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旷世才女魂归何处：张爱玲传   》 《流言》(3)      余斌 Yu Bin

　　有一天，我们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
　　“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总是把胡萝卜对切一半，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话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数。而且妙在短--才起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这篇短文同另一篇《雨伞下》一样，都是谑而不虐的游戏文章，是对那种看似大有深意，其实并无深意的“冲淡”文章的戏拟。
　　张爱玲的散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她的文体深受英国散文的影响，这一点在《天才梦》中已见端倪。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导言的两位作者周作人、郁达夫都是现代散文的建设者和最好的见证人。论及现代散文的发展，周作人强调“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所谓“复兴”指的是古来言志派文学，尤其是明末公安派小品文的复兴；郁达夫则特别看重英国小品文字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虽然二人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承认新散文的发达实有外援内应两个因素。周作人开初提倡美文，心中的范本即是英国人的散文；郁达夫认为英国散文所以能在中国有深远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所最发达也最有成绩的笔记之类，在性质和趣味上，与英国的Essay很有气脉相通的地方”。总之，从源流上看，晚明小品和英国散文可说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不祧之祖。有些作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间接的、广义上的，即通过鲁迅、周作人等人的介绍评论以及示范，体认到散文不衫不履，叙事、抒情、议论无所不可的性质。有些作家则与之有更为直接的承传关系，从文风、格调都可见其渊源所自。像周作人、俞平伯、废名之于明末的散文，朱湘、梁遇春、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张爱玲之于英国小品。
　　张爱玲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在圣玛丽亚女校，尤其是在香港大学，所读英文范文中当不乏英国散文名家的作品，她练笔的那段时间，又正是林语堂提倡幽默，鼓吹西洋杂志文不遗余力的时候，受英国小品文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她写小说从中国章回说部中得到很多教益，写散文则似乎古代的作家并没有给她提供范本，相反，她提到过的几位英国作家中，萧伯纳、赫胥黎、毛姆，同时也都是小品文的高手。她在港大三年写信坚持用英文，回到上海后最初也是用英文从事写作，这无疑也影响到她的文体。郑树森教授指出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作品“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文风”郑树森：《张爱玲与〈二十世纪〉》，见郑树森（编）：《张爱玲的世界》，42页。，事实上她转而用中文写作之后，虽然中文流利之极，绝无翻译腔，但文章的情调以及结构章法，仍然带有英国小品的风致。且不说先有英文本的《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它》等篇，像《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等文也是如此。这也是张爱玲的散文在沦陷区文坛上一出现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一个原因，因为林语堂走后，这一路的散文音沉响绝，少有高手之作，充斥杂志的都是暮气沉沉、缺少活气的考据、抄书之类了。
　　郁达夫将古人的笔记与英国人的小品相比较，指出前者少一点“在英国散文里极是普遍的幽默味”，轻松随便、诙谐风趣，也确是英国散文的一般特点。幽默从机智来，机智最易见于议论，译作小品的那个字眼在英文中本就有论说之意，虽说是“非正式的”（informal）、“随意的”（familiar），也还是围绕着某个话题的“论”。梁遇春、梁实秋、钱钟书的散文皆长于议论，《流言》中的许多文章也以议论为主，叙事、抒情倒在其次，所以张爱玲最初的散文给人的强烈印象就是作者的机智，即使那些“记”文中也可见到大量狡黠灵慧的俏皮话，而文章的起承转合往往是靠这些轻灵的议论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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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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