玉）误入迷途的种种内因和外因，对现在的自己（即阅历红尘之后回归大荒山的石头）进行点化。一言以蔽之：即用过去的影像（宝玉），来警策现在的残躯（石头）。这在佛家的辞典上，就叫“忏悔”。
用这种“自我忏悔”之说来阐发《红楼梦》一书的“旨意”，也并非首创于此批。在脂、畸以前的批语中也有某些近似的说法。如：“八字是作者一生惭恨”（针对“无才补天，幻形入世”之句），“自愧之语，呜咽如闻”（针对“枉入红尘若许年”之句），“此书系作者自愧而成”（针对贾代儒管教子孙），等等。可是细加对比，又可看出：虽然同样是说作者有“悔恨”之意，但前者是强调佛家超凡出世的“自悔”，后者是强调失意者眷恋红尘的“自愧”，其思想悬殊极大。“自愧”之说，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能为作者所接受；而什么“与石头讲道”之类的分析，则显然不会为作者所容忍。
不管怎么说，这条批语在将“石头”看作《红楼梦》作者这一点上，却是与其他脂批相一致的。戴文试图通过此批引申出“石头”非“作者”，非雪芹的假托，而是“另有所指”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的。更何况脂批中还有着大量明指“石头”为作者（即雪芹），或明指“宝玉”（石头之化身）为作者的例证，戴先生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呢？对此，笔者将在后文详述。
四、拨开《枣窗闲笔》的迷雾
戴文从上述三条脂批中，引申出作者非雪芹而系另有所指的“论断”之后，立即引证裕瑞和程伟元的有关记载作为外证。
其实，程伟元说的那段话：“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曹雪芹先生删改数过。”他虽然搞不清楚《红楼梦》作者是谁，却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搞不清楚，只不过如实转达了一下楔子中“披阅增删”之说的表面含义而已，其他则未作任何结论。这除了表明以前确实有人搞不清楚作者是谁之外，并不能为戴文的论点提供依据。戴文在引用时，当然也就只是虚张声势地拿来凑凑热闹，随即一带而过。戴先生真正重视的，还是裕瑞《枣窗闲笔》的那段记载。同样，我之所以在前文中称裕瑞为质疑派的始祖，也正是因为他作了这么一段有影响的记载。
裕瑞这个人，是在曹雪芹逝世八年之后才出生的；到他写《枣窗闲笔》提到《红楼梦》这部书时，已是程伟元印行高鹗续纂的百二十回本之后的嘉庆、道光、甚至咸丰年间了（因书中还论及《镜花缘》和七种“续红楼梦”），距曹雪芹逝世至少已经四五十年之久。为什么一般人会那么注意他关于《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记载呢？因为他在《枣窗闲笔》中标榜过自己的“前辈姻戚有与之（雪芹）交好者”，这一情况，无疑对人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实际上，他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大多在前面加了个“闻”字——就连标榜“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也在前面加了个“闻”字，说明连这一点也是他听家里人传说的（并非“与之交好者”自己所称）。姑且不论在当时《红楼梦》已经烩炙人口的情况下，这种查无实据的“交好”之说，多么具有慕名攀附、夸大其词的嫌疑；即便相信他家真有一位与雪芹“交好”（而不是一般熟识或仅知其人）的老祖宗，经过数十年之后的辗转相传，恐怕在说法上也难免真伪混杂。更何况从《枣窗闲笔》的某些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出，裕瑞往往将自己一知半解的主观臆测，也冒充成事实加以渲染。戴文所引关于作者问题的这段“记载”，正属于此种情况。
这段“记载”一开头就说：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
白纸黑字的“不知”二字，表明他并没有弄清楚《风月宝鉴》一书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戴先生偏偏把裕瑞的“无知”当作把柄，竟从中获得了他断定“《风月宝鉴》作者另有其人”的首要外证——这也正是他整个立论的依据和出发点，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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