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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二捲·第四十二章 揮師北伐
劉鳳舞 Liu Fengwu
蘇聯使團布勃諾夫寫信給在莫斯科的鮑羅廷說：“中國共産黨必須十分審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為助手和領導者的地位。”
中共廣東區委也不得不聽從布勃諾夫的意見。3月底，布勃諾夫使團從廣州回國路過上海時，嚮中共中央說：“事變發生時，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實，但也衹有這些事實。周恩來、鄧中夏並未被捕，均尚在廣州，更無殺人事。蔣介石表示他此次舉動衹是防止有叛亂之事發生，他本人並不反俄反共，……此時蔣氏似已瞭解共産派確未有謀危政府及蔣氏個人之計劃，風波已歸平靜；惟孫文主義學會一派挑撥離間之舉動仍未停止，隨時會有事故發生。”
陳獨秀一面派張國燾去廣州，查明事實真相，一面在《嚮導》上發表文章，說共産黨不是瘋子的黨，當然不會在廣州建設工農政府，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産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决不會采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挑起這次事變的是在廣州以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陳獨秀把中山艦事件的元兇尊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變的嘍羅們指控為罪魁禍首。“柱石”自然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當蔣介石於4月7日假惺惺地發出辭去一切軍職的虞電以後，陳獨秀勸說蔣介石，你的責任是不在自己變成軍閥，並努力使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沒有軍閥發生，自己個人消極的辭去軍職，這是不對的。陳獨秀緊步布勃諾夫的後塵，除說了一句幽默諷刺的話“你的責任是不在自己變成軍閥”外，就是勸蔣介石不要辭職。
此時的中國共産黨完全是按照共産國際和聯共（布）的指示辦事，不敢越雷池一步。4月29日，鮑羅廷從蘇聯回到廣州，帶來了聯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張共産黨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具不是手，而是腦”，“沒有教育，就沒有持久的革命”，衹，在這種思想指引下，處理中山艦事件的對策，自然是着重檢討中共本身的錯誤，遷就蔣介石，而不是同蔣介石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陳獨秀派出張國燾來到廣州，采取退讓妥協政策。他們認為，不管事件發生的原因如何，總應采取讓步的妥協態度來穩定廣州的局勢。蔣介石既已“先發製人”，共産黨捨妥協政策而外，實無他途可循。張國燾和蔣介石大開談判，對蔣表示：“中共始終支持你，希望彼此仍能精誠無間的合作。”由於陳獨秀、張國燾的退讓，中山艦事件遂以蔣介石的完全勝利而告終。
蔣介石通過陰謀策計中山艦事件，在對革命力量進行打擊得逞後，又步步逼進，於4月3日嚮國民黨中央提出了“整軍肅黨，準備北伐”的建議，要求在一個月內召集中央全會，“整頓紀律，檢查分子”。4月6日，他正式提出一個提案，說：“近來國內政治現狀，瞬息變化，本黨對於時局問題，亟應確定方針，以資應付。……自前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外間因誤會而發生種種謠言，故對內對外均應有召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必要。”
國民黨中央接受了蔣介石的提案。5月15日至25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選舉譚延闓、蔣介石、譚平山為主席團。會上，蔣介石打着協調國共兩黨關係的幌子，以消除疑慮、杜絶糾紛為藉口，提出了一個《整理黨務案》。這個提案共8點，它的主要內容是：共産黨應訓令其黨員對於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或批評；應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産黨員名册交國民黨中央保存；共産黨員在國民黨中央和省市黨部任執行委員不得超過1A3，且不能充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等等。
這顯然是對共産黨的限製和防範。
《整理黨務案》還規定成立處理兩黨糾紛的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由國民黨代表5人，共産黨代表3人組成。這個聯席會議顯然是蔣介石用以限共、反共的一個工具。因為國民黨代表比共産黨代表多2人，國民黨推選的代表是：張靜江、譚延闓、蔣介石、吳敬恆、顧孟餘，而共産黨的代表遲遲未能選出。
關於國共關係問題，是由蔣介石、張靜江、鮑羅廷3人討論商定。鮑羅廷會前已知道了《整理黨務案》的大概內容，他害怕蘇聯顧問會被驅逐出廣州，為了穩定局勢，尋求同蔣介石繼續合作，他曾要張國燾、譚平山去會見蔣介石，說明中共對《整理黨務案》决不反對。蔣介石聽後色然而喜，頻頻表示欣慰。
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張國燾指導國民黨二中全會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接受不接受整理黨務案。彭述之引經據典地證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又怎麽辦？他一點辦法也沒有，衹說大傢討論好了。在討論時，有人提出意見，他又引經據典地說這個不行，那個錯誤。討論了7天，毫無結果。張國燾把他的退讓妥協意見拿來，用非常不正派的辦法要大傢簽字接受，結果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獲得通過。
在通過《整理黨務案》時，國民黨左派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旗幟鮮明地持反對立場。何香凝義憤填膺，拍案頓足，幾乎把地板跺裂，她含淚說：
“中山先生去世不到15個月，屍骨未寒，這一夥不肖之黨徒為達到其利己主義目的，竟采用這樣的手段，這實際上是反共、反對聯俄，給工人農民帶來不利。”
柳亞子為何香凝鼓掌助威，表示贊同。他怒火滿胸膛，卻說不出一句話來。當《整理黨務案》通過時，彭澤民氣得手腳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最後跑到中山先生的遺像前，痛哭一場，表示憤慨之情。
蔣介石等依照通過的决議案，開始一係列限製共産黨的活動。在25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辭去宣傳部代理部長職務，請另選賢能繼任；林伯渠提出辭常務委員會秘書、中央財政委員、農民部長職，請另選繼任；譚平山提出辭常務委員會秘書、組織部長職，另選繼任。
由於汪精衛已離職出國，在蔣介石一手導演下，會議推選“八面觀音”譚延闓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兼國民政府主席，推選半身不遂的張靜江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蔣介石自己則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後他即把組織部長一職讓給了他的義侄陳果夫，又讓老政客顧孟餘當了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當了中央黨部的秘書長。這樣，右派在組織上占了極大的優勢，不論黨的還是政府的實權，都落到了蔣介石的手中。
6月5日，蔣介石又通過國民政府任命，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把軍隊的控製權、指揮權拿到手裏。7月6日，又擔任了國民黨常務委員會主席，實現了把國民黨的黨權、軍權、政權集中於一身的目標，形成了國民黨就是蔣介石、蔣介石就是國民黨的獨裁局面。
共産黨對蔣介石的態度怎樣？6月4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給蔣介石的信，說：“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表示，“中國共産黨若陰謀倒蔣，就應該起來打倒中國共産黨；共産黨員若陰謀倒蔣，就應該槍斃。”
蔣介石見到了陳獨秀寫給他的信說，“不要嚕嚕蘇蘇，長篇大論的打起筆墨官司來，……我講的話，並不是對共産黨而講的，故無答復之必要。”
蔣介石在大整共産黨之後，反而說與共産黨沒有關係。其實，哪裏是沒有關係，不過是不便公開他的反共面目罷了。
雖然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和黨務上接連得到3次大勝利，但當時的革命形勢還不是不可輓回的，衹要共産黨善於反擊，蔣介石的力量還是可以壓下去的。因為到這時為止，蔣介石的嫡係軍事力量還衹有6個師。總共8個軍中，他衹占1個軍。第二軍的黨代表是李富春，第三軍的黨代表是朱剋靖，第四軍的黨代表是羅漢，第六軍的黨代表是林伯渠。但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在北伐時繼續犯了極大的錯誤，氣得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大駡他的父親陳獨秀是“老糊塗”、“混蛋！”
在北伐出師前，陳獨秀寫文章反對北伐。北伐出師前，蘇聯顧問加倫請周恩來轉問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呢，還是削弱蔣介石，這一政治問題如何解决？周恩來到上海請示中共中央，陳獨秀說，你們開會商量好了。陳獨秀當時住在醫院裏，采取了這種不負責的態度，又指定了張國燾代理他的職務，主持中共中央開會研究，也沒有真正討論。張國燾說了兩句話，說北伐中我們的方針是：是反對蔣介石，也不是反對蔣介石。所以在北伐戰爭中，一直到國民黨三中全會前，對蔣介石的方針是不明確的，結果就在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而助成了蔣介石地位的提高。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陳獨秀和彭述之在會上聯合提案，中共黨員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合作，這個提案遭到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多數人的反對。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决案》，對陳彭2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大會雖然否决了陳彭兩人的聯合提案，但同意將此案送請共産國際考慮。
共産國際不僅拒絶考慮，而且還由布哈林在《真理報》發表文章，指責主張退出國民黨的人“恰和蘇聯反對派……犯了同樣大的錯誤”。
自李宗仁、黃紹竑合力平定廣西後，李宗仁雖是坐了第一把交椅，但李、黃部隊因兩個係統合併而來，軍中門戶歧見不易消除。尤其在廣西統一後，舉凡省內黨務、軍事、政治、經濟、財政等方方面面的職位、權利，兩軍中人爭之不已。李、黃因尚能推誠相見，但也囿於一山不容二虎的舊規，在任用人事上不免磕碰。對此，李、黃深以為慮，認為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共同目標，就會弄到各走各的路，而把團體的力量漸漸分散開來，甚至造成不幸事件。李、黃、白認為，要徹底解决這一問題，在協調內部的基礎上，必須尋機嚮外發展，而北伐正是提供這樣的機會。
李宗仁任國民革命軍第7軍軍長，黃紹竑主持廣西省務。李、黃部隊已發展到4萬人，李、黃决定將軍隊一分為二，一半由李宗仁率領，準備隨時北伐出徵，稱“前方第七軍”，一半由黃紹竑統領，駐守廣西，鞏固後方，為“後方第七軍”。
正當廣西秣馬厲兵，積極為北伐出師作準備之時，廣西鄰省湖南的湘軍第4師師長唐生智與第3師師長葉開鑫發生戰鬥。唐、葉同為湖軍閥趙恆惕的部下。趙恆惕執掌湘省大權後，名義上附北，但又打起聯省自治招牌，南抗北拒，因此引起吳佩孚的不滿。其時北方奉、直軍閥為討伐“南北二赤”，已握手言歡。吳佩孚為便於自己插手湘局，暗中扶植唐生智勢力，對趙恆惕進行牽製。
唐生智畢業於保定軍校，一嚮自視甚高，野心勃勃，在自己的第4師實力發展起來後，便有在湘取趙而代之之心。1926年初，湖南民衆發起驅趙運動，唐生智見有機可乘，乃於3月中旬發起驅趙運動，趙恆惕知勢已難容，通電辭職，唐繼趙宣佈就任湖南代理省長。忠於趙的湘軍第3師師長葉開鑫堅决抗唐，率部退至湘鄂邊界嚮吳佩孚求援，吳便以“助葉討唐”為名發兵入湘。吳軍久經沙場，精銳無比，一經接觸，唐軍立潰。吳軍攻下嶽州後，大軍直逼長沙，唐生智情急之下，乃以同學私誼急電廣西李、黃、白，請求支援，同時致電廣州國民政府，表示衹要能得到援助，即願率所部投效革命政權，充當北伐前驅。
李宗仁接到唐電後，立即與黃、白等人進行緊急磋商，一致認為：北伐既為既定方針，出師也就勢在必行。現在吳軍正大舉南下，若不先發製人，吳軍一旦拿下湖南，便直接威脅兩廣，到時，革命方面就將陷入被動挨打的危境。唐軍一旦潰入廣西，北軍尾追入桂，廣西統一局面也萬難保全。若給唐軍以支援，一可助人於危難之際，二則先行出師，以後北伐事成，廣西當居首功，於人於己均不失兩全之策。況且，唐入主長沙後，白崇禧偕陳銘樞以廣東革命政府的正式名義去湖南，對唐表示聲援，現在到履行諾言的時候了，廣西不能失信於人。於是李、黃在來不及報告廣東方面的情況下，當機立斷，作出援唐决定，並當即命令鐘祖培旅作入湘作戰準備，先以尹承綱團為鐘旅前鋒，兼程開赴衡陽前綫，同時急電國民黨中央，告之第七軍援湘之師已經出發，北伐勢成騎虎，望中央速定大計。
幾日後，中央復電：“策動唐部舉義，至深嘉許，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贊同，至北伐問題，關係重大，深盼李督辦來粵會商，再行决定。”
李宗仁偕唐生智的代表劉文島同往廣州。李宗仁嚮各方面活動後發現，蘇聯和中共因慮及工農尚未充分發動，擔心北伐會搞成僅由少數軍事領袖控製的單純軍事行動，對北伐態度謹慎；蔣介石倒是主張北伐，但其在黨、政、軍地位未確定，態度曖昧；其他各軍政幹要，均在觀察動嚮，以定行止，對北伐也不甚積極，衹有第4軍軍長李濟深，因與廣西方面有特殊關係以及與非粵係軍隊的矛盾，希望通過北伐使“在粵就食”的客籍各軍包括蔣介石的黃埔軍，早日不驅自走，故對李來粵呼籲北代表現了十二萬分的贊成和熱心。為此，二李多次作“竟夕談”，最後商定了一個促成中央早定大計的做法。
5月25日，中央政治會議召開討論北伐問題的會議，李宗仁首先充分陳述剋日北伐的理由。李宗仁話畢，李濟深立即起身響應，並主動請纓，表示願抽調所部精銳陳銘樞、張發奎兩師北上赴湘援唐，四軍在廣州城郊之葉挺獨立團可立即出發。李之第四軍為廣東部隊，今既自告奮勇，願作前驅，其他各軍原係客軍，勝固有利大傢，敗也與己無關，落得贊成。於是，李宗仁的北伐之議竟然在會上一舉通過。政治會議還同時通過任命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第8軍軍長。
5月底，李濟深部葉挺獨立團先行從廣州出發，開抵湖南安仁、淥田拒敵，陳銘樞、張發奎兩部也自南路和瓊崖北調，馳援入湘。由於兩廣生力軍的加入，原已不支的唐軍聲勢復振，吳軍攻勢被遏，湖南戰局暫時得到穩定。
6月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迅速出師北伐案。國民革命軍分析了全國形勢，認為：“吳佩孚因緣時會，既已聲震北國，且野心勃勃，仍企圖囊括西南，是當前直接加害我政府，為我大敵者，莫若吳佩孚。……孫傳芳已取得五省聯軍總司令之榮銜，其人素以乘機觀變稱，慣收漁人之利，從不作鷸蚌之爭。故此時未必有積極對我之行動。張作霖縱心雄力厚，其勢力猶在黃河以北，對我殊有鞭長莫及之感。”3支軍閥總兵力70多萬，國民革命軍總兵力為10萬多，據此，國民革命軍策定了各個擊破的方針，首先打倒吳佩孚，爾後次第打倒孫傳芳、張作霖，又提出：“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的口號。
國民革命軍北伐總司令蔣介石為了穩往孫傳芳，特地復電孫傳芳，表明國民革命軍並無進攻江西的意圖，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則敝軍久已集中湘東，豈肯屯兵不進，坐失時機。同時對孫傳芳提出希望說：“兄與弟愛國同心，而進行方法則不無出入，今日救國要以民衆為本，斷非少數軍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於今日，所望兄內審國內情形，外瞻世界趨勢，毅然加入革命戰綫，共為愛國徹底之謀。”
6月中旬，廣西第七軍第2批入湘援唐部隊開赴湖南，會同第四軍陳銘樞、張發奎兩師、葉挺獨立團、唐生智的第八軍，嚮葉開鑫部和助葉之吳軍發動了大舉反攻。17日，李宗仁率第七軍後續部隊進抵長沙，唐生智發出定湘通電，長沙城裏到處飄起了青天白日旗。
湘中戰事旗開得勝，北伐軍聲威大震。至此，吳佩孚方感到此次南軍出師與孫中山昔日之北伐不可同日而語，遂親作部署，負隅頑抗。
8月12日，蔣介石偕同北伐司令部主要成員，包括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行營參謀長白崇禧、總軍事顧問加倫一行抵達長沙。當晚即召開前方主要將領會議，討論下一步作戰方略，决定采納李宗仁等幾個軍長的意見，仍以兩湖為主戰場，前進目標是占領武漢，消滅吳佩孚。得手後，再揮戈東南，進兵江西，掃蕩孫傳芳。
8月15日，蔣介石正式發佈作戰部署：國民革命軍第四、七、八軍為中央軍，擔任兩湖的主攻任務。中央軍以唐生智為前敵總指揮，率所部第八軍為左縱隊。另以四、七兩軍為右縱隊，由李宗仁統一指揮，下分兩路，一路由李宗仁親自督率第七軍，一路由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指揮，各路軍分途進擊，最後會攻武昌；右翼軍總指揮為朱培德，統領第二、三兩軍，監視江西方面之敵，並掩護主力軍之右側翼；以第一、六軍為總預備軍，隨中央軍前敵部隊推進；以袁祖銘為左翼軍總指揮，統率第九、十軍，進取沙市、宜昌。
8月18日，北伐軍開始總攻擊。中央軍陳可鈺部進展神速，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掃清了盤據平江、通城之前面之敵。敵主將陸某在通城北門樓司令部自殺。接着陳可鈺又與敵血戰兩日，葉挺獨立團表現了驚人的英勇氣概，吳軍大刀隊雖然接連砍下臨陣退縮的團、營長9顆血淋淋的人頭，還是無法把陣地穩定下來，葉挺的鐵軍一舉攻陷汀泗橋。至8月28日，已乘勝追敵至賀勝橋。與此同時，李宗仁統率之第七軍也嚮敵人展開了凌厲攻勢。肅清了將軍山，強渡汩羅河，不給新敗之敵喘息之機。李宗仁率部隨嚮導出發，在叢山峻嶺羊腸小道上而行，幸第七軍官兵來自西南山區，登山涉水如履平地，故衹一日行軍，便進抵嶽州城前10裏處。李宗仁當即指揮部隊，乘敵不備發起猛攻，敵軍驚為天降，慌不擇路，嚮六溪、五裏牌、羊樓司一帶四散潰逃。第七軍啣尾窮追逃敵，不日剋復嶽州，繳獲無數。爾後進抵大沙坪，迅嚮賀勝橋急進，會合第四軍，作攻打賀勝橋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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