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讀《金瓶梅》品明朝社會   》 別把當鋪當錢庫(1)      梅朝榮 Mei Chaorong

　　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衹要靠着問那內臣藉，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裏藉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我算再藉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
　　……忽見玳安兒來說道：“賁四拿了一座大蠃鈿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白皇親傢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伯爵）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衹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麽？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鋪子裏兌三十兩與他罷。”
　　——《金瓶梅》第四十五回
　　典當和放高利貸也是西門慶斂財的一種方式。應伯爵替吳典恩作中介藉西門慶銀一百兩，得銀十兩為“保頭錢”；小說中有兩個商人李三、黃四，承攬了朝廷的香蠟生意，卻因缺乏本錢，也來嚮西門慶藉貸。藉一千五百兩，“每月五分行利”。
　　古代高利貸最高年息是百分之百，也就是“驢打滾”的利息。元朝色目人專放這種高利貸，叫“羊羔利”，又叫“斡脫債”。《竇娥冤》裏的蔡婆婆就是放斡脫債的，竇天章嚮她藉了二十兩銀子，一年後滾為四十兩，不得不拿親生女兒竇娥來抵債。
　　放貸取息之事至少在西周時期已經出現，而得到比較大的發展，則是在春秋、戰國之後。以後各朝代高利貸資本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並不斷得到發展，活動形式也日益復雜起來。
　　明代尤其是明中葉以後，隨着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正式的存款得到了發展和普及。明代存款多是因為生活的需要存於財主或商鋪之中，要求收取利息，接受存儲的財主或商鋪也以之作為營運的資本。
　　嘉靖時期，“有夏姓者，住嘉興秋涇橋，夏與徽商吳氏綱紀某甲甚昵，甲有私橐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懼為見疑，乃駕言於吳曰：鄰人夏有少積，欲藉主人廢著，冀得子錢，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吳信而收置，為經營數年，計子母得一千八百矣”。
　　萬歷時期，“南京大中橋有吳姓者，父子為庠生，傢業不窘，門前開一鋪，請一先生教子有年矣。其先生患其妻之善費也，乃積貲變産，得二百金，密寄於主人傢曰：每年取少利以自給，而本常在”。
　　這是明朝時期的存款辦法，當然，有存錢的就有藉貸的。明代高利貸資本的主要業務當然是放款，這種放貸通常是有一定風險的，於是，藉貸之前應該有個抵押。也可以叫“抵押藉貸”。
　　抵押藉貸大致又可分為兩種：一是由典當鋪所進行的比較專門化的抵押放款；二是由商鋪、私人所兼營的一般的抵押放款。
　　由前者看，自南北朝、隋唐以來，典當業均經營動産抵押藉貸，自宋以後其業務逐漸豐富，開始嚮經營存款、放款、錢票發行、貨幣兌換、信用放款的綜合性金融機構轉變。就明代典當業看，主要業務仍是抵押放款。
　　嘉靖年間，陝西三原有鬍汝寬，常常放債，“人睏者多仰給，公又放寬期約，即有以田畜質者固辭不取”。
　　明末江西撫州“鄉村農戶，身無餘錢，方其仰求富民，高下惟命，或質衣物，或為庸力以𠔌準直……”
　　一些官員和軍官則常以應得俸祿為抵借錢。弘治三年七月十八日，兵部尚書在題本中言：“各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額該見任軍政、其餘帶俸並多餘見任俱在各營操練，帶俸都指揮亦在其內，各因傢道貧難，預將俸糧立約與人揭藉使用……”可見，明朝時期的抵押藉貸，已經成為從上到下的一個普遍現象。
　　針對藉貸紛爭問題，明朝規定，藉貸必須訂立契約，寫明藉貸雙方姓名、籍貫、藉款原因、數量、日期和利率，並附保證條款，並由藉貸雙方及中人簽字畫押。《大明律·戶律六·錢債》“違禁取利”條規定，藉貸利息不得超過月利百分之三，纍计利息總額與本金相等即停止計息，利息最高不得超過本金的百分之一百，違者處笞刑四十；債務人欠債不還，五貫以上，滿三個月者，也要追究刑事責任，最高杖六十。在債務擔保方面，禁止債權人強奪債務人的財産抵債，違者杖八十；並禁止債權人“虛錢實契”，奪取債務人的土地房屋，違者笞五十至杖八十、徒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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