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陳魯豫·心相約   》 結婚記      陳魯豫 Chen Luyu

  我們13歲相識,18歲相愛,21歲分開。
  9年後,我們重又相遇,終於明白,什麽都不曾改變。
  我們之間沒有求婚的過程,因為沒有必要。
  我甚至覺得辦結婚手續都多餘。兩個人在一起生活,要嚮別人申請,要蓋章,我覺得彆扭,而且,極不浪漫。
  可是,我們還是要結婚。
  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北京,終身大事在長途電話中不到一分鐘就定了下來。
  我不想驚動太多的人,衹把要結婚的事告訴了高雁,她興奮不已:“你們什麽時候辦婚禮?婚禮內容我早就策劃好了。主持人是文濤和許戈輝,地點在中國大飯店,舞臺兩側設兩塊大屏幕,播放社會各界的賀詞還有你們倆面對鏡頭襢露戀愛經過,初步定20桌,你們的親朋好友,同事、廣告客戶……”
  “怎麽還有廣告客戶啊?”
  “這麽大的活動,起碼200個來賓,沒有廣告,費用從哪來?”
  我忘了這個茬。
  在鳳凰,高雁負責所有娛樂類的節目和大型晚會。她要按照電視晚會的標準來操辦我的婚禮。
  “我還沒說完呢。”高雁兩眼放光,像是在競標春節晚會似的,“大廳裏要鋪上紅地毯,你不是喜歡普京在就職典禮上走過長長的紅地毯嗎?咱們就鋪一條比他還長的,你們倆穿着禮服款款地走上舞臺。因為是婚禮,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藝表演了,但歌手要有一、兩個。你喜歡誰?”
  “Celine Dion。”
  “請外國歌手有難度,但通過唱片公司也不是沒可能,衹是費用太高了,不如考慮F4吧,他們可比Celine Dion紅多了。”高雁兩衹手在那兒比比劃劃,一定是在算出場費。
  “唉,你是在辦我的婚禮嗎?非弄成F4的歌友會不可。我的終身大事,風頭不能讓別人搶去。”
  “對對對,F4一到,場面不好控製。那請誰呢?”
  我被高雁煽呼得也開始認真琢磨起婚禮儀式了:“請羽泉吧,他們唱的《最美》,我們在車上老聽,有紀念意義。”
  “好,歌手定了,剩下的就是廣告了。”高雁一臉輕鬆。
  “廣告好賣嗎?”我有些擔心。
  “當然好賣。”高雁斬釘截鐵,“光一個冠名權就能賣好幾百萬呢。”
  “那得挑個好名字,我喜歡名表、首飾什麽的,所以最好叫卡地亞、蒂芬尼、百達翡力或者江詩丹頓特約之《魯豫婚禮》。”我竟然開始對這個空中樓閣心馳神往了。
  “你先選個日子吧。”高雁這一提醒,我纔想起來,我的婚事,八字還沒一撇呢。
  “你幫我打聽打聽,在香港結婚該找誰啊?我們想結婚了,可不知道該怎麽結。”我說。
  “那你的婚禮辦不辦哪?”高雁不依不饒,“可不能浪費了我這麽好的創意。”
  “我得和他商量商量。他特別害羞,一見大場面就暈。”
  果然,在電話裏一聽說又是紅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場面,他就已經緊張得結結巴巴了:
  “那,那我走路一定會順拐的,不如讓我扛臺攝像機邊走邊拍吧?!”
  他是攝像,習慣於躲在鏡頭後面。
  “不行!”我對着話筒大叫,“從現在開始,你要練習走紅地毯。”
  我豁出去了,婚禮看來是躲不過的。既然要辦,索性就往大了辦,照着奧斯卡的規模。
  高雁很快打聽到了在香港登記結婚的程序:“你們倆帶着證件去紅棉道婚姻註册中心就行了。”
  聽起來簡單,其實很復雜。
  首先,要公證我倆的單身證明,然後,他要辦赴港簽證。
  想想真鬱悶,香港回歸都5年了,可內地居民過羅湖口岸依然不比去美國容易多少。最簡單的方法要算跟旅行團赴港旅遊。
  中旅的北京—香港綫分7天團和14天團,每星期五出發。以往他都跟7天團來看我,這次他選了14天的,然後打當天第101個電話嚮我匯報進展。
  “老婆,都辦好了。11月22日到香港。”
  2002年11月22日中午,我一做完直播節目《鳳凰午間特快》,就急着往傢趕。他已經到了。臨出化妝室之前,發型師阿Ray隨口問了一句:
  “今天是星期五了,周末有什麽計劃?”
  “沒什麽特別的,(衹是去結婚而已。)”我咽下了後半句話,可臉還是紅了。
  氣喘籲籲跑回傢,老公正聚精會神地看着重播的《午間特快》。
  “老婆,今天我們旅行團的人問我來香港看誰,我說看老婆,老婆在電視臺工作,他們立刻問,是鳳凰衛視嗎?”
  “他們沒問你老婆是誰?”
  “問了,我沒好意思說是你。”
  “這有什麽,下次別人再問,你就說是小莉唄。”
  話還沒說完,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腳:“還不快去卸裝。”
  我認認真真地卸了裝,然後和老公在樓下的茶餐廳匆匆吃了紫菜墨魚河,就坐船直奔中環紅棉道。
  紅棉道禮堂座落在公園中央,而公園夾在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之間。公園不大,兩個人攜手逛上一圈用不了15分鐘,但公園的寧靜卻讓人能立刻忘掉外面的車水馬竜。這麽說吧,哪怕你在附近的摩天大樓裏工作了一天,此刻正一腦門子官司,一走進公園,也會有想結婚的衝動。
  公園裏有幾個想必是來參加婚禮的人,各個臉上都是一副歡天喜地的神情。衹有我和老公,手拉手神情肅穆地走着,看上去像是一對被包辦婚姻捆住了手腳的不幸男女。其實,我們衹是緊張。
  我有一個毛病,對於教堂、機關和所有有象徵意義的地方都充滿敬畏,一旦身處其中常常會有不能控製的奇怪生理反應。有例為證:
  1999年11月,我在伯利恆耶穌誕生地馬槽教堂裏因身體不適,加上被現場荷槍實彈的警衛弄得緊張無比,以至於腹痛難忍,幾乎暈倒。
  2000年年底我在紐約,星期日獨自一人逛第五大道,路過一間教堂,突然心血來潮,想去參加周日禮拜,靠近上帝。而當悠揚的管風琴聲響起,我隨衆人莊嚴起立準備詠唱聖詩時,不知中了什麽邪,我竟然有一種壓抑不住的衝動想要哈哈大笑。我被自己的瘋狂嚇壞了,急忙以最快速度衝出教堂,然後一個人蹲在路邊放聲大笑。上帝啊,請寬恕我!
  扯得似乎有些遠了,還是言歸正傳。
  我和老公神情嚴肅地來到公園中央的一座小樓前。樓前正有一對新人和親朋好友在拍照。新娘一襲婚紗,所有來賓都是盛裝出席。我一下子蒙了,怯生生地拽了拽老公的衣袖:
  “來這登記還得穿禮服啊?”
  我倆面面相覷,他不敢看他的仔褲,我也不敢看我的短裙。
  我們低頭穿過歡樂的人群,推門進了小樓,樓裏一片安靜。
  一位和藹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們。
  “我們是來登記的。”老公和我異口同聲。話一出口我們倆都樂了,因為這象極了電影《小兵張嘎》裏的臺詞。嘎子來到遊擊隊,愣頭愣腦地說:“我是來參加的。”
  “這裏是行禮的地方,婚姻登記要去金鐘大廈。”工作人員顯然沒看過《小兵張嘎》,她大概猜想我們要麽是幸福壞了,要麽是緊張壞了,所以她善良地選擇了和我們一起傻笑。
  我們3個人尷尬地面對面樂了半分鐘後,我和他起身告辭。
  香港婚姻登記處位於金鐘大廈,大約100平米的一個大廳,有20幾個櫃臺。此時,每個櫃臺前都坐着人,凝神回答工作人員的提問。屋子的中央有十幾排塑料座椅,也都坐滿了人,男女老少,各種膚色,像聯合國一樣。
  我先認真閱讀了墻上貼着的佈告,立刻對這個嘈雜但卻秩序井然的地方充滿了景仰。這兒恐怕是全香港最重要的地方了,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人生的每一個步驟都歸這兒管。
  我和老公誠惶誠恐地把一大堆資料交給了工作人員:身份證、護照、單身中文證明、單身英文證明……。能想到的我全帶來了。
  工作人員一邊翻看我們的材料,一邊指着桌子的日曆說:“你們先挑個行禮的日期吧。年底快到了,結婚的人特別多,大會堂和紅棉道都快排滿了,最近的一天是12月31日,在大會堂,你們要不要?還有一個多月,到時候,你們的結婚申請也就批下來了。”
  我必須要解釋一下在香港結婚的手續:首先在婚姻登記處登記,然後在結婚申請被批準之日起3個月內舉行婚禮,超過3個月仍未行禮的則需要重新申請。行禮的地點有兩處,紅棉道和大會堂。新人服裝可隨意,禮服或便裝都行,但必須整潔、得體。觀禮人數沒有上限,但不得少於兩人,因為在結婚證書上需要兩位證婚人的簽名。
  “好啊,”面對穿製服的長官,我從不敢說個不字。可心裏直打鼓:“還有1個月5天的時候,辦晚會是來不及了。”
  我正在猶豫,身後湊過來一對年輕人,手裏拿着一疊證件:“姆該(勞駕),我們來登記。”
  “不好意思,今天的名額已經滿了,下周一再來吧!”工作人員彬彬有禮。
  青年男女衹得掃興地離開。
  原來結婚還有名額限製呢,於是我毫不猶豫地說:“12月31日可以。”生怕錯過了那天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工作人員細心地填好所有表格,指了指桌面上鑲着的一塊銅牌說:“你們兩個人誰來宣誓?”
  我主動站了起來,並且飛快地掃了一眼銅牌上的字,大意是:我以法律的名義起誓,我所提供的所有資料內容均真實有效。
  完全是出於職業習慣,不到兩秒鐘吧,我就背熟了銅牌上所有的字。然後,我在心裏駡了自己一句:“有病啊,又不是《鳳凰早班車》,用不着說新聞,老老實實照着讀吧。”
  我好象是在課堂上回答老師的提問一樣,站得筆直,一字一句念完宣誓詞。
  想必工作人員從來沒有聽過誰如此聲情並茂地朗讀宣誓詞,待我念完,由衷地贊嘆到:“北京話真是好聽。”我頗有成就感地坐下,環顧四周,纔發現,剛纔還滿滿當當的大廳此刻衹剩下了我們3個人。
  “好了,一旦你們的結婚申請獲得批準,我們會電話通知你們的。別忘了12月31日準時來行禮。”
  面對陪了我們一下午的恩人我不知道怎樣報答。我真後悔事先沒在口袋裏裝上幾塊喜糖,而隔着櫃臺擁抱政府工作人員似乎也不合適,於是,我和老公就一直傻笑。
  “我餓了!”一走出婚姻登記處,我和老公立刻手拉手深情款款地凝望着對方說出了彼此的感受。
  我們喜歡的Dan Ryans就在旁邊的Pacific Place(太古廣場),於是我倆跑到那吃了有紀念意義的一頓飯。菜譜如下:
  愷撒沙拉
  Clam Chowder(香港譯做:周打靚湯)
  烤羊排配薯條
  Stuffed Mushroom(炬蟹肉蘑菇)
  生啤三紮
  咖啡
  紐約奶酪蛋糕
  我一邊搶他的薯條吃,一邊自言自語:“行禮那天,要有至少兩個證婚人,找高雁和郭志成吧。”
  高雁和郭志成是夫婦,他倆是我們的朋友、廣院校友,也是我的同事。
  老公邊喝啤酒邊點頭,我於是立刻打電話給高雁:“哎,婚禮晚會你先放放,12月31日你和老郭來做證婚人吧。”
  “那我得帶照相機和DV吧。攝像的事就讓郭志成來幹了。”高雁的特點是熱心、愛張羅、進入角色極快。
  5分鐘後,我正想消滅最後一個蘑菇,高雁的電話來了:“郭志成聽說要重操舊業可緊張了,他說DV他玩不好,得藉個專業攝像機纔行。”忘了介紹,郭志成是北京廣播學院87電攝的高才生,衹是這幾年一直負責鳳凰在北京的節目製作,早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管理人才,離攝像專業有點遠了。“郭志成還說你們選的日子不錯,我們是12月30日結的婚,如今都邁嚮10周年了。”
  挂了電話,我把最後一個蘑菇塞進嘴裏,一邊嚼一邊口齒不清地對老公說:“香港人結婚的規矩真是挺奇怪的。從現在開始,今後的15天裏,咱倆的結婚公告會張榜貼出來,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反對的意見。你說,不會有人反對吧?”
  我的腦海裏出現了George C Scott主演的電影《Jane Eyer》《簡愛》中的情節:羅切斯特和簡愛站在神父面前正在行禮,突然,羅切斯特前妻的弟弟衝了進來,大聲宣佈反對他們的結合。然後,簡愛含淚出走。
  想到這,我已是熱淚盈眶了。
  “你看你,放心,全國人民高興還來不及呢,不會有人反對的。”他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臉。
  “那,那我得吃塊Cheese蛋糕。”我破涕為笑。
  15天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感謝上帝,沒有人反對。
  12月27日,離31日行禮的日子還有4天,老公再次跟旅行團來到香港。他的行李很簡單:一套西服、一雙皮鞋、一條領帶。
  這身裝束對他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從不西服革履的,為了31日這天,他穿上這身行頭時不至於笑場,我特別安排了一次彩排。12月12日,《英雄》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式,他打扮得新郎官似的和我一起去了。
  現在萬事俱備,衹等31日的到來。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29日晚上,我正在傢裏做面膜,高雁打來了電話,聽起來她垂頭喪氣的:
  “怎麽辦吶?31日我和郭志成都去不瞭瞭。我得出差,他在北京也有事。”
  “沒事沒事,我再找人。”我嘴裏安慰着她,腦子裏馬上飛快地搜尋着合適的人選,可越想越覺得難辦。還有兩天就是元旦假期,大部分同事、朋友都將休假,剩下的要來值班。我找誰啊?再說,誰會比高雁和郭志成更合適呢?
  我放下電話,愁眉苦臉地坐在沙發上,黑糊糊的死海淤泥在臉上顯得更加可怕。
  “不如,找咱們傢的菲傭吧,叫什麽來着?嗷,奶奶特!”我傢的菲傭叫Nanette,老公習慣用北京腔叫她奶奶特。
  “找菲傭做證婚人不太合適吧?菲律賓政局又不穩,萬一將來兵荒馬亂的,我上哪找她去啊?”我用手摸了摸臉上已經幹了的死海泥,突然有了靈感,“嘉耀和曉文怎麽樣?”
  嘉耀是我廣院的師弟,他和太太曉文在中學的夏令營裏相識,從此再未分開。這種純真而天長地久的愛情故事是我最欣賞的。
  我和他之間也是這樣。
  我們13歲相識,18歲相愛,21歲分開。
  9年後,我們重又相遇,終於明白,什麽都不曾改變。
  嘉耀是個少年老成的人,辦事嚴謹有條理,在電話裏聽到我要結婚的消息,他非常冷靜地說:“那我們31日早上8:50分在紅碼頭集合,坐9:00那一班船去大會堂。”
  證婚人找到了,我和老公如釋重負。
  31日一早,我7:00就起了床。我需要足夠的時間來洗澡、喝咖啡,最主要的,我還沒决定該穿什麽。
  8:20,老公起床了,可我還捧着杯咖啡呆站在衣櫃前,不知道該挑哪件衣服纔好。
  老公飛快地洗漱完畢,一邊打領帶,一邊騰出一隻手從衣櫃裏拽出一條高領無袖的咖啡色連衣裙:“這條新買的不是挺好的嗎?”
  我放下了咖啡杯,穿上裙子,在鏡子前面左照右照。
  好像還不錯。
  8:45,我和老公衣冠楚楚地走出了傢門。他的服裝是:黑西裝、黑皮鞋、白襯衫和金色的領帶。相比之下,我的造型略顯簡單:沒有化妝,頭髮剛剛洗過,沒有吹,衹是讓它自然風幹,所以發梢微微嚮外翹着,呢製的連衣裙外面是一件淺咖啡色的及膝短大衣,腳上是咖啡色的長靴。雖然打扮不像新娘,但本色的衣着讓我覺得舒服、自然。
  9:30,我和老公以及嘉耀、曉文就正襟危坐在大會堂的接待室裏了。靠墻的長椅上已經坐了一傢祖三代近10口人,新郎新娘想必正在化妝間裏梳頭更衣,所以不見蹤影,來觀禮的人們則略顯拘謹地坐着。最小的子被奶奶緊緊地抱在懷裏,那個看上去像是一傢之主的父親倒是頗為悠閑,捧着最新款的SONY DV大拍特拍。
  我突然抓住老公的手,聲音中滿是絶望:“咱們忘了帶照相機和DV。”
  老公愣了一下,臉上也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但他很快就鎮定地說:“沒關係,就是一個簡單的儀式而已。再說了,咱們記在心裏不是更好嗎?”
  真是難為他了,和我這個丟三落四又小孩脾氣的人生活在一起,他早已被訓練成了保育員、輔導員和心理醫生。剛纔那短短的兩句話,一下子就平復了我的情緒。
  “陳魯豫、朱雷!”
  一聽到我的名字,我蹭一下就站了起來。老公緊跟在我的身後,我們三步並兩步幾乎是躥到了工作人員面前。
  長條辦公桌前並排擺着4把椅子,我倆和嘉耀夫婦小心坐下。工作人員先收走我們的證件,大概是拿去影印,然後把結婚證書放在了我們的面前。與其說是結婚證書,不如叫結婚紙更貼切,因為那莊嚴的法律文件就是一張紙,和A4復印紙大小一樣,上面有香港特區政府標志圖案的水印,結婚證書裏的內容十分簡單,衹列出了我倆的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和雙方父母的姓名。在證書的最下端,分別有中英文兩行小字。中文言簡意賅:結婚人和證婚人。英文版則在簡潔中透出了神聖:
  This marriage was solemnized between××and×××, in the presence of××and×××。直譯成中文就是:××和×××是在××和×××的見證下莊嚴成婚的。
  我們4個人依次用婚姻登記處提供的黑色圓珠筆簽下了名字。
  “好,請你們稍等,登記官馬上會為你們完婚。”說這話時工作人員臉上滿是由衷的微笑,但她的目光在我們4個人的臉上移來移去,好像不知衝誰笑最合適。顯然,她沒搞清楚到底誰是新郎新娘。因為嘉耀和鏡頭上一樣西服筆挺,而曉文穿着皮夾剋,係着圍巾,和我一樣的隨意。也難怪別人分不清到底是誰結婚。
  我們又等了幾分鐘,就被工作人員領進了大廳旁邊的一個小禮堂。
  禮堂陳設簡單:一張長桌,周圍5把椅子,想必是給新郎新娘、證婚人以及登記官坐的。果然,我們4個人被安排在桌旁坐下,我和老公一邊,嘉耀、曉文另一邊,空出的主座自然是給登記官的。禮堂另一側是觀禮席,大概能坐50人。可惜,今天一個觀衆都沒有。
  前一天晚上,我和老公給各自父母打了電話。我的電話很簡單:“爸,明天我和朱雷就去登記了。”
  “好。”爸打電話和拍電報一樣簡短。
  放下電話,我呆坐了半天。我知道爸心裏也許有很多話想說,可當着我的面,他什麽也不會說。我也是一樣。
  我又看了看那空着的50張椅子,心裏倒並不遺憾。爸媽知道我終於擁有了我想要的,這對他們來說就足夠了。
  我正在鬍思亂想,禮堂一邊的小門被打開了,剛纔接待我們的工作人員走過來將我們的證件放在桌上。我看到自己的身份證擱在最上面,伸手就去拿,被工作人員和藹但堅决地製止了:“現在還不可以。”坐在我對面的曉文撲哧一聲笑了出來,我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頭,心裏直埋怨自己,都做了新娘的人了,舉手投足一點都不嫻靜。
  “兩位新人請熟悉一下宣誓詞吧。”工作人員用手指了指桌面上鑲嵌的一塊銅牌,轉身走了。
  我又忘記了嫻靜,身體嘩一下地撲上去,腦袋幾乎貼在銅牌上,好奇地邊看邊念出了聲:“我請在座各位見證,我(新人名字)和你(新人名字)結為合法夫妻。”念完我又嘩地轉頭看着老公:“等一下你可千萬不能把新人名字這幾個字也念出來啊!”
  “那,”他剛要說話,被我慌忙揮手打斷,因為,登記官進場了。
  她是一個斯斯文文的中年女性,中等身材,留着陳方安生式的頭髮,一套淡粉色西服套裙剪裁合體,面料、款式一看就知道是Chanel,頸間還有一串白色珍珠項鏈,從頭到腳的打扮一絲不苟且不張揚。
  “啊,你是陳小姐,我常看你的節目,很高興能主持你的婚禮。”她客氣地說着國語。
  我沒想到在這裏會碰到觀衆,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些什麽。
  登記官擡眼看了看那空無一人的幾十把椅子,神情中掠過一絲詫異。我想她從沒見過衹有5個人的婚禮。
  老公先宣誓。
  他一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就緊張得不行,他可從來沒當着這麽多的人(4個人)發過言啊。
  他好像挺鎮定,聲調平穩,吐字清晰:“我請在座各位見證,我和你結為合法夫妻。”
  我低着頭,拼命忍住笑。這個老公,我不讓他說“新人名字”這4個字,他倒好,幹脆誰的名字都不說。這還行,這不是鑽法律的空子嗎。
  “朱先生,你要說出你和陳小姐的名字。”
  我咬着嘴唇,擡頭看老公。他還好,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該不會是太緊張,忘了我們的名字了吧?
  再看對面的嘉耀和曉文,兩個人臉都憋得通紅,還是死扛着不笑出聲來。
  “我請在座各位見證,”老公旁若無人地念第二遍宣誓詞,“我!”他停頓了一下,我在嗓子眼裏小聲咕噥了一句“朱雷”,也不知他聽沒聽見,反正,他終於說出了他的名字:“朱雷,和你……”我又緊張地屏住呼吸,還好,畢竟剛纔練了一遍,他熟練多了:“陳魯豫結為夫妻。”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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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長江文藝出版社
從小就被認為有語言天賦英語老師最後的心理防綫
11個外教教過我英語為我打開了一扇門
另類=和別人不一樣=容易被記住一開始我就沒有退路
咱們會被處分嗎?管學生,廣院老師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托福考完了,出國的事卻放在了一邊實習生活並不像我想象的那麽精彩
直到領取畢業證書那天,我還是無業遊民那一年,牛仔褲恨不得長在了身上
自己設計校服真正開始打扮是定居香港之後
我意識到我的左肩膀已春光乍泄記者“生涯”第一回合
“幫我寫個條子,遞給首相”能不用稿子,把新聞說出來嗎?
這個女孩好奇怪“完了,我長針眼了!”
她折磨我整整3個小時“打開箱子!”
用外語說粗話我覺得不算什麽,好歹也是練習口語啊!惡劣的環境在10小時內改變了我,帶出了我性格中強硬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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