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元年（1621年），明王朝在东北的战场上再次被满清的军队击败，丢了辽阳。这一次，朝廷中有要求重新起用徐光启的呼声。于是，徐光启被重新召用，来到了北京。但是，这一次徐光启回到北京，却是带着新的官衔回来的。朝廷在他尚在家中的时候，就授予他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实录》副总裁。因此，虽然他也再次提了练兵的建议，但他毕竟还有职责所在的事要做。不久，魏忠贤专权。徐光启遂在天启三年（1624年）又回到上海，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官复原职再来北京。礼部右侍郎虽然品秩不低，但是上面还有礼部尚书，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权。但是次年徐光启升为礼部左侍郎，回部管事，负责起礼部事务的实际行政工作。在明朝，礼部职掌乃“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古代的礼仪无一不是要择日行礼的。这便关系到历法的准确与否了。因此，礼部也不得不关心。在此前的两百多年中，明王朝一直是沿用着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只是改了一个名字，叫作《大统历》，以示区别。然而，从明代中期成化年间（1471—1487年）以来，《大统历》因历时较久，又没有经过什么修改，误差渐渐就多起来了，“交食往往不验”。也就是说，按历法推算出来的日期更替和日月食都和实际情形无法合拍。因此，请求朝廷修改历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徐光启的朋友李之藻，也是积极要求改历的一个。一六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日食。钦天监推算刻数不对。徐光启上了一疏，即《礼部为日食刻数不对请敕部修改疏》。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产生了修改历法的念头，并让礼部负责实施。
修改历法，自然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七月十一日，徐光启为修历上疏，请选派人员、准备钱粮、设定考核之法。当人员到齐之后，自然就要有工作的办公室了。就像现代社会的项目组或者指挥部一样，当时为修历成立了历局。历局是临时抽调人员成立的，那么办公的地点也得临时寻找。为了省钱，徐光启请求以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作为历局。首善书院是天启初由十三道监察御史凑钱建成的。当时建立首善书院，是为了当时任都察院都御史和副都御史的邹元标、冯从吾讲学。书院在建成后不久，随着邹元标和冯从吾相继辞职归乡，首善书院就变成一处空闲的场所。数年以后，徐光启要修历了，就想到了首善书院。徐光启为什么首先就想到了首善书院？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许，徐光启是从他的朋友李之藻那里获知首善书院的闲置的。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曾经参加过在首善书院举行的讲会。还有一种可能，徐光启将历局设置在原首善书院中，是为了与天主教南堂为近邻。在徐光启的历局中，除后来补入的李之藻外，继徐光启而执掌修历工作的李天经也是一位天主教信徒。而且，在历局中，还有不少的外国传教士，如汤若望、罗雅谷。因此，选择一个靠近天主堂的所在来修历，也许正是为了传教士和李之藻、李天经等信徒们的方便。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因病请求辞去历局的职务，而以李天经代替他续成修历的任务。同一年，逝世于京城，并归葬于上海。
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在农业科学、军事科学和天文历算上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历法方面，他融通了中西历法，编译了《崇祯历书》，并一举奠定了近四百年来我国历法的基础。据明朝末年的人所写的《玉堂荟记》中说，徐光启将原首善书院即稍后的历局的一半给了天主教堂。更何况，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南堂必然曾是徐光启礼拜的地方。因此，今日我们若要瞻仰这位伟人，除了上海南丹路的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墓外，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也许是另一个值得纪念他的地方。 （陈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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