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是在十一月，天气还有些暖意。很快就到了十二月，从西伯利亚的寒风连着送来了几场大雪。冻雪，与天上的彤云，把天地箍得如同一个严严实实的大桶。当世人都在这个大桶里死去了一般酣睡，没有什么比清醒的滋味更让人痛苦的了。外面传来狱卒走在冰结的雪地上的脚步声，从小窗吹进的风带着冬夜特有的清冽。越是强迫自己入睡，越是觉得黑夜无边无际漫无尽头。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岂无白日？寤寐永叹！本以为弘治时代以来宽松的政治气氛能让我有所作为，却没想到落得个身陷囹圄的下常天哪，我才只有三十五岁啊！如果说有后悔，倒不是后悔上了这道该死的奏折，而是我几年前回到南方会稽山后根本就不该再来自投网罾。如今看来，在会稽山的林阴道下散步，在澄静如练的余姚江中放舟，这些寻常的家居生活也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看来我是过于轻信这个时代了，不，我是迷于心魔了。
幽禁的日子把时间抻成了一根长绳，也成倍地放大了我的孤独。我思念高墙外的亲人，更因知道他们的牵挂而心乱如麻。然而打断我愁思的只有那只忽而窜上床忽而隐匿不见的狡猾的老鼠。在幽室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听着京城里或远或近的毫无心肝地炸响爆竹声，对着铁窗外冻得瑟缩起身子的几点毛绒绒的星光，我在彷徨涕沾裳之余，也勉强打起精神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历来知道我心性的家人，在送来食物和衣服的同时还送来了我常读的《周易》，困厄之中的阅读带给我平常日子里不曾有过的体验。我深深感到这本上古的典籍里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玄机，要破译出这个秘密，就要像纳博科夫说的那样用脊柱骨去读它。
处分在新年过完后终于下达了:我被流放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当一名驿丞。虽然不在意料之外，但龙场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啻是火星一般遥远。难道这个陌生的地方就是我的终焉之地吗？贵州地处帝国南疆，历来乃蛮荒瘴疠之地，只有犯了重罪的官员才会发配到这个地方，我当然清醒地知道，把我流放到这个鬼地方，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宣判了我的死刑，只是，要让我死得慢一些而已。
出狱后我被允许回家和家人见面，并作些出发前必要的准备。父亲已在我入狱的时候被调去南京，名义是平调，实则是贬谪。家里也是四顾萧然。好在还有湛若水和汪抑之、崔子钟这些朋友过来，一起借着酒劲骂骂时政，并在感伤的气氛中写下一些充满了离愁别恨的句子相互安慰。我们甚至指酒为誓，约定在我放还以后一起隐居到衡山，共同研习不朽的《周易》。
二十世纪的一位传记作家在一篇散文中把流放出城的我比作战国时代伟大的屈原，除了那种时代积习致使的矫情文风让我不堪忍受，那段文字对我当时失望中夹杂着愤怒的复杂心情的摹写大抵是确凿的：
1507年的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由于冒言直谏触犯了权贵，此去他将远赴万里之外，贵州中部一个叫龙场的地方，“荣恩降受”驿丞这个小官职。
初春的北京城，尚是黄沙扑面，王阳明回望京城的繁华，看见了巍峨的宫墙上空一大朵一大朵急急南驰的浮云，他的眼前同时闪过了去郢的屈子和仓皇出长安的杜子美，一股莫名的悲怆由心而生。远在天涯的贵州龙场，难道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吗？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惧，让他觉得已经过去的36年的生命恍若一梦。朋友们赶来相送，都是宦游的士子，长亭短亭，也只有以诗句赠酬，含蓄地互相安慰。王阳明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请回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些诗句只能让我更加伤心，更加忧愁？①
往南走了十多天，投宿在运河边的一个小镇的晚上，我与我的朋友们又在梦中重逢了。醒来后，我重新回忆起了那个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周易》的约言。来日未卜生死未明，现在听着运河的涛声想起那个天真的誓约，我才明白朋友们的一番良苦用心，这冰雪一般高洁的友情不由得让我双眼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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