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久，只见李瓶儿梳妆打扮，上穿大红遍地金对襟罗衫儿，翠盖拖泥妆花罗裙，迎春抱着银汤瓶，绣春拿着茶盒，走来上房，与月娘众人递茶。
——《金瓶梅》第二十回
二人看了一回，西门庆忽见人丛里谢希大、祝实念，同一个戴方巾的在灯棚下看灯，指与伯爵瞧。因问：“那戴方巾的，你可认得他？”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认的他。”
——《金瓶梅》第四十二回
李瓶儿道：“我的白袄儿宽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钥匙，大橱柜里拿一匹整白绫来与银姐。”“对你妈说，教裁缝替你裁两件好袄儿。”因问：“你要花的，要素的？”吴银儿道：“娘，我要素的罢，图衬着比甲儿好穿。”
——《金瓶梅》第四十五回
俗语讲：“人靠衣裳，马靠鞍。”曾几何时，服饰只是作为遮羞之用，可是随着社会发展，文明意识高度深化，物质生活空前发达，人身上的遮羞布也已经变成一种文明的体现，显示出一个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进程。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明朝中后期的服饰从生产、供销到消费诸环节都发生了与传统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异动倾向，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
服饰已经超出了它穿着打扮的实用价值，成为一个人社会地位、贵贱尊卑的标志。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荀子·王制》)，西汉时贾谊又详细阐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新书》卷1)的意义，所以，每个朝代的更迭中都会对本朝服饰做一番修整，成为一项政治工作。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
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复衣冠如唐制”的诏令，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和颜色都做了严格规定：士民皆束发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
两年后朱元璋觉得四带巾不尽完善，“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又令“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钱装饰，违者罪之”。
为了确保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洪武十三年(1380年)颁布的《大明律》特设“服舍违式”条，对于越级使用服饰的行为做出严厉惩处：“若常服僭用锦绮、丝、绫罗、彩绣……及将大红销金制为帐幔、被褥之类，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及用珍珠绿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娼妓僭用金首饰镯钏者，事发，各问以应得之罪(即按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
朱元璋的服饰制度，建构起了明初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建构起了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服饰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的突出特征是单调、保守、拘谨、呆板。而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去朴从艳”、“僭拟无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来的礼法道德秩序，则是其最重大的社会意义所在。
自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礼制的约束，凭借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作为商品经济新时代的开始，或者说具有改变传统社会生活模式性质的风俗变迁，是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的，万历时臻于极盛。
著名学者顾起元(1565~1628年)还以其亲身见闻概括了南京的风尚变迁：“正、嘉以前，南都风尚厚为醇厚……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但是正、嘉以后的变化，如同风云际会瞬息万变，他借用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今京师贵戚，衣服、饰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之甚矣。”进而感慨“近日留都风尚往往如此，奢僭之风在闾左，富户甚于缙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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