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问那内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这里借着衙门中势力儿，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我算再借出五十个银子来，把一千两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认利钱。”
……忽见玳安儿来说道：“贲四拿了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说是白皇亲家的，要当三十两银子，爹当与他不当？”……（伯爵）说道：“哥，该当下他的。休说两架铜鼓，只一架屏风，五十两银子还没处寻去。”西门庆道：“不知他明日赎不赎。”伯爵道：“没的说，赎甚么？下坡车儿营生，及到三年过来，七本八利相等。”西门庆道：“也罢，教你姐夫前边铺子里兑三十两与他罢。”
——《金瓶梅》第四十五回
典当和放高利贷也是西门庆敛财的一种方式。应伯爵替吴典恩作中介借西门庆银一百两，得银十两为“保头钱”；小说中有两个商人李三、黄四，承揽了朝廷的香蜡生意，却因缺乏本钱，也来向西门庆借贷。借一千五百两，“每月五分行利”。
古代高利贷最高年息是百分之百，也就是“驴打滚”的利息。元朝色目人专放这种高利贷，叫“羊羔利”，又叫“斡脱债”。《窦娥冤》里的蔡婆婆就是放斡脱债的，窦天章向她借了二十两银子，一年后滚为四十两，不得不拿亲生女儿窦娥来抵债。
放贷取息之事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而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则是在春秋、战国之后。以后各朝代高利贷资本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不断得到发展，活动形式也日益复杂起来。
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式的存款得到了发展和普及。明代存款多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存于财主或商铺之中，要求收取利息，接受存储的财主或商铺也以之作为营运的资本。
嘉靖时期，“有夏姓者，住嘉兴秋泾桥，夏与徽商吴氏纲纪某甲甚昵，甲有私橐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惧为见疑，乃驾言于吴曰：邻人夏有少积，欲藉主人废著，冀得子钱，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吴信而收置，为经营数年，计子母得一千八百矣”。
万历时期，“南京大中桥有吴姓者，父子为庠生，家业不窘，门前开一铺，请一先生教子有年矣。其先生患其妻之善费也，乃积赀变产，得二百金，密寄于主人家曰：每年取少利以自给，而本常在”。
这是明朝时期的存款办法，当然，有存钱的就有借贷的。明代高利贷资本的主要业务当然是放款，这种放贷通常是有一定风险的，于是，借贷之前应该有个抵押。也可以叫“抵押借贷”。
抵押借贷大致又可分为两种：一是由典当铺所进行的比较专门化的抵押放款；二是由商铺、私人所兼营的一般的抵押放款。
由前者看，自南北朝、隋唐以来，典当业均经营动产抵押借贷，自宋以后其业务逐渐丰富，开始向经营存款、放款、钱票发行、货币兑换、信用放款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转变。就明代典当业看，主要业务仍是抵押放款。
嘉靖年间，陕西三原有胡汝宽，常常放债，“人困者多仰给，公又放宽期约，即有以田畜质者固辞不取”。
明末江西抚州“乡村农户，身无余钱，方其仰求富民，高下惟命，或质衣物，或为庸力以谷准直……”
一些官员和军官则常以应得俸禄为抵借钱。弘治三年七月十八日，兵部尚书在题本中言：“各卫所指挥千百户等官额该见任军政、其余带俸并多余见任俱在各营操练，带俸都指挥亦在其内，各因家道贫难，预将俸粮立约与人揭借使用……”可见，明朝时期的抵押借贷，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一个普遍现象。
针对借贷纷争问题，明朝规定，借贷必须订立契约，写明借贷双方姓名、籍贯、借款原因、数量、日期和利率，并附保证条款，并由借贷双方及中人签字画押。《大明律·户律六·钱债》“违禁取利”条规定，借贷利息不得超过月利百分之三，累计利息总额与本金相等即停止计息，利息最高不得超过本金的百分之一百，违者处笞刑四十；债务人欠债不还，五贯以上，满三个月者，也要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杖六十。在债务担保方面，禁止债权人强夺债务人的财产抵债，违者杖八十；并禁止债权人“虚钱实契”，夺取债务人的土地房屋，违者笞五十至杖八十、徒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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