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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读《金瓶梅》品明朝社会 》
人配衣服马配鞍(2)
梅朝荣 Mei Chaorong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的现象。在南直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士宦漫无分别”。
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的张瀚(1513~1595年)这样总结说：“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准确明了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服饰方面的心态，成为今人研究明朝中后期服饰文化特征的不刊之言。
如内阁首辅张居正政治上锐意改革，生活上却极尽奢靡，“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工部郎徐渔浦，“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差错”。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竞相以奢侈，“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终于蔚为一代时尚，向明初确定的礼法道德秩序展开了猛烈的冲击。
朱元璋曾严厉禁止官民百姓服饰僭用龙凤纹，违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
明代官服中最具特色的是乌纱帽，乌纱帽翅因戴者官职、身份不同而各异。其形制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帽内另用网巾以束发。
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文武百官视事办公的常服——团衫，其前胸后背均缀用金银彩线绣成的饰服，称为“补子”，其服遂名“补服”，以标识品级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驸马绣麒麟、白泽(传说中能言、通达万物之情的神兽)，文官一品绣仙鹤翩翩翱翔，二品绣锦鸡安然漫步，三品绣孔雀冲天着地，九品则绣鹌鹑觅食草丛，未入流的杂职官绣练鹊。至于教坊司乐工，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教坊官由于“近墨者黑”，亦被视为“有溷清流”。
然而这个严密的等级体系却在明朝后期被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向闻教坊官绣补俱圆，其实正方，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甚至乐工的装束也是“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且得与朝会之列”。教坊司妓女由于经常出入交际场中，完全突破了只许穿劣质衣服的禁令，“娼优服饰侈于贵族”，并领导着时装潮流，新式新制，世间争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髻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特别是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更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如今却成了时装潮流的领袖，这当是明初肉食者们始料未及的。
朱元璋曾严格规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浅色”，不得穿闪光锦绮，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但在明朝后期，大红礼服“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
古代妇女由于社交活动相对较少，抛头露头的机会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不易奏效，这就使得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且往往不顾经济实力，竞尚虚荣。时称“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寝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
明代以前，中国传统的衣服用料是丝绸和葛麻，分别为上流社会和下层平民所使用。宋元以来特别是明初以来推广的植棉业，在明朝中后期趋于兴盛，“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由于棉布具有产量高、纺织易、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结实耐穿等优点，而且印染缝制也简便易行，所以迅速成为最主要的服装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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