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为时3天的学术会议，标志着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一次大检阅的同时，也体现出与会专家对“工程”寄予的殷切期望，对该成果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科学进程的里程碑
1999年10月18日，“工程”召开了专家组组长会议，对收集到的意见作了归类和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工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已有成果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2000年5月11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邓楠、陈佳洱、韦钰、张文彬、江蓝生、刘刷钱文藻(代表路甬祥)等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工程”特别顾问李铁映、宋健等，共同听取了“工程”专家组的汇报。与会的领导人员对“工程”所进行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宋健在《喜颂初获，不恤闲言》的讲话中说道：关于中国古代史，已经争论了2000多年。三代年代学的难度之大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孔夫子作《春秋》，就战战兢兢，没有把握，并产生了“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但是，2000多年来，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探索，成为中华民族历代学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寻的科学理想和怀有的伟大志向。每逢盛世，庙堂民间，就有人站出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努力和贡献，其中不少鸿学硕儒为此耗尽了自己一辈子的生命。西汉的司马迁，唐代的张守节就是典型的代表。不过从司马迁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之前，对三代年代学的研究都是孤身奋斗，发奋而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以多种学科相结合的阵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就我们正在进行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把大家团结起来，沿着共同方向，为一个目标而努力。我们应感谢四位首席科学家和参加“工程”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各个学科的自然科学家。正是大家的同心合力，才取得了这样一个阶段性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事业的一大进步。
稍后，宋健又在《酬“断代工程”初遂》中说道：“年代学对人类和世界的影响是潜在的，多方面的。无论哪个民族，人们总想知道他们的历史，了解祖先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前覆后鉴，知故创新。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人类共有的禀赋和文明的觉醒。爱国爱族和念祖之心是人之常情，人人皆有。研究自己人民的历史是科学界的责任和义务，绝无可非。关于中国古代史，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下去。特别希望下一代人，年轻的历史学家们，不恤闲言，勇往直前，续攀科学高峰，超过前人，在科学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继宋健之后，“工程”特别顾问李铁映在总结性的发言中讲道：在中华文明史上，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在科学领域，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尚不充分。我想，人类首先要把自身的问题搞清楚，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搞清楚。社会科学的重要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的自身、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在20世纪末，特别是面临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如何找到一条途径，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并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这种结合，卓有成效地对一些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理论和学术问题进行探讨，是我国科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会看到“断代工程”这个成果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建议，应该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在探索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以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具有同等复杂性和综合性课题进行研究的成功个案，推广到其他研究领域，以加快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
最后，李铁映讲道，在充分肯定这项科研成果的同时，还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在对外公布时的文字表述上，诚恳地说明这是当代中国科学家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不是终极的真理。欢迎世界各地学者乃至我们的后人对成果加以修订和补充，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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