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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 》 楚國史 》
第六章 晉、楚並霸與弭兵
魏昌 Wei Chang
一、晉、楚的繼續爭奪
楚莊王卒，其子楚共王(熊審，前591-560年)自稱“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左傳·襄公十三年》)，缺乏治國經驗，亦無爭戰閱歷，全靠令尹子重等一班舊臣支撐，楚國霸業開始衰退。晉國雖一度復強，但內憂重重，已非昔日可比。秦雖已漸崛起，齊亦不失為東方一大國，但秦、齊仍隨楚、晉角逐，自己無力支配中原局勢。故楚莊王卒後，中國出現晉、楚並霸局面。同時，由於中原長期爭戰不已，各中小國傢普遍厭戰，楚、晉實力亦已下降，故在爭奪的同時，又出現弭兵運動。這就是在楚莊王之後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原的基本形勢。
蜀之盟，楚國霸業達到鼎盛；但盟後不久，晉與楚又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蜀之盟後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春，晉國為了教訓鄭國附楚，會合宋、魯、衛、曹等國軍隊伐鄭。鄭公子偃領軍抵禦，擊敗了晉等國聯軍。鄭自恃兵強，又以許恃楚而不事鄭，在擊敗晉後不久，又舉兵伐許，搶占了許國的田地。再過一年，即公元前587年(楚共王四年)，鄭又派兵去許國疆理田地，為許所敗。鄭接着討伐許，取[釒且]任、冷敦之田(今河南許昌境)。晉國見有機可乘，以救許為名，興兵攻鄭，楚國毫不示弱，亦立即派子反(公子側)率軍救鄭。於是鄭、許兩國國君在子反前爭是非麯直，子反不能决，說：“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左傳·成公四年》。)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五年)，許靈公果去楚國告鄭，鄭悼公亦至楚爭訟。鄭理麯不勝，楚囚禁鄭臣皇戌與子國(公子發)。鄭悼公不服，回國後就遣公子偃赴晉請盟，背楚親晉。同年秋，晉派趙同與鄭悼公盟於垂棘(晉地，今山西潞城北)。鼕，晉以鄭服，又會齊、魯、宋、衛、曹、邾、杞之君與鄭悼公盟於蟲牢(鄭地，今河南封丘北)(《左傳·成公五年》。)。稍後，晉又欲會諸侯，宋共公托故推辭。鄭背楚附晉及諸侯與鄭盟，是楚國爭霸之失策，使自己處於被動。
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楚國不甘心輕易失去鄭國，令尹子重舉兵伐鄭。晉中軍帥欒書(欒武子)即率六軍救鄭，與楚軍遇於繞角(今河南魯山東)，楚見敵衆，主動撤退(《左傳·成公六年》載，晉、楚兩國軍隊在繞角相遇，“楚師還”，可謂主動撤退。《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則記晉用析公之謀，夜臨楚軍而楚軍“宵潰”。）晉軍遂攻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兩縣之軍救蔡，禦諸桑隧(今河南確山東)。晉軍是戰是退，將帥意見不一。趙同、趙括欲戰，荀首、士燮、韓厥諫不可。他們說：“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己，又怒楚師，戰必不剋。雖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左傳·成公六年》。)欒書持慎重態度，就撤軍了。可見楚國霸威猶存，晉仍不願貿然與之正面較量。次年，楚子重又伐鄭，駐軍於(今河南襄城)。晉亦又會齊、宋、衛、魯、曹、莒、邾、杞之君救之。鄭共仲、侯羽趁勢衆圍攻楚軍，俘獲了楚鄖公鐘儀，把他獻給了晉國。晉與各國盟於馬陵(今河北大名東南)而還。再過一年，即公元前583年，晉欒書又領軍伐蔡，接着犯楚，俘獲楚大夫申驪；攻瀋，俘瀋國國君揖初。這樣，原從楚之中原諸國，又盡入晉國懷抱，楚國霸勢隨着衰退。
在此同時，晉重新經營東方，拉攏齊國。公元前583年(楚共王八年)，晉景公遣韓穿赴魯，命歸汶陽之田給齊。對這種反常行為，季文子當即就嚮韓穿指出，汶陽之田，原為魯地，晉初使齊歸魯，現又命歸齊，“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左傳·成公八年》。)晉景公這種出爾反爾、犧牲魯國利益去取悅於齊國的行為，果然引起中原各國的不滿，“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左傳·成公九年》。）晉景公懼，第二年春，又會齊、宋、魯、衛、鄭、曹、莒之君於薄(衛地，今河南長垣東)，以重溫馬陵之好。季文子認為此舉無益，對範文子說：“德則不競，尋盟何為?”(同上。)楚國抓裝諸侯貳於晉”這一時機，采取拉攏與打擊相結合的方針，立刻與晉爭奪與國。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楚以重賂求鄭，鄭成公與楚公子成會於鄧(楚地)(此從《左傳·成公九年》。《史記·鄭世傢》載：“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於盟。”)。同年秋，鄭成公害怕晉攻伐，又親往朝晉。晉以其貳於楚，執之；又命欒書領兵伐鄭。楚令尹子重也立即舉兵伐陳以救鄭。鼕，子重又自陳伐莒，莒無備，渠丘(今山東莒縣東南)、莒(莒都，今莒縣)、鄆(今山東沂水東北)皆潰。楚軍進展順利。次年，即公元前581年，鄭人立新君(鄭成公子)，嚮晉表示不會因鄭成公被拘留而屈服。晉欒書說：“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左傳·成公十年》。)遂會齊、宋、衛、曹伐鄭，鄭賂晉請和，晉釋鄭成公回國。
晉對鄭成公的親楚行為無可奈何。
由此可見，楚共王“少主社稷”，依靠子重等一班舊臣輔佐，雖霸勢轉衰，但仍遵循先君北上爭霸路綫，繼續與晉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保住了大國霸國的地位。
二、第一次弭兵之會(宋西門之盟)
從公元前591年楚莊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間，晉、楚一方面進行激烈的爭奪，另一方面由於雙方實力下降，已開始進行和平試探。
從晉國來說，與楚爭奪，雖有時稍占優勢，但自從公元前583年(晉景公十七年)，晉命魯歸汶陽之田與齊，已引起中小國傢的不滿。它雖然討好了齊國，卻侮辱了魯國，也使其他國傢“貳於晉”。次年，鄭成公主動來朝時，晉又橫蠻地拘留他，得罪了鄭國。公元前581年，魯成公朝晉，晉疑其親楚，不讓他回國。次年，魯成公被迫接受盟約後，纔準其回國。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
正當晉濫施霸威、諸侯多對之有二心時，秦與白狄也乘機伐晉。公元前580年，晉景公卒，子晉厲公立，為穩定局勢，爭取與秦和好，於是晉、秦約定會於令狐(晉邑，今山西臨猗西)。據《左傳·成公十一年》載，晉厲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於王城(秦邑，今陝西大荔東)。兩國夾河而盟。秦大夫盟晉君於河東，晉大夫盟秦君於河西。秦桓公回來後就背盟，與白狄謀劃伐晉。所以，晉已力不從心，鄭、魯受辱，其他各國貌合神離，存有二心，秦始終抱敵對態度，白狄又時來犯，與楚爭霸已感不支，開始轉嚮與楚弭兵。
從楚國來說，楚莊王卒，楚共王年幼執政，霸勢轉衰，原中原與國，紛紛倒嚮晉一邊。子重等一班舊臣雖竭力維持，但與晉爭奪往往處於被動。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強敵面前，不顧國傢利益，伸手要賞田，目的未遂，又貪婪侵占，終演成內亂。據《左傳·成公七年》載，楚圍宋之役後，令尹子重請取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屈巫，申縣之尹)認為“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楚莊王接受了這一意見，沒有把申、呂賞給子重。子重對申公巫臣懷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這樣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於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齊國之機，攜帶夏姬去齊，適逢齊在鞍之戰中被晉打敗，申公巫臣就奔至晉，晉任以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後，子重(令尹)、子反(司馬)利用特權滅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傢財。申公巫臣怨恨，請出使到吳國，晉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吳國後，吳國國君壽夢非常高興。申公巫臣教吳人乘車和戰陣之法，使其叛楚。吳國從此開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東南)、伐徐(今江蘇泗洪南)、入州來(今安徽風臺)。“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通中原諸國)”。吳國日益強大起來，對楚國構成嚴重威脅。
晉、楚爭霸，直接受到禍害的是處於中間地帶的宋、鄭等中小國傢。這些國傢的統治者與廣大臣民一樣，也渴望和平，停止戰爭。第一次弭兵之會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晉景公十八年)秋，晉、楚在激烈爭奪的同時，已試探媾和。據《左傳·成公九年》載，晉景公視察軍府，面見楚俘鐘儀(公元前584年被鄭俘，鄭獻給晉)，與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談。範文子建議釋放歸楚，“使合晉、楚之成”。晉景公同意，“重為之禮，使歸求成”。這年鼕，楚共王也及時遣公子辰赴晉，“報鐘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晉景公又派大夫糴[艹/伐]聘楚，以“報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傳·成公十年》。）夏，晉伐鄭而釋鄭成公回國，這也是在晉、楚媾和氣氛中出現的舉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晉厲公元年)，宋卿華元得知晉、楚兩國使者互訪，謀求媾和，就主動出來斡旋，促成晉、楚結盟。華元本人與晉正卿欒書、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後奔赴楚、晉，“合晉、楚之成”(《左傳·成公十一年》。）其時，晉還謀求與秦結好，夾河而盟。經過華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晉厲公二年)五月，晉大夫士燮與楚公子罷、許偃達成協議，盟於宋西門之外，史稱“宋西門之盟”(“華元弭兵”)。盟約說：“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甾(災)危，救備兇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墜)其師，無剋[月乍]國。”(《左傳·成公十二年》。)盟成，衛、魯、鄭等國國君赴晉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瑣澤，晉地。）同年秋，晉遣[𠔌阝]至聘楚，“且[氵位]盟”；鼕，楚亦遣公子罷聘晉，“且[氵位]盟”，相互承認盟約。十二月，晉厲公和楚公子罷盟於赤棘(晉地)。宋西門之盟一時得到了貫徹執行。
三、鄢陵之戰
宋西門之盟，衹是晉、楚雙方暫時緩解激烈爭奪之舉，並未帶來真正的停兵與和平。晉國由於它後方面臨狄人與秦的襲擊，急需與楚作一妥協，然後轉嚮打擊狄、秦。秦自[餚殳]之役後，一直與晉不和。儘管晉主動求和修好，但往往一廂情願，為秦所不顧。所以秦、晉矛盾始終很尖銳。就在晉、楚宋西門會盟之際，秦就鼓動白狄攻晉。盟後，晉騰出手來攻狄，敗之於交剛(今山]西[阝顯]縣境)。晉為集中力量打擊秦國，於盟後次年，即公元前578年(晉厲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春，晉徵師於諸侯，並會齊、宋、衛、魯、鄭、曹、邾、滕之君於京師(《春秋·成公十三年)。夏，晉遣呂相(魏相)赴秦，歷數秦惡以絶秦，把責任推在秦國身上，以鼓動諸侯支持晉國，參與伐泰。呂相的絶秦書，開後來檄文之先河(《左傳·成公十三年》。）接着，晉厲公率晉國四軍(中、上、下、新)與上述各國軍隊聯合伐秦，敗秦軍於麻隧(秦地，今陝西涇陽北)，然後渡涇河，進抵侯麗(今陝西禮泉東)而還。時秦都雍(今陝西鳳翔南)，各國聯軍已深入到秦國腹地。曹宣公、成肅公(周大夫)皆卒於軍中，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同上)。可見這次戰爭規模是很大的，秦所受到的損失也是很重的，以至一時不敢與晉抗衡。
晉打擊秦的目的得逞，勢力更盛，中原諸國實為晉之屬國。楚恪守盟約，未及時援秦，已使自己被動。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鄭恃晉勢，公子喜(子罕)率軍攻打楚之親國許，為許所敗。鄭成公不甘失敗，馬上親領軍攻許，攻入外城，許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嚮鄭請和。
鄭如此欺凌許國，當然為楚難以容忍。所以楚國已考慮北上，打擊鄭國，與晉對抗。
據《左傳·成公十五年)載，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將出軍北伐，子囊(公子貞)說：“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說：“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共王支持子反的意見，遂率軍伐鄭，至暴隧(今河南原陽西)。接着又伐衛，至首止(今河南睢縣東)。鄭子罕反襲楚，取新石(楚邑，今河南葉縣境)。晉中軍帥欒書對楚意欲報復，韓獻子反對。這年鼕，晉士燮、齊高元咎、宋華元、衛孫林文、鄭公子[魚酋]、邾人會吳於鐘離(今安徽鳳陽東稍北)。吳始參加中原諸國盟會。顯然，晉與各國與吳相會，目的就是把予頭指嚮楚國，特別是鼓動吳抗楚。許在此形勢下，害怕鄭國再次討伐，就請求遷到楚國。楚共王同意，遂遣公子申“遷許於葉”(今河南葉縣南)。許從此成為楚國附庸，其舊地為鄭所有。
楚與晉抗爭，焦點仍在爭鄭、宋。故楚對鄭除攻伐外，又采取求和的方針。伐鄭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陽北)遣公子成赴鄭，以汝陰之田(今河南郟縣、葉縣間)求和。鄭獲利，即叛晉，鄭子駟與楚共王在武城結盟。楚對鄭一打一拉，取得成功。同年夏，鄭子罕領兵攻宋，先宋軍敗鄭於[氵勺]陂(今河南商丘、寧陵間)；繼而宋軍驕而不警，又為鄭敗於[氵勺]陵(今寧陵南)。鄭背晉，又敗宋，顯然是楚北進的重大勝利，晉也當然不會置之不理。所以當鄭伐宋不久，晉國君臣就準備興師伐鄭。《左傳·成公十六年》載：“晉侯將伐鄭。範文子(士燮)曰：‘吾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晉一方面出動四軍(上、中、下、新)，一方面派人前往衛、齊、魯乞師，參加作戰。
鄭國君臣聞訊，即嚮楚告急。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鄭。以司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統領三軍，並會同蠻軍，疾速進軍，以救鄭。
五月，晉軍渡河，聞楚軍將至，範文子欲返，欒武子主戰。六月，晉、楚兩國軍隊遇於鄢陵。晉臣大都主戰，唯範文子仍不欲戰，主要是晉國內部矛盾已日益尖銳，故寧可“釋楚”而緩解“內憂”(楊伯峻《春秋左傳註》：“晉國大臣大多數主戰，唯士燮始終主退。
士燮見厲公驕侈，群臣不和，如戰而勝楚，內憂益滋，故欲釋楚以緩和國內矛盾，非懼戰敗也。”)。但兩軍已相遇，一解即發，範文子已無法控製局勢。
甲午日晨，楚軍逼近晉軍營壘布陣，晉軍吏驚恐。欒書說：“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𠔌阝]至說：“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指子反、子重)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各顧其後，莫有鬥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剋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厲公采納[𠔌阝]至意見，統軍迎戰。兩軍對陣，楚共王登上巢車(樓車)，望晉軍，並讓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晉伯宗之子。伯宗在晉被害後，伯州犁逃來楚國，時任大宰。)進行“戰禱”。晉厲公則讓苗賁皇(苗賁皇，楚鬥椒之子。鬥椒在若敖氏叛亂中被楚莊王所殺，苗賁皇畏罪逃到晉國，晉賜以苗色。)立其側。苗賁皇對晉厲公說：“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厲公采納這一建議，先攻楚之左、右軍，後攻中軍。晉將呂[釒奇]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來養由基，給他兩支箭，令其射呂[釒奇]。養由基一箭射中了呂釒奇]的頸項，呂[釒奇]伏於弓套而死。攜另一支箭嚮楚共王復命。楚共王不顧中箭疼痛，仍堅持指揮作戰。戰鬥從晨至暮，楚軍略受挫，但雙方勝負未定。楚共王决定明天再戰。子反派軍吏視察傷員，補充步兵與車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戰車馬匹，命令明日雞鳴時吃飯，整裝待命，投入戰鬥。晉苗賁皇也通告全軍作好準備，明日再戰，並故意放鬆對楚俘的看守，讓他們逃回楚營，報告晉軍備戰情況。楚共王聽到晉軍已有準備後，立即召見子反討論對策。子反當晚醉酒，不能應召入見。楚共王無奈，引軍夜遁。楚軍退至瑕(隨地)時，子反為子重所逼，畏罪自殺(同上。）鄢陵之戰雖然是晉、楚爭霸的繼續，但它畢竟是弭兵運動過程中的插麯，和過去激烈的爭霸戰爭迥然相異。戰之前，晉遣使至齊、魯、衛諸國“乞師”，但戰之日，齊軍始至，魯、衛之軍則剛從國內動身。臨戰時，晉軍內部是戰是和，意見不一。楚軍少挫，與晉勝負未分，楚共王就悄然退兵；而作為中軍主帥的司馬子反，竟臨陣醉酒，在戰爭史上實屬罕見。至於戰鬥中，晉將[𠔌阝]至見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趨風”，脫下頭盔，快步趨前，嚮楚共王表示恭敬。[𠔌阝]至與另一晉將韓厥明明可以追獲鄭成公，卻故意放掉，更富有戲劇性。這些跡象表明，晉、楚一方面在打，另一方面則仍以和為重，雙方都留有餘地(《左傳·成公十六年》。)。
由於晉、楚在鄢陵之戰中持鄭重態度，故晉爭鄭服鄭問題並未解决。戰不久，晉即在沙隨(宋地)重會諸侯謀伐鄭，接着，晉、齊、宋、魯、邾等國軍隊伐鄭，繼而伐陳、蔡。鄭子罕出兵夜襲，宋、齊、衛三國軍隊被擊敗。次年，即公元前574年，鄭子駟主動出擊，攻晉之虛、滑(今河南偃師)，衛出兵援晉。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領兵戍鄭，助鄭抗晉。不久，晉厲公果然會周、齊、宋、魯、衛、曹、邾等各國軍隊攻鄭，楚子重率軍援救，晉等各國軍隊害怕，主動撤退。鼕，晉又會上述各國軍隊伐鄭、圍鄭，楚公子申率軍救鄭，各國軍隊又畏楚強而退(左傳·成公十七年)。鄢陵之戰為爭鄭而起，但晉並未徵服鄭，戰後又多次伐鄭，楚亦多次出兵救鄭，可見鄢陵之戰衹是晉、楚的一次正面衝突，並未展開决戰，戰後雙方實力未減，仍保持着兩強並霸的態勢。
四、晉悼公復強與楚爭霸失利
晉自公元前589年鞍之戰後，[𠔌阝]氏勢力大長，在鄢陵之戰的前一年，即公元前576年，三[𠔌阝]([𠔌阝][釒奇]、[𠔌阝]、[𠔌阝]至)對“好直言”(嚮執政進直言)的大夫伯宗“譖而殺之”(《左傳·成公十五年》)，其子伯州犁被迫奔楚。鄢陵之戰即將揭開，中軍副帥範文子已察見晉厲公驕奢，群臣不和，一直主退，以防內憂日滋。鄢陵戰後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4年，晉厲公見[𠔌阝]氏、欒氏、中行氏權重，想全部除掉，遂使其外嬖之臣(寵臣)胥童、夷陽五(夷羊五)、長魚矯殺三[𠔌阝]。劫持欒書、中行偃於朝，晉厲公不殺，仍復其職位。欒書、中行偃見[𠔌阝]氏被殺，害怕遭受同樣命運，乘晉厲公遊於匠麗氏(居翼的寵臣)時予以拘留，接着又殺了胥童(《左傳·成公十七年》。）第二年，欒書、中行偃殺晉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不以君禮葬(《左傳·成公十八年)。杜註：諸侯葬車七乘。晉厲公僅葬一乘，故“不以君禮葬”。）欒書、中行偃殺晉厲公後，使人迎晉襄公十四歲的玄孫周子(子周)於京師(洛邑)，立為國君，是為晉悼公。
晉悼公是一位年青有為的君主，據《左傳·成公十八年》載，他即位後，“始命百官，施捨、己責(賜予並免除百姓對國傢的拖欠)，逮鰥寡，振廢滯(起用被廢黜淹滯的舊貴族)，匡乏睏(救濟貧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僉欠]，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社會矛盾一時緩和，政治亦迅速趨於穩定，“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晉悼公與楚爭霸，首先進行爭宋。原來宋在鄢陵之戰前一年，宋共公卒，司馬蕩澤(唐山)為削弱公室，殺公子肥(此從《左傳·成公十五年》。《史記·宋世傢》作“殺太子肥”。楊伯峻《春秋左傳註》以為此肥，似為宋共公太子，“應嗣位而尚未即位”。)。右師華元使司徒華喜、司城公孫師帥國人平亂，殺蕩澤。左師魚石、大司寇嚮為人、少司寇鱗朱、大宰嚮帶、少宰魚府等宋五大夫與蕩澤同為桓族(宋桓公之後)，懼而奔楚(《左傳·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夏，鄭乘晉厲公被殺、晉悼公初立之機攻宋，至曹門(宋西北城門)，又會楚軍取朝郟(今河南夏邑)。楚、鄭聯軍進而攻占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使奔楚的宋魚石等五大夫居此，並以三百乘兵力幫助戍守。秋，宋派老佐、華喜率軍圍城，力圖奪回。鼕，楚子重再度伐宋，以救彭城。宋華元赴晉告急求援。中軍將韓厥說：“救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指抑止楚國)，自宋始焉。”(《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悼公於是統軍救宋，楚軍撤退。
公元前572年(楚共王十九年)，晉以欒[厭/黑〗]領軍，與宋、魯、衛、曹、莒、邾、滕、薛等國組成聯軍，為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投降，晉國把他們安置在瓠丘(壺丘，今山西垣麯東南)。
齊國未參加聯軍，晉即進行討伐，齊被迫以太子先為質於晉。這年夏，晉韓厥、中行偃又率齊、魯、衛、曹、邾、杞等國軍隊伐鄭，破鄭外城，在[氵育水邊打敗鄭國步兵。接着，晉等國軍隊又乘勝南下，進攻楚國的焦、夷(均在今安徽亳縣境)和楚的盟國陳。晉悼公和衛獻公還駐於戚(衛邑，今河南濮陽北)，以為聲援。秋，楚子革救鄭，並攻打宋之呂、留二邑。鄭大夫子然亦攻宋，取宋地犬丘(今河南永城西北)。次年，楚共王為爭彭城，命鄭攻宋，但鄭一國作戰，無結果。至此，楚聯鄭兩次攻宋，均未奪回彭城。晉悼公初立，即大會各國援宋奪取彭城，又迫使齊服，可見晉國內穩定，國勢復振，楚國則轉嚮被動不利。晉爭宋問題解决後，立即把矛頭對準鄭國。
鄭一直親楚，但楚失彭城，宋五大夫投楚又被迫降晉，故鄭國內部對楚、晉政策發生動遙
《左傳·襄公二年》載：“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據杜註，其意謂鄭服於楚，楚對鄭需求過甚，鄭不堪負擔，故子駟欲改臣服晉。其實，從楚或從晉，都得承擔需求，子駟的本意就是擔心從楚怕得罪晉國，不如改從晉以避免被動。鄭成公不同意，以為楚共王為救鄭而傷目(指鄢陵之戰)，“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棄其功背其盟誓)”(《左傳·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七月，鄭成公卒，其子鄭僖公立。晉乘機攻鄭，鄭諸大夫欲從晉，執政大臣子駟奉鄭成公言，未同意。這年，晉兩次會宋、魯、衛、曹、邾、齊、滕、薛、小邾(後四國是第二次與會)等國大夫於戚，决定在虎牢(鄭地)築城以逼鄭，鄭於是害怕而背楚事晉(《左傳·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夏，晉以鄭服，想進一步與吳修好，孤立楚國，晉悼公於是會周單公(單頃公)及諸侯於雞澤(今河北邯鄲市東北)。晉悼公還派荀會迎吳王壽夢於淮上，然“吳子不至”(《左傳·襄公三年》。）吳雖未莅會，楚之屬國陳則不堪楚令尹子辛(原令尹子重於這年春伐吳失敗而心疾發死)求索過度為由，主動請服(同上。）楚失宋、鄭、陳後，公元前568年(楚共王二十三年)夏，吳王壽夢派大夫壽越赴晉，解釋不會雞澤之故，並請修好。秋，晉等盟國就與吳王壽夢會於戚，晉以盟主身份，命各國戍陳以備楚(《左傳·襄公五年》。）楚共王為了改變對自己的不利形勢，重又與晉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陳自公元前570年雞澤之會背楚從晉後，楚國一直對它用兵不止。公元前568年，當楚出兵質問陳之叛楚原因，陳人回答說：“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同上。)楚共王立即殺了子辛。楚為失陳而殺令尹，這件事非同小可，故《春秋·襄公五年》鄭重記載：“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子辛)。”陳不理會，仍參與晉等國與吳戚之盟，故有晉命諸侯戍陳之舉。子辛被殺後，子囊為令尹。晉卿範宣子已意識到楚國絶不會輕易失陳，權衡得失，提出自己的見解：“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事，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左傳·襄公五年》。）主張放棄陳國，以免鞭長莫及，成為包袱。當年鼕，楚子囊即不顧諸侯戍陳，率軍攻陳。公元前566年(楚共王二十五年)，子囊又領兵攻陳圍陳，晉悼公雖又會宋、魯、陳、衛、曹、莒、邾等各國國君於[為阝](鄭邑，今河南魯山境)，謀救之，然陳人害怕，陳執政大夫慶虎、慶寅為使陳哀公從盟會中逃脫，就讓陳公子黃(陳哀公弟)被楚所執，陳哀公擔心國內另立新君，果然自會逃歸，背晉附楚(《左傳·襄公七年》。）鄭背楚附晉後，楚與晉爭鄭也一直很激烈。公元前566年[為阝之會時，鄭僖公赴會，至(鄭地)，為不願背楚之子駟所殺(同上。)。其子鄭簡公立，僅五歲。公元前565年(楚共王二十六年)，鄭子國、子耳攻蔡，楚子囊即為蔡伐鄭。鄭六卿不知適從，或主“從楚”，或主“待晉”(等待晉國救援)”(《左傳·襄公八年》。）子駟說：“民急矣(楚軍壓境)，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同上。)於是决定與楚和；但又怕得罪了晉國，又遣使告晉，說：“民知窮睏，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同上。)公元前564年(楚共王二十七年，晉悼公十年)，晉出動四軍會齊、宋、魯、衛等國軍隊攻鄭，鄭懼而請和，與各國盟於戲(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但晉以鄭盟詞說“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故“不得志於鄭”(同上)，復又會合各國軍隊攻鄭，因軍隊遠師疲勞，有歸志，衹得中途而回。不久，楚共王領兵來攻鄭，鄭子駟不顧對晉“口血未幹而背之”(《左傳·襄公八年》)，又與楚和，盟於中分(鄭都城中裏名)。鄭在晉、楚激烈爭奪下，衹得采勸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的政策。
子駟這種兩面應付政策，固然是晉、楚所逼不得已之舉，但既兩面應付，也必然招致雙方不斷的打擊與勒索，使鄭國疲於奔命，蒙受巨大的災難。公元前563年，晉悼公會各國伐鄭，駐軍於牛首(鄭邑，今河南通許北)。鄭子駟原與尉止有隙；子駟又作田洫，使司氏等四族喪失了田畝，於是尉止與司氏等五族作亂，殺子駟，子西、子産、子等率衆平亂，子孔繼掌國政。這時，晉等國來攻，又築虎牢城(當在原來基礎上擴大或加固)而戍之，鄭被迫與晉和。在此同時，楚令尹子囊率軍來救鄭，與晉等國軍隊“夾穎而軍”(《左傳·襄公十年》。）鄭見晉等國不會戀戰，又與楚盟。晉等無奈，率軍撤退，楚軍亦還。公元前562年(楚共王二十九年，晉悼公十二年)，鄭國諸大夫對此局面已極其憂慮，想尋求一條出路。他們認為：“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闢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左傳·襄公十一年》。)楚、晉相爭，鄭諸大夫已感到“楚弱於晉”，與其兩面應付，不如與晉固結，總可以減輕一些負擔。這種政策，顯然是原來子駟兩面應付政策的重大轉變。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選擇以“惡宋”為突破口，故意嚮宋挑釁，以引發晉、楚相爭，“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同上。）這年夏，鄭果然嚮宋挑釁，晉悼公即會各國伐鄭、圍鄭，鄭請盟，秋盟於亳北(今河南鄭州北)。楚聞訊，嚮秦國求助，楚共王於是領楚、秦聯軍伐鄭，鄭簡公迎接，與楚、秦聯軍一起伐宋，以激怒晉國。晉果然惱怒，遂“悉師(晉與各國軍隊全部出動)以復伐鄭”(《左傳·襄公十一年》)，聲勢浩大。鄭又派人赴楚，告之“將服於晉”(同上。）楚共王無奈，怒而執鄭國使者，卻不敢出兵與晉等國軍隊對抗。鄭賂晉以兵車百乘，悝、觸、蠲三樂師，歌鐘二肆，女樂二佾。晉悼公以樂之半賞賜給魏絳，表彰他對幫助自己和戎與爭霸之功(同上。）次年，楚雖聯秦伐宋，“以報晉之取鄭”(《左傳·襄公十二年》)，但已無濟於事。晉悼公與楚共王爭霸，明顯地占了上風，鄭大夫作出“楚弱於晉”的分析已為歷史所證實。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楚共王疾，他自以無德，少主社稷，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請謚為“靈”或“厲”(皆惡謚)。卒後，子囊說：“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徵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左傳·襄公十三年》。）楚共王臨死前自感慚愧，要臣下給予惡謚，這種自責精神，說明他未忘記先祖霸業。子囊寥寥數語，既充分肯定了楚共王的霸績，也指出他失而知過，看來是十分中肯的。
過兩年，晉悼公卒。晉、楚爭霸從此轉入尾聲。
五、第二次弭兵之會(宋蒙門之盟)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晉悼公卒，子晉平公立，晉、楚關係史，乃至我國古代春秋史，已進入了新的階段。
晉平公新立，為確立霸主地位，即於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會宋、魯、衛、鄭等國國君於溴梁(今河南濟源西)。齊靈公不至，僅派大夫高厚赴會。晉以邾、莒侵魯，又通齊、楚，執兩國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傳·襄公十六年》。）許原已被楚遷於葉，這時見晉勢強盛，許靈公棄楚從晉，遂請遷於晉，許國大夫則反對，晉於是伐許，並進而攻打楚國，以報宋楊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為報晉取鄭，聯秦攻宋，進駐楊梁(今河南商丘東南)。楚公子格率軍與晉軍戰於湛阪(今河南平頂山市西北)，楚軍失敗。晉軍接着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許未遷，復又伐許而還(《左傳·襄公十六年》。）這是楚康王、晉平公時雙方發生的一次較大的戰爭，但這次戰爭也衹是局部性的，晉以自己一國之軍獨進，楚亦未出動主力，且許請遷晉並未實現，所以對雙方影響不大。
此後，晉、楚間又出現弭兵運動。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隨着晉、楚雙方與各國形勢的發展，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
晉國早在晉景、厲公時期，內部矛盾就很尖銳，晉厲公本人就是在統治集團內部傾軋中喪命的。晉悼公立，政局一時穩定，但他是依靠網絡貴族與對外爭奪，纔得以維持其統治的。
晉悼公復強，時僅十六年。卒後，國內矛盾迅速暴露出來。公元前554年(晉平公四年)，晉中軍帥荀偃卒，晉平公以範宣子為中軍帥，主國政。過二年，欒卒，其妻欒祁(範宣子女)與傢臣私通，懼子欒盈，嚮其父範宣子誣陷欒盈將作亂。欒盈好施捨，頗得人心，範宣子聽信了欒祁的話，就逐欒盈，殺其黨十人(皆晉大夫)(《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先奔楚，後奔齊。公元前550年(晉平公八年)，欒盈在齊莊公幫助下，潛入麯沃(欒邑)，因得魏紓掩護，晝入晉都絳(今山西侯馬市)。範鞅挾持魏紓入宮，欒氏孤立無援。範宣子焚“丹書”(《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杜註：“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楊伯峻《春秋左傳註》：“丹書，以紅色書於簡牘。”)，使奴隸裴豹殺欒氏傢臣督戎。欒盈失敗，固守麯沃。晉國這次內亂，充分暴露了晉六卿(趙氏、魏氏、韓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專權，勾心鬥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晉平公聽命於衆卿，君權日弱。欒氏雖被鎮壓下去了(《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晉人剋欒盈於麯沃，盡殺盈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然晉卿大夫之傢權力日重，公室日卑，國力下降。
晉國的外部形勢也日益陷於被動。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範宣子為政，徵諸侯之幣重，鄭子産致書範宣子說：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即子産)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傢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指晉)，則諸侯罰若吾子賴之，則晉國罰晉國貳，則子之傢壞，何沒沒(昧昧)也!將焉用賄?(《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範宣子衹得減輕諸侯之幣。範宣子死後，趙文子(趙武)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明晉對從國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鄭子産致書抨擊。晉為了改善與各國關係，也一再減輕各國進貢數量，申之以禮，藉以緩和與盟國的緊張關係。
晉雖一直希望與秦修好，而秦則始終親楚而敵晉。在楚、晉相爭中，楚幾次得到秦軍援助，使晉受到極大的壓力。公元前559年，晉會同中原各國軍隊大舉攻秦，至涇(涇水，或涇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後雖渡過涇水，但晉下軍帥欒[厭/*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東歸。中軍帥荀偃無奈，衹好命令全軍撤退。此役勞而無功，晉人稱之為“遷延之役”(《左傳·襄公十四年》。）秦親楚與晉為敵，對晉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晉對齊雖采取謹慎與拉攏政策，但齊國一直把矛頭對準晉之與國魯，從而引發與晉的直接對抗。從公元前558年(晉悼公十六年)起，齊連年攻魯之北鄙，並使邾攻魯之南鄙，還公然不與晉之會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會)。公元前555年(晉平公三年)，晉聯合魯、宋等盟國大規模地攻打齊國，圍齊都臨淄，東侵及濰水，南略及沂水(《左傳·襄公十八年》。)。齊被迫與晉講和。公元前550年(晉平公八年，齊莊公四年)，齊先助晉欒盈返晉，繼而出兵伐晉，深入晉國腹地，及聞欒氏敗，纔收兵而歸。次年，晉會各國將伐齊，齊乞師於楚，楚康王即“伐鄭以救齊”(《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晉平公十年)，齊莊公被崔杼殺，齊景公新立，晉等又乘機伐齊，齊又被迫賂晉請和。晉、齊雖和，但齊的威脅依然存在。
晉平公即位後，面臨國內矛盾重重、國外楚、秦、齊威脅，屬國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變政策，對屬國以禮相待，減輕求索，並進而考慮與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戰失敗後，已漸走下坡路，與晉爭奪與國時，往往處於劣勢。在此同時，楚國國內的社會矛盾和鬥爭也日益尖銳復雜。楚在鄢陵之戰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惡”(指令尹子重與司馬子反)(《左傳·成公十六年》)，內部傾軋，指揮不力。其後，右司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左傳·襄公二年》)，對外受賄賂，在內又爭權，結果被殺。令尹子重卒後，繼任令尹的子辛，又對小國求索無厭，任令尹不過二年又被殺。此兩人被殺，《春秋》均予以醒目記載，反映了楚國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已達到了何其嚴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為了整肅政紀，曾對統治集團成員作了調整，“以靖國人”(《左傳·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員中，五人為公子，餘四人為世族，實際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間進行調節平衡，實現權力再分配。其間，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績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馮為令尹，子馮先徵求申叔豫意見，申叔豫說：“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多寵”，指的是公族大姓勢力強大，左右國傢政局；“王弱”，說明楚共王死了以後，王權也開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來，楚國政治還出現了一個突出的嚴重問題，即公族與世族及世族之間爭權奪利、相互傾軋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晉及其他國傢，為客國效勞。據《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聲子(公孫歸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談話中，詳盡地列舉了楚國自楚共王以來世族外逃，給楚國帶來嚴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晉、楚相爭實際，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他告誡子木：“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他希望楚國統治者勤賞、畏刑、恤民，實行禮治，再不要濫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國。蔡聲子的話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們不能不感到憂慮，轉而考慮與晉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吳叛楚後，楚、吳關係一直緊張。楚既北爭中原，與晉正面對抗；在東方又與吳結仇，更使自己陷於被動。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國為了打擊吳國，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習，挑選軍吏、士卒，大規模地進行東徵。結果為吳所敗，吳取駕(今安徽無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發而死。這年夏，晉會諸侯於雞澤，吳王壽夢未赴會，但過兩年，吳王壽夢則派使者去晉緻歉，請與晉及中原諸國通好。從此，吳與晉等結盟，進一步與楚為敵。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吳即乘喪攻楚，結果失敗。晉等國雖應吳請出兵攻楚，然因各國意見不一，結果中途作罷。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吳，吳軍不出，楚軍回還途中失去警戒，結果被吳自臯舟之隘攔腰截擊，楚軍不能相救，被打得大敗。子囊回來後不久就死去了，臨死前囑咐子庚(繼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築郢城以備吳(《左傳·襄公十四年》。《續漢書·地理志》劉昭註云：“江陵縣北十餘裏有紀南城，楚王所都。東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國兩任令尹均為戰吳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為訓，故一段時間內，楚持鄭重態度，再未貿然出擊。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經訓練成水軍後，纔出動水軍攻吳，但因不設賞罰，軍政不善，“無功而還”，此即為楚、吳舟師之役(《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鼕，吳召舒鳩(楚之屬國，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親自領軍討伐，舒鳩否認叛楚，楚康王領軍還。次年秋，楚令尹子馮死，舒鳩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軍攻討，吳軍來救，被楚軍打得大敗，遂滅舒鳩。鼕，吳王諸樊率軍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聯合秦軍伐吳，至雩婁(今河南商城東)，聞吳有備而還，轉攻鄭(《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見，自楚共王以來，晉聯吳攻楚，使楚面臨晉、吳北、東夾擊，已日益疲於應付，陷於睏境。楚康王雖力圖略吳，並取得一些勝利，但終無法擺脫吳的嚴重威脅。
綜觀上述，無論是晉國還是楚國，自鄢陵之戰後，國內政局不穩，盟國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離心日顯，都無力繼續發動大規模的戰爭，都想息兵罷戰，把原來的弭兵運動變成現實。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晉平公十年)，晉趙文子(趙武)執政，采勸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政策，就是基於對楚等國傾嚮於弭兵的分析得出來的。他對穆叔說：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這就是說，今後對各國減少勒索，和楚國停止武力相爭，轉嚮以“禮”相待，弭兵是可以實現的。趙文子不失為一位頭腦清醒、註重實際的政治傢。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會同陳、蔡伐鄭，鄭卿子産認為“晉、楚將軍，諸侯將和，楚王是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寧可讓楚國攻伐也不抵禦，從而讓弭兵願望早日變成事實。子産的這種態度，也不失為一明智之舉。
宋國左師嚮戌也認識到弭兵已是大勢所趨勢，他本人又與晉趙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遂於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晉平公十二年)，先至晉提出弭兵問題，趙文子與諸大夫商議，韓宣子說：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艹/甾]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之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晉國同意。至楚，楚國亦表示贊同。至齊，齊人先猶豫，後考慮到晉、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國傢，都表示贊同。於是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晉卿趙文子與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齊、魯、衛、陳、蔡、鄭、曹、許國大夫盟於宋都商丘蒙門(東北門)。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傳》未記其代表出席會議，可能與遠處西陲，交通不便有關。據《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各國隨來軍隊以籬笆編織為墻，不為壘塹，以示友好。晉、楚軍隊分處北、南兩頭。經嚮戌斡旋，晉、楚雙方達成協議，規定“晉、楚之從交相見”，即晉之盟國要朝楚，楚之盟國要朝晉，奉晉、楚為共同霸主；秦、齊亦大國，秦不朝晉，齊亦不朝楚。邾、滕分別為齊、宋之屬國，故不與盟。
盟會期間，雙方明爭暗鬥，氣氛很緊張。晉人見“楚氛甚惡，懼難”，甚至作好撤退準備。
在歃盟時，“晉、楚爭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晉臣叔嚮(趙文子副手)委婉地勸趙文子“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於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會，亦謂“嚮戌弭兵”或“宋蒙門之盟”。
次年夏，齊、陳、蔡、北燕、杞、鬍、瀋、白狄等國國君朝晉；鼕，魯、宋、陳、鄭、許等國國君朝楚(《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門之盟得到認真貫徹執行，標志着弭兵運動的成功。
宋蒙門之盟是宋西門之盟的繼續。如果說宋西門之盟是弭兵運動的先聲，那麽，時過三十餘年後的宋蒙門之盟，弭兵運動則終成事實。此後一段時間內，中原地區未發生過大的戰爭，這顯然是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會，畢竟是晉、楚平分霸權的産物，“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宋、鄭等國“僕僕於晉、楚之廷”、“苦於供億”(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負擔同樣是很沉重的。
第二次弭兵之會是春秋歷史的轉折點。此後，晉、楚爭霸基本結束，楚轉嚮與吳爭戰；晉與齊、魯等國一樣，國內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公室日卑，卿大夫之傢日盛，奴隸製逐步嚮封建製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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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弁言 | 敘言 | |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歷史與文化 | 第二章 商周時期楚國的建立與發展 | | 第三章 春秋時期楚國的崛起 | 第四章 楚成、穆王爭霸中原 | | 第五章 楚莊王立威定霸 | 第六章 晉、楚並霸與弭兵 | | 第七章 吳破郢與春秋末楚國的復興 | 第八章 春秋時期楚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生産關係的産生 | | 第九章 春秋時期楚國文化的發展 | 第十章 戰國初楚國的內外形勢與吳起變法 | | 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統治時期楚國的鼎盛 | 第十二章 戰國中後期楚國的逐步衰落 | | 第十三章 楚國的敗亡 | 第十四章 戰國時期楚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 | 第十五章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的重大成就 | 第十六章 楚國民族關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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