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张修改的私盐律相当苛酷。绍兴二年的盐法改革及私盐重律的出笼，一方面反映了南宋初私盐的猖獗，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政府维护盐利的决心。改革进行一年以后，侍御史辛炳批评吕颐浩“不恭不忠，败坏法度”。接着殿中侍御史常同，又罗列吕颐浩十大罪状，说他“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等等。结果是，吕颐浩不得不引疾辞职。
在北宋时，关于私盐的法度就引起过争议。王安石变法加强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王安石曾同苏辙讨论，苏辙说：“利欲驱使，要禁绝私贩，恐怕是很难的事。”王安石认为私盐未绝，是盐法不严造成的。苏辙认为，“当今对于私盐，盐法定的是死罪，这样的法不可谓不严，可还是没能禁绝，还能用什么法来加罪呢?”王安石说有办法，如果一村百家都参与贩私盐，败露受惩处的只有一二家，所以私贩不可能禁止。如果二十家至三十家受到惩处，那他们就都不敢贩了。苏辙回答说：“这样一来，贩倒是不贩了。但只怕是二三十家坐盐获罪，会要引起其他变故来。”（《龙川略志》卷3）苏辙的担心并非多余，熙宁年间的盐法曾引起老百姓的强烈不满，贩盐者往往杖剑自随，反抗官府的查禁。私盐问题，在古在今，都是需要认真处理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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