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很好地概括了儒学发展的轨迹：“儒学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曾遇到过四次挑战：先秦时代，由于受到黄河文明的挑战，原始儒学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脱颖而出，从宗族血缘中提炼出一种抵御异化现实的人伦情感和调节人际关系的礼乐规范；汉代时期，由于受到‘大一统’的政权形式的挑战，儒学在‘阴阳五行’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整合，从而将世俗的等级制度转化为天地的阴阳法则，将朝代的历史变迁比附为五行的轮回流转；宋明时代，由于受到宗教信仰的挑战，儒学改造并吸收了道教之‘玄道’学说和禅宗之‘佛性’理论，从而以‘理学’和‘心学’这两种方式建构了内在超越的形而上学体系；近代以来，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全球性挑战，儒学也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种种不同的姿态来进行‘应战’。相对于这四次‘挑战’的每一次‘应战’，都使儒学获得了历史性的丰富和阶段性的变迁。”儒学始终与皇权专制与小农经济共命运。
辛亥革命后，两千多年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皇权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儒家学说也因不适应民主共和政体而失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但当时尚无什么学说能够实际取代儒学的主导地位，因而，一度产生了信仰危机。更何况，作为儒学存在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在这场迅猛到来的政治革命中，并未受到什么触动。孔孟之道在广大的农民和农村，以及中下层城市市民和知识阶层中，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所以，尊孔与批孔的斗争，一直贯穿于整个百年历史之中。
那么，作为亚圣的孟子，为何在独尊儒术之后一千年才被尊奉？每当尊孔时，他是否跟着沾光？每当批孔时，他是否也跟着遭殃？
孟子及儒学的“不幸”与“大幸”
孟子认为：“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章句下）显然，这个能够对于圣人之道“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的人，这个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应当出现的人，这个最有资格继承圣人之道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孟子本人！
对此，孟子在离开齐国的路上，回答学生充虞的提问时，说得更明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无疑，这个必然要出现的能够辅佐王者的“名世者”，不是别人，“舍我其谁也”。除了孟子，还会有别人吗？
的确，在孔子之后，儒分八家之时，“孟氏之儒”不仅与正统的“子思之儒”有公认的师承关系，连大儒荀子也承认；“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儒家学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孟子》一书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和发挥，别家之儒是无法比拟的。
但到了西汉时，“独尊儒术”后，却未给孟子及其学说带来应有的尊崇。正像唐代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所慨叹的：“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传焉。”为何在经历了千年的冷落之后，到了宋朝，孟子才与孔子并尊起来了，其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孟子》一书被朱熹列为“四书”之一后，才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同为圣人，为何“政治待遇”差别如何之大？这是孟子及其学说的不幸？还是大幸？
这还要从《孟子》一书中找答案。
《孟子》的主题思想是宣扬仁政，希望统治者实行王道。尽管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孔子仁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孟子总以激烈的言辞，近乎绝对的观点，毫不留情地痛斥统治者的暴政，强烈反对争战和腐败，主张统治者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这些话统治者当然不喜欢听了。像：“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章句上）统治者当然是不爱听的；像：“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这样严厉的话，统治者能不觉得刺耳吗？像“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章句下）虽为至理名言，统治者听了心理能舒服吗？像“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滕文公章句下）如此可怕之事，怎能不让统治者惊骇呢？像：“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章句上）统治者当然不会承认实行仁义全是自己的责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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