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类 》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      錢穆 Qian Mu

　　中國文化演進已歷五千年之久，為並世其他民族所莫及。論其演進，可分三大階程。
　　人生必有群，群中又必可分多數與少數。此多數少數，皆屬重要。惟貴能密切相關，融成一體。此講中國文化演進三階程，即就此着眼，加以討論。
　　中國為一氏族社會，氏族即成為群。在此群中，可分兩大統。姓從女，乃血統。氏從男，以職業分，政治更其大者，是為政統。
　　遠古不論。姑從唐、虞始。唐為氏，乃世業陶。堯為帝，乃為陶唐氏之代表。在堯之政府中，尚有其他氏族參加，於是堯之政府，遂為當時中國社會其他氏族一共同之代表。
　　虞亦一氏，應是掌管山澤禽獸。而此一氏族中出一舜，一時擁有大名。適遇洪水為災，堯無法治理，乃重用舜。治水有效，而水災尚未息，堯既老，乃不傳位於子而傳於舜。然堯子丹朱，雖不肖，必尚得保留一職位。
　　舜既為帝，乃封其弟象於有庳，可見舜亦代表一氏族。此一氏族，乃由舜而地位加高。但舜之為帝，由堯讓之，而治水大功，實出於禹。舜之老，乃亦禪帝位於禹。而舜子商均，當亦保有一職位。是則堯舜禪讓，雖為中國後世尊崇，認為政治上無可比擬之大德，實亦由當時氏族政權之情勢中演出，非有人先標舉出一禪讓美德，而堯舜乃遵循之。換言之，此亦當時一自然形態而已。
　　禹繼其父鯀治水，當又係另一氏族，掌理水事者。禹既完成此治水之大業，雖效法堯舜讓位於益，而當時中國民衆則群心擁戴禹子啓，不擁戴益，此下遂又成為帝位世襲。此非中國人特意要一帝王世襲之政府，亦中國當時社會一自然現象所形成。
　　又如周民族奉後稷為始祖，但《大雅?生民》之詩，後稷有母姜嫄。又後稷之生，其時已有部落存在。特以後稷教民稼穡，而周人奉以為始祖。此猶如姜氏族之奉神農為始祖。亦如唐虞兩氏族之奉堯舜為始祖。禹亦有父鯀，而夏氏族則奉禹為始祖。商氏族則奉契為始祖，但契亦必有父有祖可知。是則中國之氏族社會，雖重血統，但必重其血統中之賢者，是為道統。惟其重道統，不害於其重血統。血統屬於天，道統屬於人，此即中國後人所謂之通天人，亦所謂明天人之際矣。
　　夏商周三代，皆屬中國古代之封建政治。而西周封建，則更形特出。不僅分封姬姓，及其外傢姜姓，又封殷之後裔，使其傳統不絶。更又興滅國，繼絶世，把歷史上所有諸氏族，衹要其曾生賢聖曾有建樹，對歷史有貢獻者，遍加封建。此等諸侯，則可以代表全中國社會各氏族，使政統與血統，更為密切相關，乃得稱之為道統。
　　其實堯舜禪讓，湯武徵誅，以及帝王世襲，皆在此一道統中。而西周封建，其事成於周公，乃更完成此道統之大。故中國人必稱聖君賢相，周公則尤是歷代賢相中之極特出者。君相在政統中，豈非群中之少數。氏族則群中之多數。中國封建政治由氏族社會來，乃能便中國社會中少數全由多數出，而又密切相關，融成一體，由血統中創出政統，又由政統中完成道統，而使中國成為一封建一統之國傢。此可謂是中國文化進展之第一階程。
　　今再綜合言之。中國社會乃一氏族社會，而中國歷史則為一人物歷史。子貢有言：“桀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衆惡皆歸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惡有共同性。下流亦即社會之多數。善則有特殊性。聖君賢相，則必各有其獨特處。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徵誅，舜之孝，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公之大義滅親，誅管蔡，以永奠父兄之業。上之如伏羲氏、神農氏，更上有巢氏、燧人氏，每一時代即以一人物作代表，每一人物即以一特殊之德性與其功業之成就為代表。下流多數，不足以代表歷史。而上流少數，則必有其獨特相異之德業。而此上流少數，則必出於下流多數，以為之代表。乃以代表一歷史階段。此又為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一大特點。
　　西周東遷，為春秋時代，而往古政治一統之大業，則幾於崩潰。其時則有孔子出。孔子當時所想慕者，乃為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換言之，孔子心中乃不敢為一聖君，僅求為一賢相。然終不得志，其道不行，僅開門授徒，成為一傢言。此下諸子百傢繼起，其實皆遵孔子，多志為相，不志為君。迄漢代，而儒傢定為一尊。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傢，周公孔子並尊，孔子《春秋》亦列為五經之一。帝王治道，則必本諸經。其時則經學即為道統，其價值地位顯然已超出政統之上。唐虞三代，乃由政統中産生出道統。自漢以下，則政統必尊奉道統。以前是聖君用賢相，此下則為君者必知尊賢相，乃得為聖君。君位仍是世襲，仍從血統來，但在政統中已不占惟一之重要地位。而相位則選自群臣，臣位則從郡國選舉賢良，再由五經博士授業講學中來。則當時政統已大部分出自學統，即道統，乃為政統中之更重要者。此又中國歷史一大變。可謂是中國文化進展之第二階程。
　　中國自封建政治一轉而為郡縣政治，即血統不在政統中占重要地位之一證。而秦始皇帝不悟此義，乃謂政統中之帝王世襲此一僅存血統，乃可永繼不絶二世三世以至於無窮世。漢儒明言自古無不亡之國，此即謂君位血統不常，與其招湯武之徵誅，不如遵堯舜之禪讓，於是遂有王莽之新朝出現。光武中興，雖仍是劉氏之血統，而一朝君相大臣，則多出自王莽新朝之太學生。學統之更超於血統，此亦一證。
　　但政府雖已變為一道統與學統之政府，而社會則仍為一氏族社會，重血統。兩漢士人進入政府，得一官位，必退而敬宗恤族，使一宗一族人盡得沾溉。此則政治上層少數，仍與社會下層多數有其緊密相係處。而自古代農工氏族外，又得學業氏族，即士族之創興。亦不得不謂非中國社會一進步。
　　東漢自光武、明、章以下，政治漸衰於上，而士族則盛興於下。降至魏晉，中國乃成為士族之天下。南朝如此，北朝亦然。自士族社會進而為士族政治。使社會多數進入政治少數之機會又益增。就中國文化大傳統言，則仍不得不謂之一進步。
　　唐代再臻統一，而較之兩漢，則又有進步。唐太宗隨其父高祖在軍中，其幕下即有十八學士，較之東漢光武中興已過之。西漢開國，乃一平民集團，士人極占少數，更遠不能與初唐相比。
　　其次則相之一位，唐代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中書出命令，門下掌封駁，君權已由相權代之，而相權分掌於多人。此亦顯較漢代為進步。
　　尤其是唐代之科舉制度，社會學人可得自由應考，進士地位遠較兩漢大學生為受人重視。此皆學統在政統中更得較高地位，社會多數又多得自由參加政府上層少數之機會而緊相聯繫。然論學術大統，則唐代之《五經正義》依然承襲兩漢。而科舉取士，則重詩賦。《文選》爛，秀纔半。《文選》熟，秀纔足。唐代社會乃為一詩傢的社會。詩之為用，抒私人之情懷，發私人之哀怨，則有餘。闡揚聖君賢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則不足。兩漢以下，老子之道已與孔子並盛。而唐代以同姓李之血統觀念，亦並尊老子。佛法東來，唐代帝王亦多崇信。於是儒、道、釋三教，已如鼎足之分峙。而周孔之尊，則唐不如漢，實有轉趨頽勢之現象。
　　於是有韓愈出而提倡古文，其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著為《原道》篇，又為《師說》。其時惟僧侶始稱師，而韓愈則以為師傳道自任。其言曰：“並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又以排釋老自比於孟子之拒楊墨。於是孔子之為師，乃更勝於其為相為臣，而漸脫離於周公。孟子則追隨孔子。周孔同尊遂漸轉為孔孟同尊。韓愈又為《伯夷頌》，則所重在野更過於在朝，為師更重於為君。宋人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實則其所倡導，則已逾兩漢而上之矣。惟愈所倡導，其傳繼世即絶。下迄晚唐五代，學絶道喪，而中國乃陷於黑暗中。
　　宋與漢唐又不同。宋太祖乃以一侍衛長受軍人擁戴，而黃袍加身。然其相趙普則曰以半部《論語》得天下，又將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宋代諸帝王，重士有過於漢唐，而《論語》一書之尊顯，亦漢唐兩代所無。鬍安定蘇湖講學，朝廷取以為法，又聘安定主其教。歐陽修提倡韓愈古文，而王安石則曰願學孟子，惟仍尊經，欲創為新經學。司馬光則繼《春秋左氏傳》為《資治通鑒》，從史學通治道。則孔子地位自在漢唐諸君之上矣。
　　以王安石司馬光之為相言，其地位亦遠在其君之上。漢唐惟為君者信用其相，至是則不啻為君者乃尊師其相。王安石為經筵講官，主坐講，君則立而聽。則相位之更重於君位，而師道之更尊於君道，其事皆從宋代起。社會下層有轉超於政治上層者，則宋代之較漢唐，其在中國文化展演之階程上，不得不謂其又進了一步。
　　但新舊黨爭，終使北宋陷於衰亡而不救。其時乃有周張二程理學家之興起。蓋道統既尊於政統，師道既高乎治道，則在朝不如在野。為士者既以師道自任，則在己之修養講論，乃更重於出仕以從政。此乃宋代理學家之所異於漢唐儒，《宋史》特立《道學傳》以別於《儒林傳》，亦非無理。
　　南宋朱子承二程之意，定《論》、《孟》、《學》、《庸》為四書，為之作集註與章句，而四書乃凌駕於五經之上。治學者必先四書，乃及五經，於是孔孟新傳統乃繼周孔舊傳統而代興。在野之師道，乃始正式凌駕於在上之君道。此當可謂中國傳統文化演進之第三階程。實可謂其乃由多數展演進嚮少數之又一進步。
　　然而周張二程既無救於北宋之衰亡，朱子象山亦無救於南宋之衰亡。元代乃以蒙古異族入主中國，在上之政統血統又大變。惟政治亂於上，而在下社會之道統則仍安定而無變。黃東發王深寧吳草廬皆以南宋大儒進入元代，而在野講學，為一世之師。其出仕在朝者，劉靜修盤桓不求進，尚受後人推崇。許魯齋稍得意，乃受後人之鄙視。但魯齋之在野，與衆坐一果樹下，有果無主心有主之語，則其人非無修養。元代亦定科舉製，先四書，後五經，明清兩代一遵無變，亦不得謂魯齋無貢獻。劉因謂由己而道尊，許衡則謂由己而道行。然元代諸儒則終多不應舉。而書院講學遍於全國，地方官到任必先赴書院聽講。此又道統尊於治統之一明確表示。專以此一端論，則元代亦已遠勝於秦代之焚書，嚴禁在下之以古非今，以政統高駕道統而上之之所為矣。
　　然而中國人則終不忘其血統觀，於是朱元璋乃以一小沙彌崛起，此非民族大義乎。但其招攬諸儒，則終亦不免君尊臣卑，以道統供政統之用。劉基得聘書，同時賜以劍，使任擇其一。其他諸儒之受聘，亦多經逼迫。施耐庵為《水滸傳》，在林衝武鬆諸人忠義堂一百零八好漢中，獨於其元首宋江有微辭。而有王進，神竜見首不見尾，獨在一百零八好漢之外之上。耐庵即以自喻。當時士人以道統猶當在政統上之共同觀念，則由《水滸》一書而可證。然則即謂《水滸傳》乃承兩宋理學傳統而來，亦無不可矣。
　　明祖廢相，成為一君獨尊，其事更要不得。而明成祖之為君，則更尤要不得。以滅十族罪方孝孺，其為君自尊，尤更甚於秦始皇帝。此下明代諸君，亦終難與宋相比。蓋宋祖之登帝位，來自無意，一若天之將降大任。而明祖則從兵戎戰鬥中奪來，一若由己艱難占有此寶物，遂以滋其自尊之心。今人則以民族大義與平民為天子來看明太祖，則中國五千年歷史惟此一人，猶當在漢祖開國之上。不求其內心，宜有此失。此則可見宋代理學提倡正心術之說，對中國文化之大貢獻處之終為不可忽視也。
　　明代諸儒乃亦一承元代之風，以不出仕為高。吳康齋、鬍敬齋隱於田野。陳白沙隱於海澨。王陽明獨例外。然亦先遭竜場驛之貶謫，及其平宸濠之亂，而亦幾遭不測。終以江西巡撫死於軍事途中，未能一日重返京師。故其弟子如王竜谿王心齋，皆决意不仕，講學在野。乃有李卓吾之徒，又成為儒、釋、道三教同流之勢。東林一反故轍，主張在野不當忘廊廟，而黨禍興，高忠憲亦投水自盡，而終亦無救於明室之亡。滿清入主，重來異族之統治。
　　晚明遺老，亦率不仕。李二麯居土室，顧亭林則流浪，王船山黃梨洲皆隱晦以老，朱舜水則乘桴海外。政亂於上，學興於下，較之初元，抑更遠勝。
　　今言政統，則漢唐為盛，宋已衰，惟明代若差堪與漢唐相擬。此外則遼金西夏割據，蒙古滿洲入主。宋以下之中國，不如宋以前。然言學統道統，則宋以後尤盛於宋以前。社會下層遞有進步，中國依然是一中國，而旺盛繁華遞有升進，亦一不可掩之事實也。
　　顧亭林言：“國傢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亦言政統失於上，而道統則不得不保存在下。匹夫若較肉食者為多數，實則此等匹夫，更難得。亭林之意，乃主於大範圍多數中養出此更難得之少數。君有君道，臣有臣道，職位既定，其道易知。匹夫在政治上無職無位，而天下興亡，道大難知。道不行於下，社會無知無道，則一切無可言。此意尤值深切玩味。
　　清代順、康、雍，治定於上。乾隆之盛，上比明代之嘉靖、萬歷。然而在下之學統，則依然一反在上之政統，乃有漢學宋學之辯。宋學乃朝廷科舉功令所尚，重朱子之四書。而漢學則重返之兩漢五經，而程朱轉所輕。論其內情，則依然以在野爭在朝，以道統爭治統，以孔子之至聖先師爭當代之帝王一尊，則依然是有宋理學之遺軌也。
　　西化東漸，乃有太平天國興起，以耶穌為天兄，洪秀全為天弟，到處焚燒孔廟。今人亦以民族革命稱之。倘其成，當又將下於明代開國萬倍。曾國藩乃以在籍侍郎，發動湘鄉團練，平其亂，維係中國文化，功在社會。孔廟猶存，道統仍傳，此非曾氏之功而何。而今人乃以昧於民族大義責之。使曾國藩而亦從洪秀全，則復有施耐庵為《水滸傳》，不知更將何以下筆矣。
　　下迄清末，康有為起於粵，章太炎起於浙，皆以書院講學傳統，一主今文經學，一主古文經學。要之，皆以社會下層之道統上撼政府上層之治統。而中山先生乃以成其革命之大業，創建民國。此誠中國歷史上又一大進步。中山先生之辛亥革命，始可稱之為一正式民族革命。既非太平天國可比，亦非明太祖之開國可比。中山先生之以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讓之袁世凱，湯武徵誅，繼之以堯舜禪讓，有宋理學家所提倡，中山先生正其人矣。洪憲稱帝，北洋軍閥擅權，政復亂於上。中山先生退隱在滬，創撰《三民主義》。雖其書衹討論政治，然首冠以民族主義，此即以道統駕治統之上。又稱民有權，政有能，則民權雖在社會下層之多數，而責任則在上層政府之少數。不忘治統少數之重要，亦上承中國文化傳統之理想而來。民生乃屈居最末，但非專指衣食物質生活言，乃指社會多數之人生言。而民族一義，則兼涵古人，屬更大多數。而能明得此民族之傳統大義，則少數中之尤少數，為最難者。故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就其先後，而可明其高下緩急之所在矣。
　　中山先生又於五權憲法中加入監察考試兩權，考試權乃中國傳統政治最高機能所在，使社會多數與政府少數緊密相通。政之能，即出於民之權者，其要在此。故中山先生乃主考試權，當不僅對被選者有限製，並對選舉人有限製，此尤不失中國傳統重視少數而必出於多數之精義。惟考試內容，則中山先生未作規定，此實漢唐以來中國政統上所討論一最值註意之最重大一問題。
　　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諸篇，發揮民主政治之精神所在，其書尚在法國盧騷《民約論》之前。盧騷《民約論》僅本空想，而梨洲則根據中國傳統史實。孔子以前，聖君賢相之相傳，實即代表治統不離道統，實已是一種民主精神。秦漢以下，君為王室主，相為政府主。君位世襲，由氏族觀念來。而政府中之相位，實即代表社會之民權。君不必聖，而相則必賢。周公孔子乃漢唐以下民衆理想之所寄。梨洲《待訪錄》深斥明祖廢相，為中國政統有失道統意義之最大一關鍵，乃一針見血之論。梨洲《待訪錄》又有《學校》篇，主張學校當為政統中公議之發源地，此一層漢唐以下諸儒所未發，而其論則從東林來。
　　今再進一層言之。學校為立國百年大計，應在政府上來領導政府，不應在政府下受政府之統製。即兩漢太學已有此意。又學校為考試之本，而考試則為政府之本。政府成員來自考試，考試內容則定於理想之學校。漢武帝之表彰五經，罷黜百傢，本之董仲舒之賢良對策。而董仲舒之得為賢良，則出於地方之察舉。自察舉演進為考試，唐代考試乃脫離學校而獨立，此實為一大歧點。蓋自漢末經魏晉南北朝，教育乃在世傢，學統寄之血統。及唐代，考試盛而世傢衰，無學校則考試何所本。宋代有鬍安定興書院，王荊公更新考試，此種精神，至朱子之定為四書，元代之更新科舉制度，而後教育為考試大本之理想，乃有開始實現之端倪。晚明之東林書院，則為之明白作宜揚。梨洲此番理論，具體落實，有其明白之表現矣。但明代科舉以八股取士，顧亭林《日知錄》謂，八股之禍，更甚於秦始皇帝之焚書。則考試制度須隨時改進，學校制度亦然。此則有貴於大聖大賢之隨時用心。晚清變法，依康有為主張，先廢科舉，而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又特設考試一權。其深識達見，超康氏為遠矣。
　　故政府本原在於考試，而考試本原則在於學校。學校在野，為學統道統之發源。而考試則在上，為選賢用能之根據。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梨洲《待訪錄》一書，可謂已得其最要宗旨之所在。而其論學校，則可補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所未及。
　　今再明白言之。近代民主政治有總統，此即代替了古代之君位。有行政院國務卿，此即代替了古代之相位。民初有英國首相製與美國總統製之爭，實則君相一體，治平大道决非寄於一人，乃當寄於多人。唐代之中書省，如今之立法院。門下省，如今之監察院。尚書省，如今之行政院。合此三院，乃成一相位，而全部政府任務實已由此而定。此最可法。唐代之所缺，則在學校。中山先生又主憲政前先行訓政。學校則當為實施訓政之重要場所。
　　由上言之，學校地位之重要可知。政府屬於少數，學校則屬於多數。由學校培養賢能來組成政府，而政治公論仍當寄存於學校。此非一大可嚮往之理想乎。
　　西方文化主分，學校代表智識，政府代表權力，又有教會代表信仰。既無一共同之道統觀，而政府治統，亦不能干涉學校與教會。學校教會分別成立。政府民選，乃由民間納稅人開始。愷撒事愷撒管，上帝事耶穌管，政教分離，不相合一。故西方實為一無統之社會。今則或統之於資本財富，或統之於政治權力與法律製裁，如是而已。無是非標準，則尚多數。
　　中國則必有統，血統本之自然，政統出於人文，而道統則一天人，合內外。由多數中演出少數，又由少數中演出更少數，而其更少數，又必回歸於大多數，而為之作代表。若必如西方，必以選舉為政治之基本，則孔子出而競選，未必能勝於陽貨。戰國諸子出而競選，亦未必能勝於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及蘇秦張儀之徒。故中國人雖重少數，而少數必宗於道，而此道又必傳於教以通於政。故孔子為至聖先師，乃為全中國人兩千五百年來所崇仰為不可及。
　　依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首重民族主義。依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必尊考試制度。又依中山先生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階段，於全國平定後，實行訓政，則應重學校。道統終在政統之上，少數必從多數中來。權力非所重，道義乃其本。庶亦合於現代民主政治之大趨勢，而不失為中國文化演進之第四階程矣。
　　即以中山先生之在廣州組成革命政府，然仍赴北平，與段祺瑞張作霖言和，蓋亦以政治理想非一蹴可冀，故主政則必崇道，主讓不主爭。中山先生之北上言和，亦如其讓位於袁，言教不如身教，中山先生乃得為現代中國政治界一完人，一表帥。行道尤重於主政，即中山先生一生之表現而見矣。豈必以掌握政權乃始得為行道張本。民族文化傳統固如是，中山先生之躬行實踐亦如是。天生德於予，中山先生其亦無愧矣。中國此下之希望，則終在於中山先生之道，豈不昭然乎。
　　若必一依西方，專以多數為重，必以選舉為民主政治之正規，則亦當分教會與學校於治統之外，政教分離，乃始不致有大病痛。否則政權乃為社會惟一崇奉之對象，政統超乎道統之上，恐中山先生斷無此意想。而中國五千年之文化傳統，亦將墜地以盡矣。求變求新，從頭做起，迎頭趕上，五千年文化摶成之此一民族，永將不再存在，即民族血統而失之，其他尚何得言。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前一章回   
序《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箚《大學》（一）（二）
（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論語》（一）學而篇（二）為政篇（三）八佾篇（四）裏仁篇
（五）公冶長篇（六）雍也篇（七）述而篇（八）泰伯篇
（九）子罕篇（十）先進篇（十一）顔淵篇（十二）子路篇
第   [I]   [II]   III   [IV]   頁

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