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六二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托尔斯泰几乎通宵失眠，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明天他就要向索 菲亚求婚了。他非常爱这个比他小十六岁、年方十八的姑娘，觉得即将来临的幸福简直难以 置信，因此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求婚很顺利。可是，就在求婚被接受的当天，他想到的是："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 。我觉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会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而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将看我写 的一切。" 当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时，他显然不是为有人将分享他的秘密而感到甜蜜，而是为他不再 能独享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而感到深深的不安。这种不安在九个月后完全得到了证实， 清晰成了一种强烈的痛苦和悔恨："我自己喜欢并且了解的我，那个有时整个地显身、叫我 高兴也叫我害怕的我，如今在哪里?我成了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从我娶了我所爱的 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 我身后看我写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 托尔斯泰并非不愿对他所爱的人讲真话。但是，面对他人的真实是一回事，面对自己的真实 是另一回事，前者不能代替后者。作为一个珍惜内心生活的人，他从小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 惯。如果我们不把记事本、备忘录之类和日记混为一谈的话，就应该承认，日记是最纯粹的 私人写作，是个人精神生活的隐秘领域。在日记中，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的灵魂，只和自己的 上帝说话。这的确是一个神圣的约会，是决不容许有他人在场的。如果写日记时知道所写的 内容将被另一个人看到，那么，这个读者的无形在场便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写作者的心态，使 他有意无意地用这个读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写下的东西。结果，日记不再成其为日记，与上 帝的密谈蜕变为向他人的倾诉和表白，社会关系无耻地占领了个人的最后一个精神密室。当 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内，包括在写日记时，面对的始终是他人，不复能够面对自己的灵魂时， 不管他在家庭、社会和一切人际关系中是一个多么诚实的人，他仍然失去了最根本的真实， 即面对自己的真实。 因此，无法只为自己写日记，这一境况成了托尔斯泰婚后生活中的一个持久的病痛。三十四 年后，他还在日记中无比沉痛地写道："我过去不为别人写日记时有过的那种宗教感情，现 在都没有了。一想到有人看过我的日记而且今后还会有人看，那种感情就被破坏了。而那种 感情是宝贵的，在生活中帮助过我。"这里的"宗教感情"是指一种仅仅属于每个人自己的 精神生活，因为正像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给索菲亚的一封信上所说的："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 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秘密，别人不该对它有任何要求。"在世间一切秘密中，惟此种秘密最 为神圣，别种秘密的被揭露往往提供事情的真相，而此种秘密的受侵犯却会扼杀灵魂的真实 。 可是，托尔斯泰仍然坚持写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而且在我看来，他在日记中仍然是 非常真实的，比我所读到过的任何作家日记都真实。他把他不能真实地写日记的苦恼毫不隐 讳地诉诸笔端，也正证明了他的真实。真实是他的灵魂的本色，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 他自己也不能。 二 似乎也是出于对真实的热爱，萨特却反对一切秘密。他非常自豪他面对任何人都没有秘密， 包括托尔斯泰所异常珍视的个人灵魂的秘密。他的口号是用透明性取代秘密。在他看来，写 作的使命便是破除秘密，每个作家都完整地谈论自己，如此缔造一个一切人对一切人都没有 秘密的完全透明的理想社会。 我不怀疑萨特对透明性的追求是真诚的，并且出于一种高尚的动机。但是，它显然是乌托邦 。如果不是，就更可怕，因为其惟一可能的实现方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即一种禁止个人秘密的恐怖的透明性。不过，这是题外话。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 是：写作的真实存在于透明性之中吗? 当然，写作总是要对人有所谈论。在此意义上，萨特否认有为自己写作这种事。他断言：" 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可是，问题在于，在"介入"之前 ，作家所要谈论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它并不是在作家开口向人谈论的时候才突然冒出来的。 一个真正的作家必有一个或者至多几个真正属于他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伴随他的一生，它 们的酝酿和形成恰好是他的灵魂的秘密。他的作品并非要破除这个秘密，而只是从这个秘密 中生长出来的看得见的作物罢了。就写作是一个精神事件，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而言，有没 有真正属于自己灵魂的问题和秘密便是写作的真实的一个基本前提。这样的问题和秘密会引 导写作者探索存在的未经勘察的领域，发现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仅仅属于他的世界，他作为 一个作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此。没有这样的问题和秘密的人诚然也可以写点什么，甚 至写很多的东西，然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在传授知识，发表意见，报告新闻，编 讲故事，因而不过是教师、演说家、记者、故事能手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缪出于对法西斯的义愤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战后，在回顾这一经 历时，他指责德国人说："你们强迫我进入了历史，使我五年中不能享受鸟儿的歌鸣。可是 ，历史有一种意义吗?"针对这一说法，萨特批评道："问题不在于是否愿意进入历史和历 史是否有意义，而在于我们已经身在历史中，应当给它一种我们认为最好的意义。"他显然 没有弄懂加缪苦恼的真正缘由：对于真正属于自己灵魂的问题的思考被外部的历史事件打断 了。他太多地生活在外部的历史中，因而很难理解一个沉湎于内心生活的人的特殊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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