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真的因为离开南非而感到伤心，因为我在那没有情感寄托。我被两个官员带到我来时乘坐的飞机上，人们看着我，猜想我犯了什么罪。
回到索尔兹伯里，我推迟了所有的记者活动，因为这并不是我最热爱的职业。我在阳台上坐坐，聊聊天。然后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采访加菲尔德・托德，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正在跟踪不同的消息来源。但是我来到了总理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加菲尔德。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像林肯那样走来走去，因为你能看出墙壁和天花板让他苦恼，因为他更愿意待在户外。我在那呆了3个小时，像往常一样，我又处在了一个彻底错误的位置。加菲尔德・托德，一个高贵的灵魂，深爱着中非联邦，这一高贵的理念忽视了一切现实因素。他说：“我让你进来了，我张开双手拥抱你，我的孩子。”他是个传教士，这是为了让我为联邦写点好话。外国记者总是发坏的报道，他说。他叫他的宣传人员给我最大的便利，说他知道当我亲眼看到发生的事情时，我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会写出好的报道。我说我是在这个国家长大的，我对它再熟悉不过，对于它，我无法写出“令人愉悦的文章”来。有什么比一个人没有听过也不理解的东西更加不一般呢？因为对于我来说，把我成长地方的画面从脑海里抹去，是我情感上所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事实上，在8年前我离开南罗德西亚时，我就已经被马尔文勋爵（胡金斯博士，家庭医生）定为一名被禁止入境者：“我将不会再让你打扰我的居民。”但是，并没有人告诉我，我已经被定为一个禁止入境者。数周之后，当我和一名律师来到海滨的罗德西亚别墅时， 他们对于此事感到很尴尬，他们搪塞着，徘徊着，他们在撒谎，但是最后，他们承认我已经被定为一名禁止入境者，他们说：“可恶，是你逼我们的”。
同时，我从特殊部门获知，自己的名字已经在旅客名单上，加菲尔德对我入境的事进行了干涉。我对他说：“你把我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他说他对于我思想的正直与公正充满了信心。我说：“但是很明显，这与思想的公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着公正的思想，但我们仍然会有分歧。”接着我们就联邦的基础进行辩论。我说以下这个事实展现了它令人激愤的本质：它产生了非洲国民议会――北罗德西亚的和尼亚萨兰的。（它也产生了至今仍看不到的南罗德西亚国民议会：我已经暗中见了两个长期处于逃亡之中以躲避三个国家的警察的人，他们把一些小册子和信息从北部两个国家带出境，然后运到南罗德西亚。）加菲尔德・托德说他憎恨并且鄙视国民议会的领导者。他说他们是哗众取宠的煽动家。他们当然是，我说。不久，他就成为了所有黑人领导者的好朋友。
我在南罗德西亚的剩余时间里，都是被他的宣传部门的人很有礼貌地护送着在周围走动，但是，同时也被那个抱持更现实主义观点的特殊部门跟踪着。他们总是会出现在一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像赞比西附近的一处树丛当中，当时保罗正在画一个可乐摊；在卡罗伊旅馆里我们的邻桌，尝试偷听我们的谈话：他被迫去模仿犯煽动罪者最典型的气愤表情；在装有汽车影院系统的邻车里――但是他睡着了。
在这段旅程中，最痛苦的部分就是去看望我的老同志，那些共产党人。保持一种不被与你一起生活的人们所分享的，关于你生活其中的社会观点，冷酷地、理智地保存着这些想法，公正、达观……哦，这是不可能的。在旧南罗德西亚，在共产党人之前，曾有过一两个这样的人，其中一个是亚瑟・西亚里・ 柯里普斯，一名诗人，他是受宗教的支撑才得以如此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住的。8年过去了，冷战依然进行着，并且由于北部国民议会的诞生，使得白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变本加厉。我发现自己的老朋友已经开始变得偏执，开始酗酒或者干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对立者，以某种他们最近觉得可悲的方式守护着这种白种文明。或者他们的精神已经崩溃了。所有这些人都曾受到过那个存在于俄国的美丽、真实的乌托邦的鼓舞，但是他们在《观察家》上读到了赫鲁晓夫的全部讲话，他们非常气愤，痛苦，不愿意相信。在一些采矿城镇里或者布拉瓦约的一座房屋里或者索尔兹伯里，我见到了几个小群体或者单独的人，他们处于绝望之中，心灵深深受到了伤害。有一件事是我不能说的：“不仅赫鲁晓夫的讲话全部是真的，并且事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一百倍。”“是的，那是真的。”我说。“是的，恐怕那是真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是真的”。
徐凤余等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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