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类 》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      錢穆 Qian Mu

　　中國學術有一特徵，亦可謂是中國文化之特徵，即貴求與人同，不貴與人異。請從孔子說起。孔子自言其為學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之為學，能於所學有信有好，稱述我之所得於前人以為學，不以自我創作求異前人為學。故孔子曰：“甚矣，我衰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則孔子之學，所日夜追求夢寐以之者，為周公。孟子亦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周公孔孟一綫相承，遂成中國之儒學。
　　孟子又言，舜“與人為善”,“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中國人認為，能與人同即是善，大同即是至善。為學即是學為人，而為人大道則在人與人之相同處，不在人與人之相異處。
　　其實不僅儒傢如此，即墨傢亦然。墨主兼愛，視人之父若其父。稱天志，尚同。又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為墨。”墨子在古人中舉出一禹，正如孔子在古人中舉出一周公。墨子正亦如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繼儒墨而起者，有道傢。其持論則更求同不求異。老子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故在古人中特舉一黃帝。其人愈古，則愈不見其與人之相異處。則道傢亦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下儒道兩傢，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學術思想之兩大主流。所以說中國之學術特徵，即其文化特徵。
　　漢儒表彰五經，罷黜百傢，獨尊周孔。但到魏晉，道傢復起，乃有孔子老子將毋同之說，成為一時名言。佛教東來，與儒道鼎足成三，孔子老子釋迦遂同為中國人所崇奉。
　　宋代理學家起，辨異端，一尊儒，然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與前無異。惟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不貴自創論，自立說，而著書非所重。孔子作《春秋》，乃是一部史書，則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則孔子平日之言論行事，由其門人弟子寫錄流行，直到其三傳四傳以下之後學手中，乃匯編成書。當距孔子之卒百年以上矣。墨子亦未自著書，亦由其門人後學傳述其說而成書。
　　《孟子》七篇，固由孟子親身與其弟子如萬章、公孫醜之徒，編撰成書。其體裁亦大致與《論語》相似，亦衹記孟子平日言行，與特地著書，有係統，有組織，自闢一番創論，自表一番特見者仍不同。衹有莊老，因其隱退，不似儒墨廣集門人弟子，相聚講學，乃由其私人閑居自撰成書。如《莊子》之內篇七篇，《老子》上下篇，乃特創了由學者自己編撰成書之一例。惟《莊子》多寓言，避世立說。《老子》書名則托之莊周書中之老子，亦寓言，並不詳著者之姓名。此下復有會通儒道，寫成專篇，如《中庸》《易大傳》，則更不知出於何時何人之手。又如《小戴禮記》，所收《大學》《樂記》《禮運》諸篇，作者姓名皆不詳，時代亦無考。要之，皆盡在莊老成書之後。則中國學人實皆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並無私人自創作，自表現，自成名之心理存在。即此下之道傢，亦不重私人一己之著書立說，觀其此下之發展而可知。
　　中國學人極少由其私人一己來著書立說之事。有之，則除史書外，如屈原之作《離騷》，乃為後世文學集部之祖。其他因事成篇，如西漢初年賈誼之《陳政事疏》，董仲舒之《天人對策》等，皆與私人一己著書立說有不同。惟董仲舒於實際政治上無發展，乃寫有《春秋繁露》。揚子云在新莽受禪時，下簾寂寂，著有《法言》《太玄》等書。然《春秋繁露》乃闡發《春秋》義，《太玄》《法言》乃模仿《易》與《論語》，皆明表師承，與自創作自立說仍不同。下至隋代，王通寫有《文中子》一書。然其書乃由後人編篆，書名亦後人所定。其書主要內容，仍在勒定一傳統，依然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自創作自立說，則較董揚為更顯。此三人皆儒傢中之傑出人，其著書立說猶如是，其他則更可類推不詳論。
　　除史學文學外，更要者則為註釋古經典，為漢儒最崇高之事業。鄭玄網羅百傢，括囊大典，集兩漢經註之大成。此下如王弼註《周易》，註《老子》，何晏註《論語》，郭象註《莊子》，甚至如曹操一世豪雄，亦註《孫子兵法》。佛教東來，中國高僧翻譯印度經典外，更重註釋。唐代《五經正義》註外有疏，即承釋氏來。如天台，如華嚴，中國人在佛教中自創宗派，亦遵守一部經發揮，不尚自著書自立說。禪宗則惟有語錄。其實《論語》非即孔子之語錄乎。
　　宋代理學家起，惟周濂溪張橫渠有著書。實則濂溪《易通書》即為說《易》。橫渠《正蒙》，其書名亦本於《易》，僅以正童蒙，非前無古人，自創新說也。二程則不著書，伊川畢生最大著作為《易註》，亦非自著書。朱子繼周張二程，集宋代理學之大成。其最大著作，為《論》《孟》集註《學》《庸》章句之四書。其次為《近思錄》，僅分類纂集周張二程四傢語。又於濂溪《太極圖說》及橫渠《西銘》特有註。除註《詩》註《易》外，於史學，亦衹本司馬光《資治通鑒》作《綱目》。於文學，則註《離騷》，又為韓文考異。甚至又註參同契。古今學人著作，論其浩富，朱子當首屈一指。但無一書自抒其創見。其門人編集語錄，則有一百三十捲之多。自所為詩文集亦逾百捲，則皆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隨感隨應，自然流露，與精心結撰有係統有組織刻意著成一書，以表現其自我一己之獨得與創見者，大不同。是則，即就朱子一人，可證中國學術史一特徵，貴能上同古人，不貴能自創新說矣。
　　然所謂上同古人者，乃以己上同，非除古人外無己。孔子倡為己之學，而最惡鄉願。生斯世，為斯世也善，乃不知有己。就空間就時間論，天地生人惟己為獨一無二。各有一己，而己與己不相同。孔子之不能上同於周公，孔子已自言之，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是也。《論語》所記豈不多是孔子之言？惟孔子則謂，我上承周公，一切意皆傳述周公之意而已。孟子學孔子，何嘗不自有一己。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倡為性善論，顯非孔子語。然孟子不自謂此乃我自創語，謂我之所異於孔子者在此。此則孟子之所以為孟子也。孟子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則我之所學於前古聖人者，乃學此同然之心耳。本此心以立言，則所言自亦與古聖同。其不求異可知。
　　《易傳》《中庸》言性，亦言天道。然皆兼采道傢言。但《易傳》《中庸》之作，則一承孔子。不謂此乃我之新創，不謂乃我會通儒道兩傢而自創新說。並其著書人之姓名亦隱而不彰。彼亦自謂此乃古人意非我意，而實有其一己之意之作為會通和合，則固無疑。
　　周張二程四人之為學，亦各有其一己，亦互有其相異。而朱子會通和合之，以成宋元明三代理學一大傳統，與先秦孔孟以來之儒學會通和合，以成儒學之新傳統。今欲研討朱子學，其最大難題，乃見朱子僅若網羅舊說，稱述前古，而其自己則若不見有新創特見，可以自異於前人，而確認其為朱子一人之學。實則若果有之，自中國人觀念言，則亦朱子一人之學而已，又何足貴。
　　司馬遷著為《史記》，乃上承孔子之《春秋》，非自我作古也。然曰：“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明之通之豈不在己。中國稱門人受業為弟子，此如一傢人。子子孫孫相承為一傢，學問亦當有傳統，故謂之一傢言。中國全部二十五史必推司馬遷為鼻祖，斯亦誠如一傢言矣。豈一己獨創，前無承，後無繼，一人之學，何得謂之傢。且如其父司馬談為《六傢要旨》，其子遷則尊孔子，列為世傢，則遷之意顯異於其父，而遷不以為諱，亦不特自表白。後人亦不於此等處持論立說，惟治史學，則大體必求上同司馬遷，如是而已。
　　今人治朱子學，每喜分別其與前人之相異處。實則朱子亦豈不知前人有相異，如二程有四大弟子，楊龜山僅占其一，李延平則得龜山之傳。朱子乃親受業於延平之門，其對延平可謂備緻尊仰，然而朱子之發明二程，又豈限於龜山延平之一脈。又如後人每以程朱連言，尤多以伊川與朱子連言。朱子之推尊伊川，亦固甚至。伊川《易傳》，朱子引其說入《近思錄》者何限，然朱子自為《易本義》一書，定《周易》本為古人一卜筮書，此則與伊川意見豈不大異。而朱子則並不在此一節上顯作分別。即就《語》《孟》集註言，所註之異於二程者又何限，惟朱子為學精神重在會通和合，尋求古人之共同處，不在獨抒己見，表明其個人之特異處。今果專嚮此方面探索，則不免有失朱子為學精神之主要所在矣。
　　或問如上所言，理學家又何必主辨異端。蓋求同必有辨異，辨異亦以求同。而二者之間，則終以求同為要，辨異為次。先秦如墨，如荀，辨異過於求同，皆不為後世所重。呂覽、淮南，集賓客為書，而主會通和合，其見重乃轉有勝於墨、荀。而如《易傳》《中庸》，亦已會通儒道為言。濂溪橫渠著書，多據《易》《庸》。即二程，亦多會通儒道。至如釋氏禪宗，理學家采及其意者亦不少。朱子亦明白提及華嚴。今人乃據此等處疑理學家亦多出入釋老，不知此正理學家長處，非理學家短處。會通和合，以求共同之一是，始是理學家所用心也。
　　象山反朱子，而朱子則曰，象山多用力在“尊德性”，己則多用力在“道問學”。因戒其門人，當采他人長，以補自己短。勿輕相爭。然象山之死，朱子終說死了一個告子。則朱子雖不同意於象山，而必求勿失其所長。其子釋老亦類此。及明代陽明起，從陸反朱，作為朱子晚年定論，亦謂朱子卒從同於象山。此亦可謂中國學人尚同不尚異之一證。
　　而朱子學之最易受後人之懷疑與爭論者，則為其《大學格物補傳》之一章。朱子以己意來補古經傳之缺，此則大違中國學術傳統述而不作之大義。雖朱子自謂乃取程子之意以為之，然又何得徑取程子意以補代古人意。朱子此處所指之程子乃伊川，非明道。故後人反朱子必反伊川。《易傳》《中庸》雖明白多采道傢義，但言必稱孔子，則不易起後人之爭。故清儒之主漢學反宋學，則必以考據與義理並稱。朱子之《大學格物補傳》，僅得謂義理當如此，而考據則無憑，即不易為後人接受。此亦中國學術之傳統性如此。故可謂中國一學者，其所學，實乃為一部中國學術史。而不貴於學術史外自創一套新學術。亦可謂此一部學術史，乃創始於孔子。而整理此一部學術史，最有成績者，則為朱子。此即餘之所謂尚同不尚異。此亦如耶教不得在耶穌外自創新說也。
　　清初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人，其學皆承宋明理學來。亭林力斥陽明，不稍假藉。梨洲則終於陽明有偏襢。船山晚年又一主橫渠，而於程朱有微辨。然此三人皆意在求同，不在求異。又必上同於古人，不求異其一己，則無以異也。
　　竊謂中國之有孔子，猶如西方之有耶穌。朱子則如耶教中之馬丁路德。其於儒學中之最大貢獻，則為編有《論》《孟》集註與《學》《庸》章句之四書，以上駕於漢唐相傳之五經之上。而唐代之《五經正義》，遞傳至宋以後，乃成為《十三經註疏》。愈會通，愈和合，以愈見其共同之一是。此乃中國之學術特徵，亦即中國之文化特徵。
　　乾嘉時代之清儒，提倡漢學，則如耶教中之天主教，力反馬丁路德之新教。而在中國，則新教終盛於舊教。如同光以下，曾國藩為聖哲畫像記一文，陳澧為《東塾讀書記》一書，其論學亦皆尚同不尚異，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决不高擡一己，以求傑出於前人。則可謂千古一致之最相同處，無他異也。此二人之為學，皆義理更重於訓詁考據，而宋代理學精神亦更勝於漢代經學精神。要之，朱子之風則更甚於其他之諸儒。此風迄清末而猶然。
　　但孔子在中國决非一宗教主，其所信、所好、所述皆在古，同屬人類，而非高出人類之上帝。故亦不高擡一己，以出於前人之上。中國學術如是，文化亦如是，而孔子之在中國，其地位乃若有更超於耶穌以上者。今日吾人果能從此一點上來研究朱子之學，則庶最能獲得其主要精神之所在耳。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前一章回   後一章回 >>   
序《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箚《大學》（一）（二）
（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論語》（一）學而篇（二）為政篇（三）八佾篇（四）裏仁篇
（五）公冶長篇（六）雍也篇（七）述而篇（八）泰伯篇
（九）子罕篇（十）先進篇（十一）顔淵篇（十二）子路篇
第   [I]   [II]   III   [IV]   頁

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