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 》 梁启超传记   》 报界先驱      落榜生5 La Bangsheng

　　他们游走于上层士大夫中间，奔走于各个衙门之间，寻求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动员社
　　会，创办报刊，开办新社会团体，来组织联络维新人士。此时，梁启超的任务是宣传组织办学、办报，动员社会，从此他的思想更为新颖，更为激进。
　　1895年6月27日，《万国公报》创刊。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份报纸，社址在北京城南玄武门外后孙公园，双日刊，每册有编号。《万国公报》由康有为出资创办，梁启超、麦孟华负责编辑。
　　《万国公报》的内容一般是介绍西方知识学说，宣传变法思想、“富国”、“养民”、“教民”之道。发行时，王公大臣均觉得惊骇，然两月之后，渐知新法之益。与此同时，随“官报”免费赠送的报纸，慢慢增至一千份、三千份，影响逐渐扩大。
　　随着舆论宣传的高涨，强学会成立的条件逐渐成熟。7月，强学会成立。内阁学士孙家鼐为名誉会长，工部主事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翰林院编修丁玄钧、张孝谦为总董，会集了一批当时在宫廷内外都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成为当时社团学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
　　10月，《万国公报》并入强学会，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会刊。仍为双日刊，每刊十页，开始向订户收费银三钱，继续宣传维新思想，鼓动变法。这个阶段，梁启超身为主笔，撰写了颇具影响力的《强学会序》，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强学会序》应为这一时期梁启超思想的集中体现。
　　《强学会序》由康梁共同执笔，描述了中国被侵略的触目惊心的情景，令读者听后无不泪流满面，悲愤激扬。它提出“变者存，不变则亡”，希望统治者吸取印度惨遭瓜分的教训，利用维新人士，实行变法，救亡图存，号召爱国士大夫利用维新人士，精诚合作，改革图强，开展维新运动以挽救国家于危难。《强学会序》是一篇动人心弦、鼓吹维新救亡的政治宣言，读之者为之泪下，很多人受到感动，振臂而起。它引起了开明士绅的注意，初步打开了封建士大夫的闭塞思想。
　　强学会是一个集政治文化为一体的双重性质的社会团体，它一方面创办报纸、翻译西书，建立图书馆，购买仪器，用以开发民智。另一方面联络维新人士、开明士大夫，利用集会演讲来宣传变法思想，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它打破了中国民众不得私自集会的禁令，令广大民众耳目一新，莫不惊骇。因此，引起了封建顽固派官僚的仇视和敌对。
　　1896年1月，清政府下令封闭强学会并禁止其一切活动。《中外纪闻》不得不停刊，后经梁启超和御史胡孚宸尽力周旋，将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专司译书报，由后党慈禧太后掌控，失去了原有的宗旨。
　　强学会被封之后，维新人士在上海另辟舆论阵地，原上海强学会成员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利用强学会剩余资金于1896年创办《时务报》，成为新的维新运动基地。和康有为商议之后，梁启超认为维新若要成功，必先培养维新人才，就要用舆论来唤醒国人，开启民智。随后，应黄遵宪等人的邀请，来到《时务报》任主笔，指导时务报社工作。
　　1895年，梁启超进京会试时，经过上海，就认为上海处南北交通之要塞，必为卧虎藏龙之地，想在此教书接纳同志，学习西文，由于进京应试能更有效广联志士，先到了北京。但上海给他流下了深刻的记忆。此次能够在《时务报》工作，终可一展抱负，故士气高昂，活力四射，激情四射，文章如炸雷般惊醒了封建士人，开始奠定其言论界骄子的地位。
　　《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旨，向国内外发行。《时务报》为旬刊，石印，每册约三万字，载有中外新学、论说、奏折等，可谓字字千金，笔笔含血，梁启超用自己带有感情的笔锋宣泄着自己的宏伟抱负，描绘着中国美好前途。这时，梁启超的言论达到高峰，《变法通议》、《与林迪臣太守书》等一大批优秀文章涌现，为维新运动提供着理论指导。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这一阶段思想的精华，它明确地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变法，怎么变法两大基本问题，成为戊戌变法的指导纲领。在其中，梁启超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批评封建顽固派官僚因循守旧，思想顽化不佞。针对如何变法的问题，梁启超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论述到，要真正图强，就要除旧布新，开民智，兴民权。另外，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不可能“一食永饱”的，指出“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永逸者必亡。”除变法通议外，梁启超还有五十余篇文章来讲解应对改革的各个方面问题，提倡君主立宪，学习英国、日本。这为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奠定了科学依据。
　　《时务报》的出版，吸引了广大知识界人士的眼球，呈风暴般的袭扫着海内外的每一角落，销量达万份，举国趋之，众口谈之，如饮狂泉。梁启超的文章平易畅达，说理透彻，自有一股魔力，吸引着每位读者的眼睛，震颤着每位读者的心灵，想有心人所想之事，但敢言别人不敢言之事，如雷鸣，如狮吼，如疾风骤雨，社会影响极大。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原因就是梁的文章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吹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此时的梁启超精力过人，才华横溢，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上海，《时务报》社址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梁启超之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与很多维新志士相距很近，由此结识一批社会名流，学到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知识及社会知识。当时，启超与友交往十分殷切，希望能多结同志，为维新培养人才。1896年八月，梁启超刚刚来到上海，急切认识友人，这段时光也是值得其回忆的日子。
　　14日，谭嗣同、宋刷汪康年、孙仲愚、梁启超会聚一品香，纵谈近日格致之学，大谈佛教，致力于佛学。
　　19日中午，宋刷吴嘉瑞、汪康年、胡惟贤、梁启超、谭嗣同、孙仲愚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
　　24日，吴嘉瑞、孙仲愚、梁启超三人来到徐园，品茶聊侃时政。园中花石盘绕，亭榭楼台，分外雅静。三人论佛说经，情趣大开。
　　28日，孙仲愚到时务报观拜访梁启超，交流思想。
　　9月18日，梁启超登上南去的轮船，回乡省亲。凌晨一点，轮船起航，这时，北风肆虐，云帆直挂，船速增快，令人心情大爽。启超在船上日思难眠，于是给汪康年致书信一封，商讨《时务报》报社之事。
　　三日后，轮船抵达广州。拜访故友，随后回家茶坑，行孝子礼，和家人团聚，伺候父亲，享受天伦之乐。
　　11月，梁启超来到澳门，与康广仁商办《知新报》，一心扑到办报事业上。
　　12月，梁启超辞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外交参赞，一心办报。随后，李惠仙挟女儿和王桂荃来到上海，小夫妻久别重逢，甚为欢乐。
　　不久，章太炎来到《时务报》担任撰述，《时务报》趋于完善，开始展现其维新风姿。
　　《时务报》影响的扩大，使得梁启超声名雀起，令一些高官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在清廷颇有影响的人物也竭力相邀。1897年初，梁启超拜访张之洞，此时的张已是洋务派的实际领导，握有一方军队和经济大权。然他一听到梁启超来访，破例大开武昌城正门，甚至以鸣炮欢迎，当幕僚提醒只有迎接钦差和督抚才能鸣炮时才作罢，不过仍以厚礼接待。当天恰至张的女儿出嫁，客来客往，张竟丢下众客与梁启超畅谈至二更。使得梁启超视之为知己。
　　梁启超在主编《时务报》时期，还参与了筹划和积极支持了澳门《知新报》、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的创办活动，制定办报方针、撰写序言、稿件等。同时还倡导及组织不缠足会，农学会，倡办女学堂，俨然成为言论界和不缠足会及其他学会的首领，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严复曾经评价梁启超说“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1897年6月，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不缠足会，放足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不久，入会者络绎不绝，各地分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放足的兴起引起了一些人疑义，认为缠足旧习已久，“恐女子不缠足，异日或难于择配。”梁启超在《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婚配。故特设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溅广，革此浇风。”
　　不缠足会会务原由汪诒年代理，后因会事迅速发展，会务繁重，而汪处事太多，随移交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不缠足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不缠足会和各种学会的发展吸引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他
　　在7月21日给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要求“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赠银元五百元，已交汇号。”用来窃“维新之貌”。
　　1897年冬，梁启超又与经元善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建造校舍，于第二年夏招收女学
　　生，成立女学堂，真正“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可是，《时务报》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内部的矛盾。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梁启超与汪康年时有摩擦，而黄遵宪与汪康年素有微嫌，争议不断。1897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知耻学会序》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大骂梁狂妄荒谬，禁止该期报刊在其辖地发行，随后又指使汪康年向梁启超施加压力，抑制梁的言论，甚至随意删改梁启超的文章，使得梁无法继续在此工作下去。与此同时，黄遵宪与汪康年的矛盾更加激烈，受到汪的排挤，被调任湖南盐法道并代理湖南按察使。就在这时，湖南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谭嗣同等筹办时务学堂，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于是邀请他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离沪奔湘，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
　　随着梁启超在时务报的发展，他的思想逐渐完善，特别是没有康有为的影响，使得梁启超摆脱了康有为固有思想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独立登上政治舞台，担负起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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