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君位之争，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抓了起来。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于是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 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鲍叔牙亲自前去迎接。齐桓公不仅没有对他报一箭之仇，反而任命他为相国，而鲍叔牙自愿当他的副手。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确定诸侯国间不得筑堤防雍水来危害邻国，不得有意不卖给邻国粮食。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成为中原霸主，称为春秋五霸中的首霸。这是管仲的功劳，他在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充实齐国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管仲射桓公，这是一个天大的事件，许多的史籍都有记述：《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国语·齐语》：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史记·齐太公世家》：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桓公中钩佯死，以误管仲。《史记·晋世家》：管仲射钩，桓公以霸。《列子·力命》：齐无君，二公子争入。管夷吾与小白战于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刘向《新序》：管仲射小白，中其带钩，小白佯死，遂先入，是为齐桓公。《越绝书》：管仲张弓射桓公，中其带钩。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为齐相。桓公也着实大度，用了管仲，成为了霸主。管子实行了一系列富国的策略，其中就包括以盐富国一策。
《管子·海王篇》多涉及管子的食盐政策，也是历史上最早的盐政理论，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确立了盐税作为人头税的政策；二是确立了盐的专卖政策。管仲认为依靠负海优势而称王的国家，一定要慎重地实行征盐政策。“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慎重的办法不是对盐征税，而是实行盐专卖。
管仲最早认识到，实行食盐专卖，国家可获巨利。管仲作了这样的定量分析，他以月为计算单位，把齐国人对食盐的需求量和加价收入额加以计算：不论成年男女，还是未成年幼儿，每月都需食用数量不等的食盐。只要每升盐加价半钱，一釜（一百升）就可多得五十钱。如果一升盐加价一钱，一釜就可多得一百钱。依此类推，一升盐加价二钱，一釜可多得二百钱，一盅（十釜）可多得二千钱，十盅可多得二万钱，一百盅可多得二十万钱，一千盅可多得二百万钱。一千万人口的国家，一日可多得二百万钱，十日可多得二千万钱，一月可多得六千万钱。
管仲还把盐专卖收入数与征籍收入数作了比较：“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六千万钱的巨额盐专卖收入，相当于两个万乘之国的征籍收入数，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秦国的商鞅受到管仲的影响，主张“壹山泽”，即国家“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盐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必须由国家严密控制，在产盐区设官管理，制定法令，严禁私煮和私人擅自运销。同时也利用商人现成的销售能力，把专卖产品交给商人分销，但商人需交纳很重的专卖税来换取经销权，经销商人是经过特许的，人数也有限制，盐价也由国家规定。
秦国执行商鞅的盐业管理政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秦国统一战争的胜利。这说明在封建中央集权制形成或者确立时，国家统制管理思想有助于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兴盐铁之利，国家对食盐的生产、销售和买卖加以管理，开中国食盐税法之始。其法以官制食盐为辅、民制食盐为主，官收官运官销，寓租税于官府专卖盐价之中，以增加国家收入，齐国由是富强，称霸诸侯。除齐国对食盐实行专卖之外，其他诸侯国仍只对食盐征税，税率逐渐加重。史载秦自商鞅变法后，赋盐之利二十倍于古，盐价昂贵，盐商富累巨万，人食贵盐，小民贫困，至秦亡而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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