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特征表明，白川确乎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他身上的优缺点也是常人可能有的优缺点，全然看不出他会是在旅馆嫖妓、大打出手并抢走对方身上所有衣物的“卑鄙的家伙”。甚至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鄙。说不定他单纯从交换价值这一角度看待自己的行为——我出了钱，作为交换，你提供性服务；而你因突然来了月经未能提供，作为交换，理应挨打，一如因为我是电脑技师所以电脑坏了该我加班维修，因为加班晚了所以该由公司出钱让我搭出租车回去，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换言之，白川式的“恶”已不再是常规形态、传统形态的恶，不再是“绝对恶”，而属于超出善恶标准的、甚至超出了恶的恶，因而有可能是现代社会中更带有普通性、更可怕的恶。
其实“恶”很早就已出现在村上笔下——此前我们注意的大多是其作品主人公自我呵护之余的“善”、爱心或温情——乃是横穿村上小说世界的另一条干流。例如《 寻羊冒险记 》中的“先生”、《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中的“夜鬼”、《 奇鸟行状录 》中的渡边升和剥皮鲍里斯，以及《 海边的卡夫卡 》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等。但这些作品中的恶大体是“绝对恶”，并且比较模糊：人物形象模糊、行为方式模糊、时间地点模糊。但《 天黑以后 》中的则是“相对恶”。并且人物形象清楚：年龄三十五六岁，扎领带穿皮鞋，架一副金边小眼镜，“长相给人以知性印象”；行为方式清楚：挥拳殴打、剥光衣物拿走；时间地点清楚：晚间10时52分，“阿尔法城”情爱旅馆404房间。惟一模糊的就是恶与善的界限或者恶的本来面目。而这种模糊的恶或“无面人”的恶恐怕正是交换价值至上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的恶的主要形态。它既不同于恐怖分子的恶和萨达姆式极权主义的恶，又不同于太平洋彼岸霸权主义的恶，更不同于杀人放火等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恶，它发生在日本社会又不局限于日本社会，因而是更应警惕的恶。
村上春树为什么把“恶”作为流经作品的一条干流呢？为什么对“恶”的发掘如此执著呢？我想首先是因为创作本身的需要。他在《 海边的卡夫卡 》出版后不久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恶我始终都在思考。我认为，为了使我的小说具有纵深感和外延性，恶这个东西恐怕还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思索如何描写恶。”他认为写小说是为了寻求同他人之间的sympathy（ 同情 ）的呼应性或灵魂的呼应性。“为此就必须深入真正黑暗的场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恶的部分，否则产生不了那种共振。即使能够进入黑暗之中，而若在不深不浅的地方适可而止，也还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共振——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构思恶的。”（《 村上春树谈〈 海边的卡夫卡 〉 》）村上不止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 》（ 《 群魔 》次之 ）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说”，他就是想写这种包括恶在内的具有多重视点的“综合小说”。众所周知，这两部作品在窥测、发掘和剖析人性内涵方面可谓出类拔萃之作。
其次一个原因，在于村上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和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他在1995年11月同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有过一次对谈，一再强调日本战后“尽管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清算，没有将那场暴力相对化，而采取了一种“暧昧”以至“狡猾”和“伪善”的态度，因而他对日本日后的走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并且是从二十九岁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怀有的。但在“冷战和经济起飞时期，毕竟有一个社会框架，社会中还存在类似自然治愈力那样的东西，而现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会混沌状态中摇晃和衰弱，frustration（ 失望 ）日益加深，所以才会发生了“奥姆真理教事件”（ 村上春树谈〈 海边的卡夫卡 〉 》）。这使他愈发觉得日本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变化，就可能发生什么甚至正在发生。这促使他放弃了以前的 detachment（ 不介入 ），开始深入思考 commitment（ 介入 ）这一问题。而 commitment势必把笔锋指向“恶”——历史上的恶、现实中的恶、绝对的恶、相对的恶以至超越善恶的恶。“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 主题 ）。”（ 森达也：《 对二元论社会的反抗 》）应该说，这一主题在《 天黑以后 》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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