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 權力“深喉”   》 第80節：歷史與未來的"交鋒"(12)      黃誌 Huang Zhi

　　但是，"可控民主"與傳統集權政治不同。"可控民主"中所包含的權力集中是有限的集權，權威政治基本上是在法製條件下運行的。但傳統集權政治則不是在法製條件下運行，而是一種人格權威在權力結構中占有絶對地位的權力運行軌道，在這裏，法的權威和機構的權威都處於絶對的附屬地位。
　　"可控民主"是俄羅斯相對集權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一方面，內外條件已不允許俄羅斯實行專製極權統治。因此，民主政體的一些基本形式已不可更改，如普選製、三權分立等。另一方面，由於民主條件不成熟，嚮民主製的迅速過渡，不僅不可能在俄羅斯建立起類似西方已有幾百年歷史的相對發達的民主製，而且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政治動蕩。
　　既然民主製已不可更改，那麽為了避免重蹈民主製引發政治動蕩的覆轍，就必須對民主加以約束。在民主政體前提下，任何形式的集權都衹能是相對的。顧名思義，"可控民主"就是需要一個凌駕於民主之上的控製者，這個控製者衹能是憲法賦予超大權力的總統。"可控民主"與西方民主最大的區別就是：保留着民主的一些普遍性原則和制度，如民主選舉、議會製、多黨製、新聞自由等，但同時又強調權力的集中。
　　普京推進"可控民主"堅持的原則：
　　--突出總統權力，使之凌駕於其他權力和政治力量之上；
　　--通過利益的再分配，確保國傢強力部門（軍隊、國傢安全部門和內務部等)對總統的支持；
　　--實現總統領導下的國傢權力體係的政治一致，其中最重要的是使政權黨控製議會，其次是確保行政係統對總統權力的忠誠；
　　--對民主製在形式上肯定之，在實質上弱化之。保留民主製的形式，但通過對議會的控製和實現國傢權力體係的政治一致，從實質上弱化民主製的監督職能，使總統的意志暢行無阻；
　　--控製輿論，藉以左右民衆情緒，保證民意支持。
　　普京推行"可控民主"分兩步完成。
　　第一步：宣佈建立七大"聯邦區"，主要任命軍人擔任聯邦區總統代表，統領全國各共和國、州、邊疆區和直轄市，監督總統政令在各地區的執行；改革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委員産生原則，規定地方長官不再兼任上院議員，從而削減了地方領導人在中央的决策權，使這些在俄羅斯議會上院失去席位的地方精英們不能像從前那樣對聯邦中央的决策施加影響；製定法律，規定必要時中央有權解除地方長官的職務，有權解散地方議會；改革預算制度，明顯削減地方政權的財政基礎；改變聯邦主體鬆散零碎的局面，進行聯邦行政區劃改革，合併聯邦主體。
　　第二步：2004年下半年，普京采取了兩項最引人註目的措施。國內外輿論界普遍認為，這兩個意義重大的舉措是對俄羅斯現行政治體製進行的重大改革：一是取消"地方直選"，根據普京的建議，聯邦主體領導人由原來居民直接選舉改為經總統提名、由地方議會選舉並報總統批準；二是改變"杜馬比例"，國傢杜馬議員將按單一的比例製，完全由黨派選舉産生，取消各地區的單席位選舉。
　　歷史上，俄羅斯的地方長官都由國傢任免。蘇聯解體後，由於中央政權軟弱無力，各地方要求直選的呼聲越來越高。於是，1995年葉利欽總統發佈命令，宣佈地方行政長官可以直選。1996年以後"地方直選"在全國展開，從此成為國傢的一項制度。但由此也促進了地方勢力的惡性膨脹，許多地方實際上成了"獨立王國"。許多地方長官雖然是民主選舉出來的，但獨斷專行，同地方寡頭勾結，暗中瓜分財産。此次取消直選就是從體製上製約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加強中央對地方的垂直領導。
　　普京改變"杜馬比例"的目的是要擴大全國性政黨的規模，進而完善政黨體製，同時加強"政權黨"的優勢，使之嚮執政黨發展。取消按地區選舉産生議員的規定後，那些小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及代表地方利益的"獨立"人物就被拒之門外，進不了國傢杜馬了。如果今後俄羅斯能夠建立"以議會多數派為依托"的政府，那麽，現在的"政權黨"就會成為執政黨。取消"地方直選"和改變"杜馬比例"的舉措等於雙管齊下，強化了以總統為核心的政權體係，使普京能更有效地管理國傢。輿論認為，這是普京"可控民主"政治體製形成的最終標志。這兩項舉措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國內主流黨派、主流媒體、許多地方長官紛紛表示支持。反對派政黨、部分獨立政治傢和媒體對此提出批評。西方政界和媒體的反應極為強烈，使用了"令人震驚"和"愚蠢"等字樣，說普京要把俄羅斯帶回到蘇聯時代，批評普京是新的獨裁者。
　　普京還逐步確立了對全國電視頻道的監督。這些電視頻道對居民的政治導嚮發揮着最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選舉前的時期。普京的具體做法是讓國傢控製重要媒體集團的股份，使不聽話的媒體乖乖就範。圍繞着由失寵的傳媒業大亨古辛斯基控股的獨立電視臺（HTB)的衝突就是這方面的一個轉折性標志。2003年底俄羅斯社會學研究所搞的一次輿情調查結果表明，76%的被調查者認為，對媒體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進行檢查和限製。所以，普京對媒體實施監督，在俄羅斯社會是有其廣泛的社會基礎的，其目的是"保護大衆傳媒既不受金融寡頭的控製，也不受當前個別過度活躍的國傢領導人的影響"，以便"客觀地反映整個國內社會政治力量的情況"，最終使本國電視臺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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